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一个意味深长的词汇，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胡安·鲁尔弗的《佩德罗·巴拉莫》可以倒背如流。他从来没有掩饰过他对后者的狂热。“雷德利亚神父在很多年后将会回忆起那天晚上的情景。”这是《佩德罗·巴拉莫》中的某一节的开头，大家是不是觉得眼熟？当然，这令人想起著名的《百年孤独》的开篇部分，比较具有戏剧意味的是，人们通常把这著名的句式当做马尔克斯的注册商标，却不知道这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对另一个伟大的作家的脱帽致敬。
　　“发现胡安·鲁尔弗，就像发现弗兰茨·卡夫卡一样，无疑是我记忆中的重要篇章。”马尔克斯在谈及胡安·鲁尔弗时强调了一个前辈作家如何占据了一个后来者的记忆。记忆，散漫的或者有条不紊的记忆，这恰恰是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产生影响的本质体现。
　　《胡安·鲁尔弗中短篇小说》出版于1980年，当时的书价为0.79元。如今是再也找不到有如此性价比的小说了。我读这本书的时候还很年轻，无端地蔑视传统，对于当时最新的翻译小说的阅读更像是一次次的技术解密工作。但是《佩德罗·巴拉莫》带给我的是震惊，震惊之后是一种崩溃感，这是一个文学青年在遇见一座奇峻的小说高山之后的崩溃，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小说文本。不知道是写作者的思想还是回忆在飞翔，不知道是写作者的身体还是心灵在穿越，穿越一个个村庄，“这个村庄充满了回声”，“有的村庄具有一些不幸的味道”。穿越一个个传奇的佩德罗·巴拉莫，我所有的生活常识和文学常识都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在这样的作品中，试图勾勒什么是徒劳的，因为文字的魔力使人晕眩并且失去了抒发读后感的能力，《佩德罗·巴拉莫》是一部无界线的小说，叙述与想象没有界线，死者和活人没有界线，真实和虚幻没有界线，时间和坐标都被消灭了，被消灭的还有我迷信的定向思维。从此我知道小说的空间不是文字与世界的简单二维空间，它是一个神秘的不可预设的多维空间。
　　中篇小说《伤心咖啡馆之歌》，也事关二十年前的阅读记忆。我上高中时用有限的零用钱买了一本《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读到了李文俊先生翻译的这篇《伤心咖啡馆之歌》，我至今说不清楚我对这部小说的偏爱是出于艺术评判标准，还是其他似是而非的标准，偏爱也许是不讲道理的，可以怀疑的一点是：我对那类仿哥特式小说有本能的兴趣，这是一个曾经钟情于侦探推理小说的青年人觉醒之后的合理延续。小镇酒馆“有钱的爱密利亚小姐”“贫困潦倒的罗锅表哥李蒙”组合成一个充分满足猎奇心的舞台（尽管现在看来那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南方小镇的舞台）。百叶窗开开合合，室内光线阴暗，女主人“脸上有一种严峻粗犷的表情”，而且“有点斜眼”，性格乖僻对人充满敌意，男主人是个无家可归的可怜的驼子，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年龄，舞台边缘站着永远无所事事飞短流长的小镇人。这样的一个舞台，上演什么样的戏合适？当然是一出阴郁怪诞的神秘恐怖的戏（多少带有一点血腥味的），哥特式小说的圈套诱惑你怀着低级的向往期望着什么，但渐渐地你发现所有的主题都被巧妙地偷换过了，阴郁怪诞的是爱密利亚小姐对驼子热烈的爱情，神秘恐怖的是驼子李蒙表哥的内心世界。没有谋杀，但有比谋杀更加残酷的羞辱与背叛，没有血腥味，但有比死人更伤心的结局。我想这也是英年早逝的卡森·麦卡勒斯小姐给这部小说取名的由来。
　　巧合的是，我喜欢的威廉·福克纳的短篇《献给爱米丽的一朵攻瑰》，也是被认为带有哥特式小说风格的，我不得不承认它与《伤心咖啡馆之歌》读来有息息相关之气，从写作时间上推断，《伤心咖啡馆之歌》有可能是受了这一朵“玫瑰”的影响，但这不是我要探讨的问题，我一直想努力和读者一起弄清楚的是：一部好小说的外部动力可不可以是二流的甚至不入流的小说？众多热爱福克纳的人会下意识地反问，为什么把低级的哥特式小说与伟大的福克纳相比呢？我打赌这不会是福克纳先生本人的反应。最优秀的作家在写作上可能是最民主的最无成见的，不耻下问不仅是人生态度也是一种艺术态度。《玫瑰》区别于福克纳其他波澜壮阔深刻沉重的长篇巨制，显得那么精致易读，在我看来，与其说他借助了哥特式小说阴沉怪诞的叙述气氛，不如说是这类小说中人物推开沉重大门的动作给了他非凡的灵感，于是他在短短的篇幅中完成了两个推门动作，一扇门是爱米丽小姐居住的破败宅屋的尘封之门，还有一扇门是爱米丽小姐的内心之门，这么直接，这么精妙绝伦，我们最后看见的是比《伤心》的结尾更加惊人的场景，看见爱米丽小姐尘封四十年的房间，死去多年的情人依然躺在她的床上，看见“一绺长长的铁灰色头发”，爱米丽小姐其实也是躺在那儿的，她的内心一直孤独地躺在那儿，是一颗世界上最孤独的女人之心。读哥特式小说是要让你害怕的，《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当然也让人害怕，不过由于圣手点化，恐惧不是因为恐惧引起，是为了一种尖锐的孤独和悲伤。
　　说到孤独、孤独的不可摆脱和心灵的自救是肉眼见不到的现实，孤独是人类困境中最大的沼泽地。优秀的文学家关注着这样的现实。霍桑的《威克菲尔德》这个短篇带给我的震动不比他著名的长篇《红字》弱小，一个离家出走的男人，他的隐秘的栖息地竟然是离家不远的另—个街区，一个离家出走的人，每天可以路过家门，暗中观察家人的生活，这样的人物设置首先就先声夺人了。这个男人要干什么？他恐惧什么？逃避什么？离家出走的直线距离不到千米，反而让人有兴趣丈量别的更多的距离，比如离开社会的距离，离开道德的距离，自由的最佳距离等等，以我的理解，这是一个孤独者极其智慧的自救方式，躲在近处，失踪二十年后再回来，这几乎是某些人在暗夜里的一次胡思乱想，霍桑在一百年前就将它昭示于天下，写出来，竟成了一部鬼斧神工的小说。
　　霍桑对人的困境的解决方法当然不可复制，在博尔赫斯的《第三者》中，相依为命的贫苦兄弟不巧爱上了同一个风尘女子而不能自拔，为了免于不坚固的爱情破坏坚固的兄弟之情，他们的选择是摆脱爱情，摆脱的方法却是充满罪恶的，他们杀了那个女人。也许读者会惊讶于优雅的博爾赫斯写出如此暴力的结局，而且他让令人发指的暴行在小说里顺理成章，成为人物的最后的出路，我也觉得意外，但我想这是因为最优秀的作家不给自己设置任何法令吧，他无须回避暴力，因为他不宣扬暴力，他所关心的是人的挣扎，人的境遇，以及种种有效或无效的自救方式。 　　作家总是会用作家的手段表达人类境遇，比如象征，比如反讽，无论它多么古老陈腐，多么容易让人识破，却像是农夫手中无法抛弃的农具。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广为人知，自不必多说。在贝内德蒂的《阿内西阿美女皇后》中，失去记忆作为一次性象征贯彻始终，极其有效地渲染了人的困境，而集体性的失忆（以身份不明的美女和心怀鬼胎的嫖客为代表）似乎可以看做一次对人的情感统计，尽管这统计消极到令人沮丧。
　　更加直接而令人不快的统计发生在迪诺·布扎蒂的《七层楼》中，那个意大利作家干脆用七层楼统计一切，下降是他对人的处境的所有看法，由此，他异常麻利冷酷地把人物一层层推下去，从七层推到一层，直至推向深渊。而君特·格拉斯的《左撇子》相比之下显得孔武有力，但我们看到两个矫正左撇子的人最后是用枪解决问题时，我们不幸地回到了象征手法的基本温习中，左撇子到底是谁，用枪解决的到底是哪些问题，谁的问题？这一问也许多余，问小说的意图，有时候问得人忧心忡忡起来，也不知是好是坏。唯一确凿的是象征的力量永远不死，或许可以说，没有落伍的艺术手段，只有落伍的使用者吧。
　　貌似平静的世界潜藏着太多不平常的细节，而平常与不平常都不可忽略，好多作家都在记录这样那样的细节，它们来自于所渭的日常生活。记录因记录者的姿态和性格各异，你会闻到各种各样的生活的气味，各种各样人的气味（包括体味）。细节永远是深入人心的。这类的小说帮助我们回味他人的生活，也回味自己，帮助我们更深地认识他人，也认识自我。我本人一直钟爱的美国作家雷蒙德·卡弗就是这么个传达生活的气味的人。卡弗对当代普通人生活有着细如发丝的洞察力和一种天然的平等温暖的视觉态度，他的同情心和他的简洁朴实的文风一样毫无矫饰。《马辔头》里的霍利茨一家破产以后从头再来，等待他们的依然是破产，一家人再次迁徙，留下一只马辔头，散发着无比悲凉的气息，掩卷之后，人走茶不凉，读者是可以清晰地闻到那种气味的，是令人心冷的铁的气味。有点酸楚，有点沉重。生活和人的灵魂同样充满褶皱，褶皱中有严重的挫伤，有好多暧昧不清的地方，作家要指给人们看，有的像雷蒙德·卡弗用粗壮有力的手指，有的则用细长灵巧的手指，比如加拿大女作家门罗，她的《办公室》只是记叙了一个家庭妇女租用一间办公室写作的故事，一个女人与一个男人，几天交往，如此日常化的叙述手段，却像外科医生一样精准地翻开那些褶皱，让我们看见了别人或者我们自己深藏的污垢。
　　与《办公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普里切特的《潜水夫》、约翰·契弗的《巨型收音机》等等，它们都让我们看见了某些被遮盖的事物，让我们听见了寻常生活中某些不尋常的回声。
　　或许小说没有写什么的问题，只有怎么写的问题，而怎么写对于作家来说是一个宽阔到无边无际的天问，对于读者来说是一个永远的诱惑。所有来自阅读的惊喜，终将回到不知名的阅读者身体内部或者心灵深处。另外，就像童话之于我们的儿女，我一直觉得短篇小说很像针对成年人的夜间故事。深夜挑灯，在临睡前借助一次轻松的阅读，摸一摸这个世界，让一天的生活始于平庸而终止于辉煌，多好。当然阅读从来没有时限，《圣诞节忆旧》中那个善良而孩子气的老妇人在十一月的早晨醒来时会大声对孩子说，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气！如果我们在一个树叶光光没有小鸟的冬天早晨醒来，为什么我们不能说，这是读小说的好天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