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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初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后正式决定召开中共五大。但共产国际并没有针对“四·一二”后极为严峻的新形势提出相适应的方针政策，反而坚持要执行蒋介石叛变前举行的七次全会的决议，而且更“左”，更激进，更具进攻性，并且要中共五大照此执行，不得有误。尽管五大上有过不同声音，但最终还是照搬共产国际执委会七次全会的决议。结果两个月后，武汉政府继南京政府之后又叛变了革命，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终于被葬送。
一、中共五大的召开
（一）共产国际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五大的召开，早在1925年5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报告中就已提出。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后，召开五大的准备工作就紧锣密鼓起来了。1926年12月2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责成彼得罗夫同志将就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给维经斯基（即魏金斯基——引者）同志的指示稿先提交政治局批准，然后提请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②1927年1月1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决定：“任命罗易同志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出席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团的第三位成员。”（其他两人是魏金斯基和多里奥，罗易为首席代表——引者）③1927年1月1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决定：“责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主持党代表大会。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草拟指示信。”④1927年1月1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魏金斯基、罗易、多里奥发出指示，除规定代表大会的十项议程外，还规定：“一切政治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指示还要求代表大会“特别认真”讨论农民问题和国共关系问题。⑤这样，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从议题、议程、决议到主持人等一系列关节上，共产国际都事前作了明确详细的规定。
（二）共产国际代表如何在五大贯彻共产国际指示的?
罗易是作为共产国际委派的出席五大的代表团的首席代表，负有监督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议的任务，因此他在五大上表现非常活跃，在大会上先后作了5次讲话和报告，加上大会闭幕当天（5月9日）对新产生的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的讲话和5月13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意义》文章，前后就有7次有关五大的讲话和文章。现在我们从罗易讲话的角度切入，看看共产国际代表是如何在五大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七次全会决议的。
1.革命高潮论。罗易在4月30日五大的第一次讲话中就说：“革命形势已经提出了下一个时期是低落还是进一步发展的问题。非常清楚，革命的下一个时期将是发展时期，而不是低落时期。”因为，蒋介石已经“背离国民革命阵线，因此，革命队伍中的阶级矛盾已有相当程度的减少”，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将比前一时期的统一战线更为“单纯”，不再有人“妨碍”农村阶级斗争的发展。⑥罗易在5月13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意义》一文中，再次强调：“第五次大会绝对否认：‘因大资产阶级脱离革命，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吓等原因，会使革命运动停止或降低’的理论。实际上，这种事实不但不能阻碍革命，反能促进革命。”⑦罗易的这一观点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七次全会的决议有一致也有差异之处。七次全会《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就说：“帝国主义在中国遭到严重失败，其结果必将大大促使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激化。由于国民军的胜利北伐，帝国主义的统治实际上已在一半国土上被打垮了。”⑧七次全会是说北伐胜利了，所以革命更高涨了。而罗易讲话时，蒋介石已叛变革命，形势十分严峻，但罗易却从另一个角度说，蒋背离了革命，反而减少了“矛盾”，统一战线更“单纯”，更有利于革命的“进攻”了。这样一解释，就和七次全会的所谓革命处于高潮期的精神接上榫了。
五大在《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则相应地表示：“第五次大会坚决的认为：封建分子、资产阶级的叛离，不足以削弱革命。现在的时期不是革命低落的时期，而是紧张剧烈的革命斗争时期。”⑨
2.非资本主义前途。罗易5月4日所作的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决议案的报告中说：“在革命现阶段，共产党的基本任务是组织有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参加的革命联盟，建立民主专政，领导中国革命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并把国民革命转变为争取社会主义的一场斗争。”⑩罗易在5月5日的大会结论性发言中进一步解释说：“实现非资本主义发展将采取什么实际方式？共产国际决议案指出，这个时期是从运输、重工业和公共事业的国有化开始的。”{11}但这个国有化“不是由资产阶级国家实行的，而是由革命政府实行的。”{12}“现在的武汉政府不会主动决定实行土地、铁路和工厂的国有化。但革命斗争的客观情况将迫使它这样做。”{13}罗易的意思是中国革命只有一个前途，就是现在实现非资本主义并转变到社会主义。实现的途径是由武汉这个革命政府实行国有化纲领，而共产党的领导是保证。这个说法如今看来实在荒唐，要依靠已有种种“分共”迹象的武汉政府来搞国有化，搞“非资本主义”，真是匪夷所思。但罗易却说得振振有词，可见他对形势的判断何等错误，对武汉政府是何等地寄予厚望。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中也表示：“第五次大会认为现在革命阶段的特质，是需要建立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只有这个政权，以无产阶级作领导，才能解决现在革命中的重要问题，并引导革命向非资本主义之发展方面进行。”{14}
3.国共关系。罗易为什么对中国实现非资本主义前途充满信心呢？他在5月5日大会第5次的结论性发言中说，中国实现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有两个决定因素，一个因素是世界已进入资本主义的“衰退”期，是“不折不扣的反动力量”，所以，“这个时代的任何革命运动在本质上都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包括中国革命。另一个因素是“中国革命的基础是由不赞成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阶级所组成，这些阶级在不同程度上都遭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因此，他们都希望资本主义灭亡”。{15}也就是说，中国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联盟领导下进行的”。而这些阶级又都是反资本主义的。所以他们必然会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在这里，罗易对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评价很高。他在5月4日的发言中说：“在一定时期革命政权就不能是无产阶级的政权。它将是小资产阶级政权，确切地说，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政权。……共产党正参加国民党革命政府，因为它是一个革命政权的政府。”{16}既然小资产阶级如此“革命”，国民党及其政府如此“革命”，所以，罗易就十分强调国共两党利益的一致性，对国共关系持乐观态度就不奇怪了。他在5月13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意义》一文中说：“蒋介石等大资产阶级脱离革命后，国民党内部的冲突因之减少，国共两党的关系比以前更加密切，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遂因之实现。”{17}他在5月9日五大闭幕当天，在对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讲话时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为中国革命提出下列口号：第一个口号：打倒帝国主义。……第二个口号：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万岁！由此产生另一个口号：三个阶级的民主专政机关——国民党万岁！”{18}当然，这是贯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七次全会联合国民党的政策，所不同的仅是，七次全会讲的是要联合蒋介石，现在蒋介石叛变了，改为联合汪精卫了。再有一点不同的是，七次全会强调的是对蒋的妥协退让，而罗易则放马后炮，批评退让政策，强调共产党对国民党要维护自身的独立，要争领导权，要把国民党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党。罗易在4月30日的第一次大会发言时就批评：“必须承认，过去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并不是像应有的那样，共产党经常是作为一个附属物而不是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进行活动。……今后，我们的方针应该是这样，……共产党必须实现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这应该通过在国民党的共产党党组的工作来实现。……使国民政府的每项决议都必须经过工农同意和在他们的影响之下通过。”{19}可以看出，罗易既脱离实际又一厢情愿，国民党政府能让“每项决议都必须经过”你共产党的同意才能通过吗？这是谁领导谁呀？罗易也知道不能“独立”到不承认国民党的领导，不能把国民党的领导权干脆夺过来。所以他又说：“无产阶级不能单独指导革命，不过无产阶级是唯一的势力，只有他可以并且能够保障革命的前进，使他不至于摇动，或走入歧途。所以无产阶级并非革命的唯一指导者，不过他在革命斗争中执行领导权罢了。”{20}何谓“执行领导权”？含混不清，但罗易也来不及说清了，因为他在发表这篇《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意义》中说这句话的同一天，也就是5月13日，夏斗寅叛变了。一星期后，又发生“马日事变”，武汉“革命”政府越来越走近“反革命”了，而罗易这时不但没有提出要警惕局势的逆转，要防止反革命政变的发生，反而继续唱高调，要把国民党转变为真正的革命党！他在5月9日对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讲话中说：“目前，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基本任务之一不是削弱而是巩固国民党，是要把国民党转变为被压迫阶级反帝、反军阀、反对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巩固的革命联盟。”{21}而他对以这个革命联盟为基础组建的革命政府，在5月5日的发言中却有这样一个说明：“这个政府必须是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把权力交给工农群众。由于革命战争，这个政府一定要武装工农。这个含有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萌芽和成分的革命民主政府，将不得不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条件。权力要归工农，工农要武装起来，要创造充分有利于直接为社会主义斗争的条件，要摧毁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基础，要从政治上消灭资产阶级。”{22}如此激进！这当然不仅仅是罗易个人的思想观念问题，而是反映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观点。在“四·一二政变”后局势大大恶化的情况下，共产国际不仅要中共坚持推行七次全会关于继续联合国民党的总方针，而且采取更激进的政策，要把国民革命转入土地革命，要把武汉的国民党“转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构”（斯大林在4月21日发表的《中国革命问题》提纲）。
五大在《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也同样强调国共密切合作：“革命的现时阶段之中，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比以前应当更加密切。资产阶级之退出，使国民党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三种被压迫阶级的联盟，无产阶级是这个联盟的原动力。在这种情形之下，共产党不仅与国民党共同担负责任，而且共同担负政权。”{23}
据参加五大的郑超麟回忆说：“武昌开幕式那天，汪精卫没有来。汉口开了几日会议后，忽然传说明日汪精卫要来‘演说’。于是原定的议事日程都丢开了。秘书长蔡和森忙碌起来，赶紧撤换墙上的标语，把旧的收去了，换上‘国共合作，革命必胜’一类意思的话。主席台上马克思和列宁的像挂到旁边去，孙文的像挂起来，而且挂在正中，更高的地方。与孙文的大像比较起来，马克思和列宁显得特别渺小。次日，汪精卫来了，两个雄赳赳的卫兵，手握盒子炮，指头按在机关上，把他夹在当中。瞿秋白穿一套簇新的中山装，笑容满面迎到他前面去，陪了他走进会场。与国民党左派领袖相较，共产党新领袖好像是国民党衙门内一个小科员。”{24}
4.土地问题。罗易在4月30日第一次大会发言就提出了土地问题：“革命形势的发展已经显示了进行彻底土地改革的必要性，显示了开展一场土地革命的必要性。”{25}为什么是必要的呢？罗易在5月13日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意义》一文中写道：因为土地问题是一切反动势力反对革命的“根基”，“反动势力的基础建筑在带封建势力的政治经济基础上面”，为要抗击反动势力的进攻，就必须摧毁其“反革命的根基”。“所以第五次大会郑重声明：此时的国民革命必变成土地革命。”{26}4月30日讲话时罗易又说土地革命是建立民主政权的基础：“我们将努力在下述基础上建立一个革命民主政权，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首先，也是最根本的，是进行土地革命。”{27}另外，4月30日讲话中，罗易认为现在存在了进行土地改革的可能性：“在前一阶段，因为地主阶级也参加了国民阵线，所以要实行彻底的土地纲领在策略方面存在很大困难。……现在他们已经脱离革命并转而反对革命，因此就不再有策略的或其它的考虑可以妨碍农村阶级斗争的发展。”{28}
土地革命的政策是什么呢？罗易在5月5日的大会结论性发言中说：“革命政府的土地纲领比资产阶级的更为彻底。……革命民主政府的土地改革将导致一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进行到底的土地革命。”{29}如何彻底？就是按照苏联模式实行土地国有化。罗易同日又说：“武汉政府作为三个阶级的革命联盟必须因此履行国有化纲领。”（包括土地、铁路和工厂的国有化）{30}但土地的国有化是趋势，而现在奉行的是部分没收土地的政策。罗易在5月9日对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讲话时说：“大会否定了可能伤害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的过分激进的政策，明确宣布在革命现阶段必须实行部分没收土地的方针（亦即除小地主和革命军官的土地不没收外，其它土地都没收）。”{31}显然，国有化的土地政策太激进太空悬，只好退而求其次实行部分没收的政策，但在武汉政府控制的两湖等南方地区，大地主很少，如果不没收小地主和革命军官的土地，那么，土地改革就成了一句空话。而如果没收了小地主和革命军官的土地，就侵犯了武汉国民政府及其军队的利益。事实上农民运动一起来，就难免要发生“过火”行为，（如何区分地主的大小？如何鉴别土地是不是革命军官的？）从而不断发生武汉政府和军队反对土地改革，反对共产党的事件，直至发生夏斗寅、许克祥叛变。但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罗易无视这个事实，还一味强调土地改革与统一战线没有矛盾，土地革命符合小资产阶级利益等等大话，坚持激进的土地改革政策。他在4月30日的大会讲话中说：“没有理由担心加强农村的阶级斗争会导致统一战线的分裂。我们担心破裂的统一战线已经破裂。封建资产阶级分子已经分裂统一战线，他们已经站到反革命一边去了。”{32}就是说，蒋介石已经叛变了，和小资产阶级新的统一战线不会再分裂了。在5月9日的讲话中他再次强调：“革命的土地政策和保卫无产阶级的利益不会削弱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相反，只有实行这样的政策才能建立起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33}为什么呢？因为“土地革命不仅对农民有利，对小资产阶级同样也是有利的。”（5月3日的讲话）{34}
五大对土地问题又是怎么说的呢？在五大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说：“这个时期里革命的主要任务，是除去反动根基，以巩固革命。要做这件事，必需执行急进的土地改良政纲和创造乡村的革命民主政权。”{35}五大在《土地问题决议案》中又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以为必须要在平均享用地权的原则之下，彻底将土地再分配，方能使土地问题解决，欲实现此步骤必须土地国有。共产党将领导农民从事于平均地权的斗争，向着土地国有、取消土地私有制度的方向而努力进行。土地国有确系共产党对于农民问题的党纲上的基本原则。”{36}《土地问题决议案》还规定了7条“策略”，其中有：“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革命军人现时已有的土地可不没收”；“取消地主绅士所有的一切政权及权利”；“解除乡村中反动势力的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保障自治政府及革命的胜利”等等。{37}很明显，五大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和策略，是遵循着罗易所传达的共产国际有关指示和规定的。
二、大会的不同声音
罗易在大会第五次的结论性发言时，声称：“最后，我对于共产国际的决议案在这里既没有遭到反对也没有引起严重怀疑表示满意。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已经同意共产国际决议案。”{38}这从上文援引的五大的决议中，可以看出大会确实对共产国际的决议“既没有遭到反对也没有引起严重怀疑”。但这不等于说大会就没有不同意见了。我们仅仅从罗易的几次大会发言中，就可以看出大会是有不同声音的。
罗易在4月30日第一次大会发言时就不指名地批评陈独秀：“革命形势已经提出了下一个时期是低落还是进一步发展的问题（注1）。非常清楚，革命的下一个时期将是发展时期，而不是低落时期。”文章末尾附注1这样点明：“陈独秀在报告中，说革命的下一个时期将是低落时期。”{39}在北伐还是土地改革的争论中，罗易在4月30日的发言中，也不指名地批评了陈独秀支持北伐的主张：“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整个共产党呼吁，不要去追求幻想（指北伐——引者），在你们面前有一项巨大的任务：为了保证革命的前途，为了使革命烈火燃遍全中国，必须加强革命的基地（指土地革命——引者）。”{40}
罗易在5月3日的第二次大会发言时，就指名道姓批评了。他说：“首先，我要消除由于张太雷同志对我的第一次讲话中的某些论点提出批评所引起的混乱。我无意于对张太雷同志进行个人攻击，但批评他所代表的观点是完全必要的。他引起的混乱必须消除。”这里透露了：第一，张太雷对罗易的批评意见不是他一个人的，是有“代表”性的；第二，张太雷的观点已经引起“混乱”，所以“必须消除”。那么，张太雷批评了些什么呢？罗易接着说：“他说了些什么呢？他说：‘因为共产国际指责我们有右的倾向，我们没有理由为什么必须立即投入另一极端。’他认为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的路线同客观情况不符，太左了。……张太雷认为我们的政策太左，以致封闭了小资产阶级参加我们这边的可能性。……张太雷的主要论点是说，我们提出的国民革命的土地纲领太左了，小资产阶级不能接受，革命联盟将因此而瓦解。”罗易在重申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后扣帽子说：“怀疑共产国际提出的政策的正确性，认为这个政策有‘激进主义’的危险，就意味着怀疑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斗争中能够行使领导权。”罗易接着反驳张太雷的另一个批评：“我还要谈另一个问题。这里有人说（也是张太雷同志），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的政策中有消极因素。这个批评是专门针对我关于所谓‘左翼’军人的观点而言的。共产国际代表团认为在革命发展的现阶段，不能主要依靠‘左翼’军人的支持。认为这个观点中有消极因素的那些人，相信革命的最有效活动是调动所谓‘左翼’军人。他们认为‘左翼’军人是革命的基本力量。我在第一次讲话中曾经指出，过高估计‘左翼’军人的重要性是危险的，并说明为什么革命必须摆脱腐朽的军阀雇佣军队的控制。”“共产国际代表团决不为消极的政策辩护，相反，我们向大会提出了一个加强行动的纲领。我们反对那种把革命的下一阶段估计为低落时期的观点，并确认革命的前途是革命能动性的不断加强。我们反对退却和防御的理论。我们谴责这种失败主义的理论。我们不认为政治活动纯粹在于策动‘左翼’军人。”“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只有通过革命的行动才能实现的纲领，不能叫做是消极的纲领。我们建议中国共产党依靠工会和农会（共团结了一千多万会员）的有组织的联系，同群众联合行动。人们应从批评我们的纲领是过左的同志那里，去寻找消极因素和失败主义。当客观情况需要勇往直前的时候，这些同志却提出退却。为了使小资产阶级满意，他们提出了一种所谓群众自我约束的理论。他们以一种不能容忍的失败主义情绪使运动陷于混乱。中国共产党并未受到激进主义的威胁，而右倾危险却确实存在，我们必须同这种倾向作斗争。”{41}
摘录了那么多罗易的讲话，目的是想弄清楚五大上中共与罗易的分歧与争论的来龙去脉。简单说来是这样的：罗易认为要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要放手发展工农运动。这不会影响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因为这也符合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如果小资产阶级反对，宁愿损害到与武汉国民党政府（‘左翼“军人）的统一战线，也要坚持土地革命和群众运动。而中共方面认为土地纲领太左，会影响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罗易则批评中共是“失败主义”是“右倾”。在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罗易的压力下，五大终于通过了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七次全会决议一致的决议。
其实，统一战线与土地革命都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七次全会的战略决策：既要联合国民党实现国民革命的统一战线，又要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而这两者是存在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的。土地革命必然损害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利益，他们必然会反对，统一战线就有破裂的危险。而要坚持国共合作，坚持“武汉革命中心”的政策就必须实行“群众自我约束”，也就是限制农民运动，不可“彻底”进行土地改革。罗易是拥护土地改革的，而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则相反，他主张为了维护统一战线，土地改革可以缓行。中共中央则动摇于两人之间而倾向于鲍罗廷，因为鲍的后面有支持他的斯大林，再者鲍的观点也没罗易那么“左”，总算与实际脱得不太离谱。就在两人闹得不可开交，两种主张难分伯仲之时，7月15日武汉政府叛变革命了。
总之，五大上是有分歧有争论的，共产国际的决议在五大也不是如罗易说的那样“既没有遭到反对也没有引起严重怀疑”。五大上对罗易的主张提出质疑，表明中共五大的代表是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的，是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但在共产国际的绝对威权和专断下，中共的“异见”只能显得无力与无奈。然而，这表明即使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期，中国共产党人已闪现出独立精神和自主意识了。
注释：
①李颖：《陈独秀与共产国际》湖南人民出版社。
②③④⑤《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64页、69页、91页。
⑥⑦⑩{11}{12}{13}{15}{16}{17}{18}{19}{20}{21}{22}{25}{26}{27}{28}{29}{30}{31}{32}{33}{34}{38}{39}{40}{41}《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6页、393页、371页、378页、379页、384页、375页、368页、392页、389页、292页、392页、389页、383页、277页、393页、295页、277页、383页、384页、387页、277页、388页、348页、385页、276页、292页、346—351页。
⑧《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3页。
⑨{14}{23}{35}{36}{3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2页、37页、44页、42页、52页、55页。
{24}《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页。
作者单位：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 责任编辑 ：王关兴
一、中共五大的召开
（一）共产国际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五大的召开，早在1925年5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报告中就已提出。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后，召开五大的准备工作就紧锣密鼓起来了。1926年12月2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责成彼得罗夫同志将就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给维经斯基（即魏金斯基——引者）同志的指示稿先提交政治局批准，然后提请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②1927年1月1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决定：“任命罗易同志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出席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团的第三位成员。”（其他两人是魏金斯基和多里奥，罗易为首席代表——引者）③1927年1月1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决定：“责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主持党代表大会。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草拟指示信。”④1927年1月1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魏金斯基、罗易、多里奥发出指示，除规定代表大会的十项议程外，还规定：“一切政治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指示还要求代表大会“特别认真”讨论农民问题和国共关系问题。⑤这样，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从议题、议程、决议到主持人等一系列关节上，共产国际都事前作了明确详细的规定。
（二）共产国际代表如何在五大贯彻共产国际指示的?
罗易是作为共产国际委派的出席五大的代表团的首席代表，负有监督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议的任务，因此他在五大上表现非常活跃，在大会上先后作了5次讲话和报告，加上大会闭幕当天（5月9日）对新产生的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的讲话和5月13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意义》文章，前后就有7次有关五大的讲话和文章。现在我们从罗易讲话的角度切入，看看共产国际代表是如何在五大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七次全会决议的。
1.革命高潮论。罗易在4月30日五大的第一次讲话中就说：“革命形势已经提出了下一个时期是低落还是进一步发展的问题。非常清楚，革命的下一个时期将是发展时期，而不是低落时期。”因为，蒋介石已经“背离国民革命阵线，因此，革命队伍中的阶级矛盾已有相当程度的减少”，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将比前一时期的统一战线更为“单纯”，不再有人“妨碍”农村阶级斗争的发展。⑥罗易在5月13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意义》一文中，再次强调：“第五次大会绝对否认：‘因大资产阶级脱离革命，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吓等原因，会使革命运动停止或降低’的理论。实际上，这种事实不但不能阻碍革命，反能促进革命。”⑦罗易的这一观点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七次全会的决议有一致也有差异之处。七次全会《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就说：“帝国主义在中国遭到严重失败，其结果必将大大促使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激化。由于国民军的胜利北伐，帝国主义的统治实际上已在一半国土上被打垮了。”⑧七次全会是说北伐胜利了，所以革命更高涨了。而罗易讲话时，蒋介石已叛变革命，形势十分严峻，但罗易却从另一个角度说，蒋背离了革命，反而减少了“矛盾”，统一战线更“单纯”，更有利于革命的“进攻”了。这样一解释，就和七次全会的所谓革命处于高潮期的精神接上榫了。
五大在《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则相应地表示：“第五次大会坚决的认为：封建分子、资产阶级的叛离，不足以削弱革命。现在的时期不是革命低落的时期，而是紧张剧烈的革命斗争时期。”⑨
2.非资本主义前途。罗易5月4日所作的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决议案的报告中说：“在革命现阶段，共产党的基本任务是组织有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参加的革命联盟，建立民主专政，领导中国革命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并把国民革命转变为争取社会主义的一场斗争。”⑩罗易在5月5日的大会结论性发言中进一步解释说：“实现非资本主义发展将采取什么实际方式？共产国际决议案指出，这个时期是从运输、重工业和公共事业的国有化开始的。”{11}但这个国有化“不是由资产阶级国家实行的，而是由革命政府实行的。”{12}“现在的武汉政府不会主动决定实行土地、铁路和工厂的国有化。但革命斗争的客观情况将迫使它这样做。”{13}罗易的意思是中国革命只有一个前途，就是现在实现非资本主义并转变到社会主义。实现的途径是由武汉这个革命政府实行国有化纲领，而共产党的领导是保证。这个说法如今看来实在荒唐，要依靠已有种种“分共”迹象的武汉政府来搞国有化，搞“非资本主义”，真是匪夷所思。但罗易却说得振振有词，可见他对形势的判断何等错误，对武汉政府是何等地寄予厚望。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中也表示：“第五次大会认为现在革命阶段的特质，是需要建立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只有这个政权，以无产阶级作领导，才能解决现在革命中的重要问题，并引导革命向非资本主义之发展方面进行。”{14}
3.国共关系。罗易为什么对中国实现非资本主义前途充满信心呢？他在5月5日大会第5次的结论性发言中说，中国实现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有两个决定因素，一个因素是世界已进入资本主义的“衰退”期，是“不折不扣的反动力量”，所以，“这个时代的任何革命运动在本质上都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包括中国革命。另一个因素是“中国革命的基础是由不赞成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阶级所组成，这些阶级在不同程度上都遭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因此，他们都希望资本主义灭亡”。{15}也就是说，中国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联盟领导下进行的”。而这些阶级又都是反资本主义的。所以他们必然会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在这里，罗易对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评价很高。他在5月4日的发言中说：“在一定时期革命政权就不能是无产阶级的政权。它将是小资产阶级政权，确切地说，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政权。……共产党正参加国民党革命政府，因为它是一个革命政权的政府。”{16}既然小资产阶级如此“革命”，国民党及其政府如此“革命”，所以，罗易就十分强调国共两党利益的一致性，对国共关系持乐观态度就不奇怪了。他在5月13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意义》一文中说：“蒋介石等大资产阶级脱离革命后，国民党内部的冲突因之减少，国共两党的关系比以前更加密切，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遂因之实现。”{17}他在5月9日五大闭幕当天，在对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讲话时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为中国革命提出下列口号：第一个口号：打倒帝国主义。……第二个口号：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万岁！由此产生另一个口号：三个阶级的民主专政机关——国民党万岁！”{18}当然，这是贯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七次全会联合国民党的政策，所不同的仅是，七次全会讲的是要联合蒋介石，现在蒋介石叛变了，改为联合汪精卫了。再有一点不同的是，七次全会强调的是对蒋的妥协退让，而罗易则放马后炮，批评退让政策，强调共产党对国民党要维护自身的独立，要争领导权，要把国民党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党。罗易在4月30日的第一次大会发言时就批评：“必须承认，过去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并不是像应有的那样，共产党经常是作为一个附属物而不是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进行活动。……今后，我们的方针应该是这样，……共产党必须实现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这应该通过在国民党的共产党党组的工作来实现。……使国民政府的每项决议都必须经过工农同意和在他们的影响之下通过。”{19}可以看出，罗易既脱离实际又一厢情愿，国民党政府能让“每项决议都必须经过”你共产党的同意才能通过吗？这是谁领导谁呀？罗易也知道不能“独立”到不承认国民党的领导，不能把国民党的领导权干脆夺过来。所以他又说：“无产阶级不能单独指导革命，不过无产阶级是唯一的势力，只有他可以并且能够保障革命的前进，使他不至于摇动，或走入歧途。所以无产阶级并非革命的唯一指导者，不过他在革命斗争中执行领导权罢了。”{20}何谓“执行领导权”？含混不清，但罗易也来不及说清了，因为他在发表这篇《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意义》中说这句话的同一天，也就是5月13日，夏斗寅叛变了。一星期后，又发生“马日事变”，武汉“革命”政府越来越走近“反革命”了，而罗易这时不但没有提出要警惕局势的逆转，要防止反革命政变的发生，反而继续唱高调，要把国民党转变为真正的革命党！他在5月9日对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讲话中说：“目前，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基本任务之一不是削弱而是巩固国民党，是要把国民党转变为被压迫阶级反帝、反军阀、反对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巩固的革命联盟。”{21}而他对以这个革命联盟为基础组建的革命政府，在5月5日的发言中却有这样一个说明：“这个政府必须是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把权力交给工农群众。由于革命战争，这个政府一定要武装工农。这个含有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萌芽和成分的革命民主政府，将不得不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条件。权力要归工农，工农要武装起来，要创造充分有利于直接为社会主义斗争的条件，要摧毁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基础，要从政治上消灭资产阶级。”{22}如此激进！这当然不仅仅是罗易个人的思想观念问题，而是反映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观点。在“四·一二政变”后局势大大恶化的情况下，共产国际不仅要中共坚持推行七次全会关于继续联合国民党的总方针，而且采取更激进的政策，要把国民革命转入土地革命，要把武汉的国民党“转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构”（斯大林在4月21日发表的《中国革命问题》提纲）。
五大在《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也同样强调国共密切合作：“革命的现时阶段之中，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比以前应当更加密切。资产阶级之退出，使国民党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三种被压迫阶级的联盟，无产阶级是这个联盟的原动力。在这种情形之下，共产党不仅与国民党共同担负责任，而且共同担负政权。”{23}
据参加五大的郑超麟回忆说：“武昌开幕式那天，汪精卫没有来。汉口开了几日会议后，忽然传说明日汪精卫要来‘演说’。于是原定的议事日程都丢开了。秘书长蔡和森忙碌起来，赶紧撤换墙上的标语，把旧的收去了，换上‘国共合作，革命必胜’一类意思的话。主席台上马克思和列宁的像挂到旁边去，孙文的像挂起来，而且挂在正中，更高的地方。与孙文的大像比较起来，马克思和列宁显得特别渺小。次日，汪精卫来了，两个雄赳赳的卫兵，手握盒子炮，指头按在机关上，把他夹在当中。瞿秋白穿一套簇新的中山装，笑容满面迎到他前面去，陪了他走进会场。与国民党左派领袖相较，共产党新领袖好像是国民党衙门内一个小科员。”{24}
4.土地问题。罗易在4月30日第一次大会发言就提出了土地问题：“革命形势的发展已经显示了进行彻底土地改革的必要性，显示了开展一场土地革命的必要性。”{25}为什么是必要的呢？罗易在5月13日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意义》一文中写道：因为土地问题是一切反动势力反对革命的“根基”，“反动势力的基础建筑在带封建势力的政治经济基础上面”，为要抗击反动势力的进攻，就必须摧毁其“反革命的根基”。“所以第五次大会郑重声明：此时的国民革命必变成土地革命。”{26}4月30日讲话时罗易又说土地革命是建立民主政权的基础：“我们将努力在下述基础上建立一个革命民主政权，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首先，也是最根本的，是进行土地革命。”{27}另外，4月30日讲话中，罗易认为现在存在了进行土地改革的可能性：“在前一阶段，因为地主阶级也参加了国民阵线，所以要实行彻底的土地纲领在策略方面存在很大困难。……现在他们已经脱离革命并转而反对革命，因此就不再有策略的或其它的考虑可以妨碍农村阶级斗争的发展。”{28}
土地革命的政策是什么呢？罗易在5月5日的大会结论性发言中说：“革命政府的土地纲领比资产阶级的更为彻底。……革命民主政府的土地改革将导致一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进行到底的土地革命。”{29}如何彻底？就是按照苏联模式实行土地国有化。罗易同日又说：“武汉政府作为三个阶级的革命联盟必须因此履行国有化纲领。”（包括土地、铁路和工厂的国有化）{30}但土地的国有化是趋势，而现在奉行的是部分没收土地的政策。罗易在5月9日对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讲话时说：“大会否定了可能伤害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的过分激进的政策，明确宣布在革命现阶段必须实行部分没收土地的方针（亦即除小地主和革命军官的土地不没收外，其它土地都没收）。”{31}显然，国有化的土地政策太激进太空悬，只好退而求其次实行部分没收的政策，但在武汉政府控制的两湖等南方地区，大地主很少，如果不没收小地主和革命军官的土地，那么，土地改革就成了一句空话。而如果没收了小地主和革命军官的土地，就侵犯了武汉国民政府及其军队的利益。事实上农民运动一起来，就难免要发生“过火”行为，（如何区分地主的大小？如何鉴别土地是不是革命军官的？）从而不断发生武汉政府和军队反对土地改革，反对共产党的事件，直至发生夏斗寅、许克祥叛变。但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罗易无视这个事实，还一味强调土地改革与统一战线没有矛盾，土地革命符合小资产阶级利益等等大话，坚持激进的土地改革政策。他在4月30日的大会讲话中说：“没有理由担心加强农村的阶级斗争会导致统一战线的分裂。我们担心破裂的统一战线已经破裂。封建资产阶级分子已经分裂统一战线，他们已经站到反革命一边去了。”{32}就是说，蒋介石已经叛变了，和小资产阶级新的统一战线不会再分裂了。在5月9日的讲话中他再次强调：“革命的土地政策和保卫无产阶级的利益不会削弱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相反，只有实行这样的政策才能建立起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33}为什么呢？因为“土地革命不仅对农民有利，对小资产阶级同样也是有利的。”（5月3日的讲话）{34}
五大对土地问题又是怎么说的呢？在五大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说：“这个时期里革命的主要任务，是除去反动根基，以巩固革命。要做这件事，必需执行急进的土地改良政纲和创造乡村的革命民主政权。”{35}五大在《土地问题决议案》中又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以为必须要在平均享用地权的原则之下，彻底将土地再分配，方能使土地问题解决，欲实现此步骤必须土地国有。共产党将领导农民从事于平均地权的斗争，向着土地国有、取消土地私有制度的方向而努力进行。土地国有确系共产党对于农民问题的党纲上的基本原则。”{36}《土地问题决议案》还规定了7条“策略”，其中有：“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革命军人现时已有的土地可不没收”；“取消地主绅士所有的一切政权及权利”；“解除乡村中反动势力的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保障自治政府及革命的胜利”等等。{37}很明显，五大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和策略，是遵循着罗易所传达的共产国际有关指示和规定的。
二、大会的不同声音
罗易在大会第五次的结论性发言时，声称：“最后，我对于共产国际的决议案在这里既没有遭到反对也没有引起严重怀疑表示满意。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已经同意共产国际决议案。”{38}这从上文援引的五大的决议中，可以看出大会确实对共产国际的决议“既没有遭到反对也没有引起严重怀疑”。但这不等于说大会就没有不同意见了。我们仅仅从罗易的几次大会发言中，就可以看出大会是有不同声音的。
罗易在4月30日第一次大会发言时就不指名地批评陈独秀：“革命形势已经提出了下一个时期是低落还是进一步发展的问题（注1）。非常清楚，革命的下一个时期将是发展时期，而不是低落时期。”文章末尾附注1这样点明：“陈独秀在报告中，说革命的下一个时期将是低落时期。”{39}在北伐还是土地改革的争论中，罗易在4月30日的发言中，也不指名地批评了陈独秀支持北伐的主张：“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整个共产党呼吁，不要去追求幻想（指北伐——引者），在你们面前有一项巨大的任务：为了保证革命的前途，为了使革命烈火燃遍全中国，必须加强革命的基地（指土地革命——引者）。”{40}
罗易在5月3日的第二次大会发言时，就指名道姓批评了。他说：“首先，我要消除由于张太雷同志对我的第一次讲话中的某些论点提出批评所引起的混乱。我无意于对张太雷同志进行个人攻击，但批评他所代表的观点是完全必要的。他引起的混乱必须消除。”这里透露了：第一，张太雷对罗易的批评意见不是他一个人的，是有“代表”性的；第二，张太雷的观点已经引起“混乱”，所以“必须消除”。那么，张太雷批评了些什么呢？罗易接着说：“他说了些什么呢？他说：‘因为共产国际指责我们有右的倾向，我们没有理由为什么必须立即投入另一极端。’他认为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的路线同客观情况不符，太左了。……张太雷认为我们的政策太左，以致封闭了小资产阶级参加我们这边的可能性。……张太雷的主要论点是说，我们提出的国民革命的土地纲领太左了，小资产阶级不能接受，革命联盟将因此而瓦解。”罗易在重申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后扣帽子说：“怀疑共产国际提出的政策的正确性，认为这个政策有‘激进主义’的危险，就意味着怀疑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斗争中能够行使领导权。”罗易接着反驳张太雷的另一个批评：“我还要谈另一个问题。这里有人说（也是张太雷同志），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的政策中有消极因素。这个批评是专门针对我关于所谓‘左翼’军人的观点而言的。共产国际代表团认为在革命发展的现阶段，不能主要依靠‘左翼’军人的支持。认为这个观点中有消极因素的那些人，相信革命的最有效活动是调动所谓‘左翼’军人。他们认为‘左翼’军人是革命的基本力量。我在第一次讲话中曾经指出，过高估计‘左翼’军人的重要性是危险的，并说明为什么革命必须摆脱腐朽的军阀雇佣军队的控制。”“共产国际代表团决不为消极的政策辩护，相反，我们向大会提出了一个加强行动的纲领。我们反对那种把革命的下一阶段估计为低落时期的观点，并确认革命的前途是革命能动性的不断加强。我们反对退却和防御的理论。我们谴责这种失败主义的理论。我们不认为政治活动纯粹在于策动‘左翼’军人。”“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只有通过革命的行动才能实现的纲领，不能叫做是消极的纲领。我们建议中国共产党依靠工会和农会（共团结了一千多万会员）的有组织的联系，同群众联合行动。人们应从批评我们的纲领是过左的同志那里，去寻找消极因素和失败主义。当客观情况需要勇往直前的时候，这些同志却提出退却。为了使小资产阶级满意，他们提出了一种所谓群众自我约束的理论。他们以一种不能容忍的失败主义情绪使运动陷于混乱。中国共产党并未受到激进主义的威胁，而右倾危险却确实存在，我们必须同这种倾向作斗争。”{41}
摘录了那么多罗易的讲话，目的是想弄清楚五大上中共与罗易的分歧与争论的来龙去脉。简单说来是这样的：罗易认为要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要放手发展工农运动。这不会影响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因为这也符合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如果小资产阶级反对，宁愿损害到与武汉国民党政府（‘左翼“军人）的统一战线，也要坚持土地革命和群众运动。而中共方面认为土地纲领太左，会影响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罗易则批评中共是“失败主义”是“右倾”。在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罗易的压力下，五大终于通过了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七次全会决议一致的决议。
其实，统一战线与土地革命都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七次全会的战略决策：既要联合国民党实现国民革命的统一战线，又要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而这两者是存在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的。土地革命必然损害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利益，他们必然会反对，统一战线就有破裂的危险。而要坚持国共合作，坚持“武汉革命中心”的政策就必须实行“群众自我约束”，也就是限制农民运动，不可“彻底”进行土地改革。罗易是拥护土地改革的，而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则相反，他主张为了维护统一战线，土地改革可以缓行。中共中央则动摇于两人之间而倾向于鲍罗廷，因为鲍的后面有支持他的斯大林，再者鲍的观点也没罗易那么“左”，总算与实际脱得不太离谱。就在两人闹得不可开交，两种主张难分伯仲之时，7月15日武汉政府叛变革命了。
总之，五大上是有分歧有争论的，共产国际的决议在五大也不是如罗易说的那样“既没有遭到反对也没有引起严重怀疑”。五大上对罗易的主张提出质疑，表明中共五大的代表是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的，是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但在共产国际的绝对威权和专断下，中共的“异见”只能显得无力与无奈。然而，这表明即使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期，中国共产党人已闪现出独立精神和自主意识了。
注释：
①李颖：《陈独秀与共产国际》湖南人民出版社。
②③④⑤《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64页、69页、91页。
⑥⑦⑩{11}{12}{13}{15}{16}{17}{18}{19}{20}{21}{22}{25}{26}{27}{28}{29}{30}{31}{32}{33}{34}{38}{39}{40}{41}《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6页、393页、371页、378页、379页、384页、375页、368页、392页、389页、292页、392页、389页、383页、277页、393页、295页、277页、383页、384页、387页、277页、388页、348页、385页、276页、292页、346—351页。
⑧《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3页。
⑨{14}{23}{35}{36}{3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2页、37页、44页、42页、52页、55页。
{24}《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页。
作者单位：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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