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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个立体的“二二八”文学时空是由不同身份处境的创作者在不同时代讲述着有关“二二八”的故事所构成的。这其中，可看到近半个世纪以来台湾各种思想、文化、政治力量的对照与消长。文学固然不必与思想、政治变动同步，却以或顺从或游离或悖逆的方式，形成不同的叙述声音，既呼应现实，又有着相对的历史延续性。
[关键词]台湾 文学 历史
1987年对于台湾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年份，在这一年台湾进入了“民主时代”。但实际上，政治、文化乃至伦理道德戒律的全面松动，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在1980年代之初，文学书写方面已开始突破禁区，挖掘“威权时代”曾被压抑或遗忘的历史。这其中，发生于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凝聚了最多的目光。这件堪称为台湾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因而也是文学作品中不断出现的主题。即使在戒严时期，小说家与诗人即在作品中或隐或明的涉及二二八，从而保留了人民的历史记忆。过去六十年中，不同的小说家以多样的写作手法创造了连连佳篇，保留或者重现了在那个年代人物的经历。
二二八固然剥离了原本就浮动的社会结构，单就文学的角度而言，它所带动的“白色恐怖”，却是对台湾文学界一大伤疤。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前后反映、表现台湾社会的“二二八”文学迅疾纪录了战后台湾现实的真实面影，凸现了台湾回归祖国后台湾民众“当家作主”的愿望和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矛盾冲突，以丰富的历史细节化解了“二二八”中的族群冲突，在社会心理和台湾历史的层面上揭示了“二二八”事件症结所在，其中包含的反思尤为深刻。“二二八”文学是战后台湾政治文学的滥觞，其主导是左翼文学思潮，这种在野的左翼文学根植于台湾社会，呼应于中国大陆的革命形势，但又有自觉、鲜明的台湾本土建设性，其影响存在于日后台湾文学的发展脉络中。“二二八”文学反映了战后台湾文学遭受的重挫，但它提出的台湾文学课题及其表现出来的建设性构成了台湾文学的重要转折。
“二二八”事件之后，台湾的文化控制日益严密起来。叶石涛的《三月的妈祖》（原载《新生报》“桥”副刊，1949年2月12日）写一个叫律夫的革命者的逃亡之旅，有意将时代背景模糊化，为“二二八”文学画下了一个晦涩的停顿号。此后的五十至七十年代，作为一种政治禁忌，有关“二二八”的文学书写在台湾进入了沉寂期，鲜有文学作品问世。
著名作家臧克家先生在二二八中所写的〈表现〉，它的原始出处是上海《文汇报》「笔会」副刊（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说到上海《文汇报》，实际上它是台湾二二八事件期间报导和评论事件最多的报纸，譬如，当时该报的驻台记者董明德，就以日记体的报导文学的方式在该报连载了〈台湾之春──孤岛一月记〉（一九四七年四月一～十三日），深刻感人，以当时全中国动荡局势的视野记录了事件复杂的变化。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大家都熟悉的，被当作二二八「圣画」的黄荣灿木刻作品〈恐怖的检查〉，也是在事变后第一次刊登在《文汇报》的「笔会」副刊上，然而该报也与台湾的报纸如《人民导报》、《明报》等等众多民主报刊一样，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遭到国民政府强制停刊的命运。当时在上海著名作家、著名文学杂志《文艺春秋》的主编、也是龙瑛宗作品〈白色山脉〉的中文译者范泉先生，也在事件的三月六日出版了报导文学集《记台湾的愤怒》，热烈地声援了台湾同胞。
署名「梦周」的作家发表在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日《中华日报》「新文艺」副刊上的小说〈创伤〉；以及发表在《中华日报》「海风」副刊上的散文〈难忘的日子〉（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一日）。这两篇作品，都描写了大陆来台青年在事件中遇难的情形，以文学呈现了二二八的另一种面貌。作者「梦周」，从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底活跃于台湾文坛，据统计共发表了三十多篇小说、散文、评论，特别是，他是最早在事件前后就呼吁展开「台湾文学运动」以及提倡「文学大众化」的作家，可以说是一九四八年在《新生报》「桥」副刊上热烈展开的「如何建设台湾新文学」论争的前驱。杨梦周，原名杨思铎，另有笔名云泥、鹏图等，一九二五年十月生，福建省晋江县后洋村人，一九四六年来台，活跃于《台湾日报》、《台湾文化》、《人民导报》、《中华日报》、《新生报》以及基隆的《自强日报》，一九四八年离开台湾后曾到香港，五○年代任职于福建省「文联」从事编辑工作。
完成于一九四零年代后期或一九五零年代初的小说或诗作多为作家亲身目睹，有感而发的作品。而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作品则一般源自作家个人的想象力或由他人的经历引申而来：林双不，胡长松，诺干等则是由他人处得知二二八事件，呈现的主题与手法自然不同。相较之下，后起之秀胡长松的短篇则反映了对历史书写的反思，通篇采取访问记录方式，让各个与叶总司令有关的人物一一现身，从他们个人的角度，生活经验来叙述二二八事件。蓝博洲在其“幌马车之歌”即使用“见证人”的口述方法再现钟浩东的一生。胡长松推陈出新，不但创造了一个多面性的人物，并且透过人物的访问再现一九四零年代台湾复杂多样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
当今有关二二八的文献、史料、论述可谓汗牛充栋，但有关二二八的文学作品则不多，况且这些作品几乎全都是近十几年来的创作，都是未亲身经历二二八事件的作家的作品，因为近五六十年岁月的隔阂以及时代意识感情的限制，这些作品所反映的二二八形象，与亲历二二八事件并在事件中以火热的战悚的感情所写的二二八，自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作者简介：王怡璎，（1990—）汉族，女， 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渤海十路673号滨职嘉苑3号楼东单元401室
[关键词]台湾 文学 历史
1987年对于台湾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年份，在这一年台湾进入了“民主时代”。但实际上，政治、文化乃至伦理道德戒律的全面松动，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在1980年代之初，文学书写方面已开始突破禁区，挖掘“威权时代”曾被压抑或遗忘的历史。这其中，发生于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凝聚了最多的目光。这件堪称为台湾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因而也是文学作品中不断出现的主题。即使在戒严时期，小说家与诗人即在作品中或隐或明的涉及二二八，从而保留了人民的历史记忆。过去六十年中，不同的小说家以多样的写作手法创造了连连佳篇，保留或者重现了在那个年代人物的经历。
二二八固然剥离了原本就浮动的社会结构，单就文学的角度而言，它所带动的“白色恐怖”，却是对台湾文学界一大伤疤。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前后反映、表现台湾社会的“二二八”文学迅疾纪录了战后台湾现实的真实面影，凸现了台湾回归祖国后台湾民众“当家作主”的愿望和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矛盾冲突，以丰富的历史细节化解了“二二八”中的族群冲突，在社会心理和台湾历史的层面上揭示了“二二八”事件症结所在，其中包含的反思尤为深刻。“二二八”文学是战后台湾政治文学的滥觞，其主导是左翼文学思潮，这种在野的左翼文学根植于台湾社会，呼应于中国大陆的革命形势，但又有自觉、鲜明的台湾本土建设性，其影响存在于日后台湾文学的发展脉络中。“二二八”文学反映了战后台湾文学遭受的重挫，但它提出的台湾文学课题及其表现出来的建设性构成了台湾文学的重要转折。
“二二八”事件之后，台湾的文化控制日益严密起来。叶石涛的《三月的妈祖》（原载《新生报》“桥”副刊，1949年2月12日）写一个叫律夫的革命者的逃亡之旅，有意将时代背景模糊化，为“二二八”文学画下了一个晦涩的停顿号。此后的五十至七十年代，作为一种政治禁忌，有关“二二八”的文学书写在台湾进入了沉寂期，鲜有文学作品问世。
著名作家臧克家先生在二二八中所写的〈表现〉，它的原始出处是上海《文汇报》「笔会」副刊（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说到上海《文汇报》，实际上它是台湾二二八事件期间报导和评论事件最多的报纸，譬如，当时该报的驻台记者董明德，就以日记体的报导文学的方式在该报连载了〈台湾之春──孤岛一月记〉（一九四七年四月一～十三日），深刻感人，以当时全中国动荡局势的视野记录了事件复杂的变化。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大家都熟悉的，被当作二二八「圣画」的黄荣灿木刻作品〈恐怖的检查〉，也是在事变后第一次刊登在《文汇报》的「笔会」副刊上，然而该报也与台湾的报纸如《人民导报》、《明报》等等众多民主报刊一样，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遭到国民政府强制停刊的命运。当时在上海著名作家、著名文学杂志《文艺春秋》的主编、也是龙瑛宗作品〈白色山脉〉的中文译者范泉先生，也在事件的三月六日出版了报导文学集《记台湾的愤怒》，热烈地声援了台湾同胞。
署名「梦周」的作家发表在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日《中华日报》「新文艺」副刊上的小说〈创伤〉；以及发表在《中华日报》「海风」副刊上的散文〈难忘的日子〉（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一日）。这两篇作品，都描写了大陆来台青年在事件中遇难的情形，以文学呈现了二二八的另一种面貌。作者「梦周」，从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底活跃于台湾文坛，据统计共发表了三十多篇小说、散文、评论，特别是，他是最早在事件前后就呼吁展开「台湾文学运动」以及提倡「文学大众化」的作家，可以说是一九四八年在《新生报》「桥」副刊上热烈展开的「如何建设台湾新文学」论争的前驱。杨梦周，原名杨思铎，另有笔名云泥、鹏图等，一九二五年十月生，福建省晋江县后洋村人，一九四六年来台，活跃于《台湾日报》、《台湾文化》、《人民导报》、《中华日报》、《新生报》以及基隆的《自强日报》，一九四八年离开台湾后曾到香港，五○年代任职于福建省「文联」从事编辑工作。
完成于一九四零年代后期或一九五零年代初的小说或诗作多为作家亲身目睹，有感而发的作品。而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作品则一般源自作家个人的想象力或由他人的经历引申而来：林双不，胡长松，诺干等则是由他人处得知二二八事件，呈现的主题与手法自然不同。相较之下，后起之秀胡长松的短篇则反映了对历史书写的反思，通篇采取访问记录方式，让各个与叶总司令有关的人物一一现身，从他们个人的角度，生活经验来叙述二二八事件。蓝博洲在其“幌马车之歌”即使用“见证人”的口述方法再现钟浩东的一生。胡长松推陈出新，不但创造了一个多面性的人物，并且透过人物的访问再现一九四零年代台湾复杂多样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
当今有关二二八的文献、史料、论述可谓汗牛充栋，但有关二二八的文学作品则不多，况且这些作品几乎全都是近十几年来的创作，都是未亲身经历二二八事件的作家的作品，因为近五六十年岁月的隔阂以及时代意识感情的限制，这些作品所反映的二二八形象，与亲历二二八事件并在事件中以火热的战悚的感情所写的二二八，自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作者简介：王怡璎，（1990—）汉族，女， 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渤海十路673号滨职嘉苑3号楼东单元401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