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政策学科建设与发展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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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019年中央领导在两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要在发展基础上多办利民实事、多解民生难事,兜牢民生底线,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加快发展社会事业,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些指示精神值得社会政策研究学者认真研究。梳理中国社会政策实践,大力推动社会政策学科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迫切要求。为此,本刊专门编发了此组笔谈,回顾我国社会政策的发展历程、意涵、学科定位,探讨当前加强中国社会政策学科建设的重要意义、基本思路和新时期社会政策发展方向,以期推动社会政策学科建设和中国社会政策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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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不断探索,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一历程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深深镌刻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进的光辉史册中.
儒家的人伦思想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已逐步走入了社会科学范畴。其中“关系本位”成为社会学家研究的核心。然而,对于“关系”的理论建立是否需要借助西方社会理论或放入本体论与认识论去讨论,关系到该理论建构的方向选择。有研究表明,以天人合一为框架的中国文化偏重于关联宇宙论,即以阴阳关系构成来认识世界。本文就此提出,儒家的社会理论是由“对偶生成”为起点建立的一种具有价值导向性的关系运作理论。
“社会(科)学本土化”或“去西方化”思潮反对西方知识霸权,主张社会科学知识的多元性,这种诉求具有正当性。但这种诉求是建立在传统实在论的基础之上的,其立场构成了一种地缘多元主义,这种地缘多元主义在追求知识多元性的同时放弃了知识的普遍性,隐含着使知识碎片化的危险。如果我们从话语建构论的立场出发,就能够建构出一种话语多元主义立场。这种话语多元主义在鼓励解构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霸权的同时,又允许追求普适性的社会科学知识。
自20世纪初中国社会学建立以来,其学科体系的中国化或本土化就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并在20世纪80年代学科重建后成为人们争辩的焦点。作为一场具有系统性和普遍性的学术运动,社会学本土化涉及如何使这一来自西方的知识体系能够反映我们民族的传统和时代精神,并服务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建设。从这一意义来说,自20世纪30年代起,不同时期的社会学本土化或中国化运动都具有鲜明的学术性与实践性向度;而围绕本土化最核心的议题是知识的“跨情境效度问题”,其争辩基础是“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两种立场的对峙。本文作者认为,当今中国深
2019年10月2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社会建设与社会学发展高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陈光金研究员主持,主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中国社会发展与中国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与会学者紧扣主题,分析研判社会发展形势、明确社会学的重大研究问题、探讨社
在教育获得差异的研究中,控制考生学业表现之后,如果性别、民族、城乡等变量系数仍然显著,这些差异是什么机制产生的?在二本线以上,差异是由录取中的不确定性驱动的,而在二本线以下,差异是由不同群体考生对不同层次教育的偏好驱动的。本文采用X省完整高考数据,刻画了不确定性的分布情况、不同社会群体应对不确定性的行为差异以及最终对教育获得差异的影响,并探讨了教育扩张等政策对不确定性的影响。本文研究成果有助于打开教育获得差异生成机制的黑箱,为教育获得差异研究带来新的视角。
随着科技的发展,器官移植已从人类的幻想变为现实,成为挽救生命的医疗手段。在捐献与移植之间,捐献器官分配的公平性尤为值得关注。本文基于对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以及J市S医院的田野调查,以分配正义相关理论对器官分配的制度逻辑与实践逻辑进行审视,发现本应相互耦合的二者发生了相当程度的脱耦,成为制度失灵的一个典型案例。为解释脱耦机制,本文用制度合理性、制度约束力、场域透明度和价值认同度四个变量对制度场域进行分析,发现当变量值较低时,容易发生制度—实践脱耦,且市场逻辑更易侵入其中,将道德排挤出去,解构了器官分配正
“祖业”现象在中国农村较为多见,既有研究展示了其特殊性,却并未对祖业观念嵌入后的地权结构进行有力分析。本文基于鄂南马镇的经验素材,展开贯穿观念、制度和实践的分析。祖业声索主要发生在建房、葬坟、土地征收时,争夺的是依附于土地的某种权益,依据的是祖业观念及背后的地方性规范。在村庄语境中,祖业意味着成员资格,承载了生活秩序的象征功能,村民会据此援引各种资源展开争夺。地权实践形态是各方角力的平衡结果,法律和地方性规范在其中实现复合,形塑了一种“混搭”的地权结构。它是各种不同的“业”构成的“权利束”,祖业、土地集体
本文主要讨论不同群体获得高等教育回报的模式演变。在积极选择假设和消极选择假设两种理论框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现实,本文提出了“倒U形”回报模式的设想。分析结果表明,从2003年到2015年,我国高等教育回报模式从“波动—中底层激励型”向“稳定—中层激励型”转变,为“倒U形选择假设”提供了实证支持。这种教育回报模式的演变过程说明社会中间阶层已成为高等教育最主要的受益人,表明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制度性结构的变化有益于巩固新兴中产阶层并维持社会结构稳定。
阶级优势如何通过学校教育过程实现,这是教育不平等研究的核心议题。本文通过梳理发现,西方民族志取向的教育不平等研究发展出四条研究路径:学校分类的社会建构、课程知识的社会组织、不同阶级子弟在学校教育中的适应以及学生文化的意义建构。以上四条路径在关注点上存在“知识—互动”的差异,研究思路上存在“结构化—主体性”的差别,由此可以打开黑箱,把握教育过程的整体知识图景。中国教育平等问题涉及的机制更为复杂,当前急需以学校为田野,把学校教育过程带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