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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院长姚洋从政府治理能力角度，对当前新冠肺炎防控阐明了观点。他认为，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也发现了问题。为了以后的进步，我们要认真研究和改进发现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工作没有摆脱一刀切的工作方式。更深层面说，我们的治理体系出现问题。
一切从严是必要的，但3月份之后，湖北之外地区确诊病例已经很少了，湖北之外每天新增病例大概10个左右。这个发病数说明疫情已经处于可控状态，我们应该马上复工。因为中国经济受到的影响较大，中央政府反复强调有序复工，但是在基层，复工特别困难。基层对外面说要复工，但下沉到各个街道的指令是不能有一例新增。
这种情况下，哪个官员敢放手搞经济建设？对官员来说这是很现实的选择，发展经济上的回报并非立即可见，但增加一例新冠肺炎，要被立即处分。
这个信号非常明确，山东监狱系统被感染，从司法厅厅长开始，所有关联人都撤职了。
在这种压力下，谁敢允许复工？这种一刀切的工作方式，会把负面效应放大。同时，在这种压力下，防疫措施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有人跑到人家里去砸麻将机，还有人把人家拽出来扇耳光，这就过激了。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在发挥上下齐动优势的同时，还要保护地方的积极性。
湖北疫情告急，政府向湖北派去四万医护人员，在其他国家是不可能做到的，这是我们的优势。但在上下齐动的同时，我们要注意保护地方的积极性。
姚洋。
再以复工来说，目前复工做得好的区域是沿海地区，江浙沪和深圳都做得比较好，按理说这些地方人员流动大，传播新冠肺炎的风险最大，他们复工应该最慢。
中西部地区很多地方好几天没有一例新增，可是他们复工却反而慢。因为那里的地方干部缺少自主能力。
这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我们的地方积极性下降得非常厉害。
这里有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应该汲取。
首先，给了地方自主权，地方才有积极性。应该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各级干部，如果把自主权拿走，以复工为例来看，官员干工作就畏畏缩缩。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要有序复工，可是他们领悟到的信号，是不能有一例新冠肺炎，不能犯任何错误。
第二个问题，我们对干部的管理太依赖垂直监管，一票否决。
现在很多工作都搞一票否决。贪污腐败、与中央政治上不保持一致，可以一票否决，党的干部这两点一定要做到。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一票否决无限扩展。
譬如说要银行支持小微企业，银行明知道给中小企业贷款很不合算，大银行做这些业务不合算，但是上级检查来了怎么办？他们只能弄虚作假，表面上对付过去。
盡管中央三令五申不要搞形式主义，但是一票否决之下，仍有各种形式主义。
什么是治理？治理就是执行。最近我看了下复工的调查情况，3月初只有60%，现在可能达到70%，但农村工人返工率低，2月中旬农村劳动力流出只有15%，月底上升到30%;有外出工作意愿的农村工人复工率在60%以下。沿海开工不足，一大原因是工人不到位。
只有给地方官员安全感，他们才能干好工作。我们曾在1994年到2017年对333个县市级和市级以上的官员打了分，画了中国的政治地图。
这次我发现复工比较快的地方，都是容错机制强一些的地方，官员的安全感强一些。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我们“要按宪法办事”，要做好权力的分配和制衡。14亿人口的大国，那么多的省市县，哪些权力应该属于县市级，哪些权力应该属于省一级，哪些权力归中央，都要划分清楚。
有了权力的分割，还要有制衡。制衡有监督的意思，权力间的制衡，是监督成本最低的办法。认真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成功经验，至少可以在内部把权力划分清楚。这样才能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同时又能保证中央的权威。
首先就是要给地方自主权，要给地方容错空间。
这需要具体措施，不能简单发个文件了事。我到地方了解到，前面发的文件还没执行完，新的文件又来了，而且新旧文件还有冲突，为了执行新文件，又写文件做指导。导致不停地发文件，最后执行结果谁也不管。
要给地方更大的自主权，对地方权力的监督就要发挥地方人大的作用。有人担心人大代表有没有这个能力，能力都是实践中培养出来的，只要给了这样的权力，他们就会有这样的能力。真的让人大实实在在审预算，人大就会认真审。
其次，改革官员晋升政策。
过去官员晋升主要看经济表现，经济搞得好就能升迁。十八大以后，党的这个方向有所改变，不唯GDP要综合考核。
但是综合考察我们一直没找到可行方案，这就导致一票否决越来越多，最后泛滥了，不管什么工作都一票否决，大家的行动范围越缩越小，也不知道下一步会在哪个方向上缩小。
经济学里有一个多任务定理，如果代理人面对多项任务，他没有动力去完成所有任务，代理人只会去完成最容易被度量的任务。
以前GDP好度量，现在一票否决最显著，就都关注它了。而且，大家也不知道下一个一票否决会是什么，它的边界扩展到哪里，所以干脆不干了。
我们要发挥组织部的功能，以真正的综合性考察来考核官员成绩。组织部一般是挑三个候选人，然后给常委会讨论。这个做法能不能形成某个常态的、制度化的形式来考核干部，譬如成立一个代表会，要晋升的候选人做陈述，然后让大家投票，最后常委会再投一次票。这么做的话，至少可以更加正规化、透明化。
如此，干部的任命有了程序正当性，也使得官员的激励更加公开公正。考核和晋升的机制是个指挥棒，怎么考核，干部就怎么干活。如果考核和激励没有解决好，干部们干工作就没有方向。（来源：澎湃新闻）
一刀切的方式不可取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工作没有摆脱一刀切的工作方式。更深层面说，我们的治理体系出现问题。
一切从严是必要的，但3月份之后，湖北之外地区确诊病例已经很少了，湖北之外每天新增病例大概10个左右。这个发病数说明疫情已经处于可控状态，我们应该马上复工。因为中国经济受到的影响较大，中央政府反复强调有序复工，但是在基层，复工特别困难。基层对外面说要复工，但下沉到各个街道的指令是不能有一例新增。
这种情况下，哪个官员敢放手搞经济建设？对官员来说这是很现实的选择，发展经济上的回报并非立即可见，但增加一例新冠肺炎，要被立即处分。
这个信号非常明确，山东监狱系统被感染，从司法厅厅长开始，所有关联人都撤职了。
在这种压力下，谁敢允许复工？这种一刀切的工作方式，会把负面效应放大。同时，在这种压力下，防疫措施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有人跑到人家里去砸麻将机，还有人把人家拽出来扇耳光，这就过激了。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在发挥上下齐动优势的同时，还要保护地方的积极性。
湖北疫情告急，政府向湖北派去四万医护人员，在其他国家是不可能做到的，这是我们的优势。但在上下齐动的同时，我们要注意保护地方的积极性。
再以复工来说，目前复工做得好的区域是沿海地区，江浙沪和深圳都做得比较好，按理说这些地方人员流动大，传播新冠肺炎的风险最大，他们复工应该最慢。
中西部地区很多地方好几天没有一例新增，可是他们复工却反而慢。因为那里的地方干部缺少自主能力。
这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我们的地方积极性下降得非常厉害。
一票否决制的副作用
这里有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应该汲取。
首先，给了地方自主权，地方才有积极性。应该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各级干部，如果把自主权拿走，以复工为例来看，官员干工作就畏畏缩缩。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要有序复工，可是他们领悟到的信号，是不能有一例新冠肺炎，不能犯任何错误。
第二个问题，我们对干部的管理太依赖垂直监管，一票否决。
现在很多工作都搞一票否决。贪污腐败、与中央政治上不保持一致，可以一票否决，党的干部这两点一定要做到。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一票否决无限扩展。
譬如说要银行支持小微企业，银行明知道给中小企业贷款很不合算，大银行做这些业务不合算，但是上级检查来了怎么办？他们只能弄虚作假，表面上对付过去。
盡管中央三令五申不要搞形式主义，但是一票否决之下，仍有各种形式主义。
什么是治理？治理就是执行。最近我看了下复工的调查情况，3月初只有60%，现在可能达到70%，但农村工人返工率低，2月中旬农村劳动力流出只有15%，月底上升到30%;有外出工作意愿的农村工人复工率在60%以下。沿海开工不足，一大原因是工人不到位。
只有给地方官员安全感，他们才能干好工作。我们曾在1994年到2017年对333个县市级和市级以上的官员打了分，画了中国的政治地图。
这次我发现复工比较快的地方，都是容错机制强一些的地方，官员的安全感强一些。
什么是解决之道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我们“要按宪法办事”，要做好权力的分配和制衡。14亿人口的大国，那么多的省市县，哪些权力应该属于县市级，哪些权力应该属于省一级，哪些权力归中央，都要划分清楚。
有了权力的分割，还要有制衡。制衡有监督的意思，权力间的制衡，是监督成本最低的办法。认真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成功经验，至少可以在内部把权力划分清楚。这样才能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同时又能保证中央的权威。
首先就是要给地方自主权，要给地方容错空间。
这需要具体措施，不能简单发个文件了事。我到地方了解到，前面发的文件还没执行完，新的文件又来了，而且新旧文件还有冲突，为了执行新文件，又写文件做指导。导致不停地发文件，最后执行结果谁也不管。
要给地方更大的自主权，对地方权力的监督就要发挥地方人大的作用。有人担心人大代表有没有这个能力，能力都是实践中培养出来的，只要给了这样的权力，他们就会有这样的能力。真的让人大实实在在审预算，人大就会认真审。
其次，改革官员晋升政策。
过去官员晋升主要看经济表现，经济搞得好就能升迁。十八大以后，党的这个方向有所改变，不唯GDP要综合考核。
但是综合考察我们一直没找到可行方案，这就导致一票否决越来越多，最后泛滥了，不管什么工作都一票否决，大家的行动范围越缩越小，也不知道下一步会在哪个方向上缩小。
经济学里有一个多任务定理，如果代理人面对多项任务，他没有动力去完成所有任务，代理人只会去完成最容易被度量的任务。
以前GDP好度量，现在一票否决最显著，就都关注它了。而且，大家也不知道下一个一票否决会是什么，它的边界扩展到哪里，所以干脆不干了。
我们要发挥组织部的功能，以真正的综合性考察来考核官员成绩。组织部一般是挑三个候选人，然后给常委会讨论。这个做法能不能形成某个常态的、制度化的形式来考核干部，譬如成立一个代表会，要晋升的候选人做陈述，然后让大家投票，最后常委会再投一次票。这么做的话，至少可以更加正规化、透明化。
如此，干部的任命有了程序正当性，也使得官员的激励更加公开公正。考核和晋升的机制是个指挥棒，怎么考核，干部就怎么干活。如果考核和激励没有解决好，干部们干工作就没有方向。（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