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格迪什·巴格瓦蒂生平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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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屈一指的国际经济学家中,本刊点评的头两位是保罗·萨缪尔森和詹姆斯·米德,紧接着推出巴格瓦蒂是恰如其分的。巴格瓦蒂与先前的老师、后来的同事萨缪尔森一样,也对国际贸易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又像米德,对发展和利用理论,以期阐明公共政策和增进经济福利,也表现出了浓厚而又持久的兴趣。萨缪尔森和米德因其对经济学做出的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奖,巴格瓦蒂则因对商业政策做出的重大贡献而使他紧随其后,跻身同一领域名流之列。
其他文献
银行存款产品是一种契约型产品,但至今为止,国内外专门研究存款契约设计的文献极少,相关理论与观点散见于部分论文中。相比之下,企业融资契约与证券设计的研究成果较多。然而,这些研究以及银行实务部门基本上把存款契约作为给定的条件没有论及。
在我国,公平与效率被很多学者视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矛盾关系(以下简称为“矛盾论”),“矛盾论”决定了实践中的政策选择只能有两种: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或“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后,我们对“收入均等化”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而利益激励机制和效率提高等问题则被相对忽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传统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进行了全面的否定,并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然而,现阶段日益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又促使我国理论界对公平-效率关系展开了讨论。其中,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
期刊
1.小城镇制定现代化建设规划的原则。小城镇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它的规划不仅需要一定的理论基础,而且还必须遵循如下基本原则:
1957年,英国经济学家塞顿(F·Seton)在《经济研究评论》第6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价值转化问题》文章,该文对前人关于转形问题的论述进行了评论和总结,并且提出了自己关于转形问题的数学解法,学术界通常将这一解法称为塞顿模型。英国经济学家马克·布劳格认为,塞顿在转化问题上“说出了最后(或决定性)的话”。塞顿自己在文章结束时曾经以十分自负的语气讲到“马克思的转化过程概念的内在连续性和确切性,以及他由此概念引出的正式推论,经过本文的分析已充分证明是正确的”那么,塞顿真的解决了转形问题吗?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跨地域的资本流动的扩大,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利益与风险,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资本项目自由化问题的广泛关注和深入探讨。虽然相关的论著极其庞杂,但是主要的研究及其引发的争论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1)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利益和风险;(2)自由化的次序和速度;(3)资本大规模流入和迅速流出的政策反应。本文旨在从这些方面,系统梳理国内外学者关于资本项目自由化问题的研究,并进行一些简要的评议。
2004年以来,《经济学动态》连续刊登了多篇文章,就公有制实现形式问题展开讨论。讨论的焦点之一在于公众持股公司的制度属性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从产权社会化程度与生产社会化程度相适应这一规律的角度,来科学认识股份制、公众持股公司为什么是今天企业的选择和发展方向。本文试从产权社会化的角度对此问题做一分析说明。
一、股份制的历史地位。股份制对资本主义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它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重大发展。股份制是由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决定的。蒸汽机的发明造成了产业革命的物质技术基础,但如果没有资本大规模集中,蒸汽机的大规模使用和运用到其他生产领域是不可能的。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在单个资本家手中就是产业革命发展所必需的社会生产关系条件。
对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发展得最为典型和普遍的公众型上市公司(Public Corporation,或Open Corporation)的性质和特征,国外较早的一种描述是所谓的“大众资本主义”或“人民资本主义”。对此,我国国内的主流看法是认为它有美化资本主义之嫌疑。但国内几年前也有一种说法,认为这种公众型上市公司制度是公有制企业的一种新形式。这一观点曾经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尤其是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样一个重要的有关公有制经济改革
一、MBO的产生及演进。管理层收购(Management Buy-Out,MBO)是目标公司的管理层利用借贷所融资金购买本公司的股份,从而改变公司的所有权结构或控制权结构,进而通过重组目标公司,实现预期收益的并购行为。由于收购中运用了大量负债融资,也即利用了财务杠杆方式,所以说管理层收购是杠杆收购(LBO,Leveraged Buy-out)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