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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融通融合无非三种方式，战争、互市与和亲联姻。周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基于生产方式的内在驱动，跨越雪域高原、戈壁丛林，融合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诞生统一强大的中华民族亦是历史的必然。陕北高原是中华民族龙兴之地，也是马背民族与中原汉族政权角力的主要战场。从芸芸众生的视角看，用和平的方式互市贸易、和亲联姻无疑是最好的融合交往方式，陕北历史上的互市榷场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互市榷场，实质上是一种以边贸为载体的政权间互相控制，民族间互相成就。以物易物，以情交情，互融互荣。过去亦然，今日亦然。
2019年正月初二，塞上名城榆林朔風凌冽，与友人相携从京城专程赴有“万里长城第一台”之称的镇北台一游，步行去红石峡，偶遇“易马城”。冬日阳光明亮，易马城旧址却衰草荒坡，凄清冷寂。查阅有关资料知道，易马城又叫红山市，俗称买卖城。始建于明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为明政府在长城线上开设的汉蒙十一个互市之一。
陕北，边地千年，基本上一直处于中原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战略对峙的重要位置。在历史的风烟中，这片土地今日属于中原王朝，过一阵子又被马背民族占领。你来我往，拉锯一般地争来夺去之间，有硝烟四起，烽火弥漫的铁血征战，也有和平贸易、互通有无的繁荣商贸。互市就是中原政权与周边各民族或政权进行商业贸易的一种重要形式。追寻陕北边关乃至内地的贸易交流，榷场互市，远远可上溯到更悠久的年代。
追溯过往，中原王朝与周边诸族、割据政权就存在着渊源不断的经济文化联系。据《左传》记载，周灵王三年（前569年）晋悼公实行“和戎”政策，以货物换取“戎狄”的土地，陕北就是那时的戎狄之地。西汉初开设“关市”与南越赵佗进行贸易，一般把这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互市，但此时称“关市”。也有观点认为，汉武帝继位后推行推恩令，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中原和西域地区通过丝绸之路连成一片，互通有无，经济繁荣昌盛。汉朝在边境关口设立关市，建立了最早的互市通道。
互市的名称正式出现在东汉时期。《后汉书·应劭传》云：鲜卑“天性残暴，不拘信义，故数犯障塞，且无寧岁，唯至互市，乃来靡服。”同书《乌桓传》亦记载乌桓“虽是互市焉”。
东汉而下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宇内分崩，政权并峙，互市贸易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互市由沿边地方官吏直接负责。隋代的互市监，隋炀帝时曾改名为交市监，为视从八品，副监为视正九品。有唐一代，在京师设四方馆名隶鸿胪寺，“掌其方国及互市事”，而在边地沿设互市监，是中央派出机构，设有监、副监（一或丞）等官。唐代品级有所提高，副监改名丞，从六品下;丞一人，人正八品下，掌藩国交易之事，并改隶于少府监。武后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改称通事监，有录事、府、史、价人、掌固等。除以上品官和吏职外，见于史籍的还有忽视郎、牙人等职位掌管具体的贸易活动。中唐以后，东南海运大盛，海上贸易超过陆上。文宗大和时，除敕准互市者外，普通人不得与诸藩客钱物交易。五代时，私贸兴起，后周始许民与回鹘私市。宋、辽、金、元在边境设榷场互市。明代在海上仅准贡舶互市。陕北的保安州（今志丹县）、绥德州等就是著名榷场所在。
清代与西北地区各少数民族及俄国、边外各族的贸易，由理藩院和当地将军、大臣及各旗札萨克管理稽查。内地商人领有理藩院票或当地该管衙门的执照，即可前往贸易。所伦诺尔、张家口、归化城、肃州、哈密、库仑、恰克图、乌里雅苏台、伊犁、塔尔巴哈台，以及喀什葛尔、叶尔羌、阿克苏等处，均为重要的互市点。
榆林红山市就是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互市贸易中在陕北大地留下的一个重要印记。
保安军榷场：宋夏榷场贸易之始
有宋一代，和中原王朝并立中华大地的是西夏和东北方的辽。西夏约十一世纪时在我国西部崛起，是一个以党项羌为主体，包括汉、吐蕃、回鹘等民族共同建立的政权。它东抵黄河，西至玉门，南临萧关，北控大漠，延袤万里，与同时期的宋、辽、金成鼎足之势。宋夏双方在陕西以横山为界，东起麟、府，西尽秦、陇，边界线达2000余里。大致，横山以北尽为西夏所有，以南则为宋朝所有。陕北地区成为中原宋朝和西夏对峙的最前沿。
彼时，今日陕北的米脂、横山等地，一方面是西夏皇族党项羌李氏的盛兴之源，水草肥美，宜稼宜牧，更由于宋夏之间仅有横山山脉这一地形可以扼守险要，在军事地理方面的位置无可替代，所以宋夏双方均视之为必得之地。长达百余年来，宋夏在这块土地上进行了反复的较量和长期战争。
宋在陕北地区设有保安军和延州军，总理对夏事务。其中的保安军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以延州永康镇置，治今志丹县，辖境相当今陕西志丹、吴起二县地，属陕西路，熙宁后属永兴军路。
史载，在宋夏陕西之战最激烈的时候，保安军西控金汤、白豹，北扼宥州、洪洲，与延州北部诸堡寨一同守御着延州的北大门。有“保安军与诸堡寨存则延州保，延州保则关中安，关中安则天下安也”的说法，宋夏之间许多重要的战役和历史事件都曾发生在这里。
双方的忽战忽守期间，因为宋夏的经济互补、物资流通需要，榷场互市贸易应时而生。
宋夏之间的榷场最早设立于何时，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李继迁部在赤沙川、骆驼口置会贸易。这是李继迁部单方面设置的与缘边汉族、熟户进行贸易的和市，还不是两个政权之间的贸易中心。
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北宋政府应赵德明的请求，在地近西夏的保安军、延州设置榷场，现有资料多以此为宋夏榷场贸易之始。此后三十年，成为保安军榷场的黄金时代，德明每年都派遣大量的使人前来贸买，并按照交易数量的多少给予赏罚，一些贸易不力的使人甚至被杀死。德明还曾祈求在麟州（今陕西府谷）西设立榷场，当时宋朝没有答应他的请求。
宋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元昊称帝。消息传来，仁宗龙颜大怒，下诏削夺元昊官爵，宋夏战争爆发。此年十二月甲戊，宋仁宗下诏陕西河东与元昊互市处，禁绝之。元脱脱《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载，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二月戊子废保安军榷场，后又禁陕西并边主官兵与属羌交易。 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宋夏议和，西夏请立榷场，置榷场于保安军与高平寨。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北宋把保安军榷场迁于顺宁砦。但由于民商习惯于保安军贸易，虽然官方榷场迁走了，但蕃商们仍在原地与缘边汉族交易。
上面反复提到的保安军榷场就位于今天的延安市志丹县，旧称保安。北宋往后，保安成为金领地，金大定二十二年（公元1182年）升为州，同样位于金夏边境。
榷场设点之后，双方贸易的品种颇多。宋对西夏的主要出口物有茶、丝织品、粮食、香料、漆器等，西夏对宋的出口则是羊、骆驼、马、玉、粘毯、蜜、蜡等。
其中的茶马贸易对双方意义重大。茶，解渴消乏，消食去腻。从事畜牧经济的少数民族，常年饮乳食肉，油腻而消化不易，所以对有助于消化的茶叶十分渴望。自从唐代传入之后，茶就成为了他们的生活必需品。
马对于中原政权在军事方面的重要性无需赘言。西夏产的党项马非常有名，青白盐也是质量上佳。这些品类只有经官府许可才能进行大宗交易，榷场为此形成了专门的绢马贸易、茶马贸易和盐榷贸易等一些独具特色的市场。
在宋夏榷场贸易中，一些物品是禁榷物资。因为军事战争的原因，北宋禁止出口的物资，主要是弓弩等兵器及金银、铜铁、钱币，以及剑竿、水银、丹漆等军用物资，有时候也禁止粟麦出口。西夏则在战时禁止向宋送输出马匹。
青白盐是禁榷物资中双方争夺很激烈的一个品种。宋为了保证自己国内河东盐的销售，所以严禁西夏的青白盐进口。但青白盐物美价廉，宋边界人们颇为喜欢，所以西夏采取各种手段走私出口，实际贸易额很大。
在榷场贸易当中占据主体地位的是官府、边民、驻防的军官和远道而来的各族的商人们。交易以钱货交易为主。北宋的货币主要是铜钱，以铁钱为辅，少用金银。根据出土，在多地宋代榷场遗址当中发现了重达几百斤的铜钱，大都为宋币。这些钱币的发现说明虽然宋代政府严禁铜钱向外流通，但实际上当时铜钱已经成为了主要的交易货币，具有很强的流通性。
除榷场这种由官方主持进行的两个政权之间最高级别的贸易场所之外，在宋夏沿边还有许多交易规模较榷场小的合法市场，宋人叫做“和市”。如在河东路、陕西路沿宋夏边境一带的久良津、吴堡、银星、金汤、白豹、虾麻、折姜、浊轮谷、顺宁砦、赤沙川、骆驼口等，主要进行满足双方人民日常生活需要的物品交易。这些地点基本都在陕北地区，不少地名沿用至今。
边民之间还通过“私市”进行贸易交流。西夏商人一般是驱牛、马到边境博籴米谷，宋禁令严格时，他们就用牛、羊肉、青盐包裹私下进行交换。麟、府诸州的汉人也有带轻细货物直接到西夏境内的榷场从事贸易活动的。
宁星，是宋对夏的重要边境据点，也是宋夏除去保安军榷场之外，在陕北地区的一个主要和市场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五仁宗时期、卷二四九、卷三一五神宗时期都记载，西夏求通“宁星和市”之事，表明宁星是在宋神宗以后成为宋夏之间主要的和市榷场。
宁星的大概位置在宋麟州辖境之内，其地理位置相较保安军向东，更靠近资源富足的河东路大镇并州太原府，商品丰富，交易量颇大。但因史料缺乏，宁星榷场的准确位置没有流传下来。有地方史学研究者约略概判断其应在麟州西南方向，靠近米脂、绥德城不太远的地方。从交通地理位置信息的角度和该区域内保留的现代小地名来分析，大约是今天的神木县花石崖镇附近区域，下延到今佳县北部区域。在花石崖镇附近、秃尾河边至今有“薛家会”村、“九五会”村，黄河以东的山西境内则有“蔡家会”镇、“贺家会”乡、“东会”乡、“顺会”乡等地名，呈由西向东的一字排列。宋时，已有将村寨镇堡附近举行的定期集市称为“会”的叫法，意集会，集于此进行物资交易。上述小区域内称“会”的村镇名如此集中，应是对古代村寨贸易的一种记忆和传承。
碎金驿，位于今榆林市榆阳区上盐湾镇，是宋代官方设立专门和北方少数民族进行商品贸易的较小的市场。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等主编的明代文章总集《皇明经世文编》卷二百八十七“防秋事宜疏”中曰：“魚河之南，米脂之北，背乾川碎金驿为运道咽喉，宜增设重兵防守。”这说明延绥镇时，从榆林到绥德，沿途设归德、鱼河、镇川、碎金、银川（今米脂）五驿，是西北边地与内地商业往来的重要交通要道。今日过陕北的交通主干线210国道亦经过这里。
榷场贸易对宋夏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及民生都产生很大影响。宋作为以传统农耕为主的中原王朝，物产相对丰富，手工业、商业也比较发达，能够生产许多工业品，榷场贸易更重要的考量是减少边境威胁。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七月，就有中书上书称，榷场的设立不是独利的贸易，而是要南北往来但无猜阻，乃是绥怀远俗的意图。仁宗皇帝也曾说过“先朝置互市。以通有无，非以利计”。所以设置边关榷场一直具有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因素和利益考虑的特点。在后期一定阶段，榷场贸易也逐渐成为制裁邻国经济的一种重要手段。
宋夏两国和好时，宋朝就开放榷场，进行大宗交易，贸易往来频繁。彼时，双方时常会出现“自与通好，略无猜情，门市不讥，商贩如织”的盛况;而两国一旦交恶，宋就关闭榷场，停止贸易往来，从经济上制裁西夏。清朝吴广成著的《西夏书事》卷十九载：“夏人仰吾和市，如婴儿之望乳，若绝之，彼必自来，毋得过河与战，乃悬榜于边禁，绝宁星和市，于是国中财用渐乏。”夏地处西北，尽管有农业生产，但依然以畜牧业为主，手工业和商业发展都比较初级，许多物品根本無法制造。所以，它对与中原地区的商品交换有着强烈的依赖。宋经济封锁的时间越长，西夏国内遭受的损失就越大，这迫使西夏有时也为了求得开放榷场贸易而对宋发动战争。
其实，西夏的榷场贸易不仅仅限于宋，辽金都是它的贸易对象。金大定十二年（公元1172年），金主借“以无用易我有用”为由，下令关闭保安、兰州两处与夏交易的榷场，这对西夏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冲击很大，迫使西夏只能通过其它榷场和边境民市来进行对外贸易。金大定十七年（公元1177年），金又以夏民私相越境、奸人以贸易为名往来恐为边患为由，关闭了与夏进行贸易的绥德榷场，只存胜州、环州两处榷场维持贸易。直到金承安二年（公元1197年），夏使人至金，要求恢复榷场贸易，金主许之，才下令重新开放兰州、保安两处榷场与夏进行贸易。由于受金国长期的经济封锁和战乱的影响，西夏的经济基础遭到重创，其势力也逐渐衰微。夏金互市的榷场机构保安军、绥德榷场皆位于今日陕北境内。 绥德军榷场设置于金皇统元年（公元1141年），到金大定十七年（公元1177年），因防奸细，榷场关闭，二十一年（公元1181年）又恢复。绥德军榷场具体位置现在无考，不过，历史上的绥德有“七里三川”之说，三川指东西南三川，七里是指宣化里、和市里、永和里，兴贤里、义让里、常宁里和福乐里。我们可以猜测，七里中的“和市里”也许当和金夏的边境贸易、和那时的绥德军榷场有关。据现有资料分析，和市里大约包括今天的四十里铺镇、白家硷镇河西、张家砭镇无定河流域，以及名州镇淮宁河流域的一些村落。
榷场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三百多年，它以及其所衍生的榷场贸易，对于当时乃至后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仅以宋夏关系而论：
首先，榷场贸易具有明确的政治性，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细述过。
其次，榷场贸易满足了宋夏两国的生产生活消费需要。由于北宋王朝具备先进的农耕文明，在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方面相比西夏有着明显优势。因此，宋对夏的出口商品具有基础性、娱乐性、生活性刚需特点。特别是宋出口的粮食、茶叶、丝绸、瓷器、基本食材等备受党项人喜爱。相比宋出口的成熟商品，夏受自身农耕技术、手工业织造技艺的限制，出口商品大部分都是原材料或者初級加工品，像毛毯、蜂蜜、甘草等。这些商品满足了宋民众生活的需要，也成为宋的商品加工原材料。特别是牛、羊、马、骆驼等牲畜，为宋的农业生产以及军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替代品。
再者，榷场贸易促进了宋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在西夏的传播。西夏党项人作为典型的游牧民族，虽然经过唐、五代十国以及北宋长期与汉族人民的沟通来往，汉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游牧文明。所以夏在农耕技术、手工业制造技艺等方面和中原相比有较大的差距。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手工艺制造技艺、工具及人才通过榷场渠道进入西夏，极大地提高了西夏的社会生产经济发展水平。比如，西夏原没有瓷器。庆历和议之后，西夏党项人在与北宋汉族人民交往中学会了制瓷技术。到西夏毅宗时期，西夏开始兴建磁窑，生产瓷器，发展起了自己的制瓷业。再比如，汉文对西夏也有很大影响，西夏在创造自己文字时就采用了汉字文字的笔画，创造出了西夏文。
最重要的一点是，宋夏之间通过榷场交流实现了两国之间深入的沟通与了解，民族关系趋缓，民族融合加强。我们知道，从经济地理的角度看，融通融和是一种历史趋势，再自然也不过了。榷场贸易作为一种政治手段，使得各民族之间处于一种相对稳定平和的状态当中，战争的紧张氛围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和弥合。榷场存在的年代是宋夏之间的和平年代，珍贵的和平给了双方休养生息，加紧建设的时间和机会。当金占据了原北宋的大部分地区后，与西夏之间的稳定关系也使西北的整个民族关系趋向于缓和，民族融合趋向加深。
两个政权和双方民众通过榷场这个场所频繁往来，互相了解，互相学习，达到了各个方面的取长补短和共同发展。
关于互市和榷场的区别与联系，有专家认为，榷场虽然明确出现于宋辽金时期，但可追溯到互市，二者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榷场是互市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形态。宋初与南唐之间设立的榷署（或榷务）则是它的直接源头。榷场名称虽然在唐代已经出现，但当时指的是征榷专卖机构，后这种禁榷制度为榷场所沿袭，为传统互市注入了新的内容，这也是榷场不同于传统互市之处。
红山互市：明蒙长城边贸的
典型代表
明代，陕北地区位于明朝廷的北部边疆，延绥镇（又称榆林镇，总兵府驻榆林城。所辖边墙东起府谷县北黄河岸，经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定边诸县，西达宁夏盐池东境）成为其在长城沿线抵御北方草原民族蒙古的“九边重镇”之一，军事地位日隆，几乎承担了明朝中、后期北方边境一半以上的防务。
大明近三百年，北方蒙古一直是明政府的心腹大患和首要敌人，双方关系一波三折，蒙明贸易也是时断时续。“土木之变”后，明政府对蒙政策消极应付，日渐保守，直至与蒙古杜绝任何往来。王世贞的《北虏始末志》记载，正德、嘉靖时期，北方蒙古“犯边杀掠吏民不已”。嘉靖年间，北虏连年入边抢掠，据《延绥镇志》记载，嘉靖元年至十五年间，以榆林为重点，蒙古寇陕西三边就近十次，如：
三年十一月，虏入延绥永康诸堡。
八年十月，吉囊安达数掠榆林、宁夏塞。
十一年二月，虏入榆林塞，掠陕西内郡。
十三年春，虏入延绥。
七月，吉囊入榆林塞，大掠安定、会宁、金县。
八月，又掠榆林塞。
十四年六月，吉囊入榆林塞，掠内郡。
十五年秋，虏复入延绥。御之，斩首百余级……
在长期与明的争战中，蒙古逐渐意识到战争抢掠不是长久之计，于是转变策略，主动要求与明交往。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吉囊在延绥向明提出互市请求，但被明政府严辞拒绝。互市不成，蒙古继续侵掠边地，向明政府施压。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九月，蒙古俺答汗率军突犯京畿，包围京城，此为历史上的“庚戌之变”。兵临城下，明政府不能再继续忽视蒙古贡市的请求，为暂缓与蒙古矛盾，决定于宣府、大同、延绥、宁夏四镇先后开放互市。
按照“宣大延宁分头开市”规定，首先是大同开互市，地点定在大同五堡边外，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四月丙戌，开马市于大同镇羌堡。七月，延绥、宁夏二镇守官计划选地开市，仿照大同事宜，与鄂尔多斯蒙古部落互市。”因史料匮乏，现在不能确定延绥镇市场选在哪里，易马数量多少，但是至少可以肯定嘉靖三十年和议以后，这个地方曾经有过一处与蒙古互市的市场。
互市之后，明蒙边境出现了难得的安定局面。和平环境为“边境父老咸谓百余年来所未有”。但是好景不长，因蒙古和明政府各怀心思，双方维持互市的诚意不足，自八月起，蒙古部落又数次侵扰边地，明神宗十分震怒，《明神宗实录·卷三八九·嘉靖三十一年九月癸未条》记载，九月，所有边地马市被关。明蒙双方又进入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军事战争对抗状态。 直到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俺答封贡后，双方关系和缓，在明蒙边界，先后又重新开放市场。《万历大明会典》卷一零七“朝贡”条记载：隆庆、万历间互市场所有十一处之多：“在大同者三，曰得胜堡、曰新平、曰守口;在宣府者一，曰张家口;在山西者一，曰水泉营;在延绥者一，曰红山寺堡;在宁夏者三，曰清水营、曰中卫、曰平虏卫;在甘肃者二，曰洪水扁都口、曰高沟寨”。这些互市之处，均由守边将领管辖。每当开市期间，明朝政府和蒙古统治者又共同派出军队充当守市人员，维持市场秩序。红山寺堡即是今日陕西榆林的红山市。
史载，红山市位于榆林城北七里的红石峡东岸山坡上。城呈长方形，南北长250米，东西宽150米，夯土筑实。
红山开市后，随着商贸兴盛，为防范蒙古，保护商贸活动，1607年四月至次年七月，延绥镇巡抚涂宗浚在红山之顶修筑了明长城上最大的烽火台——镇北台，以便居高临下观察敌情和互市情况。“筑高台以便瞭望，以备防御”。据《清史稿·杨吉砮传》记载：“明制，凡诸部互市，筑墙规市场，谓之市圈。”在“市圈”内设有高楼，供驻扎市场的官军嘹望。虏每一入市，少者四五十，多者百余骑，并皆就瓮城，闸封，然后进行互市贸易。
于是，商業贸易交流的易马城、观察监视敌情的镇北台，以及镇北台一侧用来做蒙汉官员交往场所的款贡城，三者共同组成了当时延绥镇明蒙互市交易的一套完整系统。
由此观之，在后代的长城景观中大名鼎鼎的镇北台，还是为今日里这个很不起眼的易马城而建。遥想当年的红山市，每年正月十五日后，择日开市，隔日互易，人畜聚会，交易兴旺。商贾们就地挖窑、搭帐，住宿贸易。当贡市期，万骑辐辏，物资丰茂，人流如织。清初文人杨蕴有《镇北台春望》诗云：关门直向大荒开，日日牛羊作市来，万里春风残雪后，游人指点赫连台。写的就是当时红山市开的盛景了。
到明万历时，榆林城北蒙汉互市的红山市已十分兴盛，贸易效果明显。《神宗实录》卷四载：（隆庆五年八月）三边总督戴才奏本年延绥互市虏贡留边马1766匹，官市易马1500余匹，商余易马骡1800余匹;宁夏官市易马牛1500余匹，商余易马600余匹。总督戴才也因此被升职为兵部尚书。
需要说明的是，长城沿线的贸易并不只有边口贸易这一种形式，还存在另一种边堡贸易。二者的区别在于贸易对象不同，边堡贸易主要是针对沿线守军及其家眷。
明修长城后，在沿线设立营堡，有守军八十万。按明朝兵制，这些固定驻军往往都是带有眷属定居的编制，世代为兵，父死子继，如绥德卫驻军“自父母、昆弟、妻妾、子女，以至婢仆下隶，大户之内，食口浩繁，小户之内，亦不似民户单薄，故按籍则户少而口多”。各营堡规模大都与州县城池相当，各营堡均形成相对独立的居民群体。这些军户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同于一般的州县百姓，他们对市场的依赖程度远远大于普通农户。所以，长城沿线最早的贸易对象是因供应这些守军的军需物品而兴起的，并逐渐在长城沿边形成了一个以军事消费为主的稳定市场。
明中叶时，延绥镇各营堡商业市场均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沿边三十九营堡，堡堡有市场。这些市场涵盖了各种不同需求的消费者，并随之形成一系列不同等级规模的市场中心地。
横山波罗堡是延绥镇三十九堡之一。自宋代在此修建营寨驻守以来，波罗堡一直战事不断。先是宋与西夏、金争锋，到了大明正统十年（公元1446年）巡抚马恭置波罗堡以来，更是和蒙古部落常常兵戎相见。天顺六年（公元1462年）、正德四年（公元1502年）、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四十年（公元1612年），明和蒙古诸部均在此发生了较大的战事。波罗堡因军事需要而建，商业也因军事古堡而逐渐兴起。高峰时堡内军民过万，商业兴盛，商贾云集，店铺林立，驼铃声声不绝于耳，当地驰名的商家有“四大家”“八小家”“二十四家马马家”和“七二十家牛牛家”等。
神木市和皇甫川市基本与红山市同期。《延绥镇志》载：“边市距镇城之北十里许为红山市，又东为神木市，又东为皇甫川市，皆属国互市处也。”明嘉靖年间，黄甫川蒙汉贸易开始后，久盛不衰。而府谷麻镇在边墙脚下，为黄甫川蒙汉贸易的入口处。当地一直流传着“金黄甫银麻地沟”的说法，是周边百姓和蒙古族民的固定交易场所。麻镇的北门和南门至今仍叫北口子和南口子。
在这些边口营堡中，大者如镇城，城中分有南北米粮市与柴草市、盐硝市、杂市、木料市、驼马市、猪羊市，行市分区，形成了固定的专业商品市场区，表明当时的市场专业化程度已相当完备。
神木高家堡也是延绥镇三十九堡之一，始建于明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北通河套，南接河东，从明开始物资畅阜，商事如流。今天，我们去高家堡游览，还能在堡内清晰地看到柴木市等行市分区留存，仿佛时光凝固一般，历几百年岁月而不变。
镇城以外，陕北的神木堡、靖边营、新安边营、孤山堡、清水营、安边营俱有常市。所谓常市，即区别于一般定期市的常规市场，也就是日日开市的固定市场。其他营堡或单日、或双日、或月六集、或月九集。
大大小小的镇城营堡市集星罗棋布，散布在陕北境内长城沿线，有力地促进了当地商业贸易的发展，也使得明朝中期成为榆林城镇发展的重要时期。
这些市集中既有明朝政府才能经营的“官市”，也有民间商人经营的“民市”，官市毕，听民私市。官市主要交易缯帛、马匹;民市中交易的商品种类较多，如布帛锅釜及针、线、梳、篦，米、盐、糖果之类。
还有一种按照规模大小对互市进行的划分。每年开市一次的，叫“大市”;每月开市一次的，叫“小市”。
每年春天，长城那一边的蒙古贫苦牧民缺少粮食，生活狼狈艰难。于是，有畜者每次于巡边各口，求官权易。因此，万历元年明朝政府开始允许在宣府、大同、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地分别设立“小市”，亦称“月市”。 关于“小市”的详细情况，曾于万历年间在陕西讨伐叛乱的梅国祯有记载，每月小市一次，每次不过三二日。交易的商品主要是粮食等人们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在“小市”中，蒙古牧民以牛羊、皮张、马尾、毡裘、盐碱、柴草、木材等商品，向汉族商民换取粮米、布匹、锅釜、耕具、绒线及其它日用百货。由于“小市”便于蒙古牧民生产的畜产品及时登市，就近交易，换取他们所急需的粮食、布匹等生活用品，因此对蒙古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较之每年开市一次的“大市”要更为广泛深远。“小市”的开设，对北边蒙古牧民和南边明境内长城沿边军民的经济生活都带来了很大益处。
今天，当我们站在易马城上追思这片土地的历史，当我们飞扬的思绪跳跃到四五百年前明蒙贸易的鼎盛时期，长城两边那一派车水马龙、商贾往来、人声沸腾的繁忙热闹景象，宛如画片般一一清晰地在眼前显现。是的，这道蜿蜒万里、冰冷沉默的长城一直象征着边关的狼烟四起、剑影刀光，象征着戍边将士的马革裹尸、慷慨悲凉，更象征着政权和政权之间、民族和民族、边地游牧文明和中原农耕文明之间的隔阂与对抗。它仿佛无情坚硬，但实际上它也朴实温情，它在历史上并没有真的阻隔南北族群之间渴望接触交流、互动往来的愿望，也没有割断双方互通有无、互市互利的通道。民族隔阂、战争相阻、政经对垒只是一时，只是短暂;沟通交流、互补融合、多元包容才是常态，才是长久。
时间推移，朝代更迭。明之后，陕北渐渐不再是边陲重地，长城外的蒙古高原也纳入了大一统的清版图，边墙内外的贸易往来不再具有边贸性质。由旧日强大军事功能派生出的附属边贸交易，随着当地军事地位的丧失而逐渐走向衰落萧条。以红山市为代表的陕北长城沿线三十九堡及附近主要地点设立的市场，也大部分随着营堡军事功能的消减而弱化，直至消亡。红山市式微，易马城荒芜，镇北台却因为其在长城上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巍峨建筑，被著名历史学家罗哲文赞叹为“万里长城第一台”而声名远播。如今，来到塞上名城榆林旅游的外地游客，慕名的第一景点往往是镇北台，而不远处的易马城却是破败不堪，荒草萋萋，一片寂寥，几近无人问津。
赶集与上会：陕北千年延传的
贸易遗风
由于历史的惯性，清时，明末互市形式在一定地区和范围内仍然存在。但随着清朝统治的巩固，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明令取消马市。从此，长城沿线以集市贸易为主要形式的民间贸易占据了重要地位。除顺康雍乾时期与厄鲁特、藏、撒拉等族的交易外，边口互市不再是马市或茶马互市，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了。政府不再是商家，而转变成为真正的管理者;商品也不再是用于战争储备的马匹，而是边口内外人民生产生活和获取经济利益的各类货物。历史上曾经的互市附着的政治、军事功能渐渐褪色，直至完全消弭于无形。
清朝初年，陕北境内的榆林蒙汉互市仍设在明时蒙汉互市的红山市场内。每年“正月望后，择日开市，间一日一市”。每当红山蒙汉互市一开，榆林城“习蒙古语者持货往市，有土城不屋，掏穴以居或施帐焉”。互市货物，汉商多以湖茶、苏布丝缎、烟，不以米不以军器;蒙古则多为羊绒、驼毛、狐皮、羔皮、牛、羊，不以马。
后来，红山市移于榆林城内外的牛家梁、镇北台、西门滩、南关阁，易马城渐渐废弃。
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清政府允许汉民到长城以北地带与蒙古牧民合伙垦种“伙盘地”，榆林蒙漢贸易得到空前发展。榆林除长城沿线各城堡辟为互市外，榆林城及南部鱼河堡、镇川堡等地也相继成为蒙汉贸易市场，并吸引一批一批山西、河北等地商贾来经商或定居。
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清政府放开榆林等地“准食蒙盐，并无额课”，从而疏通了鄂尔多斯的盐、碱流向内地的通道，榆林、镇川等地即成为鄂尔多斯盐、碱行销陕西、山西、河南等省的重要商衢。榆林商民携带大批茶、烟、布匹及皮靴、火链、佩刀等多种手工业产品出口外贩卖。蒙古各旗以驼、马、牛、羊及畜产品与到蒙古地做生意的汉族商民交易。
陕北大地上那些有着商贸传统的营堡村寨，继续在蒙汉之间发挥着互通有无、交易南北的巨大作用。
神木高家堡的商事传统从明延续到清，当地民众农商并举，长于营谋，旧谚曰：“若要富，买卖带庄户”。盐碱、皮毛、铜铁制具、茶叶、烟土等都在高家堡商人的经营范围内，尤其盐碱业极度兴盛，有“十六家盐行半座城”之名。《延绥揽胜》说高家堡盐碱皮毛生意利息畅旺，年营业额有六十多万元银币之巨。
榆林镇川，距离前面提到的碎金驿十五里，也曾是宋代官方设立专门和北方少数民族进行商品贸易的榷场，当地的商贸习惯一直绵延下来。清末，因深处内地没有兵灾战祸，镇川经济繁荣，城里街道两旁店铺鳞次栉比，诸多生意中皮毛生意尤其繁荣，是全国著名的皮毛集散地。
清末民初，府谷境内蒙汉贸易以沙梁、哈拉寨、古城、麻镇最盛，成为陕北重要的商品集散地。近则内蒙古、河曲、神木、榆林，远则京津诸路客商，纷纷麇集于这些地方。仅麻镇，时有货栈三十六家，居民万余。
民国时期，榆林蒙汉贸易更为兴盛。《延绥揽胜》载：榆林城“每岁跑边的边客七月回家，秋高牛马肥硕均牵归贩卖，届期晋商及南路秦川的客人辇金群来，争购牛马，交易畅旺，牛马成群，故有七、八、九、十月四大集会。蒙汉麇集，商贾辐辏，皮毛货物满载汇聚。因之经纪栈店，奔走关说，承交过付之人赖以生活觅利者充斥市场，驰驱道跑”。
抗战前，从榆林去内蒙古伊克昭盟等地从事贸易的企业最多达千余家，从业人员数千人以上。三十年代中期，每年上市的马2万多匹，牛2万多头，骡子8千多头，驴3千多头，骆驼3千多峰。羊绒10万多斤，羊毛60多万斤，皮张67万多张。榆林成为蒙汉贸易的重要窗口。
解放初期，榆林城、小壕兔等地每年都要举办一、二次蒙汉骡马交易大会，会期十天半月不等，时间为农历七月十三日和九月十日。期间附设赛马大会，演戏助兴。骡马大会交易了蒙汉物资，也增进了两族人民的友谊。 除此之外，在陕北，还有一种“会”的形式不能忽视，那就是庙会。庙会在寺庙节日或规定日期举行，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附近。庙会是人们敬祀神灵、愉悦身心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交流的需要，庙会在保持祭祀活动的同时，也逐渐融入到集市交易活动，得名“庙市”，成为民间市集的另一种重要形式。
当然，笔者认为，因设立的初衷和由头有异，其可归于另一话题。但因庙会也具有相当的物资交流和娱乐休闲功能，可以在此简单提一笔。
陕北的庙会名目繁多，持续一年四季，它和普通集市结合，形成为独居陕北特色的集市文化。每年，从正月开始，陕北各地，村村县县都有各种名目繁多的庙会或者集会。按时间顺序，约略有以下几处：
正月初七、三月三、四月初一到初八、九月九的佳县白云观浴佛节庙会。
二月初二到初五的榆林市牛家梁公鸡会。
三月三的米脂县盘龙山祖师庙会。
三月三的清涧县城南笔架山庙会。
三月十六到十九的红石峡雄山寺庙会。
三月十八前后三天的米脂县城南关娘娘庙会。
三月十八的宜川县蟒头山庙会。
三月二十六的榆林城东岳庙会。
四月初八的卧云山真武祖师庙会。
四月初八的榆林青云山寺观古会。
四月初八的延安清凉山浴佛节。
四月二十八的米脂县桃镇武王庙会。
四月初八和七月二十三的延川县白浮屠寺定亲庙会。
四月初八和六月二十二的神木县二郎山庙会。
五月十三的米脂县西街三圣庙会。
五月十三的榆林市金鸡滩乡大坟滩庙会。
六月十二到十四榆林市镇川黑龙潭庙会。
六月十二的神木县店塔镇庙会。
……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其中，绥德二郎山、佳县白云山、榆林黑龙潭等庙会，声名远播，影响颇大，可辐射周边数省，是规模大、会期长、物资交流丰富的盛会。
绥德二郎山古庙会在每年三月二十八举行，来自榆林、神木和内蒙古的商贩，携带各种各样的货物摆摊设点、买卖交易，庙会上人声鼎沸，车水马龙，各种贸易、文化和娱乐活动不胜枚举。因为时值春耕季节，所以农具、籽种交易尤其兴盛。值得一提的是会上还流行一种最受孩子们欢迎的儿童玩具，叫做泥马马，能保佑孩子们平安吉祥。有四句俗语道得好：“三月二十八，買个泥马马。保佑好孩子，平安快长大。”它是绥德民众参与度最高的一大盛会。文革时期，毁庙打神像，庙会活动停止，变成物资交流大会。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民众重建寺庙，恢复庙会活动。
白云山庙在佳县城南五公里的白云山上，始建于明朝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有陕北地区最壮丽的明朝古建筑群。历代每逢农历四月初一至初八举行庙会。庙会期间，各地群众朝山贸易络绎不绝，盛极一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白云山庙会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每逢会期，来自各地成千上万游客云集于此，一边朝山观景，一边交流物资，盛况空前。1984年，佳县政府将古会改为物资交流大会。
农历六月十三传说是黑龙的生日，也是榆林黑龙潭庙会的正日子。会期，请太原、郑州、西安等地剧团日夜连台演戏，本地商贩，以及绥德、横山、神木、延安、内蒙、宁夏、山西等地商客纷纷云集庙会，摆摊设点做生意。赶庙会的人们看戏、敬神、进行物资贸易，昼夜人山人海，络绎不绝。当晚，还大放焰火，最为红火热闹。近年每期庙会布施收入都在四十万元以上，物资交易额两百万元以上，成为陕北最大的庙会。
青云山寺观在榆林城东南五公里处，每年农历四月八前后举办三天庙会。届时，两班戏日夜演出，城乡商贩纷纷搭起帐棚，设临时货摊、小吃点做生意，赶庙会的人们摩肩接踵看戏、敬神、给孩子“过关楼”，热闹非凡。民国年间，会期还有大批蒙族牧民携带皮张、毛绒、牛马进行物资交易。
……
笔者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陕北的安塞县度过。最欢快的记忆是在县城过农历的七月二十四会，当地人简称“二十四会”。每年的二十四会主会场都设在县城的体育场，白日里那里是摆摊设点、马戏团、秦腔剧团的天下，晚上主要用来容纳群众看戏和夜市。
起会的那一天盛况空前。全安塞几乎能走动的人都出来了，要在街上走一走;能走开的外县人也会赶来，凑一凑热闹。于是，不甚宽敞的街道被挤得满满当当，走一步都颇为艰难。不过，人们也顾不上这个“艰难”。街上的每个人都是走上一步，脑袋就来回拨浪着两边都看一看，生怕漏掉了什么好东西、好景致。从县城最高处延河边的东塔山上望下去，满街的人流就像一道欢快但迟迟的高原小河般缓慢地向前游动着。
二十四会的夜晚是最热闹的。小孩子们更渴望的是扎进夜色中的体育场去逛逛看看。每天等学校一下晚自习就冲下体育场，那扑面而来的，恍如仙山楼阁般的戏台，以及响彻整个体育场上空的秦腔激越花脸唱腔和婉转小旦音调，让人不由得想起鲁迅先生的《社戏》中描绘迅哥儿看戏的场景，感觉和陕北的二十四会上看戏情景一模一样。巨大中国地域辽阔，却不分江南塞北，乡俗民风如出一辙。
作为安塞每年最隆重的盛会，二十四会规模大，会期长。人们在会上买卖东西，交流信息，娱乐休闲，乃至访亲会友、相亲会面等，是地道的内容丰富过春节的黄土高原狂欢节。
其实，不光是安塞有每年过这么一场“大会”的习惯，在陕北各县，大多有过“大会”的习惯，比如志丹的“七月二十四”会、绥德的“三月二十八”大会等，基本都是持续四五天至一周左右。它们，都是当地群众交流物资、休闲娱乐、走亲访友的盛会。
写下这些文字的此刻，想起亲身在七月二十四会的人流中挨挨挤挤的情景，笔者恍惚有了一种穿透几百年的时光，回到那宋时榷场、明代互市的感觉。那些几百年来在陕北大地上的保安军榷场、延州榷场、绥德榷场，在麻洞川市、红山市、宁星市、皇甫川市、镇川市、碎金驿集市上，熙熙攘攘的人流们，也是这样晒着同样明亮灿烂的阳光，呼吸着同样清冽干爽的空气，在厚实的黄土高原上的城镇营堡集市中挨挨挤挤、寻寻买买吗？ 一定是的，在陕北大地上的黄土皱褶中，“会”当然不是今天才突然出现并盛行于各地的。在久远的历史长河中，“互市”“榷场”等都是它用过的名字。它曾经盛行一时，且和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乃至于民生关系密切。它们，折射了曾经历史上陕北大地重要的政治属性、军事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情况，也记录了血管中流淌着猃狁、鬼方、土方、戎、狄、楼烦、匈奴、羌、氐、鲜卑、稽胡、党项，以及来自西域的龟兹人、粟特人等民族血液的陕北人民勤劳勇敢、豁达爽朗、交游八面、诚信义气、大方得体的品格和性情。
时光荏苒，岁月更替。今天的陕北已远离战地纷争，但农耕商贸并举的传统和习惯却流传了下来。就像一粒种子被深深埋进泥土，在陕北大地上风行了几百年的互市和榷场，不会随着政治制度的演进和军事地位的变动而悄声湮没。勤俭持家、农商并举的传统已经深深根植于陕北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中，成为了当地人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繁衍后代、壮大家族的重要生存手段和方式。一年年，一代代，厚道的陕北人勤勤恳恳农田耕种，辛辛苦苦市场奔波，他们披星戴月、风餐露宿，他们长途跋涉、交易四方，努力為家人为自己争一个丰衣足食的小康生活。我们熟悉的陕北民歌“赶牲灵”之类，何尝不是陕北人这种品格性情和贸易形式的一种诗意呈现呢。
今天，当每个清晨太阳从黄土峁的东方重新升起，陕北这片古老的土地犹如新生儿一般明亮干净。昔日边墙旁的塞上烽火金戈铁马渐渐散去，今日边墙下集市里依然熙熙攘攘你来我往热闹非凡。不论是叫榷场互市，还是叫赶集赶会，用你的牛羊换我的粮食，用我的茶叶易你的青盐……你买我卖，交流互见，交往融合，沟通协商的本质千年不变。
陕北历史上的互市榷场以自己最真实的经历和体验告诉我们，互市榷场不仅仅是国家政府或者贩夫走卒之间的以物易物、边贸生意，更是不同政权、民族和人群之间的交流互见、沟通相融。民族隔阂、战争相阻、政经对垒始终不能阻断互通有无、互利互市的通道。政治对垒敌不过经济规律，人为阻隔也胜不了利益驱动。在异族之间，在战和交替之时，和平互市的价值和意义远超战争之攫取掠夺。和平互市才具有真正更为长久的生命力。
历史潮流滚滚向前、社会发展进步的不竭源头和真正动力是互市互利，是和平共赢。
2020年12月31日，首列“榆西欧”国际货运班列从榆林靖边现代综合物流园始发开往西安。列车满载42个集装箱化工品、零配件、轻工百货等商品，在西安港集结中转后搭乘中欧班列“长安号”发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白俄罗斯（明斯克）等中亚、欧洲主要站点城市，它8天到中亚、13天抵达欧洲，构建起了榆林、西安无缝衔接直达欧亚的国际物流大通道。
新一轮的互市互融画卷徐徐展开……
责任编辑：魏建国
2019年正月初二，塞上名城榆林朔風凌冽，与友人相携从京城专程赴有“万里长城第一台”之称的镇北台一游，步行去红石峡，偶遇“易马城”。冬日阳光明亮，易马城旧址却衰草荒坡，凄清冷寂。查阅有关资料知道，易马城又叫红山市，俗称买卖城。始建于明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为明政府在长城线上开设的汉蒙十一个互市之一。
陕北，边地千年，基本上一直处于中原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战略对峙的重要位置。在历史的风烟中，这片土地今日属于中原王朝，过一阵子又被马背民族占领。你来我往，拉锯一般地争来夺去之间，有硝烟四起，烽火弥漫的铁血征战，也有和平贸易、互通有无的繁荣商贸。互市就是中原政权与周边各民族或政权进行商业贸易的一种重要形式。追寻陕北边关乃至内地的贸易交流，榷场互市，远远可上溯到更悠久的年代。
追溯过往，中原王朝与周边诸族、割据政权就存在着渊源不断的经济文化联系。据《左传》记载，周灵王三年（前569年）晋悼公实行“和戎”政策，以货物换取“戎狄”的土地，陕北就是那时的戎狄之地。西汉初开设“关市”与南越赵佗进行贸易，一般把这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互市，但此时称“关市”。也有观点认为，汉武帝继位后推行推恩令，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中原和西域地区通过丝绸之路连成一片，互通有无，经济繁荣昌盛。汉朝在边境关口设立关市，建立了最早的互市通道。
互市的名称正式出现在东汉时期。《后汉书·应劭传》云：鲜卑“天性残暴，不拘信义，故数犯障塞，且无寧岁，唯至互市，乃来靡服。”同书《乌桓传》亦记载乌桓“虽是互市焉”。
东汉而下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宇内分崩，政权并峙，互市贸易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互市由沿边地方官吏直接负责。隋代的互市监，隋炀帝时曾改名为交市监，为视从八品，副监为视正九品。有唐一代，在京师设四方馆名隶鸿胪寺，“掌其方国及互市事”，而在边地沿设互市监，是中央派出机构，设有监、副监（一或丞）等官。唐代品级有所提高，副监改名丞，从六品下;丞一人，人正八品下，掌藩国交易之事，并改隶于少府监。武后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改称通事监，有录事、府、史、价人、掌固等。除以上品官和吏职外，见于史籍的还有忽视郎、牙人等职位掌管具体的贸易活动。中唐以后，东南海运大盛，海上贸易超过陆上。文宗大和时，除敕准互市者外，普通人不得与诸藩客钱物交易。五代时，私贸兴起，后周始许民与回鹘私市。宋、辽、金、元在边境设榷场互市。明代在海上仅准贡舶互市。陕北的保安州（今志丹县）、绥德州等就是著名榷场所在。
清代与西北地区各少数民族及俄国、边外各族的贸易，由理藩院和当地将军、大臣及各旗札萨克管理稽查。内地商人领有理藩院票或当地该管衙门的执照，即可前往贸易。所伦诺尔、张家口、归化城、肃州、哈密、库仑、恰克图、乌里雅苏台、伊犁、塔尔巴哈台，以及喀什葛尔、叶尔羌、阿克苏等处，均为重要的互市点。
榆林红山市就是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互市贸易中在陕北大地留下的一个重要印记。
保安军榷场：宋夏榷场贸易之始
有宋一代，和中原王朝并立中华大地的是西夏和东北方的辽。西夏约十一世纪时在我国西部崛起，是一个以党项羌为主体，包括汉、吐蕃、回鹘等民族共同建立的政权。它东抵黄河，西至玉门，南临萧关，北控大漠，延袤万里，与同时期的宋、辽、金成鼎足之势。宋夏双方在陕西以横山为界，东起麟、府，西尽秦、陇，边界线达2000余里。大致，横山以北尽为西夏所有，以南则为宋朝所有。陕北地区成为中原宋朝和西夏对峙的最前沿。
彼时，今日陕北的米脂、横山等地，一方面是西夏皇族党项羌李氏的盛兴之源，水草肥美，宜稼宜牧，更由于宋夏之间仅有横山山脉这一地形可以扼守险要，在军事地理方面的位置无可替代，所以宋夏双方均视之为必得之地。长达百余年来，宋夏在这块土地上进行了反复的较量和长期战争。
宋在陕北地区设有保安军和延州军，总理对夏事务。其中的保安军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以延州永康镇置，治今志丹县，辖境相当今陕西志丹、吴起二县地，属陕西路，熙宁后属永兴军路。
史载，在宋夏陕西之战最激烈的时候，保安军西控金汤、白豹，北扼宥州、洪洲，与延州北部诸堡寨一同守御着延州的北大门。有“保安军与诸堡寨存则延州保，延州保则关中安，关中安则天下安也”的说法，宋夏之间许多重要的战役和历史事件都曾发生在这里。
双方的忽战忽守期间，因为宋夏的经济互补、物资流通需要，榷场互市贸易应时而生。
宋夏之间的榷场最早设立于何时，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李继迁部在赤沙川、骆驼口置会贸易。这是李继迁部单方面设置的与缘边汉族、熟户进行贸易的和市，还不是两个政权之间的贸易中心。
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北宋政府应赵德明的请求，在地近西夏的保安军、延州设置榷场，现有资料多以此为宋夏榷场贸易之始。此后三十年，成为保安军榷场的黄金时代，德明每年都派遣大量的使人前来贸买，并按照交易数量的多少给予赏罚，一些贸易不力的使人甚至被杀死。德明还曾祈求在麟州（今陕西府谷）西设立榷场，当时宋朝没有答应他的请求。
宋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元昊称帝。消息传来，仁宗龙颜大怒，下诏削夺元昊官爵，宋夏战争爆发。此年十二月甲戊，宋仁宗下诏陕西河东与元昊互市处，禁绝之。元脱脱《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载，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二月戊子废保安军榷场，后又禁陕西并边主官兵与属羌交易。 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宋夏议和，西夏请立榷场，置榷场于保安军与高平寨。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北宋把保安军榷场迁于顺宁砦。但由于民商习惯于保安军贸易，虽然官方榷场迁走了，但蕃商们仍在原地与缘边汉族交易。
上面反复提到的保安军榷场就位于今天的延安市志丹县，旧称保安。北宋往后，保安成为金领地，金大定二十二年（公元1182年）升为州，同样位于金夏边境。
榷场设点之后，双方贸易的品种颇多。宋对西夏的主要出口物有茶、丝织品、粮食、香料、漆器等，西夏对宋的出口则是羊、骆驼、马、玉、粘毯、蜜、蜡等。
其中的茶马贸易对双方意义重大。茶，解渴消乏，消食去腻。从事畜牧经济的少数民族，常年饮乳食肉，油腻而消化不易，所以对有助于消化的茶叶十分渴望。自从唐代传入之后，茶就成为了他们的生活必需品。
马对于中原政权在军事方面的重要性无需赘言。西夏产的党项马非常有名，青白盐也是质量上佳。这些品类只有经官府许可才能进行大宗交易，榷场为此形成了专门的绢马贸易、茶马贸易和盐榷贸易等一些独具特色的市场。
在宋夏榷场贸易中，一些物品是禁榷物资。因为军事战争的原因，北宋禁止出口的物资，主要是弓弩等兵器及金银、铜铁、钱币，以及剑竿、水银、丹漆等军用物资，有时候也禁止粟麦出口。西夏则在战时禁止向宋送输出马匹。
青白盐是禁榷物资中双方争夺很激烈的一个品种。宋为了保证自己国内河东盐的销售，所以严禁西夏的青白盐进口。但青白盐物美价廉，宋边界人们颇为喜欢，所以西夏采取各种手段走私出口，实际贸易额很大。
在榷场贸易当中占据主体地位的是官府、边民、驻防的军官和远道而来的各族的商人们。交易以钱货交易为主。北宋的货币主要是铜钱，以铁钱为辅，少用金银。根据出土，在多地宋代榷场遗址当中发现了重达几百斤的铜钱，大都为宋币。这些钱币的发现说明虽然宋代政府严禁铜钱向外流通，但实际上当时铜钱已经成为了主要的交易货币，具有很强的流通性。
除榷场这种由官方主持进行的两个政权之间最高级别的贸易场所之外，在宋夏沿边还有许多交易规模较榷场小的合法市场，宋人叫做“和市”。如在河东路、陕西路沿宋夏边境一带的久良津、吴堡、银星、金汤、白豹、虾麻、折姜、浊轮谷、顺宁砦、赤沙川、骆驼口等，主要进行满足双方人民日常生活需要的物品交易。这些地点基本都在陕北地区，不少地名沿用至今。
边民之间还通过“私市”进行贸易交流。西夏商人一般是驱牛、马到边境博籴米谷，宋禁令严格时，他们就用牛、羊肉、青盐包裹私下进行交换。麟、府诸州的汉人也有带轻细货物直接到西夏境内的榷场从事贸易活动的。
宁星，是宋对夏的重要边境据点，也是宋夏除去保安军榷场之外，在陕北地区的一个主要和市场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五仁宗时期、卷二四九、卷三一五神宗时期都记载，西夏求通“宁星和市”之事，表明宁星是在宋神宗以后成为宋夏之间主要的和市榷场。
宁星的大概位置在宋麟州辖境之内，其地理位置相较保安军向东，更靠近资源富足的河东路大镇并州太原府，商品丰富，交易量颇大。但因史料缺乏，宁星榷场的准确位置没有流传下来。有地方史学研究者约略概判断其应在麟州西南方向，靠近米脂、绥德城不太远的地方。从交通地理位置信息的角度和该区域内保留的现代小地名来分析，大约是今天的神木县花石崖镇附近区域，下延到今佳县北部区域。在花石崖镇附近、秃尾河边至今有“薛家会”村、“九五会”村，黄河以东的山西境内则有“蔡家会”镇、“贺家会”乡、“东会”乡、“顺会”乡等地名，呈由西向东的一字排列。宋时，已有将村寨镇堡附近举行的定期集市称为“会”的叫法，意集会，集于此进行物资交易。上述小区域内称“会”的村镇名如此集中，应是对古代村寨贸易的一种记忆和传承。
碎金驿，位于今榆林市榆阳区上盐湾镇，是宋代官方设立专门和北方少数民族进行商品贸易的较小的市场。陈子龙、徐孚远、宋徵璧等主编的明代文章总集《皇明经世文编》卷二百八十七“防秋事宜疏”中曰：“魚河之南，米脂之北，背乾川碎金驿为运道咽喉，宜增设重兵防守。”这说明延绥镇时，从榆林到绥德，沿途设归德、鱼河、镇川、碎金、银川（今米脂）五驿，是西北边地与内地商业往来的重要交通要道。今日过陕北的交通主干线210国道亦经过这里。
榷场贸易对宋夏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及民生都产生很大影响。宋作为以传统农耕为主的中原王朝，物产相对丰富，手工业、商业也比较发达，能够生产许多工业品，榷场贸易更重要的考量是减少边境威胁。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七月，就有中书上书称，榷场的设立不是独利的贸易，而是要南北往来但无猜阻，乃是绥怀远俗的意图。仁宗皇帝也曾说过“先朝置互市。以通有无，非以利计”。所以设置边关榷场一直具有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因素和利益考虑的特点。在后期一定阶段，榷场贸易也逐渐成为制裁邻国经济的一种重要手段。
宋夏两国和好时，宋朝就开放榷场，进行大宗交易，贸易往来频繁。彼时，双方时常会出现“自与通好，略无猜情，门市不讥，商贩如织”的盛况;而两国一旦交恶，宋就关闭榷场，停止贸易往来，从经济上制裁西夏。清朝吴广成著的《西夏书事》卷十九载：“夏人仰吾和市，如婴儿之望乳，若绝之，彼必自来，毋得过河与战，乃悬榜于边禁，绝宁星和市，于是国中财用渐乏。”夏地处西北，尽管有农业生产，但依然以畜牧业为主，手工业和商业发展都比较初级，许多物品根本無法制造。所以，它对与中原地区的商品交换有着强烈的依赖。宋经济封锁的时间越长，西夏国内遭受的损失就越大，这迫使西夏有时也为了求得开放榷场贸易而对宋发动战争。
其实，西夏的榷场贸易不仅仅限于宋，辽金都是它的贸易对象。金大定十二年（公元1172年），金主借“以无用易我有用”为由，下令关闭保安、兰州两处与夏交易的榷场，这对西夏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冲击很大，迫使西夏只能通过其它榷场和边境民市来进行对外贸易。金大定十七年（公元1177年），金又以夏民私相越境、奸人以贸易为名往来恐为边患为由，关闭了与夏进行贸易的绥德榷场，只存胜州、环州两处榷场维持贸易。直到金承安二年（公元1197年），夏使人至金，要求恢复榷场贸易，金主许之，才下令重新开放兰州、保安两处榷场与夏进行贸易。由于受金国长期的经济封锁和战乱的影响，西夏的经济基础遭到重创，其势力也逐渐衰微。夏金互市的榷场机构保安军、绥德榷场皆位于今日陕北境内。 绥德军榷场设置于金皇统元年（公元1141年），到金大定十七年（公元1177年），因防奸细，榷场关闭，二十一年（公元1181年）又恢复。绥德军榷场具体位置现在无考，不过，历史上的绥德有“七里三川”之说，三川指东西南三川，七里是指宣化里、和市里、永和里，兴贤里、义让里、常宁里和福乐里。我们可以猜测，七里中的“和市里”也许当和金夏的边境贸易、和那时的绥德军榷场有关。据现有资料分析，和市里大约包括今天的四十里铺镇、白家硷镇河西、张家砭镇无定河流域，以及名州镇淮宁河流域的一些村落。
榷场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三百多年，它以及其所衍生的榷场贸易，对于当时乃至后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仅以宋夏关系而论：
首先，榷场贸易具有明确的政治性，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细述过。
其次，榷场贸易满足了宋夏两国的生产生活消费需要。由于北宋王朝具备先进的农耕文明，在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方面相比西夏有着明显优势。因此，宋对夏的出口商品具有基础性、娱乐性、生活性刚需特点。特别是宋出口的粮食、茶叶、丝绸、瓷器、基本食材等备受党项人喜爱。相比宋出口的成熟商品，夏受自身农耕技术、手工业织造技艺的限制，出口商品大部分都是原材料或者初級加工品，像毛毯、蜂蜜、甘草等。这些商品满足了宋民众生活的需要，也成为宋的商品加工原材料。特别是牛、羊、马、骆驼等牲畜，为宋的农业生产以及军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替代品。
再者，榷场贸易促进了宋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在西夏的传播。西夏党项人作为典型的游牧民族，虽然经过唐、五代十国以及北宋长期与汉族人民的沟通来往，汉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游牧文明。所以夏在农耕技术、手工业制造技艺等方面和中原相比有较大的差距。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手工艺制造技艺、工具及人才通过榷场渠道进入西夏，极大地提高了西夏的社会生产经济发展水平。比如，西夏原没有瓷器。庆历和议之后，西夏党项人在与北宋汉族人民交往中学会了制瓷技术。到西夏毅宗时期，西夏开始兴建磁窑，生产瓷器，发展起了自己的制瓷业。再比如，汉文对西夏也有很大影响，西夏在创造自己文字时就采用了汉字文字的笔画，创造出了西夏文。
最重要的一点是，宋夏之间通过榷场交流实现了两国之间深入的沟通与了解，民族关系趋缓，民族融合加强。我们知道，从经济地理的角度看，融通融和是一种历史趋势，再自然也不过了。榷场贸易作为一种政治手段，使得各民族之间处于一种相对稳定平和的状态当中，战争的紧张氛围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和弥合。榷场存在的年代是宋夏之间的和平年代，珍贵的和平给了双方休养生息，加紧建设的时间和机会。当金占据了原北宋的大部分地区后，与西夏之间的稳定关系也使西北的整个民族关系趋向于缓和，民族融合趋向加深。
两个政权和双方民众通过榷场这个场所频繁往来，互相了解，互相学习，达到了各个方面的取长补短和共同发展。
关于互市和榷场的区别与联系，有专家认为，榷场虽然明确出现于宋辽金时期，但可追溯到互市，二者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榷场是互市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形态。宋初与南唐之间设立的榷署（或榷务）则是它的直接源头。榷场名称虽然在唐代已经出现，但当时指的是征榷专卖机构，后这种禁榷制度为榷场所沿袭，为传统互市注入了新的内容，这也是榷场不同于传统互市之处。
红山互市：明蒙长城边贸的
典型代表
明代，陕北地区位于明朝廷的北部边疆，延绥镇（又称榆林镇，总兵府驻榆林城。所辖边墙东起府谷县北黄河岸，经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定边诸县，西达宁夏盐池东境）成为其在长城沿线抵御北方草原民族蒙古的“九边重镇”之一，军事地位日隆，几乎承担了明朝中、后期北方边境一半以上的防务。
大明近三百年，北方蒙古一直是明政府的心腹大患和首要敌人，双方关系一波三折，蒙明贸易也是时断时续。“土木之变”后，明政府对蒙政策消极应付，日渐保守，直至与蒙古杜绝任何往来。王世贞的《北虏始末志》记载，正德、嘉靖时期，北方蒙古“犯边杀掠吏民不已”。嘉靖年间，北虏连年入边抢掠，据《延绥镇志》记载，嘉靖元年至十五年间，以榆林为重点，蒙古寇陕西三边就近十次，如：
三年十一月，虏入延绥永康诸堡。
八年十月，吉囊安达数掠榆林、宁夏塞。
十一年二月，虏入榆林塞，掠陕西内郡。
十三年春，虏入延绥。
七月，吉囊入榆林塞，大掠安定、会宁、金县。
八月，又掠榆林塞。
十四年六月，吉囊入榆林塞，掠内郡。
十五年秋，虏复入延绥。御之，斩首百余级……
在长期与明的争战中，蒙古逐渐意识到战争抢掠不是长久之计，于是转变策略，主动要求与明交往。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吉囊在延绥向明提出互市请求，但被明政府严辞拒绝。互市不成，蒙古继续侵掠边地，向明政府施压。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九月，蒙古俺答汗率军突犯京畿，包围京城，此为历史上的“庚戌之变”。兵临城下，明政府不能再继续忽视蒙古贡市的请求，为暂缓与蒙古矛盾，决定于宣府、大同、延绥、宁夏四镇先后开放互市。
按照“宣大延宁分头开市”规定，首先是大同开互市，地点定在大同五堡边外，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四月丙戌，开马市于大同镇羌堡。七月，延绥、宁夏二镇守官计划选地开市，仿照大同事宜，与鄂尔多斯蒙古部落互市。”因史料匮乏，现在不能确定延绥镇市场选在哪里，易马数量多少，但是至少可以肯定嘉靖三十年和议以后，这个地方曾经有过一处与蒙古互市的市场。
互市之后，明蒙边境出现了难得的安定局面。和平环境为“边境父老咸谓百余年来所未有”。但是好景不长，因蒙古和明政府各怀心思，双方维持互市的诚意不足，自八月起，蒙古部落又数次侵扰边地，明神宗十分震怒，《明神宗实录·卷三八九·嘉靖三十一年九月癸未条》记载，九月，所有边地马市被关。明蒙双方又进入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军事战争对抗状态。 直到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俺答封贡后，双方关系和缓，在明蒙边界，先后又重新开放市场。《万历大明会典》卷一零七“朝贡”条记载：隆庆、万历间互市场所有十一处之多：“在大同者三，曰得胜堡、曰新平、曰守口;在宣府者一，曰张家口;在山西者一，曰水泉营;在延绥者一，曰红山寺堡;在宁夏者三，曰清水营、曰中卫、曰平虏卫;在甘肃者二，曰洪水扁都口、曰高沟寨”。这些互市之处，均由守边将领管辖。每当开市期间，明朝政府和蒙古统治者又共同派出军队充当守市人员，维持市场秩序。红山寺堡即是今日陕西榆林的红山市。
史载，红山市位于榆林城北七里的红石峡东岸山坡上。城呈长方形，南北长250米，东西宽150米，夯土筑实。
红山开市后，随着商贸兴盛，为防范蒙古，保护商贸活动，1607年四月至次年七月，延绥镇巡抚涂宗浚在红山之顶修筑了明长城上最大的烽火台——镇北台，以便居高临下观察敌情和互市情况。“筑高台以便瞭望，以备防御”。据《清史稿·杨吉砮传》记载：“明制，凡诸部互市，筑墙规市场，谓之市圈。”在“市圈”内设有高楼，供驻扎市场的官军嘹望。虏每一入市，少者四五十，多者百余骑，并皆就瓮城，闸封，然后进行互市贸易。
于是，商業贸易交流的易马城、观察监视敌情的镇北台，以及镇北台一侧用来做蒙汉官员交往场所的款贡城，三者共同组成了当时延绥镇明蒙互市交易的一套完整系统。
由此观之，在后代的长城景观中大名鼎鼎的镇北台，还是为今日里这个很不起眼的易马城而建。遥想当年的红山市，每年正月十五日后，择日开市，隔日互易，人畜聚会，交易兴旺。商贾们就地挖窑、搭帐，住宿贸易。当贡市期，万骑辐辏，物资丰茂，人流如织。清初文人杨蕴有《镇北台春望》诗云：关门直向大荒开，日日牛羊作市来，万里春风残雪后，游人指点赫连台。写的就是当时红山市开的盛景了。
到明万历时，榆林城北蒙汉互市的红山市已十分兴盛，贸易效果明显。《神宗实录》卷四载：（隆庆五年八月）三边总督戴才奏本年延绥互市虏贡留边马1766匹，官市易马1500余匹，商余易马骡1800余匹;宁夏官市易马牛1500余匹，商余易马600余匹。总督戴才也因此被升职为兵部尚书。
需要说明的是，长城沿线的贸易并不只有边口贸易这一种形式，还存在另一种边堡贸易。二者的区别在于贸易对象不同，边堡贸易主要是针对沿线守军及其家眷。
明修长城后，在沿线设立营堡，有守军八十万。按明朝兵制，这些固定驻军往往都是带有眷属定居的编制，世代为兵，父死子继，如绥德卫驻军“自父母、昆弟、妻妾、子女，以至婢仆下隶，大户之内，食口浩繁，小户之内，亦不似民户单薄，故按籍则户少而口多”。各营堡规模大都与州县城池相当，各营堡均形成相对独立的居民群体。这些军户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同于一般的州县百姓，他们对市场的依赖程度远远大于普通农户。所以，长城沿线最早的贸易对象是因供应这些守军的军需物品而兴起的，并逐渐在长城沿边形成了一个以军事消费为主的稳定市场。
明中叶时，延绥镇各营堡商业市场均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沿边三十九营堡，堡堡有市场。这些市场涵盖了各种不同需求的消费者，并随之形成一系列不同等级规模的市场中心地。
横山波罗堡是延绥镇三十九堡之一。自宋代在此修建营寨驻守以来，波罗堡一直战事不断。先是宋与西夏、金争锋，到了大明正统十年（公元1446年）巡抚马恭置波罗堡以来，更是和蒙古部落常常兵戎相见。天顺六年（公元1462年）、正德四年（公元1502年）、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四十年（公元1612年），明和蒙古诸部均在此发生了较大的战事。波罗堡因军事需要而建，商业也因军事古堡而逐渐兴起。高峰时堡内军民过万，商业兴盛，商贾云集，店铺林立，驼铃声声不绝于耳，当地驰名的商家有“四大家”“八小家”“二十四家马马家”和“七二十家牛牛家”等。
神木市和皇甫川市基本与红山市同期。《延绥镇志》载：“边市距镇城之北十里许为红山市，又东为神木市，又东为皇甫川市，皆属国互市处也。”明嘉靖年间，黄甫川蒙汉贸易开始后，久盛不衰。而府谷麻镇在边墙脚下，为黄甫川蒙汉贸易的入口处。当地一直流传着“金黄甫银麻地沟”的说法，是周边百姓和蒙古族民的固定交易场所。麻镇的北门和南门至今仍叫北口子和南口子。
在这些边口营堡中，大者如镇城，城中分有南北米粮市与柴草市、盐硝市、杂市、木料市、驼马市、猪羊市，行市分区，形成了固定的专业商品市场区，表明当时的市场专业化程度已相当完备。
神木高家堡也是延绥镇三十九堡之一，始建于明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北通河套，南接河东，从明开始物资畅阜，商事如流。今天，我们去高家堡游览，还能在堡内清晰地看到柴木市等行市分区留存，仿佛时光凝固一般，历几百年岁月而不变。
镇城以外，陕北的神木堡、靖边营、新安边营、孤山堡、清水营、安边营俱有常市。所谓常市，即区别于一般定期市的常规市场，也就是日日开市的固定市场。其他营堡或单日、或双日、或月六集、或月九集。
大大小小的镇城营堡市集星罗棋布，散布在陕北境内长城沿线，有力地促进了当地商业贸易的发展，也使得明朝中期成为榆林城镇发展的重要时期。
这些市集中既有明朝政府才能经营的“官市”，也有民间商人经营的“民市”，官市毕，听民私市。官市主要交易缯帛、马匹;民市中交易的商品种类较多，如布帛锅釜及针、线、梳、篦，米、盐、糖果之类。
还有一种按照规模大小对互市进行的划分。每年开市一次的，叫“大市”;每月开市一次的，叫“小市”。
每年春天，长城那一边的蒙古贫苦牧民缺少粮食，生活狼狈艰难。于是，有畜者每次于巡边各口，求官权易。因此，万历元年明朝政府开始允许在宣府、大同、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地分别设立“小市”，亦称“月市”。 关于“小市”的详细情况，曾于万历年间在陕西讨伐叛乱的梅国祯有记载，每月小市一次，每次不过三二日。交易的商品主要是粮食等人们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在“小市”中，蒙古牧民以牛羊、皮张、马尾、毡裘、盐碱、柴草、木材等商品，向汉族商民换取粮米、布匹、锅釜、耕具、绒线及其它日用百货。由于“小市”便于蒙古牧民生产的畜产品及时登市，就近交易，换取他们所急需的粮食、布匹等生活用品，因此对蒙古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较之每年开市一次的“大市”要更为广泛深远。“小市”的开设，对北边蒙古牧民和南边明境内长城沿边军民的经济生活都带来了很大益处。
今天，当我们站在易马城上追思这片土地的历史，当我们飞扬的思绪跳跃到四五百年前明蒙贸易的鼎盛时期，长城两边那一派车水马龙、商贾往来、人声沸腾的繁忙热闹景象，宛如画片般一一清晰地在眼前显现。是的，这道蜿蜒万里、冰冷沉默的长城一直象征着边关的狼烟四起、剑影刀光，象征着戍边将士的马革裹尸、慷慨悲凉，更象征着政权和政权之间、民族和民族、边地游牧文明和中原农耕文明之间的隔阂与对抗。它仿佛无情坚硬，但实际上它也朴实温情，它在历史上并没有真的阻隔南北族群之间渴望接触交流、互动往来的愿望，也没有割断双方互通有无、互市互利的通道。民族隔阂、战争相阻、政经对垒只是一时，只是短暂;沟通交流、互补融合、多元包容才是常态，才是长久。
时间推移，朝代更迭。明之后，陕北渐渐不再是边陲重地，长城外的蒙古高原也纳入了大一统的清版图，边墙内外的贸易往来不再具有边贸性质。由旧日强大军事功能派生出的附属边贸交易，随着当地军事地位的丧失而逐渐走向衰落萧条。以红山市为代表的陕北长城沿线三十九堡及附近主要地点设立的市场，也大部分随着营堡军事功能的消减而弱化，直至消亡。红山市式微，易马城荒芜，镇北台却因为其在长城上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巍峨建筑，被著名历史学家罗哲文赞叹为“万里长城第一台”而声名远播。如今，来到塞上名城榆林旅游的外地游客，慕名的第一景点往往是镇北台，而不远处的易马城却是破败不堪，荒草萋萋，一片寂寥，几近无人问津。
赶集与上会：陕北千年延传的
贸易遗风
由于历史的惯性，清时，明末互市形式在一定地区和范围内仍然存在。但随着清朝统治的巩固，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明令取消马市。从此，长城沿线以集市贸易为主要形式的民间贸易占据了重要地位。除顺康雍乾时期与厄鲁特、藏、撒拉等族的交易外，边口互市不再是马市或茶马互市，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了。政府不再是商家，而转变成为真正的管理者;商品也不再是用于战争储备的马匹，而是边口内外人民生产生活和获取经济利益的各类货物。历史上曾经的互市附着的政治、军事功能渐渐褪色，直至完全消弭于无形。
清朝初年，陕北境内的榆林蒙汉互市仍设在明时蒙汉互市的红山市场内。每年“正月望后，择日开市，间一日一市”。每当红山蒙汉互市一开，榆林城“习蒙古语者持货往市，有土城不屋，掏穴以居或施帐焉”。互市货物，汉商多以湖茶、苏布丝缎、烟，不以米不以军器;蒙古则多为羊绒、驼毛、狐皮、羔皮、牛、羊，不以马。
后来，红山市移于榆林城内外的牛家梁、镇北台、西门滩、南关阁，易马城渐渐废弃。
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清政府允许汉民到长城以北地带与蒙古牧民合伙垦种“伙盘地”，榆林蒙漢贸易得到空前发展。榆林除长城沿线各城堡辟为互市外，榆林城及南部鱼河堡、镇川堡等地也相继成为蒙汉贸易市场，并吸引一批一批山西、河北等地商贾来经商或定居。
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清政府放开榆林等地“准食蒙盐，并无额课”，从而疏通了鄂尔多斯的盐、碱流向内地的通道，榆林、镇川等地即成为鄂尔多斯盐、碱行销陕西、山西、河南等省的重要商衢。榆林商民携带大批茶、烟、布匹及皮靴、火链、佩刀等多种手工业产品出口外贩卖。蒙古各旗以驼、马、牛、羊及畜产品与到蒙古地做生意的汉族商民交易。
陕北大地上那些有着商贸传统的营堡村寨，继续在蒙汉之间发挥着互通有无、交易南北的巨大作用。
神木高家堡的商事传统从明延续到清，当地民众农商并举，长于营谋，旧谚曰：“若要富，买卖带庄户”。盐碱、皮毛、铜铁制具、茶叶、烟土等都在高家堡商人的经营范围内，尤其盐碱业极度兴盛，有“十六家盐行半座城”之名。《延绥揽胜》说高家堡盐碱皮毛生意利息畅旺，年营业额有六十多万元银币之巨。
榆林镇川，距离前面提到的碎金驿十五里，也曾是宋代官方设立专门和北方少数民族进行商品贸易的榷场，当地的商贸习惯一直绵延下来。清末，因深处内地没有兵灾战祸，镇川经济繁荣，城里街道两旁店铺鳞次栉比，诸多生意中皮毛生意尤其繁荣，是全国著名的皮毛集散地。
清末民初，府谷境内蒙汉贸易以沙梁、哈拉寨、古城、麻镇最盛，成为陕北重要的商品集散地。近则内蒙古、河曲、神木、榆林，远则京津诸路客商，纷纷麇集于这些地方。仅麻镇，时有货栈三十六家，居民万余。
民国时期，榆林蒙汉贸易更为兴盛。《延绥揽胜》载：榆林城“每岁跑边的边客七月回家，秋高牛马肥硕均牵归贩卖，届期晋商及南路秦川的客人辇金群来，争购牛马，交易畅旺，牛马成群，故有七、八、九、十月四大集会。蒙汉麇集，商贾辐辏，皮毛货物满载汇聚。因之经纪栈店，奔走关说，承交过付之人赖以生活觅利者充斥市场，驰驱道跑”。
抗战前，从榆林去内蒙古伊克昭盟等地从事贸易的企业最多达千余家，从业人员数千人以上。三十年代中期，每年上市的马2万多匹，牛2万多头，骡子8千多头，驴3千多头，骆驼3千多峰。羊绒10万多斤，羊毛60多万斤，皮张67万多张。榆林成为蒙汉贸易的重要窗口。
解放初期，榆林城、小壕兔等地每年都要举办一、二次蒙汉骡马交易大会，会期十天半月不等，时间为农历七月十三日和九月十日。期间附设赛马大会，演戏助兴。骡马大会交易了蒙汉物资，也增进了两族人民的友谊。 除此之外，在陕北，还有一种“会”的形式不能忽视，那就是庙会。庙会在寺庙节日或规定日期举行，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附近。庙会是人们敬祀神灵、愉悦身心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交流的需要，庙会在保持祭祀活动的同时，也逐渐融入到集市交易活动，得名“庙市”，成为民间市集的另一种重要形式。
当然，笔者认为，因设立的初衷和由头有异，其可归于另一话题。但因庙会也具有相当的物资交流和娱乐休闲功能，可以在此简单提一笔。
陕北的庙会名目繁多，持续一年四季，它和普通集市结合，形成为独居陕北特色的集市文化。每年，从正月开始，陕北各地，村村县县都有各种名目繁多的庙会或者集会。按时间顺序，约略有以下几处：
正月初七、三月三、四月初一到初八、九月九的佳县白云观浴佛节庙会。
二月初二到初五的榆林市牛家梁公鸡会。
三月三的米脂县盘龙山祖师庙会。
三月三的清涧县城南笔架山庙会。
三月十六到十九的红石峡雄山寺庙会。
三月十八前后三天的米脂县城南关娘娘庙会。
三月十八的宜川县蟒头山庙会。
三月二十六的榆林城东岳庙会。
四月初八的卧云山真武祖师庙会。
四月初八的榆林青云山寺观古会。
四月初八的延安清凉山浴佛节。
四月二十八的米脂县桃镇武王庙会。
四月初八和七月二十三的延川县白浮屠寺定亲庙会。
四月初八和六月二十二的神木县二郎山庙会。
五月十三的米脂县西街三圣庙会。
五月十三的榆林市金鸡滩乡大坟滩庙会。
六月十二到十四榆林市镇川黑龙潭庙会。
六月十二的神木县店塔镇庙会。
……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其中，绥德二郎山、佳县白云山、榆林黑龙潭等庙会，声名远播，影响颇大，可辐射周边数省，是规模大、会期长、物资交流丰富的盛会。
绥德二郎山古庙会在每年三月二十八举行，来自榆林、神木和内蒙古的商贩，携带各种各样的货物摆摊设点、买卖交易，庙会上人声鼎沸，车水马龙，各种贸易、文化和娱乐活动不胜枚举。因为时值春耕季节，所以农具、籽种交易尤其兴盛。值得一提的是会上还流行一种最受孩子们欢迎的儿童玩具，叫做泥马马，能保佑孩子们平安吉祥。有四句俗语道得好：“三月二十八，買个泥马马。保佑好孩子，平安快长大。”它是绥德民众参与度最高的一大盛会。文革时期，毁庙打神像，庙会活动停止，变成物资交流大会。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民众重建寺庙，恢复庙会活动。
白云山庙在佳县城南五公里的白云山上，始建于明朝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有陕北地区最壮丽的明朝古建筑群。历代每逢农历四月初一至初八举行庙会。庙会期间，各地群众朝山贸易络绎不绝，盛极一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白云山庙会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每逢会期，来自各地成千上万游客云集于此，一边朝山观景，一边交流物资，盛况空前。1984年，佳县政府将古会改为物资交流大会。
农历六月十三传说是黑龙的生日，也是榆林黑龙潭庙会的正日子。会期，请太原、郑州、西安等地剧团日夜连台演戏，本地商贩，以及绥德、横山、神木、延安、内蒙、宁夏、山西等地商客纷纷云集庙会，摆摊设点做生意。赶庙会的人们看戏、敬神、进行物资贸易，昼夜人山人海，络绎不绝。当晚，还大放焰火，最为红火热闹。近年每期庙会布施收入都在四十万元以上，物资交易额两百万元以上，成为陕北最大的庙会。
青云山寺观在榆林城东南五公里处，每年农历四月八前后举办三天庙会。届时，两班戏日夜演出，城乡商贩纷纷搭起帐棚，设临时货摊、小吃点做生意，赶庙会的人们摩肩接踵看戏、敬神、给孩子“过关楼”，热闹非凡。民国年间，会期还有大批蒙族牧民携带皮张、毛绒、牛马进行物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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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陕北的安塞县度过。最欢快的记忆是在县城过农历的七月二十四会，当地人简称“二十四会”。每年的二十四会主会场都设在县城的体育场，白日里那里是摆摊设点、马戏团、秦腔剧团的天下，晚上主要用来容纳群众看戏和夜市。
起会的那一天盛况空前。全安塞几乎能走动的人都出来了，要在街上走一走;能走开的外县人也会赶来，凑一凑热闹。于是，不甚宽敞的街道被挤得满满当当，走一步都颇为艰难。不过，人们也顾不上这个“艰难”。街上的每个人都是走上一步，脑袋就来回拨浪着两边都看一看，生怕漏掉了什么好东西、好景致。从县城最高处延河边的东塔山上望下去，满街的人流就像一道欢快但迟迟的高原小河般缓慢地向前游动着。
二十四会的夜晚是最热闹的。小孩子们更渴望的是扎进夜色中的体育场去逛逛看看。每天等学校一下晚自习就冲下体育场，那扑面而来的，恍如仙山楼阁般的戏台，以及响彻整个体育场上空的秦腔激越花脸唱腔和婉转小旦音调，让人不由得想起鲁迅先生的《社戏》中描绘迅哥儿看戏的场景，感觉和陕北的二十四会上看戏情景一模一样。巨大中国地域辽阔，却不分江南塞北，乡俗民风如出一辙。
作为安塞每年最隆重的盛会，二十四会规模大，会期长。人们在会上买卖东西，交流信息，娱乐休闲，乃至访亲会友、相亲会面等，是地道的内容丰富过春节的黄土高原狂欢节。
其实，不光是安塞有每年过这么一场“大会”的习惯，在陕北各县，大多有过“大会”的习惯，比如志丹的“七月二十四”会、绥德的“三月二十八”大会等，基本都是持续四五天至一周左右。它们，都是当地群众交流物资、休闲娱乐、走亲访友的盛会。
写下这些文字的此刻，想起亲身在七月二十四会的人流中挨挨挤挤的情景，笔者恍惚有了一种穿透几百年的时光，回到那宋时榷场、明代互市的感觉。那些几百年来在陕北大地上的保安军榷场、延州榷场、绥德榷场，在麻洞川市、红山市、宁星市、皇甫川市、镇川市、碎金驿集市上，熙熙攘攘的人流们，也是这样晒着同样明亮灿烂的阳光，呼吸着同样清冽干爽的空气，在厚实的黄土高原上的城镇营堡集市中挨挨挤挤、寻寻买买吗？ 一定是的，在陕北大地上的黄土皱褶中，“会”当然不是今天才突然出现并盛行于各地的。在久远的历史长河中，“互市”“榷场”等都是它用过的名字。它曾经盛行一时，且和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乃至于民生关系密切。它们，折射了曾经历史上陕北大地重要的政治属性、军事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情况，也记录了血管中流淌着猃狁、鬼方、土方、戎、狄、楼烦、匈奴、羌、氐、鲜卑、稽胡、党项，以及来自西域的龟兹人、粟特人等民族血液的陕北人民勤劳勇敢、豁达爽朗、交游八面、诚信义气、大方得体的品格和性情。
时光荏苒，岁月更替。今天的陕北已远离战地纷争，但农耕商贸并举的传统和习惯却流传了下来。就像一粒种子被深深埋进泥土，在陕北大地上风行了几百年的互市和榷场，不会随着政治制度的演进和军事地位的变动而悄声湮没。勤俭持家、农商并举的传统已经深深根植于陕北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中，成为了当地人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繁衍后代、壮大家族的重要生存手段和方式。一年年，一代代，厚道的陕北人勤勤恳恳农田耕种，辛辛苦苦市场奔波，他们披星戴月、风餐露宿，他们长途跋涉、交易四方，努力為家人为自己争一个丰衣足食的小康生活。我们熟悉的陕北民歌“赶牲灵”之类，何尝不是陕北人这种品格性情和贸易形式的一种诗意呈现呢。
今天，当每个清晨太阳从黄土峁的东方重新升起，陕北这片古老的土地犹如新生儿一般明亮干净。昔日边墙旁的塞上烽火金戈铁马渐渐散去，今日边墙下集市里依然熙熙攘攘你来我往热闹非凡。不论是叫榷场互市，还是叫赶集赶会，用你的牛羊换我的粮食，用我的茶叶易你的青盐……你买我卖，交流互见，交往融合，沟通协商的本质千年不变。
陕北历史上的互市榷场以自己最真实的经历和体验告诉我们，互市榷场不仅仅是国家政府或者贩夫走卒之间的以物易物、边贸生意，更是不同政权、民族和人群之间的交流互见、沟通相融。民族隔阂、战争相阻、政经对垒始终不能阻断互通有无、互利互市的通道。政治对垒敌不过经济规律，人为阻隔也胜不了利益驱动。在异族之间，在战和交替之时，和平互市的价值和意义远超战争之攫取掠夺。和平互市才具有真正更为长久的生命力。
历史潮流滚滚向前、社会发展进步的不竭源头和真正动力是互市互利，是和平共赢。
2020年12月31日，首列“榆西欧”国际货运班列从榆林靖边现代综合物流园始发开往西安。列车满载42个集装箱化工品、零配件、轻工百货等商品，在西安港集结中转后搭乘中欧班列“长安号”发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白俄罗斯（明斯克）等中亚、欧洲主要站点城市，它8天到中亚、13天抵达欧洲，构建起了榆林、西安无缝衔接直达欧亚的国际物流大通道。
新一轮的互市互融画卷徐徐展开……
责任编辑：魏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