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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满乐队是近年来风头颇劲的一支重型摇滚乐队，在很多大型音乐会现场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他们的创作专辑《Weltreich》和《Khan》在网络上受到乐迷的狂热追捧。对他们而言，“史诗感极强”和“旋律极为动听”是最恰当的赞美。
2012年，乐团核心主创王利夫在网上发布了非官方版《三体》配乐，这张配乐专辑因打动了众多科幻迷而广为流传。有趣的是，王利夫本身也是从小看《科幻世界》长大的资深幻迷。现在，让我们走进他的音乐世界，听听他对科幻和音乐的理解;看看幻迷成长后，为世界带来了什么。
阿 达：您创作的音乐，大多充满了史诗感和民族感。例如《Black Lullaby》中强烈的中东风，《Khan》格外大气浩瀚，《Father》更是在博大里融入了悲凉。您是从何处汲取的灵感呢？创作中具体想表达什么？
王利夫：受个人兴趣和乐队既定的题材所限，生活中的经历和感悟并不会给我的创作带来太多刺激，我的灵感更多时候来自阅读和观影。通常在创作前，我的脑海中会勾勒一个大的框架，然后一点一点填充，让故事或人物饱满起来。其实“表达”不是作品唯一的出口，我更多时候是在“描述”。即使是表达，也是有大量的留白，需要听众用自己的情感去补齐，各种不同的解读都相当于二次创作，这个过程特别有意思。
阿 达：大多数摇滚或者民谣都是在表达现实，而您的作品更加高远。您音乐里的英雄情结是怎么形成的呢？
王利夫：首先作为职业音乐人，任何不超出我欣赏能力上限和下限的音乐形式都需要我去接纳和吸收。从音乐发展的角度出发，我觉得那些表达现实、表达当下的风格在国内已经被做到极致了，留给后来者的发挥空间并不大。创作是件纯粹的事情，经营却不是。我觉得自己没那么深沉，就玩儿高远。说到底，我其实也没有比别人更多的英雄情结，我只是巨人的众多朝拜者中的一员。
阿 达：从豆瓣主页上看到您正在创作《丰饶之海》的配乐。您怎么看待文学与音乐的关系？
王利夫：我相信所有的艺术形式都是表象，是受更加“形而上”的东西支配的。在这个大前提下，音乐与文学的关系是对等的，需要时常从对方那里汲取营养。我自以为没有资格为《丰饶之海》创作配乐，跟《三体》一样，是文字给了我刺激，让我有了创作冲动。而且我对配乐的基本要求，是音乐单独拿出去要能成立，所以《月海·丰饶之海》这张多次跳票并仍在创作的专辑，可以看作是我受到原著冲击后内心在音乐上的外延。
阿 达：现在还有人对摇滚抱有偏见，觉得摇滚就是毁灭、颓废、叛逆。您能简单直白地说明一下摇滚到底是什么，以及相对于其他流行音乐，摇滚的价值在哪儿？
王利夫：所谓偏见有的时候也是“正见”。一方面，我不想为摇滚乐本身及其衍生物里确实存在的一部分脏的、假的东西洗白，因为拿谎话对抗偏见从来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我真觉得这些词的感情色彩都偏向中性：比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与摇滚乐相关的颓废和叛逆就有它不可磨灭的价值，它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如果没有那一代人用清静无为的信念去稀释那些毫无意义的剑拔弩张，“爱与和平”未必会成为今天年轻人经常念叨着并打心眼里乐于去相信的字眼。至于摇滚乐是什么，以及它的价值在哪儿，恐怕我一时说不清楚。摇滚乐于我而言，不仅仅是一类音乐或一种文化主张，它与生活的契合度如此之高，是我“修为”的一部分。
阿 达：您的音乐里有类似科幻小说的冷峻与浩渺，您是什么时候爱上科幻小说的，科幻对您的创作有影响吗？
王利夫：从中学时代自习课全班偷偷传阅《科幻世界》那会儿起，我就已经是一名幻迷了，时间大概在2000年前后。科幻对于我的创作影响非常大。科幻和摇滚乐的相通之处就在于，两者都追求形式与内容上的高度自由。只要设定上没什么太大的硬伤，作者可以也必须尽可能地去天马行空、“肆意妄为”。好的科幻作品甚至不需要视觉上的辅助刺激，就能让我从字里行间发现音乐。
阿 达：您最喜欢的国内科幻作家是谁？国外的作家呢？他们作品的哪些方面最触动你？
王利夫：国内我最喜欢大刘，国外我喜欢霍华德·菲利普·洛夫克拉夫特和菲利普·迪克。这些作家吸引我的地方不是他们的文学造诣，而是他们的哲学主张。很多人尝试过把人类当作一个整体或站在人类之上考虑问题，却因为哲学天生的高冷属性而让大多数人难以将它与自身联系起来。可科幻作品不是修仙小说，即使最离奇最反直觉的假设，也会寻求理论基础作支撑，既脑洞大开又脚踏实地，让人觉得远到未来近在当下，都充满无限的可能。
阿 达：无论是科幻小说还是音乐，您觉得就创作而言，最可怕的状态是什么？
王利夫：是创作程式化和以结果为导向的自我审查。前者扼杀了可能性，后者牺牲了自由度。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创作和 经营应该是完全分离的两个环节，作品要优先满足作者自己，受众的审美取向应该是你最后才去考虑的问题。但有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为了对抗主流文化中俗不可耐的那部分而刻意剑走偏锋。然而这个火候太难拿捏，容易故弄玄虚。这几种状态，我都在极力避免。
阿 达：您创作的《三体》非官方配乐备受好评，被赞画面感极强。您创作这个非官方配乐的初衷是什么呢？
王利夫：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会让导演读出画面，让音乐人读出旋律。我从入行至今都保持着每天写一段练习曲的习惯，创作来源五花八门。大家听到的所谓非官方配乐，实际上是我读《三体》读得最入迷时随手记录的东西，制作上也比较粗糙。我前段时间在整理和精编这些曲目，希望有机会能与更多幻迷共享。
阿 达：现在《三体》正被改编成电影，您有什么期待吗？
王利夫：我在微博上与“三体电影”有很多互动。尽管我认为一些朋友提出的种种顾虑值得片方认真考量，但作为一名“磁铁”，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会支持。
阿 达：如果您决定把一篇科幻小说改编成科幻电影，你会选哪一篇，为什么？
王利夫：大刘的《朝闻道》和《乡村教师》。我对“朝闻道，夕死可矣”的价值观特别认同，这可能来自我的血液中摇滚着的那部分;后者在“推山填海”和“空静寂灭”两种场景间频繁切换的手法像极了一部华灿的交响乐章，这种须弥芥子的美感最能触动我。
阿 达：您能说一些让您印象深刻的科幻电影吗？请分享一下。
王利夫：我喜欢的科幻电影大都不是鸿篇巨制，那些小成本电影比如《这个男人来自地球》，往往更有“心事浩渺连广宇”的意趣。
阿 达：这些年，不论是您的乐队还是您个人，都在坚持出唱片。您是为了理想还是有商业上的考量？
王利夫：当你对作品的质量有底气时，兼顾商业是没问题的。艺术不能靠施舍，要自己想办法把事情做长远。但唱片业确实是夕阳产业了，“摇滚乐只能在现场生存”这句话的指向很具体。对我而言，发唱片最重要的是仪式感，第一张唱片就像成人礼一样，你会告诉自己从此再也不能吊儿郎当。
阿 达：很多乐迷对萨满乐队的生活很感兴趣，能聊聊你们作为普通人和音乐人的日常生活吗？
王利夫：把“摇滚”的标签打在脸上的，要么是霸气自然外露的大师，要么是刚入行的小毛孩。我们和大多数摇滚乐手一样，都是平常人，走路不带风，也没有逼人的气场什么的。抛开追求不谈，音乐是一个工种、一门手艺，台上是表演，台下才是生活。
阿 达：现在不少读者都有在大学组建乐队的想法，您能给他们一些建议吗？
王利夫：如果你要组建一支乐队，那就像我一样做到三十岁吧。
阿 达：最后请您给青少年幻迷们赠言两句。
王利夫：首先感谢《三体》和《科幻世界》让我有机会结识了广大幻迷朋友，感谢你们对我的音乐给予的支持和鼓励。最后，谁能告诉我庄颜和程心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笑）
阿 达：感谢您接受采访。
2012年，乐团核心主创王利夫在网上发布了非官方版《三体》配乐，这张配乐专辑因打动了众多科幻迷而广为流传。有趣的是，王利夫本身也是从小看《科幻世界》长大的资深幻迷。现在，让我们走进他的音乐世界，听听他对科幻和音乐的理解;看看幻迷成长后，为世界带来了什么。
阿 达：您创作的音乐，大多充满了史诗感和民族感。例如《Black Lullaby》中强烈的中东风，《Khan》格外大气浩瀚，《Father》更是在博大里融入了悲凉。您是从何处汲取的灵感呢？创作中具体想表达什么？
王利夫：受个人兴趣和乐队既定的题材所限，生活中的经历和感悟并不会给我的创作带来太多刺激，我的灵感更多时候来自阅读和观影。通常在创作前，我的脑海中会勾勒一个大的框架，然后一点一点填充，让故事或人物饱满起来。其实“表达”不是作品唯一的出口，我更多时候是在“描述”。即使是表达，也是有大量的留白，需要听众用自己的情感去补齐，各种不同的解读都相当于二次创作，这个过程特别有意思。
阿 达：大多数摇滚或者民谣都是在表达现实，而您的作品更加高远。您音乐里的英雄情结是怎么形成的呢？
王利夫：首先作为职业音乐人，任何不超出我欣赏能力上限和下限的音乐形式都需要我去接纳和吸收。从音乐发展的角度出发，我觉得那些表达现实、表达当下的风格在国内已经被做到极致了，留给后来者的发挥空间并不大。创作是件纯粹的事情，经营却不是。我觉得自己没那么深沉，就玩儿高远。说到底，我其实也没有比别人更多的英雄情结，我只是巨人的众多朝拜者中的一员。
阿 达：从豆瓣主页上看到您正在创作《丰饶之海》的配乐。您怎么看待文学与音乐的关系？
王利夫：我相信所有的艺术形式都是表象，是受更加“形而上”的东西支配的。在这个大前提下，音乐与文学的关系是对等的，需要时常从对方那里汲取营养。我自以为没有资格为《丰饶之海》创作配乐，跟《三体》一样，是文字给了我刺激，让我有了创作冲动。而且我对配乐的基本要求，是音乐单独拿出去要能成立，所以《月海·丰饶之海》这张多次跳票并仍在创作的专辑，可以看作是我受到原著冲击后内心在音乐上的外延。
阿 达：现在还有人对摇滚抱有偏见，觉得摇滚就是毁灭、颓废、叛逆。您能简单直白地说明一下摇滚到底是什么，以及相对于其他流行音乐，摇滚的价值在哪儿？
王利夫：所谓偏见有的时候也是“正见”。一方面，我不想为摇滚乐本身及其衍生物里确实存在的一部分脏的、假的东西洗白，因为拿谎话对抗偏见从来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我真觉得这些词的感情色彩都偏向中性：比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与摇滚乐相关的颓废和叛逆就有它不可磨灭的价值，它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如果没有那一代人用清静无为的信念去稀释那些毫无意义的剑拔弩张，“爱与和平”未必会成为今天年轻人经常念叨着并打心眼里乐于去相信的字眼。至于摇滚乐是什么，以及它的价值在哪儿，恐怕我一时说不清楚。摇滚乐于我而言，不仅仅是一类音乐或一种文化主张，它与生活的契合度如此之高，是我“修为”的一部分。
阿 达：您的音乐里有类似科幻小说的冷峻与浩渺，您是什么时候爱上科幻小说的，科幻对您的创作有影响吗？
王利夫：从中学时代自习课全班偷偷传阅《科幻世界》那会儿起，我就已经是一名幻迷了，时间大概在2000年前后。科幻对于我的创作影响非常大。科幻和摇滚乐的相通之处就在于，两者都追求形式与内容上的高度自由。只要设定上没什么太大的硬伤，作者可以也必须尽可能地去天马行空、“肆意妄为”。好的科幻作品甚至不需要视觉上的辅助刺激，就能让我从字里行间发现音乐。
阿 达：您最喜欢的国内科幻作家是谁？国外的作家呢？他们作品的哪些方面最触动你？
王利夫：国内我最喜欢大刘，国外我喜欢霍华德·菲利普·洛夫克拉夫特和菲利普·迪克。这些作家吸引我的地方不是他们的文学造诣，而是他们的哲学主张。很多人尝试过把人类当作一个整体或站在人类之上考虑问题，却因为哲学天生的高冷属性而让大多数人难以将它与自身联系起来。可科幻作品不是修仙小说，即使最离奇最反直觉的假设，也会寻求理论基础作支撑，既脑洞大开又脚踏实地，让人觉得远到未来近在当下，都充满无限的可能。
阿 达：无论是科幻小说还是音乐，您觉得就创作而言，最可怕的状态是什么？
王利夫：是创作程式化和以结果为导向的自我审查。前者扼杀了可能性，后者牺牲了自由度。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创作和 经营应该是完全分离的两个环节，作品要优先满足作者自己，受众的审美取向应该是你最后才去考虑的问题。但有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为了对抗主流文化中俗不可耐的那部分而刻意剑走偏锋。然而这个火候太难拿捏，容易故弄玄虚。这几种状态，我都在极力避免。
阿 达：您创作的《三体》非官方配乐备受好评，被赞画面感极强。您创作这个非官方配乐的初衷是什么呢？
王利夫：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会让导演读出画面，让音乐人读出旋律。我从入行至今都保持着每天写一段练习曲的习惯，创作来源五花八门。大家听到的所谓非官方配乐，实际上是我读《三体》读得最入迷时随手记录的东西，制作上也比较粗糙。我前段时间在整理和精编这些曲目，希望有机会能与更多幻迷共享。
阿 达：现在《三体》正被改编成电影，您有什么期待吗？
王利夫：我在微博上与“三体电影”有很多互动。尽管我认为一些朋友提出的种种顾虑值得片方认真考量，但作为一名“磁铁”，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会支持。
阿 达：如果您决定把一篇科幻小说改编成科幻电影，你会选哪一篇，为什么？
王利夫：大刘的《朝闻道》和《乡村教师》。我对“朝闻道，夕死可矣”的价值观特别认同，这可能来自我的血液中摇滚着的那部分;后者在“推山填海”和“空静寂灭”两种场景间频繁切换的手法像极了一部华灿的交响乐章，这种须弥芥子的美感最能触动我。
阿 达：您能说一些让您印象深刻的科幻电影吗？请分享一下。
王利夫：我喜欢的科幻电影大都不是鸿篇巨制，那些小成本电影比如《这个男人来自地球》，往往更有“心事浩渺连广宇”的意趣。
阿 达：这些年，不论是您的乐队还是您个人，都在坚持出唱片。您是为了理想还是有商业上的考量？
王利夫：当你对作品的质量有底气时，兼顾商业是没问题的。艺术不能靠施舍，要自己想办法把事情做长远。但唱片业确实是夕阳产业了，“摇滚乐只能在现场生存”这句话的指向很具体。对我而言，发唱片最重要的是仪式感，第一张唱片就像成人礼一样，你会告诉自己从此再也不能吊儿郎当。
阿 达：很多乐迷对萨满乐队的生活很感兴趣，能聊聊你们作为普通人和音乐人的日常生活吗？
王利夫：把“摇滚”的标签打在脸上的，要么是霸气自然外露的大师，要么是刚入行的小毛孩。我们和大多数摇滚乐手一样，都是平常人，走路不带风，也没有逼人的气场什么的。抛开追求不谈，音乐是一个工种、一门手艺，台上是表演，台下才是生活。
阿 达：现在不少读者都有在大学组建乐队的想法，您能给他们一些建议吗？
王利夫：如果你要组建一支乐队，那就像我一样做到三十岁吧。
阿 达：最后请您给青少年幻迷们赠言两句。
王利夫：首先感谢《三体》和《科幻世界》让我有机会结识了广大幻迷朋友，感谢你们对我的音乐给予的支持和鼓励。最后，谁能告诉我庄颜和程心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笑）
阿 达：感谢您接受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