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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财富革命：生态财富革命
大约在一万年前，长期从事采食和狩猎的人类逐步发现并开始利用一些动、植物的繁殖规律为自身提供食物，种植业和养殖业就此诞生——这种以地球表层生态环境为基础，利用物种繁殖规律获取财富行为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财富革命，我们把它称为“生态财富革命”。
在生态财富革命之前，人类主要利用纯自然生态条件进行采猎活动，一两个人在方圆几十公里之内狩猎和采集也未必能够保障温饱；生态财富革命之后，一两亩的土地就可以养活一个小家庭——人类财富总量产生了巨大的飞跃。
与农业财富时代相适应的财富观，叫作重农主义或农本思想。比较典型的说法叫作“土地是财富之父，劳动是财富之母”，“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然而，当农业帝国的疆域不能再继续开拓，人均占有的土地资源越来越少的时候，上述农本思想就极大地阻碍了人们寻求新的财富形态的步伐。
第二次财富革命：工业硬财富革命
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蒸汽机动力革命，以蒸汽动力的应用为标志，不仅纺织工业财富成倍增加，而且轮船、火车等以煤炭和蒸汽机为驱动力的运载工具也逐渐取代了人力、马车。
19世纪中后期，以电力技术的应用为开端，煤炭燃烧产生的热能，水流所蕴含的动能、势能和风能等都可以以电流的形态传输。不仅电灯取代了蜡烛，而且内燃机也取代了蒸汽机，铁路四通八达，电话、电报、留声机等通讯产业开始起步。“电气化硬财富”又一次改写了人类的财富总量、财富结构和财富形态。
20世纪的石油化工业革命，把人类财富和效用的来源拓展到石油和天然气等地球资源，化学家们从石油中分离出汽油、煤油，合成香料、染料和药物。“二战”以后，化学肥料和除虫剂在农业生产中被广泛使用。石油、天然气逐渐替代煤炭成为人类主要的动力和能量来源，人类衣食住行中直接、间接来自石油日用化工产品的比重甚至超过所有农产品的总和。
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这1800多年的历史中，世界GDP总量只增长了6倍。而当地球硬资源的能量被从“潘多拉之盒”中释放出来后，能源和机械代替了人工，各种物理化学方法替代了动植物繁殖规律，从而彻底颠覆了农业生态财富时代的财富创造方式，硬财富大爆炸使世界GDP总量在1820年至1913年这不到一百年间增长了4倍。
在硬财富时代，农产品及源自农产品的食品、饮料、烟草、棉纺、毛纺等物质财富，只占社会物质财富总额比例的15%至20%；钢铁、有色金属及以其为原材料的金属制品、机械制品、汽车、家电、通讯、电子产品、文教体育用品等占人类物质财富总量的比例超过30%；石油及以其为原料的化工、化学、化纤、医药等占人类物质财富总量的30%以上；源自煤炭、天然气、水电等的消费品占了人类物质财富比重的15%至20%左右。
硬财富革命极大提升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和福利，但也避免不了巨大的资源消耗，尤其是硬财富制造大国的崛起，通常会引起全球性的“硬资源”紧张。
为了突破上述硬资源的不可持续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三次能源革命，第一次是蒸汽机和煤炭能源的革命；第二次是人类基础能源从煤炭向石油的大转换；第三次能源革命以水力发电、核电、风力发电的产生为标志。如今，煤炭、石油和电力共同构成了人类的三大能源。如果这三大能源的供应出现问题，通常会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比如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
不仅如此，长期来看，硬资源大部分是不可再生的。目前全球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为11376亿桶，世界铜储量4.75亿吨，铁矿石储量为1600亿吨，储量基础为3700亿吨，铁金属储量为800亿吨，储量基础为1800亿吨。21世纪伊始，由于中国等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全球经济稳定增长，上述“硬资源”不同程度地出规了紧缺状况，价格都出现了成倍上涨。
在上游硬资源稀缺，价格上涨的同时，硬财富制造业还普遍面临着产能过剩和下游硬财富需求（硬需求）不足的问题。无论是纺织品、家用电器、日用化工，还是汽车、钢铁、电子消费品等制造业硬财富的生产技术都很快普及，并且最终迎来供给成熟，甚至供给老化阶段，在完全竞争、过度竞争的情况下，这些硬财富制造业的利润率逐渐下滑，甚至最终走向亏损。
第三次财富革命：挣脱“地球引力”
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了“三要素价值理论”，认为商品的生产归根到底都是源于三种生产要素，即土地、劳动和资本，也就是说，土地、劳动和资本都是财富的源泉。当企业经营管理又上升为一种独立的财富创造因素，19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劳动、土地、资本和经营管理的“四要素价值论”。到了20世纪，科学技术在财富创造过程中的作用逐渐被人类所认识，要素价值论又发展为“五要素理论”：劳动、土地、资本、管理和技术都是财富创造的源泉。
虽然承认了土地、劳动、资本、管理、技术都是财富的源泉，但是硬财富观仍然没有彻底摆脱对地球资源的依赖。只有到了软财富时代，财富创造过程对地球环境资源的依赖才变小，逐渐挣脱硬资源的“地球引力”。
软财富，主要包括信息产品、知识产品、文化产品、金融产品和其他社会服务等财富形态。上述信息软财富、知识软财富、文化软财富、金融软财富、服务软财富的源泉和创造方式，不再是对地球生态资源和矿产资源的加工使用，而是来源于人类的思维活动和肢体的其他活动。
在软财富时代，知识、文化、标准、管理、技术、品牌、网络等软资源成为稀缺要素和不容易转移的要素。掌握了上述软资源的知识精英们积累财富的速度，远远超过了那些传统硬财富领域的百年资本巨头。
在软财富时代，由于软财富创造过程的特殊性，使资本所有者失去对软财富创造者的监控能力。比如：资本家可以用计件工资、计时工资、“泰勒制”来监管工人的生产线，却不可能用同样的办法来监督管理知识型人才的艺术创作、软件写作、创意、金融资产的定价与买卖等软财富生产活动。相反，那些拥有创意、创作能力、技术和管理专长的经营者却可以轻而易举地从金融市场获得资本。结果，在软财富领域，有形资本只能逐渐沦为技术拥有者和企业管理经营的附属品。 最终，在软财富时代，拥有资本的人只能按照资本的供求关系获得平均的资本报酬；拥有土地的人获得地租；一般劳动者获得平均工资——生产的剩余索取权属于那些拥有软财富创造能力的技术精英和管理精英。因此，在软财富时代的企业要素报酬分配中，知识型的管理层和工作人员一定会不断挤压资本家的利润；在产业利润分配过程中，那些拥有品牌和定价权的技术型、品牌型、渠道网络型企业一定会不断挤压硬财富制造业厂商的利润；在国家财富分配中，那些软财富强国必然会轻松掠取硬财富生产国的利润。
只有在这样的时代，微软、甲骨文、亚马逊、苹果、谷歌、Fackbook等企业的管理者和知识型劳动者的财富，才能够迅速超过福特、通用、克莱斯勒等老牌企业的股东。只有在这样的时代，看到一批三十多岁的科技和管理型富豪迅速崛起，其财富总额甚至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制造业和地产业大亨。虽然传统硬财富仍然是软财富的载体，但已不是价值的主要构成部分，因为硬财富制造者甚至硬资源占有者的财富索取能力越来越差，考虑到其持续消耗硬资源、破坏硬环境，硬财富制造业在很多国家即将沦为“负资产”。
软财富革命：大国命运的关键
正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所言，如果用“吨”来衡量，美国经济比百年前不知道缩小了多少倍。然而，美国的财富实力反而日渐增强。如今，美国金融产业、信息产业、知识产业、文化产业、其他服务业等“软产业”都在全球独领风骚。美国GDP中来自软财富产业的贡献已经超过70%，而硬财富制造业占其GDP的比重已经下降到20%以下；与此同时，在国际分工地位和科技水平方面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从发达经济体手中接过了庞大但日趋过时的硬财富生产能力，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尽管实现了经济“吨位”上的飞跃，但却在全球财富分配中处于被支配地位。
对于正在到来的软财富时代，不仅全球国际分工结构在发生剧变，硬资源和软资源占有者的财富分配地位也正在逆转。在技术、管理、金融等“软资源”方面领先的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能够长期利用这些软资源为本国积累巨额财富。比如美国虽然若干年来维持“零储蓄”乃至“负储蓄”，但是由于拥有领先的技术、管理，因此能够通过金融市场吸引全球资金来支撑其经济和财富的繁荣；日本和德国虽然缺少能源、原材料等硬资源，却能以其生产技术、管理能力等软资源为支点，吸引能源、原材料进口，维持其财富繁荣。
21世纪是软财富时代，未来百年的人类财富史，就是硬财富不断让位给软财富的历史。任何国家如果不能尽快发动这场软财富思想的革命，破除落后的硬财富思想，它就将在未来的全球分工中继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几百年前，面对西方的硬财富革命，中国人曾经死守着“土里刨食”的生态财富观，造成国力衰退、人民贫困；如今在这个软财富时代，还有多少中国人死守着硬财富观，要继续把中国建成全球最大的世界工厂？
历史告诉我们，没有百年以上的持续繁荣，任何国家都难以实现国强民富、民族复兴的梦想。如今，中国刚刚在硬财富制造业领域取得领先地位，这个世界又进入软财富时代。如果不尽快破除落后的财富思想，掀起一场财富思想的革命，中国必然会在未来的全球分工中处于底层地位，不但难以实现“中国梦”，而且中国的财富创造效率会不断低下，甚至连居民和国家的财产也会莫名其妙地缩水。
软财富思想的革命，是关系未来大国命运的关键。
（摘自北京时代华文书局《软财富》 作者：滕泰）
大约在一万年前，长期从事采食和狩猎的人类逐步发现并开始利用一些动、植物的繁殖规律为自身提供食物，种植业和养殖业就此诞生——这种以地球表层生态环境为基础，利用物种繁殖规律获取财富行为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财富革命，我们把它称为“生态财富革命”。
在生态财富革命之前，人类主要利用纯自然生态条件进行采猎活动，一两个人在方圆几十公里之内狩猎和采集也未必能够保障温饱；生态财富革命之后，一两亩的土地就可以养活一个小家庭——人类财富总量产生了巨大的飞跃。
与农业财富时代相适应的财富观，叫作重农主义或农本思想。比较典型的说法叫作“土地是财富之父，劳动是财富之母”，“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然而，当农业帝国的疆域不能再继续开拓，人均占有的土地资源越来越少的时候，上述农本思想就极大地阻碍了人们寻求新的财富形态的步伐。
第二次财富革命：工业硬财富革命
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蒸汽机动力革命，以蒸汽动力的应用为标志，不仅纺织工业财富成倍增加，而且轮船、火车等以煤炭和蒸汽机为驱动力的运载工具也逐渐取代了人力、马车。
19世纪中后期，以电力技术的应用为开端，煤炭燃烧产生的热能，水流所蕴含的动能、势能和风能等都可以以电流的形态传输。不仅电灯取代了蜡烛，而且内燃机也取代了蒸汽机，铁路四通八达，电话、电报、留声机等通讯产业开始起步。“电气化硬财富”又一次改写了人类的财富总量、财富结构和财富形态。
20世纪的石油化工业革命，把人类财富和效用的来源拓展到石油和天然气等地球资源，化学家们从石油中分离出汽油、煤油，合成香料、染料和药物。“二战”以后，化学肥料和除虫剂在农业生产中被广泛使用。石油、天然气逐渐替代煤炭成为人类主要的动力和能量来源，人类衣食住行中直接、间接来自石油日用化工产品的比重甚至超过所有农产品的总和。
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这1800多年的历史中，世界GDP总量只增长了6倍。而当地球硬资源的能量被从“潘多拉之盒”中释放出来后，能源和机械代替了人工，各种物理化学方法替代了动植物繁殖规律，从而彻底颠覆了农业生态财富时代的财富创造方式，硬财富大爆炸使世界GDP总量在1820年至1913年这不到一百年间增长了4倍。
在硬财富时代，农产品及源自农产品的食品、饮料、烟草、棉纺、毛纺等物质财富，只占社会物质财富总额比例的15%至20%；钢铁、有色金属及以其为原材料的金属制品、机械制品、汽车、家电、通讯、电子产品、文教体育用品等占人类物质财富总量的比例超过30%；石油及以其为原料的化工、化学、化纤、医药等占人类物质财富总量的30%以上；源自煤炭、天然气、水电等的消费品占了人类物质财富比重的15%至20%左右。
硬财富革命极大提升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和福利，但也避免不了巨大的资源消耗，尤其是硬财富制造大国的崛起，通常会引起全球性的“硬资源”紧张。
为了突破上述硬资源的不可持续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三次能源革命，第一次是蒸汽机和煤炭能源的革命；第二次是人类基础能源从煤炭向石油的大转换；第三次能源革命以水力发电、核电、风力发电的产生为标志。如今，煤炭、石油和电力共同构成了人类的三大能源。如果这三大能源的供应出现问题，通常会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比如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
不仅如此，长期来看，硬资源大部分是不可再生的。目前全球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为11376亿桶，世界铜储量4.75亿吨，铁矿石储量为1600亿吨，储量基础为3700亿吨，铁金属储量为800亿吨，储量基础为1800亿吨。21世纪伊始，由于中国等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全球经济稳定增长，上述“硬资源”不同程度地出规了紧缺状况，价格都出现了成倍上涨。
在上游硬资源稀缺，价格上涨的同时，硬财富制造业还普遍面临着产能过剩和下游硬财富需求（硬需求）不足的问题。无论是纺织品、家用电器、日用化工，还是汽车、钢铁、电子消费品等制造业硬财富的生产技术都很快普及，并且最终迎来供给成熟，甚至供给老化阶段，在完全竞争、过度竞争的情况下，这些硬财富制造业的利润率逐渐下滑，甚至最终走向亏损。
第三次财富革命：挣脱“地球引力”
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了“三要素价值理论”，认为商品的生产归根到底都是源于三种生产要素，即土地、劳动和资本，也就是说，土地、劳动和资本都是财富的源泉。当企业经营管理又上升为一种独立的财富创造因素，19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劳动、土地、资本和经营管理的“四要素价值论”。到了20世纪，科学技术在财富创造过程中的作用逐渐被人类所认识，要素价值论又发展为“五要素理论”：劳动、土地、资本、管理和技术都是财富创造的源泉。
虽然承认了土地、劳动、资本、管理、技术都是财富的源泉，但是硬财富观仍然没有彻底摆脱对地球资源的依赖。只有到了软财富时代，财富创造过程对地球环境资源的依赖才变小，逐渐挣脱硬资源的“地球引力”。
软财富，主要包括信息产品、知识产品、文化产品、金融产品和其他社会服务等财富形态。上述信息软财富、知识软财富、文化软财富、金融软财富、服务软财富的源泉和创造方式，不再是对地球生态资源和矿产资源的加工使用，而是来源于人类的思维活动和肢体的其他活动。
在软财富时代，知识、文化、标准、管理、技术、品牌、网络等软资源成为稀缺要素和不容易转移的要素。掌握了上述软资源的知识精英们积累财富的速度，远远超过了那些传统硬财富领域的百年资本巨头。
在软财富时代，由于软财富创造过程的特殊性，使资本所有者失去对软财富创造者的监控能力。比如：资本家可以用计件工资、计时工资、“泰勒制”来监管工人的生产线，却不可能用同样的办法来监督管理知识型人才的艺术创作、软件写作、创意、金融资产的定价与买卖等软财富生产活动。相反，那些拥有创意、创作能力、技术和管理专长的经营者却可以轻而易举地从金融市场获得资本。结果，在软财富领域，有形资本只能逐渐沦为技术拥有者和企业管理经营的附属品。 最终，在软财富时代，拥有资本的人只能按照资本的供求关系获得平均的资本报酬；拥有土地的人获得地租；一般劳动者获得平均工资——生产的剩余索取权属于那些拥有软财富创造能力的技术精英和管理精英。因此，在软财富时代的企业要素报酬分配中，知识型的管理层和工作人员一定会不断挤压资本家的利润；在产业利润分配过程中，那些拥有品牌和定价权的技术型、品牌型、渠道网络型企业一定会不断挤压硬财富制造业厂商的利润；在国家财富分配中，那些软财富强国必然会轻松掠取硬财富生产国的利润。
只有在这样的时代，微软、甲骨文、亚马逊、苹果、谷歌、Fackbook等企业的管理者和知识型劳动者的财富，才能够迅速超过福特、通用、克莱斯勒等老牌企业的股东。只有在这样的时代，看到一批三十多岁的科技和管理型富豪迅速崛起，其财富总额甚至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制造业和地产业大亨。虽然传统硬财富仍然是软财富的载体，但已不是价值的主要构成部分，因为硬财富制造者甚至硬资源占有者的财富索取能力越来越差，考虑到其持续消耗硬资源、破坏硬环境，硬财富制造业在很多国家即将沦为“负资产”。
软财富革命：大国命运的关键
正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所言，如果用“吨”来衡量，美国经济比百年前不知道缩小了多少倍。然而，美国的财富实力反而日渐增强。如今，美国金融产业、信息产业、知识产业、文化产业、其他服务业等“软产业”都在全球独领风骚。美国GDP中来自软财富产业的贡献已经超过70%，而硬财富制造业占其GDP的比重已经下降到20%以下；与此同时，在国际分工地位和科技水平方面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从发达经济体手中接过了庞大但日趋过时的硬财富生产能力，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尽管实现了经济“吨位”上的飞跃，但却在全球财富分配中处于被支配地位。
对于正在到来的软财富时代，不仅全球国际分工结构在发生剧变，硬资源和软资源占有者的财富分配地位也正在逆转。在技术、管理、金融等“软资源”方面领先的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能够长期利用这些软资源为本国积累巨额财富。比如美国虽然若干年来维持“零储蓄”乃至“负储蓄”，但是由于拥有领先的技术、管理，因此能够通过金融市场吸引全球资金来支撑其经济和财富的繁荣；日本和德国虽然缺少能源、原材料等硬资源，却能以其生产技术、管理能力等软资源为支点，吸引能源、原材料进口，维持其财富繁荣。
21世纪是软财富时代，未来百年的人类财富史，就是硬财富不断让位给软财富的历史。任何国家如果不能尽快发动这场软财富思想的革命，破除落后的硬财富思想，它就将在未来的全球分工中继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几百年前，面对西方的硬财富革命，中国人曾经死守着“土里刨食”的生态财富观，造成国力衰退、人民贫困；如今在这个软财富时代，还有多少中国人死守着硬财富观，要继续把中国建成全球最大的世界工厂？
历史告诉我们，没有百年以上的持续繁荣，任何国家都难以实现国强民富、民族复兴的梦想。如今，中国刚刚在硬财富制造业领域取得领先地位，这个世界又进入软财富时代。如果不尽快破除落后的财富思想，掀起一场财富思想的革命，中国必然会在未来的全球分工中处于底层地位，不但难以实现“中国梦”，而且中国的财富创造效率会不断低下，甚至连居民和国家的财产也会莫名其妙地缩水。
软财富思想的革命，是关系未来大国命运的关键。
（摘自北京时代华文书局《软财富》 作者：滕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