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2月，韩先楚出生在湖北省黄安(红安)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当过放牛娃，学过篾匠，在武汉做过短工。少年时代的艰辛经历，使他很快接受了“官逼民反”的革命思想。1927年11月，黄麻起义爆发时，他加入了家乡的农民协会，参加过反帝大同盟，还当过乡苏维埃土地委员。在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日子里，他以朴素的阶级感情和青年人的满腔热血，投入如火如荼的农民革命斗争。1930年10月，他参加了孝感地方游击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
　　
　　1933年4月，为加强留守鄂豫皖斗争的红25军，韩先楚所在的独立团接受整编，韩历任224团副连长、连长、营长，直到随军长征到陕北。相对于陈锡联、陈再道、许世友等鄂豫皖出身的名将，韩先楚的进步可谓太慢：上述诸人，长征结束时均为军、师职干部。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韩先楚较长时期战斗在地方武装序列，另一方面是他曾遭受“左”倾路线干扰。在鄂豫皖根据地，“左”倾思潮一度在党内盛行，他曾因抵制“过左”的行为而遭到错误的处理。
　　一次，游击队抓住几个打探红军消息的人，领导上认为这是敌人派来的侦探，决定把他们处决，派排长韩先楚去执行这个任务。他觉得，打听红军消息的不一定都是侦探，也可能是红军的家属寻找亲人，表示不同意这种做法，因而被说成“革命不坚决”、“手软”，由干部被撤职去当伙夫、抬担架。他不抱怨，不动摇，在战斗中奋勇当先，用扁担缴了敌人的枪，又被提拔起来当了班、排、连干部。
　　又有一次，他带领几个战士外出执行任务，所在部队转移途中遭敌袭击，部队被打散，他和两个战士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在敌人包围和严密“搜剿”之下，他们钻山林，藏石缝，忍饥挨饿，寻找部队。经过半个多月昼伏夜行、风餐露宿，他终于找到了中共鄂豫皖省委第四大队，虽然第四大队收容了他，也知道他的基本情况，但却借口“组织程序”，要求他找熟识的人证明他是党员、干部。在游击战争环境中，找熟人证明谈何容易。不得已，他又从战士当起。
　　1934年11月，红25军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西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孤军长征。
　　长征路上，韩先楚率领本连、本营，多次担负冲锋突击、破阵歼敌、夺关开路、堵截追兵的战斗任务，几次在危急情况下，掩护军主力和军领导脱离险境。其中，独树镇战斗，让他一战成名。
　　1934年11月中旬，红25军在河南罗山县朱堂店突破敌人阻拦，当晚从信阳以南越过平汉铁路，进入豫鄂交界的桐柏、枣阳一带，实现了战略转移初步目标。鉴于该地区距平汉铁路和汉水较近，机动范围狭小，加之敌重兵压境，难以立足发展，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遂决定掉头北上，向豫西的伏牛山区转移。从桐柏山到伏牛山，须越过许(昌)南(阳)公路，而许南公路两侧是一个地域辽阔的丘陵和平原地带。此时，已是11月下旬，寒流南下，气温骤降，而红军指战员却衣着单薄，粮秣不给。11月26日下午，红25军正准备从方城独树镇附近突过许南公路时，突然遭到预先抵达该地区的敌1个旅和1个骑兵团的阻击。同时，敌“追剿纵队”第五支队和1个师又随后紧迫，形势相当严峻。加上那天的气候条件极为恶劣，红25军发现敌人较迟，一时陷入破动。衣服被雨雪浸透，饥寒交加的战士们手指都冻僵了，有的枪栓也被冻住了。敌军乘机发起冲击，并分兵从两翼包抄，情况异常险恶。红25军被逼在独树镇打了一场恶仗。在此危急时刻，军政委吴焕先冲到最前线，发出“坚决顶住敌人，决不后退”的命令。此战，韩先楚带领部队打得非常勇敢，多次打退敌人进攻，守住了一个重要阵地。战斗中，他从通信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振臂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在他的率领下指战员们奋不顾身冲上前去，与敌军展开白刃格斗。经过一番恶战，红25军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当时，吴焕先就说：“唯楚有材，先楚为例!”
　　红25军进入陕南后，在开辟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打出了鄂豫皖红军的威风：第一次反“围剿”，在文公峙重创敌126旅，在华阳镇打垮敌警备2旅，在葛牌镇击溃敌警备3旅；第二次反“围剿”，先奇袭荆紫关，再在袁家沟口全歼敌警1旅。这些战斗，韩先楚都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在葛牌镇战斗中，他不幸身负重伤，仍坚持作战，伤未治好就归了队，左肩左臂成了残废。
　　1935年7月，红25军为了配合中央红军北上，离开新建立的鄂豫陕苏区继续长征。
　　1935年9月，红25军到达陕北和陕甘红军会师，编成红15军团。11月，直罗镇战役中，他率部首先堵住了敌人的去路，协同兄弟部队歼灭了据守南山的敌人后，又突入镇内。战斗结束，他提升为红15军团75师团长。
　　1936年春，红军东征山西，时为红75师团长的韩先楚，率部随中路军作战，他以两个营配合山西游击队包围石楼，控制黄河渡口，以一个营牵制了敌5个团的兵力，并掩护了毛泽东、彭德怀的指挥部，被任命为中路军副司令。之后，他又率部在双池镇附近打了一个没有上级命令的胜仗，歼敌一个营和民团百余人，升任红78师副师长。
　　1936年5月，红军开始西征甘肃、宁夏，已经升任红78师师长的韩先楚全程参加。红78师途经宁夏定边时，守敌马鸿逵一骑兵营倚仗城坚，固守不出。他策马绕城一圈，气定神闲：“敌惧我歼，攻城可克。”正待攻城时，西征军总指挥彭德怀来电：“置定边于不顾，继续绕道前进。”他置之不理，仍下令攻城，果然一战而下。彭德怀闻讯大喜，发来贺电：“你们机动灵活，攻克定边，庆祝胜利，防务移交宋、宋(红28军军长宋时轮、政委宋任穷)，继续向盐池前进。”在攻克盐池县城战斗中，红78师又歼马鸿逵部1个骑兵营、1个保安团，缴获战马700余匹，受到红军总部的表扬。此战缴来的战马，装备了红15军团的骑兵团。
　　
　　二
　　
　　1937年初，韩先楚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长期的战场锻炼，加上一定的理论熏陶，为他成为一代名将奠定基础。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抗战，韩先楚担任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徐海东)688团副团长。当年9月，115师首战平型关，歼日军1000余人，韩先楚也参加了这次战斗。战后，他奉命在平型关、繁峙一线继续抗击日军。太原失陷后。韩先楚所在的344旅奉命随129师主力南下太行，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不久，韩先楚调到新组建的689团任团长。在抗战之初，能够担任八路军一团之长，没有过人之能绝对不可能。
　　1938年4月初，日军集中3万余人，对晋东南地区实施“九路围攻”。为粉碎日军的围攻，129师首长刘伯承、邓小平决定：抓住日军一路，予以歼灭。15日，日军第108师团117联队3000余人由武乡北犯榆社扑空，当即撤回武乡。刘伯承决定歼灭该路日军。遂令129师主力及配属的韩先楚部689团由涉县以北地区向西急进，当日进抵武乡附近地区候命。黄昏，预感形势不妙 的日军弃武乡城沿浊漳河东撤。军情紧急，刘邓迅速决断：以129师772团和韩先楚部689团为左纵队，129师771团为右纵队，沿浊漳河两岸山地平行追击；同时，以129师769团为后续部队，沿武乡至襄垣大道跟进。16日拂晓，左右两路纵队超越日军并将其1500余人夹击于武乡以东长乐村地区，遂发起猛烈攻击。日军被截为数段，困在狭窄的河谷里无法展开。此时，已通过长乐村之日军主力为解救其被围困部队。集结1000余人，向129师左翼发动进攻。在戴家垴，772团与10倍于己的日军激战4小时，阵地最终失守。由于在不利地形上遭敌火力压制，全团处境十分险恶。这时，韩先楚率团“与日军进行5次白刃战”(军史“韩先楚”词条中语)，将敌人打了下去，使兄弟部队转危为安。刘伯承在观察所看到这一情景，拍手叫好并表扬了他。当年，武乡县在长乐村建立革命烈士纪念碑，还请韩先楚题词。
　　1938年4月下旬，在徐向前领导下，韩先楚率689团与晋东南兄弟部队组成“路东纵队”向冀南挺进，先攻克威县，歼灭伪军一个军部又一个师。随后，在威县、广宗、平乡、巨鹿、南宫、临清地区，打开了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局面。同年8月下旬，他奉命率部南下参加漳南战役，为建立冀鲁豫边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939年起，韩先楚历任115师344旅副旅长、代旅长，成为八路军中叫得响的人物。1940年4月，韩先楚担任新3旅旅长兼冀鲁豫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成为独当一面的人物。这期间，他率部配合129师进行了邯长公路破击战。
　　1941年3月，韩先楚抵达延安，先后在军政学院、军事学院学习，并随军事学院高干队调到中央党校参加整风运动，理论功底日渐扎实。
　　
　　三
　　
　　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后。韩先楚奉命率领抗日军政大学学员一大队到达东北。参加创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在东北，韩先楚的军事才能得到充分展示。
　　1947年2月，他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南满第4纵队副司令员。5月，沙岭子围攻战我军失利之后，东北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向北满发起猖狂进攻，直接威胁到东北我军后方的安全。中央军委电令我辽东部队在中长路上选几个城市打一打，以牵制向北满进攻之敌。当时有人说。沙岭子小小窝棚都没能打下，还能打大城市吗?又有的同志说，派个把师到沈阳附近放几枪就回来。但是，韩先楚领会了党中央电令精神，主动请战，建议选择驻守鞍山、海城的敌184师为攻击目标，发起鞍海战役。5月24日拂晓，在他亲临前线指挥下。第4纵队主力很快肃清鞍山外围之敌，在进攻市区的战斗中，他指挥各师采取大胆穿插、迂回的战术迅速占领了国民党鞍山市公署大楼，全歼鞍山守敌。紧接着，第4纵队南下连克营口、大石桥，直逼海城，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突入海城东门，以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相配合，迫使海城守敌第184师师部及552团在师长潘朔端率领下宣布起义，开创了东北国民党军战场起义的先例。在与潘朔端谈判中，是要潘放下武器投降还是带着武器起义的问题上，他当机立断，说服了周围的同志，决定接受潘带着武器起义的要求；一面要潘给其驻守大石桥的一个团下令起义，一面采取了防止该团违令顽抗脱逃的军事打击部署，获得了战役全胜，使敌人不得不从向北满进攻的兵力中抽回4个师回援鞍、海并增强沈阳防务，达成了党中央的意图。为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专门发电表扬鞍海战役打得好。
　　1946年10月，韩先楚又参与指挥了新开岭战役。战役前夕，由于发现敌兵力增加，第4纵队部分领导对打与不打一时决心难下。这时，韩先楚率纵队第10师从200里外日夜兼程赶回，力主下达战役决心。战役中，在我屡攻不下且部队伤亡很大、敌我形成僵局之际，有的领导干部已经认为取胜无望，打算撤出战斗。这时，他力排众议：“现在我们艰苦，敌人比我们还要艰苦!”他看出了敌人的要害，向指挥部建议：把纵队的各种火炮统一组织起来，用榴弹炮与迫击炮射击山后的敌预备队，用野炮和山炮压制山头上敌堡的火力，支援配合步兵突击队强攻。经过半天决战，胜利结束战斗，全歼国民党号称“千里驹”的第25师，在东北战场首创在一次战役中全歼国民党军一个精锐师的战绩，保障了辽东党政军民战略转移，夺得了我军四保临江的准备时间，因而得到中央军委、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辽东军区的嘉奖，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央军委嘉奖电报。在新开岭战役的指挥中，韩先楚表现出一名优秀将领所特有的不避艰险、不畏强敌、敢于决战的胆略和顽强的战斗作风。
　　鞍海战役和新开岭战役，让韩先楚在第4纵队中建立了高度的威信，几个师的干部对他都很钦佩，大家一致反映：他生活上和部队同甘共苦。作战上决心果断坚决，指挥沉着灵活，关键时刻亲临一线解决问题。
　　1946年冬，在占领四平、长春、吉林之后，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采取“先南后北，北守南攻”的方针，以部分兵力倚傍松花江与我北满主力对峙，而集中其在东北的全部机动兵力在南满向我发动进攻，企图将南满我军围歼于长白山下或赶进长白山冻死、饿死、困死，尔后再转而集中兵力向北满进攻。正当南满斗争形势严峻和极困难的时候。为了加强对南满斗争的统一领导，中共中央东北局派陈云、肖劲光等来到辽东，在临江成立中央东北局辽东分局，统一领导南满地区党、政、军的工作，陈云任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肖劲光任军区司令员。
　　1946年12月11日，肖劲光主持在七道江军区前线指挥所召开了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韩先楚、罗舜初、曾克林、彭嘉庆以及3、4纵队师级干部，陈云因在临江没有到会。会议的议题，主要是研究今后行动方向和作战方针问题。会议第一天，军区领导同志作了报告，提出了撤离南满，转移东满的问题。其理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敌强我弱，不能与敌决战，长白山区地形狭窄，大兵团作战没有回旋余地，不是主力久留之地；主力撤至东满，可摆脱敌人追击；尔后与北满主力汇合，兵力集中，不会被敌各个击破；到了北满若有危急情况，可背靠苏联，比较保险，等等。这个报告，是会前一天的晚上，由在七道江的几位军区领导同志研究的意见。实际上，会前军区已下达了主力北撤的预令，部队做好了过山林的斧头、锯子、绳子和爬犁、干粮等各种准备。对会议的报告，大家议论纷纷，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基本上形成两种意见：一种是同意报告的意见，撤到东满，保存实力；另一部分人主张坚持南满，反对撤退，持这种意见的人是少数，只有韩先楚、彭嘉庆等人。其理由是：南满的战略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如果放弃南满北撤，正中敌人“南攻北守”的战略意图。坚持南满，可以拖住敌人，与敌周旋，等于在敌人屁股后面吊个大冬瓜，牵制敌人主力，配合北满主力南下。对整个东北战局有利，对今后战略反攻有利。敌人虽强。但其战线拉长，兵力不足，内部矛盾重重。南满我军已有相当实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可以坚持的。4纵队全歼敌25师， 已充分显示了部队的战斗力。
　　由于韩先楚等人的极力反对，北撤意见被搁浅，大家决定请陈云拍板。14日上午，陈云赶赴七道江主持会议复议行动方向问题。会上，主张坚持南满斗争的人多了起来，原来主张撤退的同志，态度也有所转变。陈云倾听了各方面的意见尤其是韩先楚的发言后，全面分析当前的形势，权衡撤退或坚持的利弊，提出了坚持南满斗争的意义和可能性：闯进东北的敌人好比是一头牛，其牛头是向着北满的，尾巴在南满。若我们松开牛尾巴，这头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难保：我们抓住了牛尾巴，它就进退两难。而要抓住其尾巴，是比较费劲的，也要付出较大的代价，但从全局来说，这个损失要比放弃南满的损失要小得多。大家要我来拍板，我现在拍板就是坚持南满，一个人都不走，留下来打。
　　由于韩先楚等的坚持和陈云的力挺，会议最后确定了“巩固长白山区，坚持敌后3大块(即辽南、安东、辽宁3个军分区所辖的地区)”的战略指导思想，制定了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密切配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指导方针。因此，军史专家一致认为：韩先楚在七道江会议上成为少数派，是他由出色的战役指挥员向军事战略家迈进的标志。
　　当时，南满我军主力只有第3、第4两个纵队，3纵比4纵历史长，作战经历较多，但3纵领导改组不久，现领导对部队，部队对现领导还不大了解；而4纵经鞍海、新开岭两战役后士气较高，部队对纵队领导尤其对韩先楚作战指挥有信心，且4纵司令员(吴克华1不在位，军事上实际是韩先楚负责。因此，陈云决定：由4纵担负深入敌后作战的任务，把敌人拖在南满。在4纵临出发前，陈云和肖劲光找韩先楚来谈话，交待深入敌后的军事行动由他负责，有什么问题电台及时联系，问他有什么困难。韩先楚表示：请分局和军区领导放心，一定完成任务，除了部队棉衣单薄尚未完全解决外，其他什么困难也没有。
　　陈云，肖劲光马上交代了解决棉衣的办法，韩先楚立即在飒飒寒风中向陈、肖挥手敬礼后跃身策马而去。在目送他去远时，陈云向肖劲光说了一句：现在多需要这样的干部啊!
　　1947年1月—2月间，韩先楚和政委彭嘉庆等率4纵向敌守备重点宽甸、桓仁、凤城、赛马集地区及安(东)沈(阳)铁路两侧实行远程奔袭，在第一次保卫临江战役和第二次保卫临江战役的50多天中，冒零下三、四十度严寒，在敌后东至鸭绿江，南至普兰店，西至抚(顺)本(溪)外围，北至永(陵)通(化)公路长宽几百里之广大地区内，作战50多次，拔掉敌据点40多个，歼敌6000余人，扫清了永(陵)桓(仁)公路以西纵横近百公里地区的敌人，摧毁了敌伪统治，鼓舞了人民，巩固和发展了土改，直接威胁抚顺、本溪，使敌人不得不从进攻临江的兵力中抽回4个师以巩固其后方并对付我4纵，这样配合3纵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并共同取得了高力城子、三源浦歼敌之重大胜利。陈云和肖劲光曾为此以南满分局的名义专门给4纵发了嘉奖电报。作为4纵主要军事指挥员的韩先楚，在这次深入敌后的作战行动中，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的。
　　韩先楚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并善于深思熟虑，所以他对敌我情况有深切的了解，能正确领会上级意图，抓住敌方要害、掌握战机。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他积极求战不畏强敌的精神和正确果断的决心与勇于负责的态度。
　　1947年3月下旬，在敌第三次向我临江根据地进犯的行动被我军粉碎之后，敌又由吉林、长春、察南拼凑了14个师的番号20多个团(计10万之众)的兵力，分三路向我临江地区发动空前规模的第四次进犯。敌我对比形势甚为严重。南满分局开紧急会议分析了形势和任务，认为要准备打硬仗，无论战争多残酷也要打胜这一仗，决定组成前线指挥部，以3纵司令曾克林、4纵副司令韩先楚为正副指挥，要韩先楚去3纵与曾克林等共商作战计划。他去后却和3纵领导分别给南满分局发来了作战方案的电报。3纵领导的电报主张先打敌中路侧翼装备较差、战斗力较弱的云南部队暂编20师，认为这样比较稳妥；而韩先楚的电报则主张先打敌中路主力美械装备战斗力较强的蒋嫡系89师加54师的一个团。3纵领导认为打89师如在一天内解决不了战斗，各路敌军增援上来，我军有被围的危险，不同意此案。而韩先楚则认为该敌盲目骄傲，刚从外地调来不了解我之特点，如我能争取时间将敌诱至对我有利的地形上突然出击之，就可在较短的时间围歼，该敌是主要进攻的一路，打掉它即可粉碎敌全面进攻。陈云、肖劲光接到这两个电报后分析：按照常规，4纵只1个师参战，作为4纵副司令的韩先楚完全可以同意3纵领导的方案。打好了有自己一份，打不好当然由3纵领导负主要责任。但韩先楚没有这样做，而是另发电报坚持己见，可见他既敢于坚持原则又胸中有数。
　　陈、肖二首长研究后认为，韩先楚的方案能更有力地打击敌人，他如没有把握不会这样坚持。遂复电同意韩先楚的方案。为利于贯彻作战意图，并决定由韩先楚为主，统一指挥3纵队作战。这种安排，在我军战史上极为罕见，既体现了陈、肖的慧眼识才，也表现了韩先楚的过人将才。
　　两天后捷报传来，在韩先楚指挥下，经10个小时的激烈战斗，一举将敌89师及54师的一个团全歼于辽宁红石砬子(红石镇)地区并同时击退敌两个师的增援。此战我军只付出伤亡近300人的代价，获毙俘敌万余人的胜利，首创东北战场上一仗全歼敌一个整师又一个整团的范例，且敌我伤亡比例为惊人的14比1。其他各路敌人见89师被歼，纷纷撤退，敌第四次进犯临江的行动被粉碎，从此扭转了南满敌攻我防的局面，东北战场上我开始转入反攻。
　　在坚持南满的斗争中，韩先楚一直率部在前线奋战，总是在最艰苦最危急的地方，他在几次关键性的战役中起了重要作用。因此东北3纵和4纵干部、战士听说他指挥打仗，就浑身来劲、信心倍增1
　　1947年夏季攻势作战中，韩先楚指挥5个团攻克梅河口，歼敌重建的第184师，打通了东北我军的南北联系。9月，韩先楚升任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司令员。陈云当时就说过，4纵的战斗力给韩先楚带出来了，3纵是个老部队，韩先楚去一定会打得更好。不出陈云所料，3纵在韩先楚指挥下，立下了赫赫战功：1947年秋、冬季攻势作战中，他采用“掏心”战术，率3纵急行军120公里，在威远堡、西丰地区全歼敌第116师，配合兄弟部队在安福屯、公主屯地区全歼敌新5军军部及两个师，并攻克开原、四平，全歼守敌；辽沈战役中，他率3纵在攻锦战斗中首先攻克了被敌人吹嘘为“第二个凡尔登”的配水池和亮马山这两个城北制高点，随即迅速突入锦州市内歼灭了范汉杰的兵团指挥部，移师辽西参加歼灭廖耀湘兵团后，因敌我双方都处于运动之中，韩先楚根据形势，要求部队发现哪里有敌人就向哪里打，哪里枪声密集就往哪里集中，注意和兄弟部队联系，并指出了向沈阳前进的大方向。这一措施充分发挥各师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很快就歼灭了廖兵团的指挥部和新6军军部。 　　由于在1947年东北战场夏季、秋季、冬季攻势和辽沈战役中，韩先楚指挥部队勇猛迅速，攻无不克，所向无敌，被称为“旋风部队”。
　　1949年4月，韩先楚出任12兵团副司令员，率部解放武汉。湘赣战役后，他又率部解放了长沙，建立湖南军区并任副司令员。随后，他参加了消灭白崇禧集团的衡宝战役和两广战役，并作为12兵团副司令员兼第40军军长，负责中路军正面战场的作战指挥。他带领的部队协同兄弟兵团南下追击一直打到雷州半岛，至此华南地区的大片土地已回到人民的手中。
　　面对着敌人重兵盘踞的海南岛，当时部队个别人滋长了“革命到头”的思想，还有部分同志对渡海作战、解放海南有畏难情绪，依赖等靠购买登陆艇。韩先楚积极贯彻中央军委对海南作战的意图，不过元旦、春节，不等上级解决困难，亲自走访船工，实地调查，掌握了解地形、海情、敌情；亲自组织部队，以帆船为主训练渡海作战本领，力主抓住渡海作战的战机，于1950年4月亲自率领部队，在兄弟部队协同和琼崖纵队的接应下，突破国民党以陆、海、空军以及地方武装组成的海南立体防御体系，创造了帆船渡海作战并取得辉煌胜利的壮举，及时解放了海南岛。
　　韩先楚是个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军事家。当罗荣桓提出了中南军区空军司令等三个职务，向他征求调动工作的意见时，他说：我是打仗的人，还是到有仗打的地方去锻炼吧。结果，他毅然选择了到准备担负援朝作战任务的13兵团任副司令员。
　　
　　四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韩先楚踏上了保家卫国的战场，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19兵团司令员。在彭德怀领导下，他深入前线指挥作战：
　　第一次战役，他指挥部队连续突击，为我军争取了先机展开之例：
　　第二次战役，他指挥部队在德川、宁远地区将伪军两个师大部歼灭，打开了战役缺口，继而在三所里地区截歼美军及其盟军部队，对这次战役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他坐镇指挥的38军被彭德怀誉为“万岁军”；
　　尤其是在第三次战役中，他指挥了3个军的兵力，突破“三八”线直捣汉城，对战局起了重大作用。
　　有一天，秘书给陈云念战报，当念到韩先楚指挥的几个军强渡l临津江、突破“三八”线解放了汉城，把美军赶到“三七”线附近妁消息时，陈云笑着说：“看来这个麦克阿瑟要栽在我们韩将军的手里了。”韩先楚为祖国的安全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一级国旗勋章和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1953年初，韩先楚因病回国，他拖着伤残萎缩的左胳臂，仍为我军现代化建设日夜操劳，历任过中南军区参谋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9月，在我军第一次评授军衔时，他被授予上将，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在担任福州、兰州部队司令员期间，为制定作战预案和战场建设，他走遍了东南沿海大小岛屿的前沿阵地和西北高原、山川的兵站、哨卡。
　　“文革”期间，韩先楚公开批评在各种文件头上都冠以毛泽东语录的做法，说这是“穿靴戴帽”。他坚决反对林彪及“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1967年1、2月间，正是全国刮起夺权恶风之时，他主持发布了《福州前线部队公告》，在福建、江西进行了狠狠的回击。当即由中央军委批转全国，在当时对回击极左思潮，保持部队稳定，安定社会秩序，起了很好的作用。他因此受到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忌恨，林彪和“四人帮”为此派人去江西接管支左，在实际上夺了他对江西驻军的领导权。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他还保护了一些老干部，都是在下放劳动或靠边之时，他设法接到福州帮助安排生活和工作的。
　　“四人帮”把持上海时，韩先楚和许世友、杨得志一道，坚决抵制“四人帮”插手江苏、山东、福建的阴谋，许世友称赞他是“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硬骨头。“四人帮”一伙则把他们视为眼中钉，一再对他们打击迫害。在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时，他在兰州军区，因为他不同意把邓小平作为敌我矛盾批，不同意向军队印发清华、北大的批判文章，他在会议上受到一些人的围攻和批判，说他是邓小平在大西北的代理人，责问他有什么“尚方宝剑”。
　　韩先楚反对借政治运动整人，“文革”中期，他主政福建，一些曾经喊过打倒韩先楚口号的群众，“清队”中在下面受到审查。有位群众将此情况写信给先楚同志。他在信上批示：喊打倒韩先楚的不能算错误。他还指示印发了这封信和他的批示，并在省委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就这件事再三强调：凡喊打倒我的不算错误，更不能装档案。他一再说，“我们党内不能一个搞初一，一个搞十五，昨天你整我，明天我整你”。
　　1980年起，因身体原因，韩先楚不再担任大军区司令职务了。但他仍然关心着部队的现代化建设，向中央军委提出过比较系统的建军的建议，提出过军队建设指导方针要实行战略性转变的意见。
　　1986年10月3日，韩先楚在北京逝世，终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