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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确立了“真”的审美标准，他认为以美刺为内容的作品因为沾染社会功利气息，寄予明确目的，离自然之旨甚远，与真相悖，故当排除在大家之作之外。本文以《诗经》为例，认为美刺之篇也以情志为基础，是因为自然之眼观物，而产生愤懑、哀怨、欣羡等自然之情，以美刺为代表的文学功用的作品也具有恒久的艺术魅力，不乏大家之作。
关键词：美刺；《诗经》；真
美刺之篇，说的是内容为颂美、讽谏的作品，它表现出哀民生之艰，直刺当世的昏庸无道、奸臣弄朝之象，或是颂美政通人和之状，抒发渴慕贤才之意，而在王国维眼中，这一切内容患未能有纯真情感之病，不得成为大家之作。然而果真如静安先生所言吗？功用之作品确无“真”之境界，缺大家之风？我认为不然，美刺亦不失其“真”，若文学作品要达到美刺之功用，则必有自然之情感灌注于作品之内。
一
“真”作为审美标准自古以来颇受青睐，庄子的《渔父》篇有论：“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 ......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庄子对“真”评价实高,认为“真”受于天，“真”才可动人。智者所见略同，“真”也是王国维，这位受到道家思想深远影响的学者，在《人间词话》中品评词的金科玉律，是其所肯定的大家之作精髓所在。
“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神败，则无佳篇，那如何出“神”，便是其审美标准的核心所在。以静安近乎挑剔的审美眼光来看：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无可大误也。
于言情而言，当以自然之舌言情，能沁人心脾，令人感同身受，于体物摹景而言，当以自然之眼观物，能状溢目前，令人如临其境，这一要求，即是静安大家之作的成就之道，不仅需要情感真实，而且这深情浓意，亦有内容的限制：
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粉饰之字，则于此道过半矣。
即是所言之物不可沾染社会功利之气息，不能寄予明确的目的，若然，则离自然之旨意甚远，与“真”相悖。依照此标准，在静安眼里，李后主和纳兰容若是与其美学标准匹配之作者：
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此人之长处。
皇宫深院之中，与世隔绝之处，妇人的栽培养育，成就了后主的仁心善感，于世道人心，却一无所知，这促使他成为了阅世较少的主观之诗人，在其诗作的表现上则性情愈真切，无关世俗功利，词作皆系于个人的感伤悲叹；至于纳兰容若能情真意切，不失赤子之心的原因，静安概括为：
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之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一人而已”，则谓之独超众类，可见纳兰性德之词深合静安之意，究其原因，则曰：“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汉人风气想必即是偏爱功名，敬德崇礼，使得情绪的体悟能力和情感的真实反映则必受外界规则和俗事的干扰，故不能以自然之眼观物，且不能以自然之舌言情，与“真”之要领失之交臂。
二
美刺之篇于靜安而言，因有损其“真”之标准，被排除在大家之作之外，然而纵观我国文学史，美刺之篇亦不乏大家之作，以《诗经》为例，作为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它是讽谏传统、文学功能之体现的开始。这一点，《诗大序》对其进行了肯定，它在论述“风”、“雅”、“颂”三种诗体，就是从美刺的角度入手的：
风，风也。上以风化下，下以讽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故曰：“雅”。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故曰“颂”。
由此观《诗大序》之言《诗》，“风”诗即为讽谏诗，“颂”诗即为颂美诗，在分析“雅”诗的时候，则按时代划分了“正风”、“正雅”与“变风”、“变雅”而“变风”、“变雅”之所以得以成篇，《诗大序》有云：
至于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变风》、《变雅》的诗歌内容即是委婉进谏、贬刺朝政、笔伐衰世，由此可以推论，《正风》、《正雅》便是颂美褒扬的作品。
由此观之,《诗经》的作品是以美刺为出发点的，关注政治，刺上化下，若从内容上讲，在由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有较为具体的论述。
在《诗经》内容概述中，以君臣、亲朋欢聚宴飨为主要内容的宴飨诗，反映了上层社会的欢乐与和谐的场景，赞美周王，肯定守礼有序，宾主融洽的关系，同时也赞美贵族阶级的才德容仪，颂扬温文尔雅、谦恭有德的君子，以诗歌的形式，对周初社会尚德崇礼、繁荣和谐的景象进行褒扬；再如一些战争诗，大雅中的《江汉》、《常武》小雅中的《出车》、《六月》等，都从正面描写天子、诸侯的武功，歌颂王师的威力，军容的盛况，《无衣》、《小戎》等赞叹了将士同仇敌忾，斗志昂扬的乐观情绪。
周初的宴飨诗和战争诗表现了《诗经》的颂美之意，到西周中叶之后，特别是末期，周王室衰微，纲纪废弛，政治黑暗，怨刺诗便以针砭时弊，反映丧乱的面貌出现了，这类诗歌主要保存在“二雅”和国风中，其作者或痛斥黑暗的统治，在忧国忧民之际，加以抒发自身的遭遇，或辛辣犀利地对统治者加以揭露和嘲讽，如在大雅中《民劳》、《板》、《荡》、《桑柔》、《瞻仰》，小雅中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巧言》、《巷伯》等，反映了厉王和幽王时期赋税繁重，昏庸无道，民不聊生的现实；国风中《魏风·伐檀》、《魏风·硕鼠》、《邶风·静女》、《齐风·相鼠》、《陈风·株林》，或讽刺不劳而获，贪得无厌的统治者，或揭露政治黑暗，表达强烈的怨恨和不满。如此说来，《诗经》的内容和出发点都是以美刺为主的观点已成定论，然而《诗经》作为垂范后世的作品，流芳百世，永不刊灭也是不争的事实，它在奠定了我国诗歌抒情言志传统的同时，《诗经》最为引人瞩目的是其风雅精神，它表现出的关注社会现实、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以及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直接影响了后世文人的创作。
屈原的《离骚》和《九章》是其深广忧愤的集中体现，也是其讽怨楚国的表现，《史记·屈原列传》评价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充分肯定了他对国风和“二雅”传统的继承，后世乐府诗歌缘事而发的特色，建安风骨的刚健爽朗之风，无不是风雅精神的延续，再如陈子昂在初唐感叹“风雅久不作”的文坛之病，主张接续这一广泛深刻的现实精神和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以矫正颓靡风气；杜甫的诗歌亦是亲风雅的佳作，被冠以“诗史”之名，标榜其反应现实的深刻性；白居易为代表的新乐府诗人，弘扬“诗歌合而为事而做”的精神，重视诗歌补察时政的功用。可见《诗经》的美刺传统，是富有生命力和强大的影响力的，以《诗经》为代表的揭露社会黑暗，颂美盛世和英雄的作品，与静安的大家之作论述相悖，但是它们却都在浩如烟海的文学经典中熠熠生辉，成为举世闻名的佳作。
三
静安认为：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是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情感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不可忽略的是美刺也是喜怒哀乐所致，亦有情感基础，也符合真情之所致，真情之表达，如若没有“真”的存在，美刺投赠也不会具有艺术感染力，达到美刺投赠之效果，也不能垂范后世，影响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
《尚书·尧典》有言曰：“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诗大序》论述诗的本质时云：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综合古人这两句话，可以得出诗是以志为基础的，“诗言志”中“志”兼而有情感和思想志向两种含义，具有浑融性特点，同时也进一步说明了诗就是志由内而外的语言表现，是志见意于笔端而呈现出的文字形式。无论如何，《诗》的主要内容是抒情言志的作品，其情和志不仅包含那些忠于爱情，厌恶徭役，思念故土的诗作，这也包括了《诗经》中美刺的作品。
詹福瑞在《中古文学理论范畴》中论述到：“这类（指美刺为内容）作品，有些赞叹和讽谏是由衷的，尤其是那些怨刺的作品。”我觉得此言在理，在《诗经》产生的时代，人的思维能力和认识水平是极其有限的，物质文明也处于低水平发展期，精神文明正在缓慢发展，像世道人心，江湖险恶这样的提法，抑或是阿谀奉承、尔虞我诈这类行为，缺少发生的现实土壤，那如颂美周王，进谏国策，表现宗族之间脉脉温情的宴飨诗，赞叹英雄锐不可当、王师势不可挡的战争诗，是出自真心，言辞恳切的说法当毋庸置疑，至于礼崩乐坏，纲纪废弛，小人当道，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发出的深切悲叹，从而产生的怨刺诗，则更是发自肺腑、情真意切的了，在《论语·阳货》中，孔子有云：“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此“怨”字表明了诗的社会作用，怨刺上政，批评指责社会政治方面的过失，揭示了文学社会作用的根本性规律，并逐渐被提炼成为文学创作发生机制，一脉相承，传承后世，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到刘勰的“蚌病成珠”，从韩愈的“不平则鸣”到李贽、金圣叹的“水浒评点”，“怨而作”的文论思想绵延于中国文学史中，从而肯定了怨刺可以作为文学的创作内容的观点，同时也说明了怨是真情流露，揭示了“怨”作为创作动力。总之，美刺是喜怒哀乐的情感表现方式，是真实可感，情自心生。
综上所论，以美刺为内容的作品，因为关注社会现实，产生了客观的功用之效果，故被排除在静安所认为的佳作之列，然而就静安 “故能写真景物真情感者，謂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这一论断来看，美刺之篇的情感也是因为自然之眼观物，而产生愤懑、哀怨、欣羡等自然之情，并将其诉诸笔端，欣赏这类作品之时，或许没能感到静安心中所赞赏的“沁人心脾”之美感，却能引起读者内心强烈的激荡和共鸣，引发有心人良多感慨，若无真情实感，无真切表达，如何能具有感召力和感染力。王充有云：“文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文字的功能也颇具有意义，静安受到个人知识结构和人格精神的影响，于“有境界”的大家之作中，剔除了包含美刺投赠的作品，对“美”和“真”的感受也太过单一，文学的审美与功用，宜当双美而不可偏废，美刺之作，也不失“真”。
参考文献：
[1]李建中.中国古代文论（修订本）[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王国维著、徐调孚校注.《人间词话》[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詹福瑞.《中古文学理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5.
[4]陈伯海.释“诗言志”——兼论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J].文学遗产,2005(3).
[5]陈子谦.司馬迁的“发憤著书说”及其历史发展[J].厦门大学学报,1981(1).
[6]刘明今.《中国文学理论体系·方法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金童，男，湖南永顺人，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
关键词：美刺；《诗经》；真
美刺之篇，说的是内容为颂美、讽谏的作品，它表现出哀民生之艰，直刺当世的昏庸无道、奸臣弄朝之象，或是颂美政通人和之状，抒发渴慕贤才之意，而在王国维眼中，这一切内容患未能有纯真情感之病，不得成为大家之作。然而果真如静安先生所言吗？功用之作品确无“真”之境界，缺大家之风？我认为不然，美刺亦不失其“真”，若文学作品要达到美刺之功用，则必有自然之情感灌注于作品之内。
一
“真”作为审美标准自古以来颇受青睐，庄子的《渔父》篇有论：“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 ......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庄子对“真”评价实高,认为“真”受于天，“真”才可动人。智者所见略同，“真”也是王国维，这位受到道家思想深远影响的学者，在《人间词话》中品评词的金科玉律，是其所肯定的大家之作精髓所在。
“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神败，则无佳篇，那如何出“神”，便是其审美标准的核心所在。以静安近乎挑剔的审美眼光来看：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无可大误也。
于言情而言，当以自然之舌言情，能沁人心脾，令人感同身受，于体物摹景而言，当以自然之眼观物，能状溢目前，令人如临其境，这一要求，即是静安大家之作的成就之道，不仅需要情感真实，而且这深情浓意，亦有内容的限制：
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粉饰之字，则于此道过半矣。
即是所言之物不可沾染社会功利之气息，不能寄予明确的目的，若然，则离自然之旨意甚远，与“真”相悖。依照此标准，在静安眼里，李后主和纳兰容若是与其美学标准匹配之作者：
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此人之长处。
皇宫深院之中，与世隔绝之处，妇人的栽培养育，成就了后主的仁心善感，于世道人心，却一无所知，这促使他成为了阅世较少的主观之诗人，在其诗作的表现上则性情愈真切，无关世俗功利，词作皆系于个人的感伤悲叹；至于纳兰容若能情真意切，不失赤子之心的原因，静安概括为：
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之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一人而已”，则谓之独超众类，可见纳兰性德之词深合静安之意，究其原因，则曰：“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汉人风气想必即是偏爱功名，敬德崇礼，使得情绪的体悟能力和情感的真实反映则必受外界规则和俗事的干扰，故不能以自然之眼观物，且不能以自然之舌言情，与“真”之要领失之交臂。
二
美刺之篇于靜安而言，因有损其“真”之标准，被排除在大家之作之外，然而纵观我国文学史，美刺之篇亦不乏大家之作，以《诗经》为例，作为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它是讽谏传统、文学功能之体现的开始。这一点，《诗大序》对其进行了肯定，它在论述“风”、“雅”、“颂”三种诗体，就是从美刺的角度入手的：
风，风也。上以风化下，下以讽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故曰：“雅”。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故曰“颂”。
由此观《诗大序》之言《诗》，“风”诗即为讽谏诗，“颂”诗即为颂美诗，在分析“雅”诗的时候，则按时代划分了“正风”、“正雅”与“变风”、“变雅”而“变风”、“变雅”之所以得以成篇，《诗大序》有云：
至于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变风》、《变雅》的诗歌内容即是委婉进谏、贬刺朝政、笔伐衰世，由此可以推论，《正风》、《正雅》便是颂美褒扬的作品。
由此观之,《诗经》的作品是以美刺为出发点的，关注政治，刺上化下，若从内容上讲，在由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有较为具体的论述。
在《诗经》内容概述中，以君臣、亲朋欢聚宴飨为主要内容的宴飨诗，反映了上层社会的欢乐与和谐的场景，赞美周王，肯定守礼有序，宾主融洽的关系，同时也赞美贵族阶级的才德容仪，颂扬温文尔雅、谦恭有德的君子，以诗歌的形式，对周初社会尚德崇礼、繁荣和谐的景象进行褒扬；再如一些战争诗，大雅中的《江汉》、《常武》小雅中的《出车》、《六月》等，都从正面描写天子、诸侯的武功，歌颂王师的威力，军容的盛况，《无衣》、《小戎》等赞叹了将士同仇敌忾，斗志昂扬的乐观情绪。
周初的宴飨诗和战争诗表现了《诗经》的颂美之意，到西周中叶之后，特别是末期，周王室衰微，纲纪废弛，政治黑暗，怨刺诗便以针砭时弊，反映丧乱的面貌出现了，这类诗歌主要保存在“二雅”和国风中，其作者或痛斥黑暗的统治，在忧国忧民之际，加以抒发自身的遭遇，或辛辣犀利地对统治者加以揭露和嘲讽，如在大雅中《民劳》、《板》、《荡》、《桑柔》、《瞻仰》，小雅中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巧言》、《巷伯》等，反映了厉王和幽王时期赋税繁重，昏庸无道，民不聊生的现实；国风中《魏风·伐檀》、《魏风·硕鼠》、《邶风·静女》、《齐风·相鼠》、《陈风·株林》，或讽刺不劳而获，贪得无厌的统治者，或揭露政治黑暗，表达强烈的怨恨和不满。如此说来，《诗经》的内容和出发点都是以美刺为主的观点已成定论，然而《诗经》作为垂范后世的作品，流芳百世，永不刊灭也是不争的事实，它在奠定了我国诗歌抒情言志传统的同时，《诗经》最为引人瞩目的是其风雅精神，它表现出的关注社会现实、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以及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直接影响了后世文人的创作。
屈原的《离骚》和《九章》是其深广忧愤的集中体现，也是其讽怨楚国的表现，《史记·屈原列传》评价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充分肯定了他对国风和“二雅”传统的继承，后世乐府诗歌缘事而发的特色，建安风骨的刚健爽朗之风，无不是风雅精神的延续，再如陈子昂在初唐感叹“风雅久不作”的文坛之病，主张接续这一广泛深刻的现实精神和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以矫正颓靡风气；杜甫的诗歌亦是亲风雅的佳作，被冠以“诗史”之名，标榜其反应现实的深刻性；白居易为代表的新乐府诗人，弘扬“诗歌合而为事而做”的精神，重视诗歌补察时政的功用。可见《诗经》的美刺传统，是富有生命力和强大的影响力的，以《诗经》为代表的揭露社会黑暗，颂美盛世和英雄的作品，与静安的大家之作论述相悖，但是它们却都在浩如烟海的文学经典中熠熠生辉，成为举世闻名的佳作。
三
静安认为：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是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情感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不可忽略的是美刺也是喜怒哀乐所致，亦有情感基础，也符合真情之所致，真情之表达，如若没有“真”的存在，美刺投赠也不会具有艺术感染力，达到美刺投赠之效果，也不能垂范后世，影响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
《尚书·尧典》有言曰：“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诗大序》论述诗的本质时云：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综合古人这两句话，可以得出诗是以志为基础的，“诗言志”中“志”兼而有情感和思想志向两种含义，具有浑融性特点，同时也进一步说明了诗就是志由内而外的语言表现，是志见意于笔端而呈现出的文字形式。无论如何，《诗》的主要内容是抒情言志的作品，其情和志不仅包含那些忠于爱情，厌恶徭役，思念故土的诗作，这也包括了《诗经》中美刺的作品。
詹福瑞在《中古文学理论范畴》中论述到：“这类（指美刺为内容）作品，有些赞叹和讽谏是由衷的，尤其是那些怨刺的作品。”我觉得此言在理，在《诗经》产生的时代，人的思维能力和认识水平是极其有限的，物质文明也处于低水平发展期，精神文明正在缓慢发展，像世道人心，江湖险恶这样的提法，抑或是阿谀奉承、尔虞我诈这类行为，缺少发生的现实土壤，那如颂美周王，进谏国策，表现宗族之间脉脉温情的宴飨诗，赞叹英雄锐不可当、王师势不可挡的战争诗，是出自真心，言辞恳切的说法当毋庸置疑，至于礼崩乐坏，纲纪废弛，小人当道，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发出的深切悲叹，从而产生的怨刺诗，则更是发自肺腑、情真意切的了，在《论语·阳货》中，孔子有云：“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此“怨”字表明了诗的社会作用，怨刺上政，批评指责社会政治方面的过失，揭示了文学社会作用的根本性规律，并逐渐被提炼成为文学创作发生机制，一脉相承，传承后世，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到刘勰的“蚌病成珠”，从韩愈的“不平则鸣”到李贽、金圣叹的“水浒评点”，“怨而作”的文论思想绵延于中国文学史中，从而肯定了怨刺可以作为文学的创作内容的观点，同时也说明了怨是真情流露，揭示了“怨”作为创作动力。总之，美刺是喜怒哀乐的情感表现方式，是真实可感，情自心生。
综上所论，以美刺为内容的作品，因为关注社会现实，产生了客观的功用之效果，故被排除在静安所认为的佳作之列，然而就静安 “故能写真景物真情感者，謂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这一论断来看，美刺之篇的情感也是因为自然之眼观物，而产生愤懑、哀怨、欣羡等自然之情，并将其诉诸笔端，欣赏这类作品之时，或许没能感到静安心中所赞赏的“沁人心脾”之美感，却能引起读者内心强烈的激荡和共鸣，引发有心人良多感慨，若无真情实感，无真切表达，如何能具有感召力和感染力。王充有云：“文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文字的功能也颇具有意义，静安受到个人知识结构和人格精神的影响，于“有境界”的大家之作中，剔除了包含美刺投赠的作品，对“美”和“真”的感受也太过单一，文学的审美与功用，宜当双美而不可偏废，美刺之作，也不失“真”。
参考文献：
[1]李建中.中国古代文论（修订本）[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王国维著、徐调孚校注.《人间词话》[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詹福瑞.《中古文学理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5.
[4]陈伯海.释“诗言志”——兼论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J].文学遗产,2005(3).
[5]陈子谦.司馬迁的“发憤著书说”及其历史发展[J].厦门大学学报,1981(1).
[6]刘明今.《中国文学理论体系·方法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金童，男，湖南永顺人，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