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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成立于1912年2月,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银行。沪上知名女作家程乃珊讲述中国银行老一辈银行家的故事……
我可谓银行世家出身。我祖父程慕灏和外公潘汉民都是服务了中国银行一辈子。在我牙牙学语时,外公已抱着我轻轻吟诵“事繁勿慌,事闲勿荒,取象于钱,外圆内方”的中行行训。至今我还背得出八十年前中行宿舍社区的铭句:筑室百诸,爱居爱处;殖殖其庭,君子悠宁。
银行作为从西方引入的一种金融运作模式在中国尚属很年轻,作为中国有史以来首家国家银行(中行前身为户部银行,后为大清银行)的中行还未满百岁。两位老人的自传给中行留下了一些宝贵的资料。
一、长衫帮和洋装帮
中行员工历来分长衫帮和洋装帮。
祖父程慕灏(1898-1990)是典型长衫帮,即无学历从练习生做起。祖父15岁入中行做练习生,从包银元做起,还要学点钞票、译电报、打算盘,三年后由练习生升为助员,再升办事员,然后是初级文员……直至86岁离行荣休,仍兼任香港中银集团顾问、中国银行总行常务董事之职,直至93岁过世,以廉正的工作态度为自己赢得七十八年光明磊落、贡献重重的金融生涯,从而成为中行有史以来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在职工龄最长的一名员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史》对他作出如此评述:“程慕灏终身服务中国银行凡78年,这在全国金融界中是罕见的。”
祖父回忆,包银元属银钱业的基本功。银元圆滚滚的,要包得服帖紧扎,这项技巧很难学。此外,作为练习生的基本功,还要学会听银元以辨真伪。为了苦练基本功,祖父小小年纪每天清早守在水缸边,寒冬腊月也不例外,双手都生满了冻疮,坚持逐个用银元敲击水缸边,如果声音锵锵清亮,就是真的。假的,会发出闷闷的哑声。还有一种识别方法,是用手指分别夹在两块银元之间,再轻轻一吹,真的声响如银笛……祖父还有个习惯,就是站着吃饭,特别吃早饭,为此祖母向他提了几次:“皇天不打吃饭人,啥事连吃顿饭也坐不太平!”祖父说这是做练习生时留下的习惯。祖父自小乖巧精灵,手脚勤快,随时应师兄上级客户之召,吃饭时也做好应召之准备,故习惯站着吃饭,以方便随时放下饭碗做事……对传统的学徒(银行称为练习生)训练方式,祖父认为有其合理处:苦学基本功,去尽家中带来的娇骄二气,学会谦虚全力为客人服务!
外祖父则为典型的洋装帮。外公潘德民(1898-1978)圣约翰大学毕业,是从英资亚细亚石油公司跳槽至中行的。外公从八仙桥中行分理处主任做起直至广州中国银行副行长,并在1949年配合人民政府做好移交手续后回到上海,共计服务中行廿八年!再经人民政府分配仍在外滩23号内的中国土产出口公司重新上岗,直至退休。无论如何,总算是在中国银行大楼里上了一辈子班!
二、“想发财的,不要进中行……”
“想发财的 ,不要进中行,但只要勤勤恳恳,行方应承一定会给你一世小康的生活……”
1913年祖父入行做实习生时,当时的行长丁道津亲自召见他,如对自己小辈般对他讲了这句话。
今香港著名银行家、八十多岁的原南洋商业银行总裁舒慈煌仍记得,他当年进中行,我祖父对新员工训话的开场白,也还是这句话!
中行首任老总,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堪称头一块牌子的银行家宋汉章,一贯生活俭朴。曾见过他一张照片,皮鞋尖都磨得发花了。听外公讲,某日中行工友去他家送文件,远远看见他自己用一根筷子串了几根油条从外面走进来——原来这位银行家自己去买早餐。其实他家中有佣人,但一些简便小事他尽量不麻烦下人。说出来读者不会相信,这样一位大银行家60年代在香港去世,身后遗产仅十来万美元!他一世都没有私人物业,一辈子住的是银行提供的住宅。祖父亲口向我说过,60年代,宋汉章从南美回香港定居,租住北角二房一厅没有冷气的住宅。60年代日本电器开始大举抢滩香港,冷气机已不属特别奢华之物。香港闷热,实在热得吃不消,他就到楼下一家理发店去吹吹冷气!也有传说他常去中国银行的营业厅吹冷气,因他衣着朴素,行员谁都没认出他是中国银行的老祖宗。一个偶然的机会被一个老行员认出,众人大为感叹。
其实,中国银行的老高层,清廉的何止他一人,张公权(老中国银行总行副总,徐志摩前妻张幼仪之兄),晚年在美国时,也受困于居无定所,他一世在金融界拼搏,毫无私心,最后连房子都买不起,后来还是银行界的旧同仁集资为他解决了此事。
就是这两位中国金融巨头,在1916年联手江浙财团调拨资金,并与外资商行订立200万元的透支合同,以对抗北洋政府的停兑令,令中行创造了一个金融神话,信誉猛增,宋汉章本人也成为金融界呼风唤雨的人物。他的才干与魄力由此可见一斑。但他在卅来年总经理生涯中竟从未为自己谋过一丁点私利!
三、中行别业
宋汉章令中行员工难以忘怀的另一原因,是他率先提议为员工营造宿舍,首建了可以讲是上海近代史上首个有社区概念的居住模式——中行别业。中行别业现址为万航渡路623弄,占地面积46.17亩。
1923年由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出资,并经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会讨论决议,建造第一批砖木结构的单开间三层楼的联体石库门房子共七列。每幢安排一户员工家庭,合共有五十六户员工家庭迁入新居。外加一座四层高的建筑,有点类似今日的会所性质:下面为大礼堂,作员工家庭婚庆典礼之用;二楼为免费员工子弟小学——“中正小学”;三楼四楼为单人宿舍,供未婚员工居住。区内设有供销社、图书馆、理发室、联合诊所、老虎灶、大饼油条点心店等生活设施,另有网球场、乒乓室、篮球场等。现在看来,已是一个具相当规模的小型社区。在八十年之前,上海的住宅设计已有此等前卫的创意,上海人的紧贴时代及与时俱进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据祖父自传所载,在上世纪20年代初,一位中行的高年资小职员病逝,向来厚爱部属的宋汉章,逢员工去世必亲临凭吊,此次当然也不例外。
该老员工家境拮据。一家四口挤居住石库门楼下一间廿平方都不到的客堂。为老员工停灵,家人拆去了床铺。但毕竟居室浅窄,老员工的灵床头顶灵桌脚顶临天井的长落地窗,令窗门都关不上。时值滂沱大雨,窗外飘入的雨水将老员工的一双鞋子都浇湿了。宋汉章看在眼中心里十分难过:“这位老员工为中行服务了一辈子,最后连一所像样的居室都没有!中行有愧于他!”
为中行员工提供免费优质居宅的念头就此油然而生。在1923年10月31日,由宋汉章提出,经常务董事会讨论通过,出资3200两白银,选址越界筑路区(即越过租界地划定范围开拓出来的新区,仍属租界当局管辖,但因属新开发区,地价比租界地便宜),初时买地17亩,起造“中行别业”。
父母回忆,当年中行别业内其实已颇有社会主义之风:看病免费,行方轮流邀请海上内外科名医坐镇诊疗所;读小学免费,上中学大学甚至留学,都可向中行低息借贷。整个中行别业如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每天有行中大巴士准时接送员工上下班。当时每逢周末,总行老总张公权总是到中行别业隔壁94号中行俱乐部轮流召集行中中下级职员聚餐谈话,从其谈吐、吃相、举止来甄别中下级同事的素质,用现今话,即为深入基层。如是同事加近邻,上下级共住一区,众人守望相助和睦如一家。此种既改善员工福利又为银行资本增值且有利员工与上司沟通的做法可谓双赢。从此各省市中行分行纷纷效之,如杭州中行别业、济南的大兴里和集成里,还有广州东山的中行宿舍等。
四、对事业负责,对家庭负责
作为银行,信誉就是生命。自经历了1916年为对抗北洋政府的停兑令,中行信誉历经种种考验,赢得社会认可,名扬四海,高居全国之冠,与中行员工优良素质是分不开的。
祖父常常说,做银行不同于生意人,所以一定要每时每刻如一份包装十分考究的礼物出现人前。祖父自己身体力行做到这一点。祖父长相俊朗,为人豪爽倜傥,但从不涉足舞场、马场这些场所。
同样服务于银行界,外公潘德民不及祖父程慕灏声名显赫,但他一生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好外公、好的专业人士。
做银行的,难免与商人打交道。外公回忆在广州中行做副行长时,客户为邀他吃饭,千方百计寻他行踪,各商家送礼不绝,无孔不入,还强拉去夜总会,代买舞票代约舞女,外公总是婉拒以洁身自好。外公一辈子未进过舞场、马场,除非朋友家的私人Party,因那儿是没有舞女的。外公是连麻将都不会搓的,他爱好摄影、桥牌、京戏、评弹……在事业上,外公似无祖父那样亨通风光,但却比祖父享有更多的天伦之乐。退休后的外公,虽然只有五十多块退休金,但我舅舅在美国,每月给他汇来富足的生活费,相对我祖父还得为公事劳劳碌碌,压力重重,外公生活得很是悠闲滋润。
五、中国银行是京剧最大的票房之一
老上海的银行家几乎个个都是京剧名角的粉丝。他们与京剧名家的友谊是一生一世的,甚至可谓患难之交。那时外滩23号每晚关上铁闸后,内里仍灯火通明,丝竹之声不绝,那是员工下班后在玩票。我外公祖父就是其中一员。
1930年梅兰芳应美驻华公使所邀访美,但当时的政府并不提供赴美经费,历经千辛万苦才筹得十万大洋,仍不够梅家班一行廿余人所需,最后是中国银行董事长冯耿光(又称冯六爷)再为之力筹五万大洋令其方能成行。
抗战期间梅兰芳蓄须明志,爱国抗日。但梅家班的开支庞大,也是个现实问题。1944年,吴湖帆和银行家李拨可、孙曜东及我祖父程慕灏在梅家闲聊,灵机一动,决定为梅兰芳办一个画展。展地由祖父联络,就放在今南京西路成都路口中行分行原盛宣怀大宅内(盛家后代卖给中国银行,解放后曾为时代中学校舍,90年代拆除),一应裱装、发印请帖之事也由中行包了。梅兰芳不是专业画家,但为了表示对他抗日爱国支持,社会反应强烈,在预展三天间已卖掉三成。买方几乎清一色是梅兰芳的银行家粉丝。
六十多年过去了,想来如今民间还收藏有梅兰芳当年的字画的就是无价了。据说连梅兰芳故居都没有一幅梅兰芳的字画了。祖父曾有几幅放在中行保险柜里,浩劫中不知所终。祖父晚年每每提起,深感惋惜!
六、公私分明、清廉秉正
中国银行一直教诲员工“储户没有大小卑荣之分,都是银行的股东,要以储户的朋友甚至仆人自居”。这形成中行员工一贯的温良谦让的风格。
印象中,从不听见外公有大声呵斥的时候,不管对保姆还是对扫弄堂的乃至门口的老皮匠,都是客客气气。祖父亦然。上世纪60年代服务他们多年的自梳女出身的顺德女佣还是祖父做的媒,将自己司机介绍给她。虽从此两老再没找到过一个如她般合心的女佣,但仍为她有个好归宿欣慰,“我们总要老去,到时候她孤身一人如何是好?”女佣出嫁之日,两老如嫁女一样送她一对龙凤金镯。
祖父对来信必复,特别是上海的老友。他与我外公,还有已故银行家朱博泉公公通信频密。在港时他常叫我去超市买信封信纸。我看他写字桌上有厚厚的中行信笺信封,为什么不用呢?他认为他写的是私信,怎么可以用公家信笺。外公也如此。自小记得他上班总拎着一只开口全透明的厚质塑料袋,里面放一方小毛巾,一只饭盒,夏天再加一把扇子,一目了然。外公当时被分配看库房。他说,但凡库房出出进进拎的包,一定要用透明袋——用现今时尚话,为有“透明度”,以示清白。
外滩23号中行大楼起造期间,祖父为全程监理。大楼竣工后,承包商送一架蔡司相机给祖父,祖父转手就送给了行里的摄影小组。
1944年,我的作为长房长孙的哥哥出世。祖父交际广泛,同仁客户纷纷送礼致贺。祖父将礼金集中再自贴一些,在今延安中路955弄内,捐造了个简易网球场,方便员工业余康乐消遣。
作为多届全国政协委员,与香港上层有着密切关系的祖父,恪守一贯的清廉秉正,在香港直到去世他都没有购买过一寸私人物业,住的还是银行的房子。
时过境迁,或者我的认识已跟不上今天时代的发展,但我想“诚信”两字永远是银行的灵魂。
我可谓银行世家出身。我祖父程慕灏和外公潘汉民都是服务了中国银行一辈子。在我牙牙学语时,外公已抱着我轻轻吟诵“事繁勿慌,事闲勿荒,取象于钱,外圆内方”的中行行训。至今我还背得出八十年前中行宿舍社区的铭句:筑室百诸,爱居爱处;殖殖其庭,君子悠宁。
银行作为从西方引入的一种金融运作模式在中国尚属很年轻,作为中国有史以来首家国家银行(中行前身为户部银行,后为大清银行)的中行还未满百岁。两位老人的自传给中行留下了一些宝贵的资料。
一、长衫帮和洋装帮
中行员工历来分长衫帮和洋装帮。
祖父程慕灏(1898-1990)是典型长衫帮,即无学历从练习生做起。祖父15岁入中行做练习生,从包银元做起,还要学点钞票、译电报、打算盘,三年后由练习生升为助员,再升办事员,然后是初级文员……直至86岁离行荣休,仍兼任香港中银集团顾问、中国银行总行常务董事之职,直至93岁过世,以廉正的工作态度为自己赢得七十八年光明磊落、贡献重重的金融生涯,从而成为中行有史以来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在职工龄最长的一名员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史》对他作出如此评述:“程慕灏终身服务中国银行凡78年,这在全国金融界中是罕见的。”
祖父回忆,包银元属银钱业的基本功。银元圆滚滚的,要包得服帖紧扎,这项技巧很难学。此外,作为练习生的基本功,还要学会听银元以辨真伪。为了苦练基本功,祖父小小年纪每天清早守在水缸边,寒冬腊月也不例外,双手都生满了冻疮,坚持逐个用银元敲击水缸边,如果声音锵锵清亮,就是真的。假的,会发出闷闷的哑声。还有一种识别方法,是用手指分别夹在两块银元之间,再轻轻一吹,真的声响如银笛……祖父还有个习惯,就是站着吃饭,特别吃早饭,为此祖母向他提了几次:“皇天不打吃饭人,啥事连吃顿饭也坐不太平!”祖父说这是做练习生时留下的习惯。祖父自小乖巧精灵,手脚勤快,随时应师兄上级客户之召,吃饭时也做好应召之准备,故习惯站着吃饭,以方便随时放下饭碗做事……对传统的学徒(银行称为练习生)训练方式,祖父认为有其合理处:苦学基本功,去尽家中带来的娇骄二气,学会谦虚全力为客人服务!
外祖父则为典型的洋装帮。外公潘德民(1898-1978)圣约翰大学毕业,是从英资亚细亚石油公司跳槽至中行的。外公从八仙桥中行分理处主任做起直至广州中国银行副行长,并在1949年配合人民政府做好移交手续后回到上海,共计服务中行廿八年!再经人民政府分配仍在外滩23号内的中国土产出口公司重新上岗,直至退休。无论如何,总算是在中国银行大楼里上了一辈子班!
二、“想发财的,不要进中行……”
“想发财的 ,不要进中行,但只要勤勤恳恳,行方应承一定会给你一世小康的生活……”
1913年祖父入行做实习生时,当时的行长丁道津亲自召见他,如对自己小辈般对他讲了这句话。
今香港著名银行家、八十多岁的原南洋商业银行总裁舒慈煌仍记得,他当年进中行,我祖父对新员工训话的开场白,也还是这句话!
中行首任老总,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堪称头一块牌子的银行家宋汉章,一贯生活俭朴。曾见过他一张照片,皮鞋尖都磨得发花了。听外公讲,某日中行工友去他家送文件,远远看见他自己用一根筷子串了几根油条从外面走进来——原来这位银行家自己去买早餐。其实他家中有佣人,但一些简便小事他尽量不麻烦下人。说出来读者不会相信,这样一位大银行家60年代在香港去世,身后遗产仅十来万美元!他一世都没有私人物业,一辈子住的是银行提供的住宅。祖父亲口向我说过,60年代,宋汉章从南美回香港定居,租住北角二房一厅没有冷气的住宅。60年代日本电器开始大举抢滩香港,冷气机已不属特别奢华之物。香港闷热,实在热得吃不消,他就到楼下一家理发店去吹吹冷气!也有传说他常去中国银行的营业厅吹冷气,因他衣着朴素,行员谁都没认出他是中国银行的老祖宗。一个偶然的机会被一个老行员认出,众人大为感叹。
其实,中国银行的老高层,清廉的何止他一人,张公权(老中国银行总行副总,徐志摩前妻张幼仪之兄),晚年在美国时,也受困于居无定所,他一世在金融界拼搏,毫无私心,最后连房子都买不起,后来还是银行界的旧同仁集资为他解决了此事。
就是这两位中国金融巨头,在1916年联手江浙财团调拨资金,并与外资商行订立200万元的透支合同,以对抗北洋政府的停兑令,令中行创造了一个金融神话,信誉猛增,宋汉章本人也成为金融界呼风唤雨的人物。他的才干与魄力由此可见一斑。但他在卅来年总经理生涯中竟从未为自己谋过一丁点私利!
三、中行别业
宋汉章令中行员工难以忘怀的另一原因,是他率先提议为员工营造宿舍,首建了可以讲是上海近代史上首个有社区概念的居住模式——中行别业。中行别业现址为万航渡路623弄,占地面积46.17亩。
1923年由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出资,并经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会讨论决议,建造第一批砖木结构的单开间三层楼的联体石库门房子共七列。每幢安排一户员工家庭,合共有五十六户员工家庭迁入新居。外加一座四层高的建筑,有点类似今日的会所性质:下面为大礼堂,作员工家庭婚庆典礼之用;二楼为免费员工子弟小学——“中正小学”;三楼四楼为单人宿舍,供未婚员工居住。区内设有供销社、图书馆、理发室、联合诊所、老虎灶、大饼油条点心店等生活设施,另有网球场、乒乓室、篮球场等。现在看来,已是一个具相当规模的小型社区。在八十年之前,上海的住宅设计已有此等前卫的创意,上海人的紧贴时代及与时俱进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据祖父自传所载,在上世纪20年代初,一位中行的高年资小职员病逝,向来厚爱部属的宋汉章,逢员工去世必亲临凭吊,此次当然也不例外。
该老员工家境拮据。一家四口挤居住石库门楼下一间廿平方都不到的客堂。为老员工停灵,家人拆去了床铺。但毕竟居室浅窄,老员工的灵床头顶灵桌脚顶临天井的长落地窗,令窗门都关不上。时值滂沱大雨,窗外飘入的雨水将老员工的一双鞋子都浇湿了。宋汉章看在眼中心里十分难过:“这位老员工为中行服务了一辈子,最后连一所像样的居室都没有!中行有愧于他!”
为中行员工提供免费优质居宅的念头就此油然而生。在1923年10月31日,由宋汉章提出,经常务董事会讨论通过,出资3200两白银,选址越界筑路区(即越过租界地划定范围开拓出来的新区,仍属租界当局管辖,但因属新开发区,地价比租界地便宜),初时买地17亩,起造“中行别业”。
父母回忆,当年中行别业内其实已颇有社会主义之风:看病免费,行方轮流邀请海上内外科名医坐镇诊疗所;读小学免费,上中学大学甚至留学,都可向中行低息借贷。整个中行别业如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每天有行中大巴士准时接送员工上下班。当时每逢周末,总行老总张公权总是到中行别业隔壁94号中行俱乐部轮流召集行中中下级职员聚餐谈话,从其谈吐、吃相、举止来甄别中下级同事的素质,用现今话,即为深入基层。如是同事加近邻,上下级共住一区,众人守望相助和睦如一家。此种既改善员工福利又为银行资本增值且有利员工与上司沟通的做法可谓双赢。从此各省市中行分行纷纷效之,如杭州中行别业、济南的大兴里和集成里,还有广州东山的中行宿舍等。
四、对事业负责,对家庭负责
作为银行,信誉就是生命。自经历了1916年为对抗北洋政府的停兑令,中行信誉历经种种考验,赢得社会认可,名扬四海,高居全国之冠,与中行员工优良素质是分不开的。
祖父常常说,做银行不同于生意人,所以一定要每时每刻如一份包装十分考究的礼物出现人前。祖父自己身体力行做到这一点。祖父长相俊朗,为人豪爽倜傥,但从不涉足舞场、马场这些场所。
同样服务于银行界,外公潘德民不及祖父程慕灏声名显赫,但他一生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好外公、好的专业人士。
做银行的,难免与商人打交道。外公回忆在广州中行做副行长时,客户为邀他吃饭,千方百计寻他行踪,各商家送礼不绝,无孔不入,还强拉去夜总会,代买舞票代约舞女,外公总是婉拒以洁身自好。外公一辈子未进过舞场、马场,除非朋友家的私人Party,因那儿是没有舞女的。外公是连麻将都不会搓的,他爱好摄影、桥牌、京戏、评弹……在事业上,外公似无祖父那样亨通风光,但却比祖父享有更多的天伦之乐。退休后的外公,虽然只有五十多块退休金,但我舅舅在美国,每月给他汇来富足的生活费,相对我祖父还得为公事劳劳碌碌,压力重重,外公生活得很是悠闲滋润。
五、中国银行是京剧最大的票房之一
老上海的银行家几乎个个都是京剧名角的粉丝。他们与京剧名家的友谊是一生一世的,甚至可谓患难之交。那时外滩23号每晚关上铁闸后,内里仍灯火通明,丝竹之声不绝,那是员工下班后在玩票。我外公祖父就是其中一员。
1930年梅兰芳应美驻华公使所邀访美,但当时的政府并不提供赴美经费,历经千辛万苦才筹得十万大洋,仍不够梅家班一行廿余人所需,最后是中国银行董事长冯耿光(又称冯六爷)再为之力筹五万大洋令其方能成行。
抗战期间梅兰芳蓄须明志,爱国抗日。但梅家班的开支庞大,也是个现实问题。1944年,吴湖帆和银行家李拨可、孙曜东及我祖父程慕灏在梅家闲聊,灵机一动,决定为梅兰芳办一个画展。展地由祖父联络,就放在今南京西路成都路口中行分行原盛宣怀大宅内(盛家后代卖给中国银行,解放后曾为时代中学校舍,90年代拆除),一应裱装、发印请帖之事也由中行包了。梅兰芳不是专业画家,但为了表示对他抗日爱国支持,社会反应强烈,在预展三天间已卖掉三成。买方几乎清一色是梅兰芳的银行家粉丝。
六十多年过去了,想来如今民间还收藏有梅兰芳当年的字画的就是无价了。据说连梅兰芳故居都没有一幅梅兰芳的字画了。祖父曾有几幅放在中行保险柜里,浩劫中不知所终。祖父晚年每每提起,深感惋惜!
六、公私分明、清廉秉正
中国银行一直教诲员工“储户没有大小卑荣之分,都是银行的股东,要以储户的朋友甚至仆人自居”。这形成中行员工一贯的温良谦让的风格。
印象中,从不听见外公有大声呵斥的时候,不管对保姆还是对扫弄堂的乃至门口的老皮匠,都是客客气气。祖父亦然。上世纪60年代服务他们多年的自梳女出身的顺德女佣还是祖父做的媒,将自己司机介绍给她。虽从此两老再没找到过一个如她般合心的女佣,但仍为她有个好归宿欣慰,“我们总要老去,到时候她孤身一人如何是好?”女佣出嫁之日,两老如嫁女一样送她一对龙凤金镯。
祖父对来信必复,特别是上海的老友。他与我外公,还有已故银行家朱博泉公公通信频密。在港时他常叫我去超市买信封信纸。我看他写字桌上有厚厚的中行信笺信封,为什么不用呢?他认为他写的是私信,怎么可以用公家信笺。外公也如此。自小记得他上班总拎着一只开口全透明的厚质塑料袋,里面放一方小毛巾,一只饭盒,夏天再加一把扇子,一目了然。外公当时被分配看库房。他说,但凡库房出出进进拎的包,一定要用透明袋——用现今时尚话,为有“透明度”,以示清白。
外滩23号中行大楼起造期间,祖父为全程监理。大楼竣工后,承包商送一架蔡司相机给祖父,祖父转手就送给了行里的摄影小组。
1944年,我的作为长房长孙的哥哥出世。祖父交际广泛,同仁客户纷纷送礼致贺。祖父将礼金集中再自贴一些,在今延安中路955弄内,捐造了个简易网球场,方便员工业余康乐消遣。
作为多届全国政协委员,与香港上层有着密切关系的祖父,恪守一贯的清廉秉正,在香港直到去世他都没有购买过一寸私人物业,住的还是银行的房子。
时过境迁,或者我的认识已跟不上今天时代的发展,但我想“诚信”两字永远是银行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