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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我国非寿险公司2001～2007年的财务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探讨非寿险公司赔款准备金调整的动机，并比较非寿险业务准备金评估方法改变前后公司实现盈余管理动机的差异。研究发现，非寿险公司存在实现盈余管理的现象，相比规避递延税收的目的而言，管理层故意调整公司当年赔款准备金数字进行盈余平滑的动机更为显著。当公司当期盈余表现差于前一期时，管理者倾向于低估当期赔款准备金提升账面盈余；若当期盈余表现优于前一期时，则高估准备金平滑盈余。在当年承保业务不佳，赔付率较高时，非寿险公司具有低估准备金掩饰承保质量的动机。2005年非寿险业务赔款准备金评估方法的改变，显著增强了非寿险公司利用赔款准备金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
关键词：赔款准备金；盈余平滑；税负最小化
中图分类号：F222.3／F8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0)03-0030-07
一、引言
赔款准备金(Claim Reserve)是保险公司为已发生但尚未理赔完毕的赔案所预先留存的资金准备，包括已发生已报案、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IBNR)和理赔费用准备金。赔款准备金估计的准确与否，直接影响到保险公司经营结果的评价，从而影响公司税负、人员激励，甚至战略决策。赔款准备金误差，即赔款准备金与最终实际赔款之间的差额，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由于赔案的发生、报案、结案之间存在时间延迟(有时该延迟会长达数年)，赔款准备金的预先估计值可能与最终实际赔款存在差异，准备金误差在所难免；另一方面，由于赔款准备金的评估结果对产品定价、公司价值评估、税负以及监管行为都将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赔款准备金误差也可能来自公司的故意操纵，以达到特定的管理目标。2005年以前，非寿险公司按照《保险公司财务制度》提取赔款准备金，随着保险业产品的创新，原来的责任准备金计提方法和标准已不适应非寿险业务的经营情况，与国际标准相比，技术方法也不够科学，保险公司潜含着准备金提取不足的风险。2005年开始，非寿险公司按照《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采用精算方法提取赔款准备金。但由于非寿险业务的历史数据不完整，精算技术尚不完善，保险公司和精算师在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上具有较大的自主权；而监管机构对赔款准备金的提取还缺乏足够科学的监管措施，管理层可能通过操纵赔款准备金实现盈余管理，以达到特定财务目标。因此，本文利用我国非寿险公司2001～2007年的财务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考察非寿险公司赔款准备金调整动机的影响因素，探讨盈余平滑、税收最小化等动机在中国市场上是否显著，非寿险公司高估赔款准备金和低估赔款准备金的动机是否有所差异，并分析《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的实施是否对非寿险公司通过赔款准备金实现盈余管理的动机有所抑制。
在研究方法上，过去的大多数研究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然而，由于非寿险公司赔款准备金高估、低估比例的分布呈现右偏性，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方法无法探讨分布两端非寿险公司操纵准备金的动机是否不同。一些研究为了区分高估准备金和低估准备金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经常用虚拟变量的方式将赔款准备金分为高估和低估两类，然后再对解释变量进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但是这样的样本切割在进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时会加重参数估计的偏误，且不易观察到位于分布两端的非寿险公司赔款准备金高估和低估的影响因素。上述种种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研究方法的创新，而Koenk－er(1978)所提出的分位数回归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工具。
二、文献回顾
已有文献概括的赔款准备金调整动机，主要分为盈余平滑、税负最小化、规避保险费率管制和应对偿付能力监管四个方面。高估赔款准备金的动机主要在于递延税收获得投资收益、平滑盈余；低估赔款准备金的目的在于修饰盈余报告值，改善偿付能力监管指标，延迟必要的监管行动。其中以对盈余平滑和税负最小化的讨论最多。
(一)盈余平滑
盈余平滑是指在保险人当年的盈余状况明显异于往年时，管理者可能会通过操纵赔款准备金估计的方式来维持较稳定的盈余表现。即如果当年保险人的经营盈余(主要指当期盈利指标，如承保利润、投资利润等)与前几期相比较差时，保险人会倾向降低赔款准备金估计以增加当年盈余，以取悦市场或者股东。反之，保险人则可能高估准备金以隐藏盈余，使其在业绩较差的年度释放。Beaver，Nichols＆Nelson(2003)发现，相比保险公司管理前的盈余分布，管理后的盈余分布更平滑。距离盈余门槛值0越近且亏损的保险公司，低估赔款准备金的动机越强，期望通过低估赔款准备金跨越盈余为0的门槛。距离盈余门槛0越远的亏损公司，较无低估赔款准备金的动机。距离盈余门槛。越远的盈利公司，越有动机高估赔款准备金。但由于该研究没有考虑税负对非寿险公司赔款准备金的影响，因此，还无法检验这种高估行为到底是为了盈余平滑还是税负最优。Grace和Leverty(2007)发现，三年移动平均盈余与赔款准备金高估之间存在负相关，所以支持盈余平滑的动机。
(二)税负最小化
税负是保险人经营上的一项重要负担，当公司盈余增加时，税收也会相应上升。因此，当盈余为正时，管理者通常会衡量高估赔款准备金所产生的营运成本(如股价下降、资金成本增加)与低估赔款准备金所增加的税负成本；如果高估所带来的成本较低时，管理者会故意高估赔款准备金，以达到避税的目的。Grace(1990)指出，高估赔款准备金会造成盈余下降，可能启动早期监管预警系统；也可能降低承保业绩稳定性，恶化公司财务指标(如股东权益报酬率)，造成投资者信心下降，阻碍新资本的进人，限制快速扩张的步伐，进而影响公司的未来经营。相较Beaver et al.(2003)的研究，Grace和Leverty(2007)同时考虑了税负最小化及盈余平滑等操纵动机，实证结果也同时支持盈余平滑和税盾利益假说。非寿险公司的税盾越高，赔款准备金高估的概率越大，保险公司操纵赔款准备金不仅仅是为了盈余平滑，也可能是为了潜在的税盾利益。
从赔款准备金评估方法和过程来看，我国非寿险公司赔款准备金评估存在操纵的空间。童盼(2006)发现我国产险业微利公司未决赔款准备金明显小于其他公司，支持盈余平滑动机，但其研究未指出非寿险公司利用赔款准备金修饰盈余是否存在其他驱动因素。周晶晗、赵桂芹(2008)发现，当非寿险公司承保结果不佳、赔付恶化，或者投资收益较低时，公司会低估赔款准备金，虚增账面盈余，应对监管也是非寿险公司利用赔款准备金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诱因，但该研究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方法，无法区分高估准备金和低估准备金与解释变量之间的 关系。同国外成熟的产险市场相比，目前我国非寿险业正处于飞速发展阶段，许多公司都面临着盈利能力差、业绩波动较大、偿付能力不足等问题，由于保险人高速扩张常伴随着定价不足，为了提高保费规模，保险人可能会放松承保标准，赔款准备金的准确性会因此而受影响。那么，我国非寿险公司赔款准备金的误差是否同公司业务增长速度相关，非寿险公司高估赔款准备金和低估赔款准备金的动机是否有所差异，这些都是研究我国非寿险公司是否存在利用赔款准备金误差实现盈余平滑和税负最小化现象所必须回答的问题。
三、实证模型设计
(一)研究假设
根据以上文献回顾，相应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非寿险公司存在盈余管理的现象。
H2：管理者可能通过调整赔款准备金进行盈余平滑
H3：管理者可能调整赔款准备金以递延税收
2005年以前，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的赔款准备金按照财政部制定的《保险公司财务制度》的有关规定计提，其中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采用逐案估损法提取(不超过当期保险赔偿或给付金额的100％)；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按照当年实际赔款支出的固定比例提取(不超过4％)，公司对评估结果具有较大的自主空间。2005年以后，公司采用精算方法评估赔款准备金，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采用逐案估计法、案均赔款法等方法提取，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采用链梯法、案均赔款法、准备金进展法和B－F法等至少两种方法谨慎提取。由于精算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更为准确地给出赔款准备金评估结果的范围，因此，理论上讲，公司采用精算方法评估赔款准备金，应减弱非寿险公司利用赔款准备金估计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为探讨赔款准备金评估方法改变对我国非寿险公司赔款准备金提取的影响，提出研究假设：
H4：精算方法可能会减弱公司利用赔款准备金实现盈余管理的动机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国外相关研究，如Smith(1980)、Weiss(1985)、Grace(1990)等均采用赔款准备金误差(Reserving error)作为被解释变量，即业务的最终实际赔款(假设业务在5年内完全赔付)与最初估计值的差额。由于我国在准备金评估精算方法的使用上尚未积累足够长的经验数据，影响了这一变量在我国的适用性。因此，我们在分析非寿险业务理赔延迟特征之后，采用赔款准备金与已付赔款比率(CRPL)作为被解释变量。理论上，如果险种在3年内基本完全理赔，则营业3年以上的公司当期赔款准备金仅与公司规模、业务增长速度、准备金提取方式、业务质量有关。赔款准备金除以当期已付赔款，即可消除规模及业务质量因素的影响。采用这一变量(CRPL)与其他会计信息结合分析的方法，可以了解影响公司赔款准备金调整的各种动机。
2，解释变量。包括盈余平滑、税负动机和评估方法改变虚拟变量。控制变量包括承保结果、投资收益率、保费增长速度、公司所有权形式。
(1)盈余平滑(Smooth)。参考Grace(1990)的定义，将保险公司i第t年的盈余平滑(Smooth)定义为：上一年的承保利润+上一年净投资收益)／当年净已赚保费。根据国外研究结果，预期盈余平滑变量与赔款准备金估计之间，应呈现负向关系。
(2)税收动机(Tax)。减少税负支出是管理者操纵赔款准备金的另一重要动机。在盈利年度人为提高赔款准备金计提，保险公司可以降低账面利润，导致当期税负的降低，提高现金流入以获得投资收益。参考Grace(1990)，将保险公司的税负动机(Tax)定义为：Max{(当年承保利润+当年净投资收益)／当年净已赚保费，0}，Tax越高，预期税负支出也会越高，公司当年净收入亏损时，不需要课税。根据上述定义，假设税负支出与赔款准备估计存在正向关系。
(3)准备金评估方法的改变(Year05)。为了考察在实施《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之后保险公司的准备金操纵行为有无变化，引入虚拟变量Year05，若为2005年前的样本，则Year05=0；否则Year05=1。
(4)控制变量。1)承保结果(Plratio)：采用已付赔款与已赚保费的比率(Plratio)作为衡量承保业绩的工具。该比率过高，可能是由于保险公司当年核保标准过低、重大损失发生或保单设计不当等原因造成，从而导致赔款支出相对保费收入过大(也就是较大的Plratio)，这时保险公司担心承保业绩太差，可能提存较低的赔款准备金来修饰承保账面结果。因此，假设Plratio与赔款准备金之间存在负向相关关系。2)投资收益率(Iiratio)：除了承保利润外，保险人的投资收益也会影响公司赔款准备金的提存态度。当公司投资收益不佳时，公司同样可能通过调整赔款准备金以实现正的账面利润。因此，定义投资收益率(liratio)为净投资收益与总资产的比例，假设投资收益率与赔款准备金之间呈现正向关系。3)保费增长速度(Pgrowth)：保费规模扩张过快是目前我国非寿险公司非常普遍的现象之一。保费收入增长过快，将迅速吞噬自有资本。为了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率，保险公司较有动机通过低估赔款准备金来提升账面盈余，以便缓解资本金不足的压力，并进一步推动公司的快速扩张。因此，假定保费增长速度(Pgrowth)与赔款准备金评估之间呈负向关系。4)公司所有权形式(D)：考虑到我国外资和中资非寿险公司在市场份额、经营模式等方面存在差异，并且外资保险公司综合率较高，账面财务普遍亏损，因此引入虚拟变量D，若为外资公司，则D=1；若为中资公司，则D=0，通过该变量研究中资和外资赔款准备金的调整动机是否存在差异。
(三)研究方法
与传统线性回归模型相比，Koenker(1978)所提出的分位数回归模型在约束条件(如回归残差项呈正态分布等)、数据分布等方面的要求均比较宽松，对于异常值具较高的包容度，估计结果更具稳健性(Koenker＆Hallock，2001)，而且能够反映样本局部信息，比传统线性回归模型更能反映现象之间关系的细部特征。基于准备金误差的非正态分布特征(如图1)和研究边际效应细部特征的目的，我们认为，分位数回归是研究非寿险公司赔款准备金调整动机可供选择的研究方法，故拟使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技术，通过对不同的分位数进行回归，对条件分布的不同位置进行分析，以期推动赔款准备金误差动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为此，构建如下的分位数回归模型：
(四)样本数据来源
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保险年鉴》(2002～2008)，仅包括经营业务3年及以上的公司，剔除缺失样本和无效数据后，总体有效样本数共143个。平安保险和太平洋保险公司从寿险、产险单独公布财务报表后计入，以前年度相关数据无法获得，不包 括在样本之列。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产险业利用赔款准备金实现盈余管理现象的检验
根据Burgstahler＆Dichev(1997)的方法，利用盈余频率分布模型考察盈余分布的特征，判断是否存在盈余管理现象。用资产报酬率(ROA)表示公司的盈余情况，2001～2007年产险业的盈余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其中纵坐标表示样本个数。可以看出，在0附近存在较为明显的不连续现象，即给定盈余经验分布的相对平滑性，资产报酬率略微大于0的公司的个数远远大于所预期的。
因此，在0阀值处判断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转化为判断0阀值处盈余分布函数的光滑与否。将盈余分布函数的光滑度定义为在任何一段区间内的期望观察数目等于相邻两个间隔区间观察数目的平均值，并以间隔内期望观察数目与实际观察数目之差除以两者差额的标准差作为统计量0，该统计量近似服从于标准正态分布。实证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到，在大于0的第一个小区间(0，0.02]处，统计量的值为3.7614，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 显著的，可以认为非寿险公司存在盈余管理的现象，假设H1成立。
(二)赔款准备金操纵动机的检验和解释
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2001～2007年非寿险公司赔款准备金提取的影响因素，各自变量在19个分位点上相对于赔款准备金调整变量(CRPL)的边际小于及其显著性水平如表2所示。随着CRPL在不同的分位数水平下发生变化，各预期变量响应系数的大小呈现一定变化趋势。为了更加清晰地分析这一变化趋势，将表2中主要变量的估计值及其95％的置信限绘制如图2～4。实证结果显示：
(1)衡量盈余平滑动机的变量Smooth的系数在0.25～0.95的分位点上显著为负，且没有明显变化，在其它分位点上则不显著。这表明保险人具有通过调整赔款准备金来修饰盈余、使保险公司盈余在年度间实现平滑的动机。若非寿险公司当年盈余较差于前一期时，管理者倾向于低估赔款准备金修饰账面盈余，以维持盈余绩效的稳定。相反，若当年盈余表现优于过去时，会高估赔款准备金降低当年账面盈余。该实证结果与Grace(1990)及Weiss(1985)的结论相一致，假设H2成立。但对赔款准备金低估比例较大的非寿险公司(分位数小于0.25)而言，盈余平滑假说不成立，修饰账面盈余并不是赔款准备金低估的主要原因，调整赔款准备金并非受盈余平滑的目的所驱动。
(2)在各分位点税负动机变量Tax的系数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主要是因为列入样本的年度内中国保险业由于恶性竞争和粗放经营，普遍处于亏损状态，这对保险公司的所得税税负几乎不产生影响。这一统计结果表明，各公司为了规避税负而调整赔款准备金的动机并不显著，假设H3不成立。
(3)虚拟变量Year05系数为正，且非常显著。这说明保监会实施《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前后，保险公司赔款准备金操纵模式变化明显。为了说明这种变化的特征，将样本分成2005年前和2005年后两部分进行分位数回归，对两个重要变量Smooth和Tax进行考察，准备金评估方法改变前后的Smooth变量系数如图5所示。可以看到，Tax变量的显著性仍不明显，这说明2005年实施精算方法提取准备金的强制制度之后，避税动机仍不明显。但是，2005年前后，在平滑盈余这个动机方面，保险公司的操纵行为有明显变化。2005年后Smooth的系数更为显著；绝对值在大多数分位点上要明显大于2005年之前的样本。这似乎与常识不符，因为按照精算方法提取准备金，应当更为规范、更为准确、更符合准备金监管的要求。然而，实证的结果表明，2005年后赔款准备金操纵的行为更明显，假设H4不成立。
考察了相关制度背景，我们认为，由于采用精算方法提取赔款准备金后，IBNR绝对规模突然放大(大约为当年已付赔款的10％)，然而2005年之前按照《保险公司财务制度》提取的IBNR仅为当年已付赔款的4％，这在短期内放大了2005年后的赔款准备金波幅。事实上，按照当年已付赔款4％提取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IBNR)虽然在充足率上差之甚远，但相对于精算方法来说，这是一个刚性技术要求，保险公司操纵的余地不大。精算方法提取准备金虽然更科学，但赋予精算师更大的“自由裁量权”，这是导致2005年后更易实现赔款准备金调整的重要原因。
(4)各个控制变量中：1)在修饰承保结果的动机方面，Plratio的系数在0.25～0.9分位点上显著为负，表明非寿险公司在当年承保质量较差，已付赔款恶化时，会利用低估赔款准备金来修饰承保结果，在当年承保质量较好时，会利用高估赔款准备金来调整承保结果。但对赔款准备金低估比例较大的非寿险公司(分位数小于0.25)而言，修饰承保结果并不是赔款准备金低估的主要原因，调整赔款准备金并非受修饰承保绩效的目的所驱动。2)投资收益动机变量”Iiratio仅在0.85和0.9分位点处显著为负，而在其它分位点处缺乏统计显著性。这表明大多数情况下，保险公司在投资收益较高的年度高估准备金隐藏利润、在投资收益差的年度低估准备金释放利润的动机不明显，这可能是由于大部分样本年度投资收益偏低造成的。3)保费增长速度变量Pgrowth的系数大部分为负，但不显著。这证明我国保险公司在2001～2007年，为了掩盖高速增长对资本的侵蚀效应而调整准备金的动机不显著。4)表示中资和外资的虚拟变量D的系数都为正，仅在个别分位点上显著。整体上，中外资非寿险公司在调整准备金的动机方面并无明显区别。
五、结论
以上采用我国非寿险公司2001～2007年的数据，探讨非寿险公司是否利用赔款准备金进行盈余管理，并比较非寿险业务准备金评估方法改变前后，公司实现盈余管理动机的差异。实证结果表明，非寿险公司存在通过操纵赔款准备金来达到盈余管理的现象。非寿险公司的确会为了达到盈余管理或扩张的目的，而故意调整公司当年赔款准备金数字。若非寿险公司当期盈余表现差于前一期时，管理者会倾向于低估当期赔款准备金，提升账面盈余；若当期盈余优于前一期时，则高估准备金平滑盈余。在诸动机中，盈余平滑是最重要的动机，这一动机在2005年实施《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采用精算技术评估准备金后更为明显，掩饰承保质量而调整准备金也具有显著性。保险公司在当年承保业务不佳，赔付率较高时，具有低估准备金进行掩饰的动机。研究也发现，税负、投资收益率、保费增长速度等变量对准备金操纵的影响不显著。
既然调整赔款准备金实施盈余管理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而这一现象对评估保险公司业绩具有较强的干扰，那么，如何实施准备金管理，降低赔款准备金操纵的空间，就成为重要的准备金监管议题。为此建议：
(1)对赔款准备金评估技术做更细致的规范。充分考虑在评估过程中保险公司和精算师可能实施人为操纵，因此，应对其进行技术层面的严格规范，比如数据采集环节的真实性指标、评估环节进展因子的选定规则、准备金评估的情景测试。
(2)加强赔款准备金评估的第三方检验制度。目前，准备金评估报告还无需独立第三方(如会计师事务所、精算事务所等)提供审验报告。为了避免大规模的准备金人为操纵，要求具有技术优势的第三方对准备金评估进行独立监督是一个必要的制度建设。
(3)建立责任准备金计提的责任制度。赔款准备金计提过程中出现的故意操纵和过失计提行为，都需要相关责任人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关键词：赔款准备金；盈余平滑；税负最小化
中图分类号：F222.3／F8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0)03-0030-07
一、引言
赔款准备金(Claim Reserve)是保险公司为已发生但尚未理赔完毕的赔案所预先留存的资金准备，包括已发生已报案、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IBNR)和理赔费用准备金。赔款准备金估计的准确与否，直接影响到保险公司经营结果的评价，从而影响公司税负、人员激励，甚至战略决策。赔款准备金误差，即赔款准备金与最终实际赔款之间的差额，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由于赔案的发生、报案、结案之间存在时间延迟(有时该延迟会长达数年)，赔款准备金的预先估计值可能与最终实际赔款存在差异，准备金误差在所难免；另一方面，由于赔款准备金的评估结果对产品定价、公司价值评估、税负以及监管行为都将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赔款准备金误差也可能来自公司的故意操纵，以达到特定的管理目标。2005年以前，非寿险公司按照《保险公司财务制度》提取赔款准备金，随着保险业产品的创新，原来的责任准备金计提方法和标准已不适应非寿险业务的经营情况，与国际标准相比，技术方法也不够科学，保险公司潜含着准备金提取不足的风险。2005年开始，非寿险公司按照《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采用精算方法提取赔款准备金。但由于非寿险业务的历史数据不完整，精算技术尚不完善，保险公司和精算师在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上具有较大的自主权；而监管机构对赔款准备金的提取还缺乏足够科学的监管措施，管理层可能通过操纵赔款准备金实现盈余管理，以达到特定财务目标。因此，本文利用我国非寿险公司2001～2007年的财务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考察非寿险公司赔款准备金调整动机的影响因素，探讨盈余平滑、税收最小化等动机在中国市场上是否显著，非寿险公司高估赔款准备金和低估赔款准备金的动机是否有所差异，并分析《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的实施是否对非寿险公司通过赔款准备金实现盈余管理的动机有所抑制。
在研究方法上，过去的大多数研究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然而，由于非寿险公司赔款准备金高估、低估比例的分布呈现右偏性，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方法无法探讨分布两端非寿险公司操纵准备金的动机是否不同。一些研究为了区分高估准备金和低估准备金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经常用虚拟变量的方式将赔款准备金分为高估和低估两类，然后再对解释变量进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但是这样的样本切割在进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时会加重参数估计的偏误，且不易观察到位于分布两端的非寿险公司赔款准备金高估和低估的影响因素。上述种种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研究方法的创新，而Koenk－er(1978)所提出的分位数回归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工具。
二、文献回顾
已有文献概括的赔款准备金调整动机，主要分为盈余平滑、税负最小化、规避保险费率管制和应对偿付能力监管四个方面。高估赔款准备金的动机主要在于递延税收获得投资收益、平滑盈余；低估赔款准备金的目的在于修饰盈余报告值，改善偿付能力监管指标，延迟必要的监管行动。其中以对盈余平滑和税负最小化的讨论最多。
(一)盈余平滑
盈余平滑是指在保险人当年的盈余状况明显异于往年时，管理者可能会通过操纵赔款准备金估计的方式来维持较稳定的盈余表现。即如果当年保险人的经营盈余(主要指当期盈利指标，如承保利润、投资利润等)与前几期相比较差时，保险人会倾向降低赔款准备金估计以增加当年盈余，以取悦市场或者股东。反之，保险人则可能高估准备金以隐藏盈余，使其在业绩较差的年度释放。Beaver，Nichols＆Nelson(2003)发现，相比保险公司管理前的盈余分布，管理后的盈余分布更平滑。距离盈余门槛值0越近且亏损的保险公司，低估赔款准备金的动机越强，期望通过低估赔款准备金跨越盈余为0的门槛。距离盈余门槛0越远的亏损公司，较无低估赔款准备金的动机。距离盈余门槛。越远的盈利公司，越有动机高估赔款准备金。但由于该研究没有考虑税负对非寿险公司赔款准备金的影响，因此，还无法检验这种高估行为到底是为了盈余平滑还是税负最优。Grace和Leverty(2007)发现，三年移动平均盈余与赔款准备金高估之间存在负相关，所以支持盈余平滑的动机。
(二)税负最小化
税负是保险人经营上的一项重要负担，当公司盈余增加时，税收也会相应上升。因此，当盈余为正时，管理者通常会衡量高估赔款准备金所产生的营运成本(如股价下降、资金成本增加)与低估赔款准备金所增加的税负成本；如果高估所带来的成本较低时，管理者会故意高估赔款准备金，以达到避税的目的。Grace(1990)指出，高估赔款准备金会造成盈余下降，可能启动早期监管预警系统；也可能降低承保业绩稳定性，恶化公司财务指标(如股东权益报酬率)，造成投资者信心下降，阻碍新资本的进人，限制快速扩张的步伐，进而影响公司的未来经营。相较Beaver et al.(2003)的研究，Grace和Leverty(2007)同时考虑了税负最小化及盈余平滑等操纵动机，实证结果也同时支持盈余平滑和税盾利益假说。非寿险公司的税盾越高，赔款准备金高估的概率越大，保险公司操纵赔款准备金不仅仅是为了盈余平滑，也可能是为了潜在的税盾利益。
从赔款准备金评估方法和过程来看，我国非寿险公司赔款准备金评估存在操纵的空间。童盼(2006)发现我国产险业微利公司未决赔款准备金明显小于其他公司，支持盈余平滑动机，但其研究未指出非寿险公司利用赔款准备金修饰盈余是否存在其他驱动因素。周晶晗、赵桂芹(2008)发现，当非寿险公司承保结果不佳、赔付恶化，或者投资收益较低时，公司会低估赔款准备金，虚增账面盈余，应对监管也是非寿险公司利用赔款准备金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诱因，但该研究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方法，无法区分高估准备金和低估准备金与解释变量之间的 关系。同国外成熟的产险市场相比，目前我国非寿险业正处于飞速发展阶段，许多公司都面临着盈利能力差、业绩波动较大、偿付能力不足等问题，由于保险人高速扩张常伴随着定价不足，为了提高保费规模，保险人可能会放松承保标准，赔款准备金的准确性会因此而受影响。那么，我国非寿险公司赔款准备金的误差是否同公司业务增长速度相关，非寿险公司高估赔款准备金和低估赔款准备金的动机是否有所差异，这些都是研究我国非寿险公司是否存在利用赔款准备金误差实现盈余平滑和税负最小化现象所必须回答的问题。
三、实证模型设计
(一)研究假设
根据以上文献回顾，相应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非寿险公司存在盈余管理的现象。
H2：管理者可能通过调整赔款准备金进行盈余平滑
H3：管理者可能调整赔款准备金以递延税收
2005年以前，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的赔款准备金按照财政部制定的《保险公司财务制度》的有关规定计提，其中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采用逐案估损法提取(不超过当期保险赔偿或给付金额的100％)；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按照当年实际赔款支出的固定比例提取(不超过4％)，公司对评估结果具有较大的自主空间。2005年以后，公司采用精算方法评估赔款准备金，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采用逐案估计法、案均赔款法等方法提取，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采用链梯法、案均赔款法、准备金进展法和B－F法等至少两种方法谨慎提取。由于精算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更为准确地给出赔款准备金评估结果的范围，因此，理论上讲，公司采用精算方法评估赔款准备金，应减弱非寿险公司利用赔款准备金估计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为探讨赔款准备金评估方法改变对我国非寿险公司赔款准备金提取的影响，提出研究假设：
H4：精算方法可能会减弱公司利用赔款准备金实现盈余管理的动机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国外相关研究，如Smith(1980)、Weiss(1985)、Grace(1990)等均采用赔款准备金误差(Reserving error)作为被解释变量，即业务的最终实际赔款(假设业务在5年内完全赔付)与最初估计值的差额。由于我国在准备金评估精算方法的使用上尚未积累足够长的经验数据，影响了这一变量在我国的适用性。因此，我们在分析非寿险业务理赔延迟特征之后，采用赔款准备金与已付赔款比率(CRPL)作为被解释变量。理论上，如果险种在3年内基本完全理赔，则营业3年以上的公司当期赔款准备金仅与公司规模、业务增长速度、准备金提取方式、业务质量有关。赔款准备金除以当期已付赔款，即可消除规模及业务质量因素的影响。采用这一变量(CRPL)与其他会计信息结合分析的方法，可以了解影响公司赔款准备金调整的各种动机。
2，解释变量。包括盈余平滑、税负动机和评估方法改变虚拟变量。控制变量包括承保结果、投资收益率、保费增长速度、公司所有权形式。
(1)盈余平滑(Smooth)。参考Grace(1990)的定义，将保险公司i第t年的盈余平滑(Smooth)定义为：上一年的承保利润+上一年净投资收益)／当年净已赚保费。根据国外研究结果，预期盈余平滑变量与赔款准备金估计之间，应呈现负向关系。
(2)税收动机(Tax)。减少税负支出是管理者操纵赔款准备金的另一重要动机。在盈利年度人为提高赔款准备金计提，保险公司可以降低账面利润，导致当期税负的降低，提高现金流入以获得投资收益。参考Grace(1990)，将保险公司的税负动机(Tax)定义为：Max{(当年承保利润+当年净投资收益)／当年净已赚保费，0}，Tax越高，预期税负支出也会越高，公司当年净收入亏损时，不需要课税。根据上述定义，假设税负支出与赔款准备估计存在正向关系。
(3)准备金评估方法的改变(Year05)。为了考察在实施《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之后保险公司的准备金操纵行为有无变化，引入虚拟变量Year05，若为2005年前的样本，则Year05=0；否则Year05=1。
(4)控制变量。1)承保结果(Plratio)：采用已付赔款与已赚保费的比率(Plratio)作为衡量承保业绩的工具。该比率过高，可能是由于保险公司当年核保标准过低、重大损失发生或保单设计不当等原因造成，从而导致赔款支出相对保费收入过大(也就是较大的Plratio)，这时保险公司担心承保业绩太差，可能提存较低的赔款准备金来修饰承保账面结果。因此，假设Plratio与赔款准备金之间存在负向相关关系。2)投资收益率(Iiratio)：除了承保利润外，保险人的投资收益也会影响公司赔款准备金的提存态度。当公司投资收益不佳时，公司同样可能通过调整赔款准备金以实现正的账面利润。因此，定义投资收益率(liratio)为净投资收益与总资产的比例，假设投资收益率与赔款准备金之间呈现正向关系。3)保费增长速度(Pgrowth)：保费规模扩张过快是目前我国非寿险公司非常普遍的现象之一。保费收入增长过快，将迅速吞噬自有资本。为了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率，保险公司较有动机通过低估赔款准备金来提升账面盈余，以便缓解资本金不足的压力，并进一步推动公司的快速扩张。因此，假定保费增长速度(Pgrowth)与赔款准备金评估之间呈负向关系。4)公司所有权形式(D)：考虑到我国外资和中资非寿险公司在市场份额、经营模式等方面存在差异，并且外资保险公司综合率较高，账面财务普遍亏损，因此引入虚拟变量D，若为外资公司，则D=1；若为中资公司，则D=0，通过该变量研究中资和外资赔款准备金的调整动机是否存在差异。
(三)研究方法
与传统线性回归模型相比，Koenker(1978)所提出的分位数回归模型在约束条件(如回归残差项呈正态分布等)、数据分布等方面的要求均比较宽松，对于异常值具较高的包容度，估计结果更具稳健性(Koenker＆Hallock，2001)，而且能够反映样本局部信息，比传统线性回归模型更能反映现象之间关系的细部特征。基于准备金误差的非正态分布特征(如图1)和研究边际效应细部特征的目的，我们认为，分位数回归是研究非寿险公司赔款准备金调整动机可供选择的研究方法，故拟使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技术，通过对不同的分位数进行回归，对条件分布的不同位置进行分析，以期推动赔款准备金误差动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为此，构建如下的分位数回归模型：
(四)样本数据来源
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保险年鉴》(2002～2008)，仅包括经营业务3年及以上的公司，剔除缺失样本和无效数据后，总体有效样本数共143个。平安保险和太平洋保险公司从寿险、产险单独公布财务报表后计入，以前年度相关数据无法获得，不包 括在样本之列。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产险业利用赔款准备金实现盈余管理现象的检验
根据Burgstahler＆Dichev(1997)的方法，利用盈余频率分布模型考察盈余分布的特征，判断是否存在盈余管理现象。用资产报酬率(ROA)表示公司的盈余情况，2001～2007年产险业的盈余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其中纵坐标表示样本个数。可以看出，在0附近存在较为明显的不连续现象，即给定盈余经验分布的相对平滑性，资产报酬率略微大于0的公司的个数远远大于所预期的。
因此，在0阀值处判断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转化为判断0阀值处盈余分布函数的光滑与否。将盈余分布函数的光滑度定义为在任何一段区间内的期望观察数目等于相邻两个间隔区间观察数目的平均值，并以间隔内期望观察数目与实际观察数目之差除以两者差额的标准差作为统计量0，该统计量近似服从于标准正态分布。实证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到，在大于0的第一个小区间(0，0.02]处，统计量的值为3.7614，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 显著的，可以认为非寿险公司存在盈余管理的现象，假设H1成立。
(二)赔款准备金操纵动机的检验和解释
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2001～2007年非寿险公司赔款准备金提取的影响因素，各自变量在19个分位点上相对于赔款准备金调整变量(CRPL)的边际小于及其显著性水平如表2所示。随着CRPL在不同的分位数水平下发生变化，各预期变量响应系数的大小呈现一定变化趋势。为了更加清晰地分析这一变化趋势，将表2中主要变量的估计值及其95％的置信限绘制如图2～4。实证结果显示：
(1)衡量盈余平滑动机的变量Smooth的系数在0.25～0.95的分位点上显著为负，且没有明显变化，在其它分位点上则不显著。这表明保险人具有通过调整赔款准备金来修饰盈余、使保险公司盈余在年度间实现平滑的动机。若非寿险公司当年盈余较差于前一期时，管理者倾向于低估赔款准备金修饰账面盈余，以维持盈余绩效的稳定。相反，若当年盈余表现优于过去时，会高估赔款准备金降低当年账面盈余。该实证结果与Grace(1990)及Weiss(1985)的结论相一致，假设H2成立。但对赔款准备金低估比例较大的非寿险公司(分位数小于0.25)而言，盈余平滑假说不成立，修饰账面盈余并不是赔款准备金低估的主要原因，调整赔款准备金并非受盈余平滑的目的所驱动。
(2)在各分位点税负动机变量Tax的系数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主要是因为列入样本的年度内中国保险业由于恶性竞争和粗放经营，普遍处于亏损状态，这对保险公司的所得税税负几乎不产生影响。这一统计结果表明，各公司为了规避税负而调整赔款准备金的动机并不显著，假设H3不成立。
(3)虚拟变量Year05系数为正，且非常显著。这说明保监会实施《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前后，保险公司赔款准备金操纵模式变化明显。为了说明这种变化的特征，将样本分成2005年前和2005年后两部分进行分位数回归，对两个重要变量Smooth和Tax进行考察，准备金评估方法改变前后的Smooth变量系数如图5所示。可以看到，Tax变量的显著性仍不明显，这说明2005年实施精算方法提取准备金的强制制度之后，避税动机仍不明显。但是，2005年前后，在平滑盈余这个动机方面，保险公司的操纵行为有明显变化。2005年后Smooth的系数更为显著；绝对值在大多数分位点上要明显大于2005年之前的样本。这似乎与常识不符，因为按照精算方法提取准备金，应当更为规范、更为准确、更符合准备金监管的要求。然而，实证的结果表明，2005年后赔款准备金操纵的行为更明显，假设H4不成立。
考察了相关制度背景，我们认为，由于采用精算方法提取赔款准备金后，IBNR绝对规模突然放大(大约为当年已付赔款的10％)，然而2005年之前按照《保险公司财务制度》提取的IBNR仅为当年已付赔款的4％，这在短期内放大了2005年后的赔款准备金波幅。事实上，按照当年已付赔款4％提取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IBNR)虽然在充足率上差之甚远，但相对于精算方法来说，这是一个刚性技术要求，保险公司操纵的余地不大。精算方法提取准备金虽然更科学，但赋予精算师更大的“自由裁量权”，这是导致2005年后更易实现赔款准备金调整的重要原因。
(4)各个控制变量中：1)在修饰承保结果的动机方面，Plratio的系数在0.25～0.9分位点上显著为负，表明非寿险公司在当年承保质量较差，已付赔款恶化时，会利用低估赔款准备金来修饰承保结果，在当年承保质量较好时，会利用高估赔款准备金来调整承保结果。但对赔款准备金低估比例较大的非寿险公司(分位数小于0.25)而言，修饰承保结果并不是赔款准备金低估的主要原因，调整赔款准备金并非受修饰承保绩效的目的所驱动。2)投资收益动机变量”Iiratio仅在0.85和0.9分位点处显著为负，而在其它分位点处缺乏统计显著性。这表明大多数情况下，保险公司在投资收益较高的年度高估准备金隐藏利润、在投资收益差的年度低估准备金释放利润的动机不明显，这可能是由于大部分样本年度投资收益偏低造成的。3)保费增长速度变量Pgrowth的系数大部分为负，但不显著。这证明我国保险公司在2001～2007年，为了掩盖高速增长对资本的侵蚀效应而调整准备金的动机不显著。4)表示中资和外资的虚拟变量D的系数都为正，仅在个别分位点上显著。整体上，中外资非寿险公司在调整准备金的动机方面并无明显区别。
五、结论
以上采用我国非寿险公司2001～2007年的数据，探讨非寿险公司是否利用赔款准备金进行盈余管理，并比较非寿险业务准备金评估方法改变前后，公司实现盈余管理动机的差异。实证结果表明，非寿险公司存在通过操纵赔款准备金来达到盈余管理的现象。非寿险公司的确会为了达到盈余管理或扩张的目的，而故意调整公司当年赔款准备金数字。若非寿险公司当期盈余表现差于前一期时，管理者会倾向于低估当期赔款准备金，提升账面盈余；若当期盈余优于前一期时，则高估准备金平滑盈余。在诸动机中，盈余平滑是最重要的动机，这一动机在2005年实施《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采用精算技术评估准备金后更为明显，掩饰承保质量而调整准备金也具有显著性。保险公司在当年承保业务不佳，赔付率较高时，具有低估准备金进行掩饰的动机。研究也发现，税负、投资收益率、保费增长速度等变量对准备金操纵的影响不显著。
既然调整赔款准备金实施盈余管理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而这一现象对评估保险公司业绩具有较强的干扰，那么，如何实施准备金管理，降低赔款准备金操纵的空间，就成为重要的准备金监管议题。为此建议：
(1)对赔款准备金评估技术做更细致的规范。充分考虑在评估过程中保险公司和精算师可能实施人为操纵，因此，应对其进行技术层面的严格规范，比如数据采集环节的真实性指标、评估环节进展因子的选定规则、准备金评估的情景测试。
(2)加强赔款准备金评估的第三方检验制度。目前，准备金评估报告还无需独立第三方(如会计师事务所、精算事务所等)提供审验报告。为了避免大规模的准备金人为操纵，要求具有技术优势的第三方对准备金评估进行独立监督是一个必要的制度建设。
(3)建立责任准备金计提的责任制度。赔款准备金计提过程中出现的故意操纵和过失计提行为，都需要相关责任人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