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想过什么地位，什么名誉，什么金钱，从来没一个人谈过，没一个人想过。
　　——骆行（中央医院医生）
　　在延安，物质匮乏，生活困苦。一个贪恋金钱、物质欲强的人，会以为延安的生活索然无味。但是，在延安生活的人们，精神抖擞，喜气洋洋，物欲根本没有用武之地。
　　何理良认为他们的生活是苦而快乐的：
　　“延安大概有两三万干部吧，部队也有几万人，那时候生活是比较艰苦的。有时候我们就只能吃小米饭，还有一个时期连小米饭也吃不到就吃稀饭，有时候就吃发了芽的麦子，碾碎了那么吃，青菜就是萝卜片，基本上是萝卜片，还有野菜，等等……我们的生活都是非常苦的，最起码的维持生命的那样的伙食，油当然没有，有时候一年也吃不到肉，但是人们的精神非常愉快。”
　　同样记忆深刻的还有杜群：
　　“我的鞋都穿坏了，没办法穿，我觉得太硬，就光着脚丫子走，后来光着脚丫子走了好长时间。我们好多人都这样子，没有鞋，大伙就光着脚走，所以那时候也不觉得有什么苦、累，没有，在思想上没有这个概念，大家的精神都是很高兴的。
　　“即使没有鞋子这种生活必需品，光着脚走路，也没有抹去人们身上的快乐影子。同样，女孩子没有化妆品，也同样不会灰心失望。
　　“那时候化妆品没有，连肥皂都没有，根本没有什么雪花膏，就是到水跟前，用水洗洗脸，脸盆也没有。生活看起来艰苦，但是挺高兴。”
　　拥有相同感受的，还有来自鲁艺的学员们。
　　刘烽：“由于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我们的生活特别艰苦，大部分时间要用来生产，吃的大多是土豆、红萝卜、白菜，粮食很少，有时榆树皮我都能连吃几大碗，但大家一天到晚总是乐呵呵的，并不觉得苦。”
　　刘烽，1928年出生，陕西西安人，作曲家。哥哥为作曲家刘炽。1937年，9岁的刘烽从家中偷跑至延安，进入中央剧团、边区艺术干部学校。后曾任陕西省歌舞团团长、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主任。在延安期间，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深入群众并搜集整理民歌。代表作有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等。
　　杨筠：“在前方时，我跟罗工柳结了婚。战争期间，我们脑子里也没有结婚的概念，住在一起就算结婚了。但还是拿出5块钱请大家吃了顿饭。当时5块钱能买什么呢？7分钱一斤牛肉，1块钱100多个鸡蛋，所以5块钱就请编辑部的同志吃了炒牛肉和鸡蛋。编辑部人不多，不到30人，大家吃得很高兴。这顿饭就算我们的婚礼了。”
　　杨筠，1919年出生，山东德州人，别名简平，版画家。1935年在北平艺术职业学校学习绘画。1938年至1941年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后和同学罗工柳一起分配到《新华日报》（华北版）工作，在报纸上发表木刻画作。1946年后承担华北联合大学组织工作，后来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馆长。代表作有《织布图》、《养鸡图》等。
　　在延安，洋溢在人们脸上的笑容，恰恰说明延安不计较物质，没有物质欲，更没有拜金主义。没有物质欲的人，更容易满足。
　　“有些同志因为感觉伙食太差，没有什么油水，结果一拿到津贴就马上到西北菜市或者到青年饭店去买葱油大饼或者是‘三不粘’。什么叫‘三不粘’呢？不粘筷子，不粘碗，不粘勺子，实际上就是鸡蛋加面粉加猪肉这么煮，煮了以后，甜甜的——还加了一点糖。这样过一点瘾。吃到花生、枣子，也是美味。”（何理良）
　　物质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但是，在延安，没有物质欲望的不仅仅是普通群众和士兵，各级领导和领袖们也安于清贫的生活。
　　在延安电影团工作的姜云川的记忆中，“所有的战士、班长、排长都没有穿过衬衣，外套是3年换一件”。
　　“每个人去了以后都是二尺半，都是一套军装”（杜群），即使毛主席也不例外。“毛主席穿得跟大家一样，都是我们讲的二尺半，机关干部也是的，就是棉布，自己织的棉布，纺的棉线，做的棉衣。棉裤，你参加工作就给你发一套，你拿去穿。你感到太长了或者太短了，找个人和你换衣裳，都是那样。中央首长什么都是用这个东西，所以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周总理也一样，在边区都一样。”（张子芳）
　　叶尚志还记得副总司令彭德怀作的一次报告：“我记得我在前方，彭德怀作报告，站在上面大声讲，我们的总司令，一个月才5块钱，我们的战士1块钱，我们的干部2块钱，世界上哪里有一个国家的总司令一个月只有5块钱的？没有。他的声音很大，到现在我还记得。都是过那种供给制的生活。”
　　有一次，毛主席请马海德和他的妻子苏菲吃饭，他们发现主席吃得也很简单：“毛主席中午就说，到时候警卫员添一个菜，他们在这儿吃饭。添一个菜，什么菜？就是添一个土豆丝。毛主席吃饭特别简单，三个菜四个菜都是素菜。他老人家一大碗红米饭，一碗不知道什么菜，在他跟前就是一碗辣椒。他也不看旁边还有几个炒菜，就吃一碗辣椒。”
　　连边区的政府，也不锱铢必较，不对百姓征收重税，且少有贪污受贿。
　　让记者杰克·贝尔登疑惑的是，处于敌军包围的共产党，被迫隔断了与外界的贸易，工商业又不繁荣，他们如何维持各级政府的开支？“他们若不赤裸裸地搜刮民财，不进行比蒋介石还厉害的横征暴敛，能维持下去吗？”
　　来自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戎伍胜向他做出了回答：
　　“第一，大多数在这里工作的干部是自愿来的。我就是个例子。我跑到这里是因为我不能忍受蒋管区的情况。我抛弃了家、亲属和待遇优厚的职位。我舍弃这一切是为了革命。我们大家都能几乎不要任何报酬而工作，有一点吃的就行了。第二，你大概也看到了，我们的政府很精干，我们没有臃肿的官僚机构，负担小，开支和捐税自然就小一些。第三，我们全体人员，从政府干部到普通士兵，除了本职工作以外，还必须参加一定的生产劳动。第四，我们不像国民党那样，不因贪污受贿、营私舞弊而损失巨额金钱。贪污几乎是不可能的，一切付款和收款都必须通过一个监督委员会办理。因此几乎不可能在数字上搞鬼。各地农村的财务机构必须在告示牌上公布账目，任何人都可以要求查账。还有，我们是在为一种理想而斗争，这一条也很重要吧。要是我们从国民党统治的贪污腐化的社会跑出来，到这里又搞那一套，那有什么意思呢？”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位于河北省邯郸市涉县县城西北的索堡镇弹音村，包括山西、河北、山东和河南四省的部分地区，成立于1941年7月18日。杨秀峰为边区人民政府主席，薄一波、戎伍胜为副主席。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作出重组根据地和成立新的中央局的战略调整。1945年8月20日，宣布成立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与抗战时期成立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同驻河北涉县。
　　国统区的政府倒是物欲横流，肥了官员，苦了百姓，也失了民心。陈嘉庚在重庆两个多月，国民党政要天天宴请，宴会场面豪华程度让其咂舌。沿途中，他又发现有人大兴土木，为前任四川省主席刘湘建造坟墓……在重庆待的时间越长，陈嘉庚越忧心忡忡：“那些国民党中央委员，都是身居要职，但都假公行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那些人都是四五十岁，既不能做好事，又不会早死，他们至少还要尸位二三十年，中国的救星不知在哪里？即使出世了，或者还在学校读书，恐怕还要几十年后才能出来担当国家大事，国家前途深可忧虑！”
　　斯诺曾判定：
　　有某种东西使得个人的痛苦或胜利成了大家集体的负担或喜悦，有某种力量消除了个人的差别，使他们真正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却又发现存在于他们与别人共自由同患难之中。
　　我们又回到了“战时状态”这个始终弥散在延安四周的绝对主题。埃德加·斯诺的好友K.S.卡罗尔在《毛泽东的中国》中评论：
　　评论家近来多次提到延安精神，认为毛泽东想把整个中国变成一个刻苦坚毅的斯巴达共和国，类似于1937年至1947年间他在中国西北组建的共和国。中华红色共和国于是成了一种幻想，但是要搞清楚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必须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经济、社会环境下去考察。读者将会看到，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把大本营建在半干旱沙漠地带的西北，并不是出于对苦行主义的偏爱；他们之所以选择近代史上罕见的平均主义，也不仅仅是为了奉行一种学说。如果说，中国现在确实在一日甚一日地‘延安化’，这是因为，它又一次面临着长期武装斗争的可能性，而对手一开始要比它强大上千倍。
　　“长期武装斗争的可能性”，不仅是一个政党在政治上的深思远虑，更关乎生活在这个命运多舛的国度的人们的民族道义、民族情感以及个人尊严与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