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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母在1982年2月病故，此后外祖父俞平伯的独居生活相当沉闷。除看书、写字、偶尔让外曾孙租个小三轮车出去吃顿饭之外，极少社交活动，过着近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他把苦痛压在心底，在言谈话语中，却从不流露。
我们家人都力图使他沉闷的生活有所改变，但所做的一切，徒劳无效。他不愿做的事，绝勉强不得，所以也只有尽力照顾好他的生活，一切由他去。
1990年1月4日，是外祖父的九十诞辰。当日，老人强打精神，整整一个上午，在客厅接待络绎不绝的客人。无论辈分大小，在给他拜寿时，他都坚持要站起来还礼。更为有趣的是，从寓所去饭庄，他乘坐的是租赁来的、专供老年人使用的小型三轮车，由他的外曾孙韦宁蹬着，缓缓行去。路人恐不会想到，坐在那辆“嘎吱嘎吱”乱响的破旧小三轮车上，穿着一件旧中式大棉袄的老头儿，会是一位世界闻名、跨越了近一个世纪的作家、文学家和红学家！
九十寿辰的纪念活动，在家人和亲友们通力协作下，隆重而又圆满地度过了。然而，看得出，他的心气儿并不高。早在生日之前，他便常说，“过了九十岁就死了。”那时我们自然以为那只是呓语，谁料想此话成真！
九十寿辰后3个月，1990年4月16日，他因脑血栓再度中风，左侧瘫痪，距第一次发病整整15年。病发突然，来势很凶，也没有任何预兆。他一动也不能动地躺在床上，面色青灰，人同槁木。经诊断，大夫要他入院治疗，虽神志不清，仍连连摇头，像过去一样，坚决不肯住进医院，只拿了些药回来给他吃。
病中的老人真是可怜，他想动，动不得，想说，说不出。一向要强的他，坚持要用勉强能动弹的右手自己吃饭、吸烟，小便也不肯让人帮忙。看他那股子倔犟的劲头，艰难的举动，令人心酸。为不使他因久卧病榻而引发褥疮，我们每天坚持把他抱起来几次，坐到书桌前去吃饭，饭后他歪着半瘫的身子，叼着一支香烟，呆呆地坐着，两眼直勾勾地望着窗外，不时抬起右手，习惯地抚摸着光秃的头顶，在想些什么呢？也许什么也没有想，他真该没有什么牵挂了。却不然！
他牵挂着“写文章的人”。一天下午，他突然把我叫到床头，抬起右手指了指他存放零用钱的壁柜，用含糊不清、断断续续的碎语对我说：“拿出……拿二百元钱出来。”我不解其意，迅速把钱拿出来，送到他眼前。“送……送给写文……文章的人……”“写文章的人很多，你要送给谁？”我附在他耳边大声喊着，他却反应不过来，只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话。于是我把能想到的，和他相熟的写文章的人一一数念给他听，当提到潘耀明的名字时，他点了点头：“就……就……给……潘……”我终于弄明白了，紧捏着手中的二百元钱，激动得热泪盈眶。二百元，这数目太小了，然而那份情，那份在半昏迷状态中仍流露出的感情，该有怎样的价值啊！
待潘耀明回信向他致谢时，他已不记得，只是呆望着对他讲话的我。就由他忘记了吧！我们却永远不会忘怀，不会忘记那二百元钱中所寄予的希望、关怀和深切的爱。
了却了一桩心事，另一件心事又涌上他的心头。这桩心事，在病后第三个月，不可遏制地迸发出来。
在服药两个月之后，他的病情略见好转：那不健全的大脑，又有了些断断续续、不连贯的思维。他经常在清晨醒来，然后要陪夜的男佣抱他到书桌前坐下，边吸烟，边与男佣“闲谈”。有一次甚至拿笔为男佣写了几个人名，他们是：叶圣陶、顾颉刚、冰心。为什么要写，不得而知，或许是说与他们相识？还是想起了与他们交往几十年的友谊？
自6月中旬开始，他每见到我，便总是重复地说一句话：“你要写很长很长的文章，写好后拿给我看。”这话使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写什么文章？他为什么如此关心呢？
不久，他的话题，逐渐接近实质：“要重写后40回。”语句含糊，很难弄明白他的真实意图，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了：他还是放不下那让他人吃苦头的《红楼梦》！此后，话越讲越清楚：“文章由四个人写”，他对我说，“你是第一，俞成第二，我第三，韦梅、先平第四，写好后送香港发表。”看这意思，是要来个“集体创作”了。但到底要写什么，还是弄不清，无论如何不会是要我们重新写作后40回吧？不管怎样大声地问他，也听不明白，说不清楚。他那时的大脑思维，只能“输出”，不能“输入”，反应极其迟钝。那些天，他一会儿要我把“脂批本”拿给他，一会儿又要他自己的“八十回校本”，像是中了魔，常常坐在书桌旁翻看《红楼梦》，一看便是半个多小时。多少次，把我叫到身旁，似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几经反复，终于在断续的话语中弄清了他的想法：要重新评价后40回！他不满意他和胡适对后40回所作的考证，不赞成全盘否定后40回的作法。
外祖父在晚年，很少谈《红楼梦》。不想在病中，仍念念不忘地牵挂着它。这是压抑了多年的一次总发泄——一次反弹，一首绝唱。“我不能写了，由你们完成，不写完它，我不能死！”他还对我母亲这样说。
我相信他定是带着对《红楼梦》的惦念和不甘心离开人世的。我不知道在天国的他，是否还像过去一样地认真、执着。当我望着窗外绵绵秋雨的时候，时常虔诚地祈祷，那不是他洒向人间的“一把辛酸泪”。
（柴梦村摘自《文化报》）
我们家人都力图使他沉闷的生活有所改变，但所做的一切，徒劳无效。他不愿做的事，绝勉强不得，所以也只有尽力照顾好他的生活，一切由他去。
1990年1月4日，是外祖父的九十诞辰。当日，老人强打精神，整整一个上午，在客厅接待络绎不绝的客人。无论辈分大小，在给他拜寿时，他都坚持要站起来还礼。更为有趣的是，从寓所去饭庄，他乘坐的是租赁来的、专供老年人使用的小型三轮车，由他的外曾孙韦宁蹬着，缓缓行去。路人恐不会想到，坐在那辆“嘎吱嘎吱”乱响的破旧小三轮车上，穿着一件旧中式大棉袄的老头儿，会是一位世界闻名、跨越了近一个世纪的作家、文学家和红学家！
九十寿辰的纪念活动，在家人和亲友们通力协作下，隆重而又圆满地度过了。然而，看得出，他的心气儿并不高。早在生日之前，他便常说，“过了九十岁就死了。”那时我们自然以为那只是呓语，谁料想此话成真！
九十寿辰后3个月，1990年4月16日，他因脑血栓再度中风，左侧瘫痪，距第一次发病整整15年。病发突然，来势很凶，也没有任何预兆。他一动也不能动地躺在床上，面色青灰，人同槁木。经诊断，大夫要他入院治疗，虽神志不清，仍连连摇头，像过去一样，坚决不肯住进医院，只拿了些药回来给他吃。
病中的老人真是可怜，他想动，动不得，想说，说不出。一向要强的他，坚持要用勉强能动弹的右手自己吃饭、吸烟，小便也不肯让人帮忙。看他那股子倔犟的劲头，艰难的举动，令人心酸。为不使他因久卧病榻而引发褥疮，我们每天坚持把他抱起来几次，坐到书桌前去吃饭，饭后他歪着半瘫的身子，叼着一支香烟，呆呆地坐着，两眼直勾勾地望着窗外，不时抬起右手，习惯地抚摸着光秃的头顶，在想些什么呢？也许什么也没有想，他真该没有什么牵挂了。却不然！
他牵挂着“写文章的人”。一天下午，他突然把我叫到床头，抬起右手指了指他存放零用钱的壁柜，用含糊不清、断断续续的碎语对我说：“拿出……拿二百元钱出来。”我不解其意，迅速把钱拿出来，送到他眼前。“送……送给写文……文章的人……”“写文章的人很多，你要送给谁？”我附在他耳边大声喊着，他却反应不过来，只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话。于是我把能想到的，和他相熟的写文章的人一一数念给他听，当提到潘耀明的名字时，他点了点头：“就……就……给……潘……”我终于弄明白了，紧捏着手中的二百元钱，激动得热泪盈眶。二百元，这数目太小了，然而那份情，那份在半昏迷状态中仍流露出的感情，该有怎样的价值啊！
待潘耀明回信向他致谢时，他已不记得，只是呆望着对他讲话的我。就由他忘记了吧！我们却永远不会忘怀，不会忘记那二百元钱中所寄予的希望、关怀和深切的爱。
了却了一桩心事，另一件心事又涌上他的心头。这桩心事，在病后第三个月，不可遏制地迸发出来。
在服药两个月之后，他的病情略见好转：那不健全的大脑，又有了些断断续续、不连贯的思维。他经常在清晨醒来，然后要陪夜的男佣抱他到书桌前坐下，边吸烟，边与男佣“闲谈”。有一次甚至拿笔为男佣写了几个人名，他们是：叶圣陶、顾颉刚、冰心。为什么要写，不得而知，或许是说与他们相识？还是想起了与他们交往几十年的友谊？
自6月中旬开始，他每见到我，便总是重复地说一句话：“你要写很长很长的文章，写好后拿给我看。”这话使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写什么文章？他为什么如此关心呢？
不久，他的话题，逐渐接近实质：“要重写后40回。”语句含糊，很难弄明白他的真实意图，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了：他还是放不下那让他人吃苦头的《红楼梦》！此后，话越讲越清楚：“文章由四个人写”，他对我说，“你是第一，俞成第二，我第三，韦梅、先平第四，写好后送香港发表。”看这意思，是要来个“集体创作”了。但到底要写什么，还是弄不清，无论如何不会是要我们重新写作后40回吧？不管怎样大声地问他，也听不明白，说不清楚。他那时的大脑思维，只能“输出”，不能“输入”，反应极其迟钝。那些天，他一会儿要我把“脂批本”拿给他，一会儿又要他自己的“八十回校本”，像是中了魔，常常坐在书桌旁翻看《红楼梦》，一看便是半个多小时。多少次，把我叫到身旁，似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几经反复，终于在断续的话语中弄清了他的想法：要重新评价后40回！他不满意他和胡适对后40回所作的考证，不赞成全盘否定后40回的作法。
外祖父在晚年，很少谈《红楼梦》。不想在病中，仍念念不忘地牵挂着它。这是压抑了多年的一次总发泄——一次反弹，一首绝唱。“我不能写了，由你们完成，不写完它，我不能死！”他还对我母亲这样说。
我相信他定是带着对《红楼梦》的惦念和不甘心离开人世的。我不知道在天国的他，是否还像过去一样地认真、执着。当我望着窗外绵绵秋雨的时候，时常虔诚地祈祷，那不是他洒向人间的“一把辛酸泪”。
（柴梦村摘自《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