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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是感情里最薄的一个字。有人说，我在原地等你。有人说，我等你一生一世。有些人回去了，等的人却早已离开；有些人没有回去，等的人独守枯木之心却难以再逢春天。这世间的爱就是这么残酷，当等待变成了煎熬，当等待化作了凝固，桑田曾经沧海一切都变了。
偶然看到著名作家周爱若写过一篇文章《我的父亲》，文中讲述了他的父亲周扬和母亲吴淑媛的爱情过往。周扬嘛，很多人都知道，他是著名文艺评论家和翻译家，曾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的旗手，是响当当的青年才俊。吴淑媛出身于湖南益阳一大户人家，家世富有。周扬少年时在吴家读私塾，俩人互有好感，老师做媒，他们很自然地成了一对儿。这应该是人间很美的爱情故事，有相知有相爱，但是谁会知道呢，爱的结果是不是白首不相离？
吴家特别宠这个女儿，视她为掌上明珠。以至于女儿嫁给周扬后去了上海，因为周扬没有什么固定收入，家庭开销用度都靠吴家接济。当时有很多益阳的同乡和左联的朋友经常到他们家，这么多人没有收入，都是靠吴家给的钱维持生活。后来周扬晚年也曾对长子周爱若说：那时候在上海生活全靠你的母亲。
但是谁能想到，这种看似依赖稳固的婚姻，有一天也会被外力打破。人生无常，不经意的一次离别往往就是后会无期。1934年， 吴淑媛又怀孕了，以往每次都要回老家分娩，这次也不例外。周扬把妻子和两个儿子一起送回了湖南老家。以前周扬总要等到孩子生出以后再回上海，但这一次，还没等孩子出生，就急着要走，说是有工作。不久，吴淑媛收到丈夫的信，说他暑假会回来，她于是满心欢喜地等着再次的全家相聚。周扬爱吃妻子做的甘草梅——就是把新鲜的梅子泡在蜜里做成的一种蜜饯。吴淑媛托人买来最好的梅子，做了一坛甘草梅。那时在乡下，根本没什么好吃的，所以放在红漆柜上的这一坛蜜饯，对身边还很幼小的孩子来说是很大的诱惑，可是孩子们都知道不能吃，不但不能吃，还不能碰，因为这是母亲特地给父亲做的，因为这是母亲对父亲的思念——除非父亲回来，分给他们。
可是周扬并没有回来。
有人说，男人的逻辑永远是如果你爱我，你就不会走。而女人是，如果你爱我，你会来找我。我觉得，这句话似乎对吴淑媛最合适，她一直在家乡养育幼子等待丈夫回来接她。 第二年春天，青梅上市时，吴淑媛又开始做第二坛甘草梅；不久，周扬来信说他这一年夏天会回来的。可是他们依然是空欢喜，而柜子上已经摆了两坛梅子了。起初，他们还有他的消息，还有人捎来一套周扬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给吴淑媛，同时还给长子带来一件紫红色的呢子大衣，很漂亮。因为周扬离开的时间太长了，乡间渐渐有了一些传言。周扬的母亲不放心，专门写信问儿子：“是不是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是不是把家里人都忘了？”周扬回信说，他现在在肤施（延安）作教育厅长，不会做对不起家人的事。抗战爆发不久，情势越来越紧张，他们彻底失去了联系。自从周扬离开后，吴淑媛就独自带着三个孩子生活，不管谁提起丈夫，她总是谈他的好，她从来不相信那些传言，还嘱咐孩子们，不要听人瞎说。那时年幼的兄弟三人并不能体会到母亲的心境是什么。吴淑媛很少提起丈夫，她把自己的痛苦包得紧紧的，无论对婆婆、对妈妈，还是对任何人，她只字不提。
不提，是因为心里凝结堆积的情感已经太重太重，任何说辞已经无法表达内心的苦痛。又过了两年，吴母生病去世，这对吴淑媛的打击是致命的，自从丈夫离开一去不回，自己和孩子们全靠娘家抚养。而最疼爱她的母亲去世，使她内心的支柱瞬间坍塌了。那段时间，吴淑媛经常牵着3个孩子，每天走十几里路，去母亲的坟上哭坟。哭坟是当地的习俗，是那种带唱的哭，听起来特别凄惨，而吴淑媛每次都在坟上哭得死去活来，一哭就是一两个小时。她的哭不只是对母亲的思念，更多的，是哭自己命运的悲苦。也许只有在这荒野当中，她才能把深藏心底的绝望和悲恸宣泄出去，她那颗孤苦寂寞的心也只有在面对旷野中那座同样孤独的坟头才有依靠……似乎不幸总是接连而至，先是母亲去世，后是弟弟生意失败，卖了大片田产抵债，吴家一夜之间成了穷人。吴淑媛也从不为生计发愁的富家小姐变成了平民女子，她要亲手操劳一切抚育孩子们长大。
可是每年夏天，吴淑媛还一如既往地做着她的甘草梅，她总是幻想着也许哪一天丈夫就会不期而至，此时红漆柜上已经摆满了整整七坛杏梅。1941年的某一天，吴淑媛终于有了周扬的消息，但是这个消息却让苦苦等待的她一下子堕入深渊——那是《救亡日报》上登载的周扬给郭沫若的一封信，周扬在信上谈了解放区的一些情况，末尾附了这样一句：“苏（注：指苏灵扬，周扬第二任妻子）已进抗大，小孩 （注：指周密）已进幼儿园。” 吴淑媛一下子崩溃了，她终于不再做梅子了，望着柜子上排得整整齐齐的七坛梅子，她对孩子们说：“你们把那些梅子都吃了吧……”她很快就病了，脖子上长了一串长长的淋巴，全身浮肿，浑身上下似乎都是透明的，说话已无力气。 那一年，院子里多年不开花的两株硕大牡丹突然绽放开来，亲戚们都说是不祥之兆，就在一个连绵秋雨的寒夜，35岁的吴淑媛悄然而逝……
后来周爱若听胡风的夫人梅志回忆说，1934年周扬从益阳回到上海后，再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形象大变。他换下以前穿的西装，换上一件白绸长衫，戴一顶白色礼帽，身边的那个人也换了。其实吴淑媛并非一点都不知道周扬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她曾跟长子提及，有一次帮周扬收拾衣服时，在西装夹层口袋里发现一女性写的一 封信，看过后，她还给了周扬。她从来都相信自己的丈夫，相信他不会另有所爱。直到她离开人世的那一刻， 她对已经背叛自己的丈夫也没有一句抱怨…… 而离开吴淑媛的周扬在上海生活曾一度窘迫，经济拮据时他曾四处借钱，甚至苏灵扬怀孕生产时都没有钱去医院。这对过去向来不愁没钱花的周扬来说完全不同，但是他要跟她在一起，抛弃了发妻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周扬与苏灵扬结合后白头偕老再无二心。
不知道为什么吴淑媛在周扬最初离开的二年里不带着孩子找丈夫一起共同生活？上海她去过的，她也曾生活过，她不知道婚姻的长久分离慢慢就会变成背道而驰的距离么？在那个还能娶三妻四妾的民国时代里，她只是一直地等，一直地等，等丈夫来接她。生活里、爱情里乃至到她生命的终点她都是一直被动地等待从没有主动地迎接。而周扬宁肯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选择了一个跟他去延安读抗大的女人，这不能不说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才是爱情里永远的凝固剂。
几乎每个人都是在爱情中慢慢长大，学会了人生下半段活下去的本能，但是有些人，永远学不会，一场爱情下来会将人变老，即便容颜未曾改变，内心却已几经沧桑难以抚平。我们都希望自己在爱人心上如印记，带在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太容易背叛，当热度散去，剩下了茶米油盐，当炙热的情感渐渐被亲情所替代。一颗心如秋水，难以再起波澜。可是生活在众生中的每一个人又是多么渴望时刻能感受到爱与被爱的绚烂，希望在爱人眼中找到自己的存在。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和合适的人出现，一场爱情悲剧和喜剧就不可避免地上演，好的坏的、幸福的不幸的、简单的复杂的，都是各种不同爱情的共同特征。就這样，我们在各种情感里面揣测生命的意义和自己真实的内心。
有些东西是回不来了，比如一条原始、自然的河流，比如某个夜晚的漫天星斗，比如逝去的曾经美好的爱情……
偶然看到著名作家周爱若写过一篇文章《我的父亲》，文中讲述了他的父亲周扬和母亲吴淑媛的爱情过往。周扬嘛，很多人都知道，他是著名文艺评论家和翻译家，曾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的旗手，是响当当的青年才俊。吴淑媛出身于湖南益阳一大户人家，家世富有。周扬少年时在吴家读私塾，俩人互有好感，老师做媒，他们很自然地成了一对儿。这应该是人间很美的爱情故事，有相知有相爱，但是谁会知道呢，爱的结果是不是白首不相离？
吴家特别宠这个女儿，视她为掌上明珠。以至于女儿嫁给周扬后去了上海，因为周扬没有什么固定收入，家庭开销用度都靠吴家接济。当时有很多益阳的同乡和左联的朋友经常到他们家，这么多人没有收入，都是靠吴家给的钱维持生活。后来周扬晚年也曾对长子周爱若说：那时候在上海生活全靠你的母亲。
但是谁能想到，这种看似依赖稳固的婚姻，有一天也会被外力打破。人生无常，不经意的一次离别往往就是后会无期。1934年， 吴淑媛又怀孕了，以往每次都要回老家分娩，这次也不例外。周扬把妻子和两个儿子一起送回了湖南老家。以前周扬总要等到孩子生出以后再回上海，但这一次，还没等孩子出生，就急着要走，说是有工作。不久，吴淑媛收到丈夫的信，说他暑假会回来，她于是满心欢喜地等着再次的全家相聚。周扬爱吃妻子做的甘草梅——就是把新鲜的梅子泡在蜜里做成的一种蜜饯。吴淑媛托人买来最好的梅子，做了一坛甘草梅。那时在乡下，根本没什么好吃的，所以放在红漆柜上的这一坛蜜饯，对身边还很幼小的孩子来说是很大的诱惑，可是孩子们都知道不能吃，不但不能吃，还不能碰，因为这是母亲特地给父亲做的，因为这是母亲对父亲的思念——除非父亲回来，分给他们。
可是周扬并没有回来。
有人说，男人的逻辑永远是如果你爱我，你就不会走。而女人是，如果你爱我，你会来找我。我觉得，这句话似乎对吴淑媛最合适，她一直在家乡养育幼子等待丈夫回来接她。 第二年春天，青梅上市时，吴淑媛又开始做第二坛甘草梅；不久，周扬来信说他这一年夏天会回来的。可是他们依然是空欢喜，而柜子上已经摆了两坛梅子了。起初，他们还有他的消息，还有人捎来一套周扬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给吴淑媛，同时还给长子带来一件紫红色的呢子大衣，很漂亮。因为周扬离开的时间太长了，乡间渐渐有了一些传言。周扬的母亲不放心，专门写信问儿子：“是不是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是不是把家里人都忘了？”周扬回信说，他现在在肤施（延安）作教育厅长，不会做对不起家人的事。抗战爆发不久，情势越来越紧张，他们彻底失去了联系。自从周扬离开后，吴淑媛就独自带着三个孩子生活，不管谁提起丈夫，她总是谈他的好，她从来不相信那些传言，还嘱咐孩子们，不要听人瞎说。那时年幼的兄弟三人并不能体会到母亲的心境是什么。吴淑媛很少提起丈夫，她把自己的痛苦包得紧紧的，无论对婆婆、对妈妈，还是对任何人，她只字不提。
不提，是因为心里凝结堆积的情感已经太重太重，任何说辞已经无法表达内心的苦痛。又过了两年，吴母生病去世，这对吴淑媛的打击是致命的，自从丈夫离开一去不回，自己和孩子们全靠娘家抚养。而最疼爱她的母亲去世，使她内心的支柱瞬间坍塌了。那段时间，吴淑媛经常牵着3个孩子，每天走十几里路，去母亲的坟上哭坟。哭坟是当地的习俗，是那种带唱的哭，听起来特别凄惨，而吴淑媛每次都在坟上哭得死去活来，一哭就是一两个小时。她的哭不只是对母亲的思念，更多的，是哭自己命运的悲苦。也许只有在这荒野当中，她才能把深藏心底的绝望和悲恸宣泄出去，她那颗孤苦寂寞的心也只有在面对旷野中那座同样孤独的坟头才有依靠……似乎不幸总是接连而至，先是母亲去世，后是弟弟生意失败，卖了大片田产抵债，吴家一夜之间成了穷人。吴淑媛也从不为生计发愁的富家小姐变成了平民女子，她要亲手操劳一切抚育孩子们长大。
可是每年夏天，吴淑媛还一如既往地做着她的甘草梅，她总是幻想着也许哪一天丈夫就会不期而至，此时红漆柜上已经摆满了整整七坛杏梅。1941年的某一天，吴淑媛终于有了周扬的消息，但是这个消息却让苦苦等待的她一下子堕入深渊——那是《救亡日报》上登载的周扬给郭沫若的一封信，周扬在信上谈了解放区的一些情况，末尾附了这样一句：“苏（注：指苏灵扬，周扬第二任妻子）已进抗大，小孩 （注：指周密）已进幼儿园。” 吴淑媛一下子崩溃了，她终于不再做梅子了，望着柜子上排得整整齐齐的七坛梅子，她对孩子们说：“你们把那些梅子都吃了吧……”她很快就病了，脖子上长了一串长长的淋巴，全身浮肿，浑身上下似乎都是透明的，说话已无力气。 那一年，院子里多年不开花的两株硕大牡丹突然绽放开来，亲戚们都说是不祥之兆，就在一个连绵秋雨的寒夜，35岁的吴淑媛悄然而逝……
后来周爱若听胡风的夫人梅志回忆说，1934年周扬从益阳回到上海后，再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形象大变。他换下以前穿的西装，换上一件白绸长衫，戴一顶白色礼帽，身边的那个人也换了。其实吴淑媛并非一点都不知道周扬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她曾跟长子提及，有一次帮周扬收拾衣服时，在西装夹层口袋里发现一女性写的一 封信，看过后，她还给了周扬。她从来都相信自己的丈夫，相信他不会另有所爱。直到她离开人世的那一刻， 她对已经背叛自己的丈夫也没有一句抱怨…… 而离开吴淑媛的周扬在上海生活曾一度窘迫，经济拮据时他曾四处借钱，甚至苏灵扬怀孕生产时都没有钱去医院。这对过去向来不愁没钱花的周扬来说完全不同，但是他要跟她在一起，抛弃了发妻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周扬与苏灵扬结合后白头偕老再无二心。
不知道为什么吴淑媛在周扬最初离开的二年里不带着孩子找丈夫一起共同生活？上海她去过的，她也曾生活过，她不知道婚姻的长久分离慢慢就会变成背道而驰的距离么？在那个还能娶三妻四妾的民国时代里，她只是一直地等，一直地等，等丈夫来接她。生活里、爱情里乃至到她生命的终点她都是一直被动地等待从没有主动地迎接。而周扬宁肯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选择了一个跟他去延安读抗大的女人，这不能不说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才是爱情里永远的凝固剂。
几乎每个人都是在爱情中慢慢长大，学会了人生下半段活下去的本能，但是有些人，永远学不会，一场爱情下来会将人变老，即便容颜未曾改变，内心却已几经沧桑难以抚平。我们都希望自己在爱人心上如印记，带在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太容易背叛，当热度散去，剩下了茶米油盐，当炙热的情感渐渐被亲情所替代。一颗心如秋水，难以再起波澜。可是生活在众生中的每一个人又是多么渴望时刻能感受到爱与被爱的绚烂，希望在爱人眼中找到自己的存在。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和合适的人出现，一场爱情悲剧和喜剧就不可避免地上演，好的坏的、幸福的不幸的、简单的复杂的，都是各种不同爱情的共同特征。就這样，我们在各种情感里面揣测生命的意义和自己真实的内心。
有些东西是回不来了，比如一条原始、自然的河流，比如某个夜晚的漫天星斗，比如逝去的曾经美好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