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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1550—1750年间，随着西欧国家在美洲殖民活动的展开，涌动的洲际移民潮随之兴起，北大西洋移民体系亦生机勃勃。人口流动的季节性、跨地区性、跨国性和跨洲性等，都表明了其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天然联系。在每个移民体系下，虽然处于中心地位的城市日益勃兴，但整体上的城市化却步履蹒跚，甚至还有反复。究其根源，幼小的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处于封建专制夹缝中缓慢成长的工场手工业。这种工业动力来源的季节性、生产环节上的分散性、交通条件、战争和自然灾害以及封建专制法规等因素，都决定了这个时代人口流动的水平、规模和空间范围等方面的有限性。
关键词：新航路；殖民地；市场经济；人口流动
作者简介：梁茂信（1959—），男，陕西合阳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世界近现代史和美国史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编号：NCET-040312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8)04-0137-08 收稿日期：2007-11-22
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在新航路开辟之后欧洲区域经济重心的转移和市场经济（也即资本主义）发展等诸多方面存有广泛共识，然而，对于作为反映市场经济发展晴雨表的人口流动却鲜有论述。人口特别是劳动力作为经济生活中最具创造性的要素，其空间流动是改善并实现与其他生产要素合理配置的必然途径。如果缺少这个环节，市场经济实难运转，也无法完整地勾勒世界近现代史上的经济发展。有鉴于此，笔者拟浅析近代早期西欧国家人口流动的特征，希望能为今后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一、大西洋移民潮的兴起
众所周知，新航路的开辟滥觞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对与亚洲开展贸易的渴望和孜孜不倦的追求。他们的成功也的确加速了此后世界历史的进程，其中，真正对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走向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是哥伦布开辟了通往美洲的新航路。虽然哥伦布矢志不渝地坚信自己到了亚洲，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航行拉开了西欧国家在美洲从事殖民活动的序幕，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洲际人口迁移。在欧洲移民到来之前，已在美洲生息繁衍了数万年的土著民族依然维持着其原始落后的游牧生活方式。由于他们身体免疫力差，在欧洲白人大规模到来之前，自然风力将欧洲人的各种病菌传播到美洲大陆，土著人几乎灭绝。例如， 1519年西班牙人踏上墨西哥时，土著人口达2500万，到1605年不过107.5万［1］（P7）。面对这种现实，欧洲人借用土著人劳动力开发美洲的愿望化为泡影。而白人殖民者初到美洲后又与土著人因为争夺土地等自然资源而频频发生武装冲突，不仅每次交战中死伤的土著人不计其数，就是那些被俘者沦为奴隶后多数也被折磨而死。例如，西班牙人在中美洲先后捕获6万名土著人，后将其迁移到智利的矿区，结果途中因各种天灾人祸，到达目的地时只有800人［2］（P117-118）。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法国、荷兰和英国等为寻找新的劳动力来源，遂用种种方式鼓励欧洲移民。从已有成果看，从1493年开始，一直到1650年左右，欧洲移民美洲的进程十分缓慢，迁移到殖民地的西班牙人不过50万人，巴西的葡萄牙人只有7万多［3］（P403）。进入18世纪后，移民步伐有所加快，规模也更加庞大。更重要的是，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相继建立后，为加快经济开发，英国人竞相推出种种优惠政策吸引移民。北美肥沃广袤的土地资源，宽松的政治氛围和宗教自由等都成为吸引移民的有利条件。因此，在19世纪之前西欧各国中，英国的殖民地面积并不是最大的，但人口却是增长最快的。它在1630—1700年累计向北美和加勒比海移民37.8万人。此后，随着航海条件的改善，移民人数逐年递增，到18世纪末已达到150万人。同期，荷兰也有约25万人口分别流向今天的纽约、加勒比海和东南亚地区。值得一提的是，法国作为当时的殖民大国之一，其人口向海外迁移的规模却寥若晨星，在1600—1730年迁移到加拿大的法国人不过2.7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法国将海外殖民地视为王室财产，除贵族之外，黎民不得迁入。此外，在17和18世纪的殖民地争夺中，法国一直处于下风，并在1763年丧失了加拿大等大片殖民地。同时，支撑法国市场经济的工业基础十分落后，农业中的商品化生产缺乏生机。在小土地所有制之下，国民仍然被束缚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中。与此不同的是，尽管德国经济发展落后，但其人口流动十分活跃，在17—18世纪有12.5万到20万人先后迁移到北美洲，另有更多的移民流向匈牙利和荷兰等欧洲国家［4］（P119-121）。
从这个时期洲际移民的构成与特征看，大致表现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自由移民。他们大多来源于母国的上层社会，其中包括与王室关系密切的贵族、冒险家、商人和军人。他们经济条件优越，经商理政经验丰富，多数后来成为殖民地的管理者。第二个层面是契约工①。这类移民构成复杂，是1800年之前各类移民中最大的群体，其中除欧洲白人外，更多的是非洲的黑人。
就欧洲白人契约工而言，其来源多种多样。例如，从英国来看，有些是被英国政府驱逐的罪犯，有些是被拐骗的富家子弟，有些是期望移民但又无力支付越洋船费的贫困者、乞丐和无业游民，还有些是经过讨价还价、具有“超前消费”倾向的绅士和工匠。他们无论是自愿的或被迫的签约，都因贴有“契约”标签而被称为“非自愿”移民。他们前往北美的船费由殖民地代理或船运公司支付。到达殖民地后，作为回报，契约工必须服劳役五到七年，期满后获得自由，并同时获得一块土地或一笔资金的“自由费”［5］（P82-83）。由于这种方式简便实用，签约者能在短期内摆脱贫困或政治与宗教迫害的窘境，因而比较流行。估计在1630—1700年，来到北美的英国移民中有38万是契约工，其中2/3流向西印度群岛。与之相似的是“赎身工”，其中以举家迁移者居多，他们的交通费中有一部分或全部由签约公司或殖民代理提供。到达目的地后偿还所欠路费，否则由移民本人或一家之主充当契约工，其劳役年限依欠债多寡确定。通过这两种签订契约的方式迁移到北美的移民之多，占迁入切萨皮克湾移民中的3/4和18世纪迁入英属殖民地德意志移民的一半以上［5］（P85）。
由于契约工服役时间较短，服役期满后需要主人提供一笔自由费。这种特性促使许多雇主以极为残酷的方式剥削契约工，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榨取他们的劳动价值。结果，许多契约工在服役期间因积劳成疾而不治身亡，其比例之高，在加勒比海一些岛屿上高达50％到75%；另一方面，许多契约工在服役期满前逃之夭夭。在这种情况下，非洲黑人出现后备受青睐，并逐渐地被套上了奴隶制的枷锁。
在地理上，尽管非洲与欧洲互不隶属，但是非洲黑人移民美洲的过程却属于西欧国家殖民主义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惨绝人寰的“三角贸易”开始之后，数千万黑人被强制性地迁移到美洲各地。据统计，在这种肮脏的罪恶贸易中，先后从非洲被掳掠的黑人约1689.8万，有1165.6万人抵达目的地，流向英属北美和加勒比海的比例占26%，巴西37%，流向法国、荷兰和丹麦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的比例达到20%，15%流向西属殖民地，2.6%流向欧洲各国［6］（P591）。
不难看出，无论是欧洲移民还是非洲的黑人移民，其迁移滥觞于美洲土著人口的衰竭和欧洲白人开发美洲自然资源的必要性。当跨越大西洋的移民潮开始启动时，无论是自由移民还是非自愿移民，他们都是近代市场经济体系在欧洲萌生并向海外扩张的必然产物。换一个角度看，近代早期经济全球化的过程，特别是向美洲扩张的过程中，其表现形式首先是通过洲际移民来实现的。它所覆盖的范围内的人口和自然资源都被商品化了。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个体系中，劳动力就像资本和其他商品一样，是作为商品流通的，但未必是作为一种可以自由交换的商品……在许多殖民地开发中，构成资本主义赖以发展的基础是受到限制和奴役的劳动力，而不是自由劳动力市场”［2］（P16）。不难看出，18世纪前欧洲市场经济的萌动与发育过程中，移民作为劳动力在经济中的商品属性必然决定了其流动性。因此可以说，近代早期跨越大西洋的移民标志着具有流动性特点的“世界贸易体系”的初步形成［3］（P214）。
二、 区域性移民体系的形成
当成千上万的洲际移民纷纷漂洋过海的时候，西欧各国的地方性人口流动也日趋活跃，并形成了令人瞩目的移民体系，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地中海和北大西洋移民体系。地中海移民体系实际上由三个次级体系组成。第一个次级体系是位于地中海沿岸的阿尔卑斯山区。每年约有10万临时移民劳工巡回流动，从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托斯卡纳、科西嘉和厄尔巴岛迁入米兰、罗马和科西嘉等城市或其附近。来自阿布鲁齐山区和罗马北部的翁布里亚等地的劳工流向罗马和米兰等城市后，主要从事建筑、商业贸易和服务业劳动。相对而言，进入这些城市附近农村的移民来源比较庞杂，既有有家室有地的小农，也有居无定所的流浪汉，他们大多数通过中介或工头与雇方洽谈工作条件和工资。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这些农业劳工都是为补充家庭经济收入而迁移的发展型移民。第二个次级体系位于以马德里为核心的地区。该地区内每年有2.5万名从事农业耕种与收割的移民集体迁移，另一部分是来自西班牙西北部的加利西亚，其人数在1775年达到4万人。第三个次级体系从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经法国的朗格多克、普罗旺到马赛地区。由于该地区濒临地中海，地势平坦广阔，适合发展农业，每年吸引了大约3.5万名来自西班牙内地和法国比利牛斯山区、中央高原以及阿尔卑斯山区的季节农民劳工。他们大多数从事农业，收割粮食和蔬菜瓜果，或从事葡萄的耕种［7］（P78-79）。每年农业淡季，他们再返回家乡，如此年复一年地循环往复。西班牙境内之所以出现两个次级体系，是因为随着西班牙在海外殖民活动的升级，不仅移居海外的移民有所增多，而且，为保证殖民地的有效开发，西班牙不得不在欧洲和殖民地分别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结果国内劳动力供不应求。于是，西班牙人只好从法国南部及西南部招募了大批劳工，其中包括每年按照季节变化巡回迁移的农民、泥瓦工、木匠和手工劳动者。到17世纪初，西班牙境内的法国人达20万。因此有人说“法国劳工支撑着西班牙帝国”［8］（P29）。
第二个体系是自从17世纪中期以来久盛不衰的北大西洋体系，它实际上由三个次级体系组成。第一个是以荷兰阿姆斯特丹为核心的体系。自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后，荷兰积极从事海外殖民活动，并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相继建立了殖民贸易点，赢得了“海上马车夫”美誉。然而，对于荷兰人来讲，如果说海外殖民消耗了荷兰大量的人口，那么为维护海外殖民地和分散在各大洲的贸易点，加上战争和自然灾害等原因，消耗了大量的劳动力。这对于人口并不充裕的荷兰来说意味着很大的压力。1600年，荷兰人口不过150万，到1800年也不过210万［9］（P25），然而，1602—1795年，先后有100万海员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出海，其中至少有66万人终生未能回国，而且，由于海员不足，东印度公司不得不雇佣大量外籍人。到1720年，外籍海员占荷兰驶往亚洲船只上的海员的50%以上［7］（P108-109）。此外，在国内劳动市场上，当大批移民分别从荷兰北部和西部农业地区流向阿姆斯特丹的同时，成千上万的德意志移民，为摆脱贫困，纷纷来到当时工资收入增长较快的阿姆斯特丹地区。据研究，迁移到荷兰的移民人数之多，占德意志西北部人口的3%左右，有些地区甚至达到26%［5］（P13-14）。外来劳动力之多使阿姆斯特丹具有明显的外来特征。在17世纪50年代阿姆斯特丹成婚的女性中，有1/4到1/3的新郎是德意志移民［8］（P54）。与此并行不悖的是，随着海内外移民的迁入，阿姆斯特丹作为一个殖民贸易、国内经济与文化和政治的中心，其人口与日俱增，由1550年的3万人发展到1650年的17.5万人，到1700年达到20万人，其中除荷兰人外，还有佛兰芒人、瓦隆人、德意志人、葡萄牙人和法国的胡格诺教徒等，他们都变成了“真正的荷兰人”［10］（P50）。
第二个次级体系位于巴黎盆地。与英格兰相比，法国人口规模和流动人口数量均超过了英国，可是，法国的人口流动主要限于以巴黎市为核心的地区。在流入巴黎市的移民中，多数在公共岗位、贸易、建筑、小商业经营、运水工、体力劳动等各类服务机构工作。附近农村地区作为向巴黎提供蔬菜和农副产品的生产基地，在每年收割季节时也需要大量劳动力。因此，每年有大量农业劳动力从法国西部、中央高原以及阿尔卑斯山脉地区迁移到巴黎附近农村，从事粮食和蔬菜收割［5］（P9-10）。当时的移民数量之多，以至于18世纪的一位评论家说，巴黎工人中“几乎全是外地人”，木工来自萨瓦，运输工来自奥弗涅，搬运工来自里昂，石匠来自诺曼底，假发匠来自加斯科涅，鞋匠来自洛林［11］（P535）。
第三个次级体系位于以伦敦为核心的英格兰地区。追本溯源，一直到17世纪之前，英国是欧洲的一个人口较少、经济落后但具有潜在活力的国家。一方面，13世纪以来开始并且不断升级的圈地运动已经造成了国内大量流民的出现；另一方面，在17世纪之前，每年有2万多人分别从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流向在夏季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林肯郡和英格兰东部地区。在英国开始海外殖民地活动之后，英格兰人口的流动性更加活跃。他们多数集中在伦敦市及其周围的农村地区，从事粮食、蔬菜和牧草的收割。伦敦市作为英国的政治中心和最繁忙的港口城市，自然具有众多的就业机会。大量移民的迁入，伦敦人口迅速增长。在1550—1750年，迁入伦敦的人口达到100万［8］（P55）。在此期间，伦敦市的人口呈稳定增长之势，从1520年的5.5万增至1750年的67.5万，成为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7］（P124）。
从上述体系中可看出，第一，每个移民体系的规模及其生命力不仅取决于本国工商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与该国在海外殖民地开发过程中的移民规模呈正比关系，殖民地人口增长越快，市场潜力就越大，对母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就越发强劲。相应地，国内商业贸易和人口流动的活跃程度也就越高。第二，城市作为其所在地区经济、商业和文化中心，实际上也是每个移民体系的核心。例如，阿姆斯特丹是荷兰的中心，伦敦是英国的中心，巴黎是法国的中心。围绕这些中心所形成的移民体系，基本上反映了以工场手工业为核心的生产与商业贸易发展的地理分布特征。与此相一致的是，在流向这些地区的移民中不仅有大量的周边人口，而且还有跨地区性和跨国性的移民。尽管远距离移民的比例较低，但是作为人口流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发生与发展无疑构成了此后人口流动的主要特征之一。
三、 人口流动的类型与特征
如果深入上述移民体系内部，就不难发现，每个地区的移民体系中有着某些共性特征。从人口迁移的类型看，无论是来自城市附近的农村还是边远城镇，多数属于地方性流动。从1660—1730年英国南部和中部人口的流动性看，有迁移行为的男性移民占其总人口的63.2%，其中38.5%属县内迁移，17.4%为跨县迁移，7.2%迁移动向不明［8］（P30）。尽管远距离移民比例较低，但作为当时人口流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构成也值得关注。从现有资料看，远距离移民主要有四种类型：第一种是乞丐。例如，在英格兰东部诺里奇市的流民和乞丐中，迁移距离超过150千米的人数占总数的50%以上，还有些是来自伦敦、米德尔塞克斯、苏格兰和爱尔兰等地区。第二种是难民。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因宗教迫害而分别迁离西班牙的犹太人和法国的胡格诺教徒等就属于这一类。他们多数流向英国、荷兰、德国西部和瑞士等地区。同样，拿破仑战争期间，约有30万法国劳工的迁移距离达到250到300千米之间［8］（P76-77）。第三种是富有人口、专业人士、绅士、商人和资本家，也有按照教会或地方政府规定而迁移的人员。在英格兰南部，这种类型的移民的平均迁移距离为90千米左右。类似现象在巴黎也比较普遍［8］（P47-48）。第四种是雇佣兵。在16—17世纪由于欧洲战争与瘟疫频繁交叉，各国人口增长缓慢。在30年战争的最后10年间，各参战国遇到了兵员不足的严重问题。于是，一些参战国家开始从人口资源丰富的瑞士、波希米亚和德意志各邦国招募雇佣军。对于许多贫困青年来说，这是谋生的有效途径之一。例如，在18世纪末法国军队中1/6的军人是瑞士人。普鲁士国王菲特烈一世在位期间，他的军队中有 1/3 来自外国。在他退位后，外籍人数比例最高时占普鲁士军队的50%［12］（P20-21）。
在流动人口中，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移民，其主体是青壮年。他们无论是求学、从军、经商，或与父母团聚等，常年频繁流动，单身居多。在这种背景下，由于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一再推迟婚期，流动人口中的女性日益增多。例如，在1630—1730年，有迁移行为的女性占英国女性的63%，其中46.4%属于县内流动，17%属于跨县流动。此外，由于当时的工业主体是家庭手工业，一些家庭成员既是生产者，又是销售者，他们为推销自己的产品而在不同地区流动。因此对他们来说，“流动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8］（P30，32-33）。
从移民的流向看，有两大特点。第一是季节性。在比利牛斯山区、阿尔卑斯山区和法国中央高原地区、爱尔兰西部、比利时列日省和德国西北部，季节性移民十分活跃，因为贫瘠的土地、较高的地租和人口密度，迫使人们必须通过寻找新的收入来源补贴家用。同时，在轮耕制尚未盛行的农业生产方式中，人口与土地资源的配置日益失衡，每年农业生产的淡季，大量劳动力闲置。许多农民利用春耕到夏收之间的空隙外出打工。那些地理位置好、物产丰富、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能够提供较多的机会，尤其是在夏季收割时节，人手不足的农场主愿意高薪雇人，收割小麦、荞麦和燕麦等，而蔬菜瓜果等容易腐烂的经济性作物，因时效性要求较高，因而工资更高。这样，农民在农忙季节在家务农，农闲时期外出打工，每年按照季节变化往返于家乡与工作地之间。还有一些流动人口是因为家庭人口较多而常年外出打工，积攒财富，以备将来回乡购置房产等。另外，在城市和城镇，无论其人口规模如何，包括纺织和冶炼等所有工业生产仍然处于家庭作坊或工场手工生产阶段。生产能源的不稳定性和季节性也使得道路、街道和桥梁等公共设施建设、民宅以及商业建筑等很难在凛冽的冬季进行。在上述条件下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就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点。值得关注的是，农村的季节劳工中有两种形式的流动。第一种是个体雇工的流动。这类劳工在英国、法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比较普遍。他们年复一年地从一个村庄迁移到另一个村庄，每年所从事的劳动因为地点变化而有所不同。这类劳工占当时英国农业劳工的近1/3。此外，在1574—1682年从苏格兰边境到伦敦的63个教区的15—24岁青年中，有60%的人从事农业雇佣劳动。法国虽然不像英国那样突出，但类似现象的确存在。在法国阿图瓦20至24岁的人中间，70% 单身劳工都会在每年的任何一个时间内迁移［8］（P33）。值得注意的是，在来到荷兰的德意志劳工中，尽管有许多人去充当家庭佣人、海员、亚麻生产工人，或从事制砖、建筑、水利建设等方面的劳动，但是，由于17世纪中期荷兰的奶酪业出口需求日益增大，刺激了荷兰的养牛、牛奶、屠宰和畜牧业的发展。养牛的过程中，一般是夏季放牧，冬季育肥。用于饲料的牧草收割则集中在每年的6—7月份。当地劳动力不够，需要引进外地移民劳工，集中收割并且切割牧草。这样，德意志农民劳工改变了以往以个体流动为主的方式，通过本民族同胞中的“生产队长”与农场主达成协议，定期收割牧草或粮食作物［5］（P15）。这就是说，在当时的季节劳工中间还存在着第二种形式的流动——集体流动。现有史料表明，在1650—1750年英国的东南部地区、德国的威斯特伐利亚、法国巴黎西部以及地中海沿岸地区等，都出现了农民组成的规模不同的、按照季节迁移的集体收割队。他们根据收割季节变化，按照相对固定的路线，由南向北逐渐迁移。有学者因此指出：“在农业时代，收割劳工的集体迁移对每年的农业生产具有最为令人瞩目也至为关键的作用。”［8］（P41）
人口流向的第二个特点是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流动。尽管城市是当时劳动力流向集中的区域之一，但由于人口流动的季节性和循环性特点十分突出，多数年轻移民实际上只是准备打工挣钱，然后衣锦还乡。然而，许多劳工在循环往复的流动中，最终成为城市的永久性居民。这种转变经历了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体现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家庭，持续时间长短不一。一般说来，迁入大城市的移民中，举家迁移者较多，最终在城市定居的时间过程较短；而在小城市，这个过程持续较长，因为小城市人口少、经济规模小，就业机会总量较少，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相反，在一些大城市，不少移民定居后开设饭店、旅馆或商店等。当他们站稳脚跟后，其亲朋好友便接踵而来，由此引起链条移民。当然，无论迁入什么样规模的城市，人口流动对城市化的积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没有移民的迁入，很少有城市维持其人口数量。”［8］（P44-45）因此，到18世纪末期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网络在欧洲多数地区已经形成”［13］（P1-2）。当然，从人口的城市化水平来看依然比较有限。1500年，西北欧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为6%，1600年达到8.1%，1700年达到13%，1750年达13.8%。在各种类型的城市中，2万到5万人口的城市从1600年的87座增长到1700年的105座，相比之下，5万—10万人口的城市数量在1600—1700年停滞不前，始终保持为24座，此后到1750年才缓慢增至27座。20万—30万人口的城市数量由1座增加到5座，3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发展相对缓慢［14］（P110）。在各国中，英国的城市化发展最快，它在1500年、1600年、1700年和1750年的城市化水平分别是3.1%、5.8%、13.3%、16.7%。其他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先升后降的现象。例如，在1500年，荷兰的城市化水平就已经达到15.8%，1600年达到24.3%，1700年达到33.6%，此后开始下降，到1800年为20.8%。德国在1500年为3.2%，1600年为4.1%，1700年4.8%，达到1750年5.6%，此后开始下降，到1800年为5.5%。法国在相同的年份分别为4.2%、5.9%、9.2%、9.1%和8.8% ［4］（P36）。上述数据中，英国迅速增长而其他国家却先升后降，原因之一是英国不断拓宽海外市场，这已在前文中提到的北美殖民地人口增长中表现得十分清楚。此外，英国不仅最先在国内开始了众所周知的促成人口流动的圈地运动，同时也是第一个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和开展工业革命的国家，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工业比较发达的英国走在欧洲城市化的前列。相反，英国所出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在其他国家都不存在，或者说尚未形成一种合力作用的机制。例如，在很长的时期内西班牙和法国都是拥有殖民地面积最大的国家，可是两国并未在殖民地建立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而是母国封建自然经济的重复。相应地，西班牙和法国在国内也就没有建立起日新月异的工业基础。尽管其贸易比较发达，甚至在一段时期内处于盛势，但缺乏面向市场的经济和生产机制，因此缺乏长远的动力。此外，那些积极参与贸易的国家，例如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尽管不稳定，城市化水平有时停滞不前，或者波动较大，但是还是反映出商业贸易带来的活力，只不过这种活力对城市化的长远发展的作用十分有限。
四、 人口流动的制约因素
从上文中可以看出，在英国工业革命前，具有近代意义的人口流动已初步形成，季节性的巡回迁移、城市化、个人迁移在先家庭迁移在后的模式以及跨国性、跨地区性和跨越大洲的移民等，都显示出近代市场经济与人口流动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然关系。市场经济发展离不开必要的人口流动，人口流动在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又不断刺激着人口流动与市场经济共同向更高层次发展。需要说明的是，近代早期的市场经济依然在封建主义的桎梏之下艰难发展，相应地，人口流动也必然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首先，尽管近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开始向封建自然经济发起冲击，但因其发育不完善，“资本家阶层在17世纪还是一个大杂烩……还没有形成一个具有统治、支配和获利的某些权利、完全具有自觉意识的阶级”［10］（P18） 。处于主导地位的封建专制及其经济体制依然坚如磐石。封建专制仍然在通过种种法律阻挠人口的自由流动。对此，马克思指出：“现在的工人阶级的祖先，当初曾因被迫变成了流浪者和需要救济的贫民而受到了惩罚。”［15］（P262）这种惩罚性的政策手段之多，实施范围之普遍，甚至在当时资本主义发展较快的英国，也令人难以想象。自公元7世纪开始，英国对流民实施严厉惩罚措施，尽管此后到17世纪这些政策中的救济性质有所增强，但对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性特征仍然十分突出。例如，1572年法令条款规定，第二次和第三次流浪、游荡或乞讨的人，将被判予死刑，除非有人愿意收留其做奴隶，服劳役两年［16］（P152-153）。在各国各地区之间，经济条件较好地区的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排斥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口的流动性。在16和17世纪的苏格兰，高地与低地之间的居民，在语言、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明显差异，彼此间的不信任对人口流动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另一方面，在封建徭役和其他因素的限制下，市场经济的发展飘忽不定，加上各国经济发育的不平衡性，人口流动性也呈现不稳定的状态。当经济繁荣发展时，人口流动比较活跃，萧条时期显得萎靡不振。
其次，城市作为人口流动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对城市化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人口的城市化之所以起伏不定，甚至偶尔出现倒退，主要是因为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的原工业化时期，工场手工业分散在城市和农村地区，而且，面向海外市场的农村家庭工业比城市的手工业迸发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在这种格局之下，各国各地区人口的流动呈现出明显的分散性特征。在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同时，也有城市人口迁入农村，对流的结果是人口生育率较高的农村继续保持着明显的增长优势，而城市人口的增长趑趄不前。为说明城市人口迁出的状况，在此列举几例。例如，在18世纪下半期的一些年份，伦敦有55%的男性和58% 的女性迁出了自己出生的教区，其中多数城市居民的迁移距离均超过60公里，有20%的男性和18%的女性离开了自己出生的县。在1750—1789年法国的鲁昂市成婚并有子女的100对夫妇中，有1/5是在经济繁荣时期迁离的；在法国南部城市马赛，1750年有40对新婚夫妇在举行婚典之后迁出，另有10对夫妇在第一个孩子出世后迁出［8］（P50-51，96-97）。从迁入城市的人口类型看，大多属于来自农村的季节劳工、学徒、家庭女佣、工匠和建筑工人等，它们的流动本身就具有临时性质。那些小城市也不过是移民前往大城市的中转站。
再次，近代早期也是因为宗教冲突、王权纷争和领土扩张等因素频繁引起战争的时代。1559—1593年的宗教战争、1566—1587年的荷兰民族起义以及西班牙殖民者的镇压等，丧生人口不计其数。在17世纪上半期，战争对北欧国家人口的影响是巨大的，发生在1618—1648年的30年战争被认为是“黑死病以来最大的灾难”。德意志城市人口的33%和农村人口的40%丧生［8］（P28）。在各地区之间，因为受到战争破坏轻重程度不同，对人口增减的影响也就不同。例如，汉堡和吕贝克等城市因未受战争影响，注册人口有所增加。可是在梅克伦堡、波美拉尼亚、黑森、巴拉丁和符腾堡等地区，因为战争而损失的人口之多达到50%到70%［12］（P23-24）。此外，因自然灾害和各类疾病等原因造成的人口死亡，也成为人口增长的掣肘。在17世纪，洪涝或干旱等灾害引起了西欧国家的农业在1674—1678年、1681年和1684年陷入灾荒，1693—1694年的灾荒摧毁了整个西欧国家的农业生产，在短暂的几个月内，法国人口减少了10%［8］（P25）。在这种背景下，尽管在12—13世纪欧洲人口一度增长明显，到1300年已达到1亿以上。但在14世纪开始之后，农业歉收、饥荒、流行病与战争交替出现，结果到1600年欧洲人口仍然停留在1亿左右的水平上。在各国中，法国人口在1500年不过1550万，到1600年达到1960万，德国在同期由900万增至1620万，意大利人口由900万增加到1350万，上述三国是当时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1550年，英格兰人口不过310万，1600年上升到420万，荷兰在1500年和1600年分别为100万和150万［9］（P25）。人口的增长本身并非是人口流动的根本性因素，但如果人口增幅较小，国土资源因为相对宽松而能够吸收新增人口，那么，在经济机制不变的条件下，人口的流动性就缺乏动力。相反，当人口对土地资源构成较大压力时，人口的区域性贫困化加剧，人口就会出现流动。
最后，交通条件对贸易和人口流动的影响巨大。在19世纪之前，欧洲交通主要依赖于水路和陆路。一般情况下，陆路往往受到自然条件和气候变化影响较大。17世纪后期，如果天气晴好，在较好的路面上行走，马车一天24小时能行走60英里，从巴黎乘坐马车到里昂，250英里的路程需要走十天。运送容易破损的货物时，如果遇到雨雪天气，道路会泥泞，坑坑洼洼，难以通行，运货载人的马车有时陷入泥坑好几天不能出来。相形之下，在河流湖泊等短途水路的交通运输中，动力成本较低，有利于大宗货物的运输，路途中除台风或飓风等特殊天气之外，一般情况下是畅通的［11］（P541-542）。当然，跨越大西洋的交通运输则又当别论。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不管航海技术何等的发达，跨越大西洋本身就是一次用生命做赌注的冒险。有幸赶上天气晴好，一路顺风，从欧洲到美洲的航程不过3周的时间；如果逆风航行，或遇上大风大浪，幸运者不过是延迟了达到目的地的时间，不幸者则船毁人亡。在海上颠簸的途中，移民不仅经受了风涛之苦，而且还因为船主的恶劣态度而遭到额外的不幸。船主为赚取更多的利润，常常超载，船上拥挤不堪，船内空气污浊难耐，而且由于缺乏保鲜技术，船上所供应的是咸盐腌渍的肉制品。尽管这类食品食用后对人的身体伤害极大，但在海上航行期间常常供应不足。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船上往往疾病肆虐，许多人途中死亡。例如，1746年一艘驶离贝尔法斯特的“海华号”航船，航行途中有46人被饿死，其余60人因为吃了同伴的尸体才幸免于难［1］（P78）。在依靠人力、畜力和自然风力的时代，交通条件对人口流动的规模和地理范围具有不可替代的制约性作用。
总括前文，自新航路开辟以来，西欧地区因海外贸易和殖民活动的持续发展而成为近代早期欧洲经济的中心。由于英国在海外殖民地开发最成功、洲际移民最多、对外贸易最活跃，因而其国内的市场经济发展最快，人口流动的体系也最具有生命力。在各国内部，每个地区人口流动的活跃性与其所在地区中心地位的城市经济密切相关。商业贸易活跃，城市就越发达，周边人口的流动性就越强。每个地区商业的兴衰与人口流动的活跃性程度，取决于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然而，容易受到气候和自然条件限制的交通则又影响到商业的不稳定性和人口流动的间歇性与季节性。在一个城市，如果商业活跃，迁入人口就比较多，反之就比较少，甚至还出现人口流失的现象。当然，城市化进程中的波动与反复，与当时处于统治地位的封建政治和经济制度密切相关，羽翼未丰的市场经济只能在封建自然经济体系的夹缝中缓慢增长。尽管它在一些地区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但作为推动市场经济和人口全面流动的工场手工业的本质及其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分散性，决定了人口流动的地理范围、规模、社会构成等方面的有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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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雪萍］
关键词：新航路；殖民地；市场经济；人口流动
作者简介：梁茂信（1959—），男，陕西合阳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世界近现代史和美国史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编号：NCET-040312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8)04-0137-08 收稿日期：2007-11-22
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在新航路开辟之后欧洲区域经济重心的转移和市场经济（也即资本主义）发展等诸多方面存有广泛共识，然而，对于作为反映市场经济发展晴雨表的人口流动却鲜有论述。人口特别是劳动力作为经济生活中最具创造性的要素，其空间流动是改善并实现与其他生产要素合理配置的必然途径。如果缺少这个环节，市场经济实难运转，也无法完整地勾勒世界近现代史上的经济发展。有鉴于此，笔者拟浅析近代早期西欧国家人口流动的特征，希望能为今后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一、大西洋移民潮的兴起
众所周知，新航路的开辟滥觞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对与亚洲开展贸易的渴望和孜孜不倦的追求。他们的成功也的确加速了此后世界历史的进程，其中，真正对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走向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是哥伦布开辟了通往美洲的新航路。虽然哥伦布矢志不渝地坚信自己到了亚洲，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航行拉开了西欧国家在美洲从事殖民活动的序幕，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洲际人口迁移。在欧洲移民到来之前，已在美洲生息繁衍了数万年的土著民族依然维持着其原始落后的游牧生活方式。由于他们身体免疫力差，在欧洲白人大规模到来之前，自然风力将欧洲人的各种病菌传播到美洲大陆，土著人几乎灭绝。例如， 1519年西班牙人踏上墨西哥时，土著人口达2500万，到1605年不过107.5万［1］（P7）。面对这种现实，欧洲人借用土著人劳动力开发美洲的愿望化为泡影。而白人殖民者初到美洲后又与土著人因为争夺土地等自然资源而频频发生武装冲突，不仅每次交战中死伤的土著人不计其数，就是那些被俘者沦为奴隶后多数也被折磨而死。例如，西班牙人在中美洲先后捕获6万名土著人，后将其迁移到智利的矿区，结果途中因各种天灾人祸，到达目的地时只有800人［2］（P117-118）。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法国、荷兰和英国等为寻找新的劳动力来源，遂用种种方式鼓励欧洲移民。从已有成果看，从1493年开始，一直到1650年左右，欧洲移民美洲的进程十分缓慢，迁移到殖民地的西班牙人不过50万人，巴西的葡萄牙人只有7万多［3］（P403）。进入18世纪后，移民步伐有所加快，规模也更加庞大。更重要的是，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相继建立后，为加快经济开发，英国人竞相推出种种优惠政策吸引移民。北美肥沃广袤的土地资源，宽松的政治氛围和宗教自由等都成为吸引移民的有利条件。因此，在19世纪之前西欧各国中，英国的殖民地面积并不是最大的，但人口却是增长最快的。它在1630—1700年累计向北美和加勒比海移民37.8万人。此后，随着航海条件的改善，移民人数逐年递增，到18世纪末已达到150万人。同期，荷兰也有约25万人口分别流向今天的纽约、加勒比海和东南亚地区。值得一提的是，法国作为当时的殖民大国之一，其人口向海外迁移的规模却寥若晨星，在1600—1730年迁移到加拿大的法国人不过2.7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法国将海外殖民地视为王室财产，除贵族之外，黎民不得迁入。此外，在17和18世纪的殖民地争夺中，法国一直处于下风，并在1763年丧失了加拿大等大片殖民地。同时，支撑法国市场经济的工业基础十分落后，农业中的商品化生产缺乏生机。在小土地所有制之下，国民仍然被束缚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中。与此不同的是，尽管德国经济发展落后，但其人口流动十分活跃，在17—18世纪有12.5万到20万人先后迁移到北美洲，另有更多的移民流向匈牙利和荷兰等欧洲国家［4］（P119-121）。
从这个时期洲际移民的构成与特征看，大致表现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是自由移民。他们大多来源于母国的上层社会，其中包括与王室关系密切的贵族、冒险家、商人和军人。他们经济条件优越，经商理政经验丰富，多数后来成为殖民地的管理者。第二个层面是契约工①。这类移民构成复杂，是1800年之前各类移民中最大的群体，其中除欧洲白人外，更多的是非洲的黑人。
就欧洲白人契约工而言，其来源多种多样。例如，从英国来看，有些是被英国政府驱逐的罪犯，有些是被拐骗的富家子弟，有些是期望移民但又无力支付越洋船费的贫困者、乞丐和无业游民，还有些是经过讨价还价、具有“超前消费”倾向的绅士和工匠。他们无论是自愿的或被迫的签约，都因贴有“契约”标签而被称为“非自愿”移民。他们前往北美的船费由殖民地代理或船运公司支付。到达殖民地后，作为回报，契约工必须服劳役五到七年，期满后获得自由，并同时获得一块土地或一笔资金的“自由费”［5］（P82-83）。由于这种方式简便实用，签约者能在短期内摆脱贫困或政治与宗教迫害的窘境，因而比较流行。估计在1630—1700年，来到北美的英国移民中有38万是契约工，其中2/3流向西印度群岛。与之相似的是“赎身工”，其中以举家迁移者居多，他们的交通费中有一部分或全部由签约公司或殖民代理提供。到达目的地后偿还所欠路费，否则由移民本人或一家之主充当契约工，其劳役年限依欠债多寡确定。通过这两种签订契约的方式迁移到北美的移民之多，占迁入切萨皮克湾移民中的3/4和18世纪迁入英属殖民地德意志移民的一半以上［5］（P85）。
由于契约工服役时间较短，服役期满后需要主人提供一笔自由费。这种特性促使许多雇主以极为残酷的方式剥削契约工，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榨取他们的劳动价值。结果，许多契约工在服役期间因积劳成疾而不治身亡，其比例之高，在加勒比海一些岛屿上高达50％到75%；另一方面，许多契约工在服役期满前逃之夭夭。在这种情况下，非洲黑人出现后备受青睐，并逐渐地被套上了奴隶制的枷锁。
在地理上，尽管非洲与欧洲互不隶属，但是非洲黑人移民美洲的过程却属于西欧国家殖民主义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惨绝人寰的“三角贸易”开始之后，数千万黑人被强制性地迁移到美洲各地。据统计，在这种肮脏的罪恶贸易中，先后从非洲被掳掠的黑人约1689.8万，有1165.6万人抵达目的地，流向英属北美和加勒比海的比例占26%，巴西37%，流向法国、荷兰和丹麦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的比例达到20%，15%流向西属殖民地，2.6%流向欧洲各国［6］（P591）。
不难看出，无论是欧洲移民还是非洲的黑人移民，其迁移滥觞于美洲土著人口的衰竭和欧洲白人开发美洲自然资源的必要性。当跨越大西洋的移民潮开始启动时，无论是自由移民还是非自愿移民，他们都是近代市场经济体系在欧洲萌生并向海外扩张的必然产物。换一个角度看，近代早期经济全球化的过程，特别是向美洲扩张的过程中，其表现形式首先是通过洲际移民来实现的。它所覆盖的范围内的人口和自然资源都被商品化了。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个体系中，劳动力就像资本和其他商品一样，是作为商品流通的，但未必是作为一种可以自由交换的商品……在许多殖民地开发中，构成资本主义赖以发展的基础是受到限制和奴役的劳动力，而不是自由劳动力市场”［2］（P16）。不难看出，18世纪前欧洲市场经济的萌动与发育过程中，移民作为劳动力在经济中的商品属性必然决定了其流动性。因此可以说，近代早期跨越大西洋的移民标志着具有流动性特点的“世界贸易体系”的初步形成［3］（P214）。
二、 区域性移民体系的形成
当成千上万的洲际移民纷纷漂洋过海的时候，西欧各国的地方性人口流动也日趋活跃，并形成了令人瞩目的移民体系，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地中海和北大西洋移民体系。地中海移民体系实际上由三个次级体系组成。第一个次级体系是位于地中海沿岸的阿尔卑斯山区。每年约有10万临时移民劳工巡回流动，从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托斯卡纳、科西嘉和厄尔巴岛迁入米兰、罗马和科西嘉等城市或其附近。来自阿布鲁齐山区和罗马北部的翁布里亚等地的劳工流向罗马和米兰等城市后，主要从事建筑、商业贸易和服务业劳动。相对而言，进入这些城市附近农村的移民来源比较庞杂，既有有家室有地的小农，也有居无定所的流浪汉，他们大多数通过中介或工头与雇方洽谈工作条件和工资。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这些农业劳工都是为补充家庭经济收入而迁移的发展型移民。第二个次级体系位于以马德里为核心的地区。该地区内每年有2.5万名从事农业耕种与收割的移民集体迁移，另一部分是来自西班牙西北部的加利西亚，其人数在1775年达到4万人。第三个次级体系从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经法国的朗格多克、普罗旺到马赛地区。由于该地区濒临地中海，地势平坦广阔，适合发展农业，每年吸引了大约3.5万名来自西班牙内地和法国比利牛斯山区、中央高原以及阿尔卑斯山区的季节农民劳工。他们大多数从事农业，收割粮食和蔬菜瓜果，或从事葡萄的耕种［7］（P78-79）。每年农业淡季，他们再返回家乡，如此年复一年地循环往复。西班牙境内之所以出现两个次级体系，是因为随着西班牙在海外殖民活动的升级，不仅移居海外的移民有所增多，而且，为保证殖民地的有效开发，西班牙不得不在欧洲和殖民地分别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结果国内劳动力供不应求。于是，西班牙人只好从法国南部及西南部招募了大批劳工，其中包括每年按照季节变化巡回迁移的农民、泥瓦工、木匠和手工劳动者。到17世纪初，西班牙境内的法国人达20万。因此有人说“法国劳工支撑着西班牙帝国”［8］（P29）。
第二个体系是自从17世纪中期以来久盛不衰的北大西洋体系，它实际上由三个次级体系组成。第一个是以荷兰阿姆斯特丹为核心的体系。自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后，荷兰积极从事海外殖民活动，并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相继建立了殖民贸易点，赢得了“海上马车夫”美誉。然而，对于荷兰人来讲，如果说海外殖民消耗了荷兰大量的人口，那么为维护海外殖民地和分散在各大洲的贸易点，加上战争和自然灾害等原因，消耗了大量的劳动力。这对于人口并不充裕的荷兰来说意味着很大的压力。1600年，荷兰人口不过150万，到1800年也不过210万［9］（P25），然而，1602—1795年，先后有100万海员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出海，其中至少有66万人终生未能回国，而且，由于海员不足，东印度公司不得不雇佣大量外籍人。到1720年，外籍海员占荷兰驶往亚洲船只上的海员的50%以上［7］（P108-109）。此外，在国内劳动市场上，当大批移民分别从荷兰北部和西部农业地区流向阿姆斯特丹的同时，成千上万的德意志移民，为摆脱贫困，纷纷来到当时工资收入增长较快的阿姆斯特丹地区。据研究，迁移到荷兰的移民人数之多，占德意志西北部人口的3%左右，有些地区甚至达到26%［5］（P13-14）。外来劳动力之多使阿姆斯特丹具有明显的外来特征。在17世纪50年代阿姆斯特丹成婚的女性中，有1/4到1/3的新郎是德意志移民［8］（P54）。与此并行不悖的是，随着海内外移民的迁入，阿姆斯特丹作为一个殖民贸易、国内经济与文化和政治的中心，其人口与日俱增，由1550年的3万人发展到1650年的17.5万人，到1700年达到20万人，其中除荷兰人外，还有佛兰芒人、瓦隆人、德意志人、葡萄牙人和法国的胡格诺教徒等，他们都变成了“真正的荷兰人”［10］（P50）。
第二个次级体系位于巴黎盆地。与英格兰相比，法国人口规模和流动人口数量均超过了英国，可是，法国的人口流动主要限于以巴黎市为核心的地区。在流入巴黎市的移民中，多数在公共岗位、贸易、建筑、小商业经营、运水工、体力劳动等各类服务机构工作。附近农村地区作为向巴黎提供蔬菜和农副产品的生产基地，在每年收割季节时也需要大量劳动力。因此，每年有大量农业劳动力从法国西部、中央高原以及阿尔卑斯山脉地区迁移到巴黎附近农村，从事粮食和蔬菜收割［5］（P9-10）。当时的移民数量之多，以至于18世纪的一位评论家说，巴黎工人中“几乎全是外地人”，木工来自萨瓦，运输工来自奥弗涅，搬运工来自里昂，石匠来自诺曼底，假发匠来自加斯科涅，鞋匠来自洛林［11］（P535）。
第三个次级体系位于以伦敦为核心的英格兰地区。追本溯源，一直到17世纪之前，英国是欧洲的一个人口较少、经济落后但具有潜在活力的国家。一方面，13世纪以来开始并且不断升级的圈地运动已经造成了国内大量流民的出现；另一方面，在17世纪之前，每年有2万多人分别从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流向在夏季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林肯郡和英格兰东部地区。在英国开始海外殖民地活动之后，英格兰人口的流动性更加活跃。他们多数集中在伦敦市及其周围的农村地区，从事粮食、蔬菜和牧草的收割。伦敦市作为英国的政治中心和最繁忙的港口城市，自然具有众多的就业机会。大量移民的迁入，伦敦人口迅速增长。在1550—1750年，迁入伦敦的人口达到100万［8］（P55）。在此期间，伦敦市的人口呈稳定增长之势，从1520年的5.5万增至1750年的67.5万，成为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7］（P124）。
从上述体系中可看出，第一，每个移民体系的规模及其生命力不仅取决于本国工商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与该国在海外殖民地开发过程中的移民规模呈正比关系，殖民地人口增长越快，市场潜力就越大，对母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就越发强劲。相应地，国内商业贸易和人口流动的活跃程度也就越高。第二，城市作为其所在地区经济、商业和文化中心，实际上也是每个移民体系的核心。例如，阿姆斯特丹是荷兰的中心，伦敦是英国的中心，巴黎是法国的中心。围绕这些中心所形成的移民体系，基本上反映了以工场手工业为核心的生产与商业贸易发展的地理分布特征。与此相一致的是，在流向这些地区的移民中不仅有大量的周边人口，而且还有跨地区性和跨国性的移民。尽管远距离移民的比例较低，但是作为人口流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发生与发展无疑构成了此后人口流动的主要特征之一。
三、 人口流动的类型与特征
如果深入上述移民体系内部，就不难发现，每个地区的移民体系中有着某些共性特征。从人口迁移的类型看，无论是来自城市附近的农村还是边远城镇，多数属于地方性流动。从1660—1730年英国南部和中部人口的流动性看，有迁移行为的男性移民占其总人口的63.2%，其中38.5%属县内迁移，17.4%为跨县迁移，7.2%迁移动向不明［8］（P30）。尽管远距离移民比例较低，但作为当时人口流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构成也值得关注。从现有资料看，远距离移民主要有四种类型：第一种是乞丐。例如，在英格兰东部诺里奇市的流民和乞丐中，迁移距离超过150千米的人数占总数的50%以上，还有些是来自伦敦、米德尔塞克斯、苏格兰和爱尔兰等地区。第二种是难民。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因宗教迫害而分别迁离西班牙的犹太人和法国的胡格诺教徒等就属于这一类。他们多数流向英国、荷兰、德国西部和瑞士等地区。同样，拿破仑战争期间，约有30万法国劳工的迁移距离达到250到300千米之间［8］（P76-77）。第三种是富有人口、专业人士、绅士、商人和资本家，也有按照教会或地方政府规定而迁移的人员。在英格兰南部，这种类型的移民的平均迁移距离为90千米左右。类似现象在巴黎也比较普遍［8］（P47-48）。第四种是雇佣兵。在16—17世纪由于欧洲战争与瘟疫频繁交叉，各国人口增长缓慢。在30年战争的最后10年间，各参战国遇到了兵员不足的严重问题。于是，一些参战国家开始从人口资源丰富的瑞士、波希米亚和德意志各邦国招募雇佣军。对于许多贫困青年来说，这是谋生的有效途径之一。例如，在18世纪末法国军队中1/6的军人是瑞士人。普鲁士国王菲特烈一世在位期间，他的军队中有 1/3 来自外国。在他退位后，外籍人数比例最高时占普鲁士军队的50%［12］（P20-21）。
在流动人口中，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移民，其主体是青壮年。他们无论是求学、从军、经商，或与父母团聚等，常年频繁流动，单身居多。在这种背景下，由于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一再推迟婚期，流动人口中的女性日益增多。例如，在1630—1730年，有迁移行为的女性占英国女性的63%，其中46.4%属于县内流动，17%属于跨县流动。此外，由于当时的工业主体是家庭手工业，一些家庭成员既是生产者，又是销售者，他们为推销自己的产品而在不同地区流动。因此对他们来说，“流动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8］（P30，32-33）。
从移民的流向看，有两大特点。第一是季节性。在比利牛斯山区、阿尔卑斯山区和法国中央高原地区、爱尔兰西部、比利时列日省和德国西北部，季节性移民十分活跃，因为贫瘠的土地、较高的地租和人口密度，迫使人们必须通过寻找新的收入来源补贴家用。同时，在轮耕制尚未盛行的农业生产方式中，人口与土地资源的配置日益失衡，每年农业生产的淡季，大量劳动力闲置。许多农民利用春耕到夏收之间的空隙外出打工。那些地理位置好、物产丰富、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能够提供较多的机会，尤其是在夏季收割时节，人手不足的农场主愿意高薪雇人，收割小麦、荞麦和燕麦等，而蔬菜瓜果等容易腐烂的经济性作物，因时效性要求较高，因而工资更高。这样，农民在农忙季节在家务农，农闲时期外出打工，每年按照季节变化往返于家乡与工作地之间。还有一些流动人口是因为家庭人口较多而常年外出打工，积攒财富，以备将来回乡购置房产等。另外，在城市和城镇，无论其人口规模如何，包括纺织和冶炼等所有工业生产仍然处于家庭作坊或工场手工生产阶段。生产能源的不稳定性和季节性也使得道路、街道和桥梁等公共设施建设、民宅以及商业建筑等很难在凛冽的冬季进行。在上述条件下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就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点。值得关注的是，农村的季节劳工中有两种形式的流动。第一种是个体雇工的流动。这类劳工在英国、法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比较普遍。他们年复一年地从一个村庄迁移到另一个村庄，每年所从事的劳动因为地点变化而有所不同。这类劳工占当时英国农业劳工的近1/3。此外，在1574—1682年从苏格兰边境到伦敦的63个教区的15—24岁青年中，有60%的人从事农业雇佣劳动。法国虽然不像英国那样突出，但类似现象的确存在。在法国阿图瓦20至24岁的人中间，70% 单身劳工都会在每年的任何一个时间内迁移［8］（P33）。值得注意的是，在来到荷兰的德意志劳工中，尽管有许多人去充当家庭佣人、海员、亚麻生产工人，或从事制砖、建筑、水利建设等方面的劳动，但是，由于17世纪中期荷兰的奶酪业出口需求日益增大，刺激了荷兰的养牛、牛奶、屠宰和畜牧业的发展。养牛的过程中，一般是夏季放牧，冬季育肥。用于饲料的牧草收割则集中在每年的6—7月份。当地劳动力不够，需要引进外地移民劳工，集中收割并且切割牧草。这样，德意志农民劳工改变了以往以个体流动为主的方式，通过本民族同胞中的“生产队长”与农场主达成协议，定期收割牧草或粮食作物［5］（P15）。这就是说，在当时的季节劳工中间还存在着第二种形式的流动——集体流动。现有史料表明，在1650—1750年英国的东南部地区、德国的威斯特伐利亚、法国巴黎西部以及地中海沿岸地区等，都出现了农民组成的规模不同的、按照季节迁移的集体收割队。他们根据收割季节变化，按照相对固定的路线，由南向北逐渐迁移。有学者因此指出：“在农业时代，收割劳工的集体迁移对每年的农业生产具有最为令人瞩目也至为关键的作用。”［8］（P41）
人口流向的第二个特点是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流动。尽管城市是当时劳动力流向集中的区域之一，但由于人口流动的季节性和循环性特点十分突出，多数年轻移民实际上只是准备打工挣钱，然后衣锦还乡。然而，许多劳工在循环往复的流动中，最终成为城市的永久性居民。这种转变经历了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体现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家庭，持续时间长短不一。一般说来，迁入大城市的移民中，举家迁移者较多，最终在城市定居的时间过程较短；而在小城市，这个过程持续较长，因为小城市人口少、经济规模小，就业机会总量较少，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相反，在一些大城市，不少移民定居后开设饭店、旅馆或商店等。当他们站稳脚跟后，其亲朋好友便接踵而来，由此引起链条移民。当然，无论迁入什么样规模的城市，人口流动对城市化的积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没有移民的迁入，很少有城市维持其人口数量。”［8］（P44-45）因此，到18世纪末期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网络在欧洲多数地区已经形成”［13］（P1-2）。当然，从人口的城市化水平来看依然比较有限。1500年，西北欧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为6%，1600年达到8.1%，1700年达到13%，1750年达13.8%。在各种类型的城市中，2万到5万人口的城市从1600年的87座增长到1700年的105座，相比之下，5万—10万人口的城市数量在1600—1700年停滞不前，始终保持为24座，此后到1750年才缓慢增至27座。20万—30万人口的城市数量由1座增加到5座，3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发展相对缓慢［14］（P110）。在各国中，英国的城市化发展最快，它在1500年、1600年、1700年和1750年的城市化水平分别是3.1%、5.8%、13.3%、16.7%。其他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先升后降的现象。例如，在1500年，荷兰的城市化水平就已经达到15.8%，1600年达到24.3%，1700年达到33.6%，此后开始下降，到1800年为20.8%。德国在1500年为3.2%，1600年为4.1%，1700年4.8%，达到1750年5.6%，此后开始下降，到1800年为5.5%。法国在相同的年份分别为4.2%、5.9%、9.2%、9.1%和8.8% ［4］（P36）。上述数据中，英国迅速增长而其他国家却先升后降，原因之一是英国不断拓宽海外市场，这已在前文中提到的北美殖民地人口增长中表现得十分清楚。此外，英国不仅最先在国内开始了众所周知的促成人口流动的圈地运动，同时也是第一个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和开展工业革命的国家，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工业比较发达的英国走在欧洲城市化的前列。相反，英国所出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在其他国家都不存在，或者说尚未形成一种合力作用的机制。例如，在很长的时期内西班牙和法国都是拥有殖民地面积最大的国家，可是两国并未在殖民地建立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而是母国封建自然经济的重复。相应地，西班牙和法国在国内也就没有建立起日新月异的工业基础。尽管其贸易比较发达，甚至在一段时期内处于盛势，但缺乏面向市场的经济和生产机制，因此缺乏长远的动力。此外，那些积极参与贸易的国家，例如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尽管不稳定，城市化水平有时停滞不前，或者波动较大，但是还是反映出商业贸易带来的活力，只不过这种活力对城市化的长远发展的作用十分有限。
四、 人口流动的制约因素
从上文中可以看出，在英国工业革命前，具有近代意义的人口流动已初步形成，季节性的巡回迁移、城市化、个人迁移在先家庭迁移在后的模式以及跨国性、跨地区性和跨越大洲的移民等，都显示出近代市场经济与人口流动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然关系。市场经济发展离不开必要的人口流动，人口流动在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又不断刺激着人口流动与市场经济共同向更高层次发展。需要说明的是，近代早期的市场经济依然在封建主义的桎梏之下艰难发展，相应地，人口流动也必然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首先，尽管近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开始向封建自然经济发起冲击，但因其发育不完善，“资本家阶层在17世纪还是一个大杂烩……还没有形成一个具有统治、支配和获利的某些权利、完全具有自觉意识的阶级”［10］（P18） 。处于主导地位的封建专制及其经济体制依然坚如磐石。封建专制仍然在通过种种法律阻挠人口的自由流动。对此，马克思指出：“现在的工人阶级的祖先，当初曾因被迫变成了流浪者和需要救济的贫民而受到了惩罚。”［15］（P262）这种惩罚性的政策手段之多，实施范围之普遍，甚至在当时资本主义发展较快的英国，也令人难以想象。自公元7世纪开始，英国对流民实施严厉惩罚措施，尽管此后到17世纪这些政策中的救济性质有所增强，但对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性特征仍然十分突出。例如，1572年法令条款规定，第二次和第三次流浪、游荡或乞讨的人，将被判予死刑，除非有人愿意收留其做奴隶，服劳役两年［16］（P152-153）。在各国各地区之间，经济条件较好地区的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排斥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口的流动性。在16和17世纪的苏格兰，高地与低地之间的居民，在语言、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明显差异，彼此间的不信任对人口流动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另一方面，在封建徭役和其他因素的限制下，市场经济的发展飘忽不定，加上各国经济发育的不平衡性，人口流动性也呈现不稳定的状态。当经济繁荣发展时，人口流动比较活跃，萧条时期显得萎靡不振。
其次，城市作为人口流动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对城市化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人口的城市化之所以起伏不定，甚至偶尔出现倒退，主要是因为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的原工业化时期，工场手工业分散在城市和农村地区，而且，面向海外市场的农村家庭工业比城市的手工业迸发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在这种格局之下，各国各地区人口的流动呈现出明显的分散性特征。在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同时，也有城市人口迁入农村，对流的结果是人口生育率较高的农村继续保持着明显的增长优势，而城市人口的增长趑趄不前。为说明城市人口迁出的状况，在此列举几例。例如，在18世纪下半期的一些年份，伦敦有55%的男性和58% 的女性迁出了自己出生的教区，其中多数城市居民的迁移距离均超过60公里，有20%的男性和18%的女性离开了自己出生的县。在1750—1789年法国的鲁昂市成婚并有子女的100对夫妇中，有1/5是在经济繁荣时期迁离的；在法国南部城市马赛，1750年有40对新婚夫妇在举行婚典之后迁出，另有10对夫妇在第一个孩子出世后迁出［8］（P50-51，96-97）。从迁入城市的人口类型看，大多属于来自农村的季节劳工、学徒、家庭女佣、工匠和建筑工人等，它们的流动本身就具有临时性质。那些小城市也不过是移民前往大城市的中转站。
再次，近代早期也是因为宗教冲突、王权纷争和领土扩张等因素频繁引起战争的时代。1559—1593年的宗教战争、1566—1587年的荷兰民族起义以及西班牙殖民者的镇压等，丧生人口不计其数。在17世纪上半期，战争对北欧国家人口的影响是巨大的，发生在1618—1648年的30年战争被认为是“黑死病以来最大的灾难”。德意志城市人口的33%和农村人口的40%丧生［8］（P28）。在各地区之间，因为受到战争破坏轻重程度不同，对人口增减的影响也就不同。例如，汉堡和吕贝克等城市因未受战争影响，注册人口有所增加。可是在梅克伦堡、波美拉尼亚、黑森、巴拉丁和符腾堡等地区，因为战争而损失的人口之多达到50%到70%［12］（P23-24）。此外，因自然灾害和各类疾病等原因造成的人口死亡，也成为人口增长的掣肘。在17世纪，洪涝或干旱等灾害引起了西欧国家的农业在1674—1678年、1681年和1684年陷入灾荒，1693—1694年的灾荒摧毁了整个西欧国家的农业生产，在短暂的几个月内，法国人口减少了10%［8］（P25）。在这种背景下，尽管在12—13世纪欧洲人口一度增长明显，到1300年已达到1亿以上。但在14世纪开始之后，农业歉收、饥荒、流行病与战争交替出现，结果到1600年欧洲人口仍然停留在1亿左右的水平上。在各国中，法国人口在1500年不过1550万，到1600年达到1960万，德国在同期由900万增至1620万，意大利人口由900万增加到1350万，上述三国是当时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1550年，英格兰人口不过310万，1600年上升到420万，荷兰在1500年和1600年分别为100万和150万［9］（P25）。人口的增长本身并非是人口流动的根本性因素，但如果人口增幅较小，国土资源因为相对宽松而能够吸收新增人口，那么，在经济机制不变的条件下，人口的流动性就缺乏动力。相反，当人口对土地资源构成较大压力时，人口的区域性贫困化加剧，人口就会出现流动。
最后，交通条件对贸易和人口流动的影响巨大。在19世纪之前，欧洲交通主要依赖于水路和陆路。一般情况下，陆路往往受到自然条件和气候变化影响较大。17世纪后期，如果天气晴好，在较好的路面上行走，马车一天24小时能行走60英里，从巴黎乘坐马车到里昂，250英里的路程需要走十天。运送容易破损的货物时，如果遇到雨雪天气，道路会泥泞，坑坑洼洼，难以通行，运货载人的马车有时陷入泥坑好几天不能出来。相形之下，在河流湖泊等短途水路的交通运输中，动力成本较低，有利于大宗货物的运输，路途中除台风或飓风等特殊天气之外，一般情况下是畅通的［11］（P541-542）。当然，跨越大西洋的交通运输则又当别论。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不管航海技术何等的发达，跨越大西洋本身就是一次用生命做赌注的冒险。有幸赶上天气晴好，一路顺风，从欧洲到美洲的航程不过3周的时间；如果逆风航行，或遇上大风大浪，幸运者不过是延迟了达到目的地的时间，不幸者则船毁人亡。在海上颠簸的途中，移民不仅经受了风涛之苦，而且还因为船主的恶劣态度而遭到额外的不幸。船主为赚取更多的利润，常常超载，船上拥挤不堪，船内空气污浊难耐，而且由于缺乏保鲜技术，船上所供应的是咸盐腌渍的肉制品。尽管这类食品食用后对人的身体伤害极大，但在海上航行期间常常供应不足。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船上往往疾病肆虐，许多人途中死亡。例如，1746年一艘驶离贝尔法斯特的“海华号”航船，航行途中有46人被饿死，其余60人因为吃了同伴的尸体才幸免于难［1］（P78）。在依靠人力、畜力和自然风力的时代，交通条件对人口流动的规模和地理范围具有不可替代的制约性作用。
总括前文，自新航路开辟以来，西欧地区因海外贸易和殖民活动的持续发展而成为近代早期欧洲经济的中心。由于英国在海外殖民地开发最成功、洲际移民最多、对外贸易最活跃，因而其国内的市场经济发展最快，人口流动的体系也最具有生命力。在各国内部，每个地区人口流动的活跃性与其所在地区中心地位的城市经济密切相关。商业贸易活跃，城市就越发达，周边人口的流动性就越强。每个地区商业的兴衰与人口流动的活跃性程度，取决于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然而，容易受到气候和自然条件限制的交通则又影响到商业的不稳定性和人口流动的间歇性与季节性。在一个城市，如果商业活跃，迁入人口就比较多，反之就比较少，甚至还出现人口流失的现象。当然，城市化进程中的波动与反复，与当时处于统治地位的封建政治和经济制度密切相关，羽翼未丰的市场经济只能在封建自然经济体系的夹缝中缓慢增长。尽管它在一些地区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但作为推动市场经济和人口全面流动的工场手工业的本质及其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分散性，决定了人口流动的地理范围、规模、社会构成等方面的有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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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雪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