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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4月 21日，人民日报社驻日本东京的记者于青，发回一份国际内参稿。稿件主要内容，是新当选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4月20日接受《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驻东京记者联合采访的谈话纪要。不料想这份内参稿引起不同看法，当时我是报社分管国际部工作的副总编辑，参加了处理这份内参稿的全过程，值得一记。
记者发回采访新任东京都知事的内参稿
石原慎太郎，1932年出生于日本兵库县神户市，是获得日本文学最高奖——芥川奖的日本小说家，也是画家。1968年当选参议院议员，是日本著名右翼保守派代表，既反华也反美。1999年4月11日，他以高票当选东京都知事。他当作家、议员时，口无遮拦，经常发表极端的反华反美言论，这是人们所熟知的。现在，他当选了东京都知事，身为政府官员，在处理中日关系上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人民日报》驻日记者于青敏感地抓住这个新闻线索，与《北京日报》驻东京记者合作（因为北京与东京结为友好城市），主动于4月18日与石原事务所取得联系，次日得到答复，同意20日中午12时半接受中国两家报纸记者15分钟的访谈。记者忠实记录了与石原的访谈材料，及时发回《新当选东京都知事首次接受中国记者采访（肩题）石原慎太郎谈话纪要（主题）》的内参稿。
内参稿开头突出石原谈话七个要点：一、使用“支那”一词，是我不知历史经纬。日本文化来源于中国，我没有轻视中国的意思。今后不再使用“支那”这个称谓。二、决不反对东京和北京业已建立的友好合作关系，继续发展友好合作，促进两城市民的交流，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三、通过相互交流与借鉴，东京和北京可在改善交通、治理污染等方面继续进行卓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四、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今后怎么办，结局会怎样，完全取决于中国人自己。但不欢迎中国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五、从未讲过当选知事后邀请李登辉访日的话，日本媒体报道有失实之处。六、必要时，愿意接受访华邀请，非常高兴到北京和中国内地去看一看，但要师出有名，目的明确。七、东京和北京宜共同为两城市民做些有新意、对双方都有益的事情，表示对友城之间交换电视节目有兴趣。石原最后还表示：当国会议员期间，接触过中国记者。当选东京都知事后还是第一次。我并不想吵架，误解归误解，加强交流有助于消除误解。
于青内参稿的主要观点是：石原是日本右翼势力的代言人，短期内不会改变他对中国社会体制、南京大屠杀、西藏问题等的错误观点。当选知事后，石原意识到日本一些媒体有意在与东京都知事无关、涉及中日关系的问题上做文章。因此，近日发表谈话（包括对日本媒体），在北京和东京的友城关系，“支那”用语、台湾问题等方面，态度略有变化。
没有料到内参一发出就受到批评
1999年4月21日上午，报社国际部收到记者从东京发来的内参稿，部主任陈特安打电话给我，请示如何处理为好。我说内参稿按程序，部主任就可以签发送中央和报社有关领导参考。但鉴于这份内参涉及石原慎太郎这样敏感的政治人物，为慎重起见我建议可先送社长审阅。邵华泽社长收到国际部的这份内参稿后，很快作了批示：“请速传关根同志、赵启正同志。”根据社长的意见，国际部即将内参稿原件于21日上午电传给了中宣部和国务院外宣办两位领导同志。
21日当天下午，邵华泽社长接到中宣部分管媒体宣传的副部长徐光春打来的电话，他说上头领导要了解一下这份内参稿的采访经过，为什么中国主流媒体正在公开批判石原反华言论的时候，发这么一份内参稿？有什么背景？希望报社送份报告来。徐副部长的话说得很平和，但透出的“上头领导”批评的口气，是一听就心中有数的。
于是，邵社长当即召集我和国际部主任陈特安到他办公室，研究落实报告的事。陈特安说，国际部没有布置记者采访石原，是记者自己决定的。于青这个记者政治比较敏感，新闻专业责任心比较强，很可能是在国内媒体集中批判石原反华言论时，要切实了解一下石原本人是如何反应的，所以就主动约《北京日报》驻东京记者一起去直接采访石原。
我接过陈特安的话，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作为日本著名的右翼保守派力量代表石原慎太郎，在他当作家、画家和国会议员时一贯肆无忌惮地发表极端反华、反美言论，这是大家所熟知的。而现在他当选东京都知事、跨进政界后，作为政府官员的他，对中日关系的真实看法（不是政治作秀）是不是有所变化？反华言行会不会有所收敛？这显然是我国外交部门和宣传部门十分关注的事。所以，记者能敏锐抓住这个新闻价值的节点，直接采访石原本人发回内参稿，应当是值得肯定的事。
邵社长基本上同意我们的这些看法，但同时也说中央正部署主流媒体公开批石原反华言论，记者要采访发内参，应当先请示报告才对。接着，他对国际部如何给报社编委会写报告，提了几点具体要求。然后说，他明天会直接写信给中宣部长丁关根同志，把国际部的报告呈送给他，看他有什么反应再说。
4月22日上午，邵华泽社长亲笔给丁关根部长写了信，丁关根同志收到这份报告，于24日作了批示：“需要提高认识，认真对待。建议编委会作为一个‘案例’进行讨论，总结教训。如何处理，请编委会定。”
4月26日，邵华泽社长把丁关根部长的批件批给许中田总编辑和我阅，并指定我作准备，下次开编委会时讨论丁部长的批示。当时，我就把丁部长的批示认真地看上几遍，作深入领会。我明显觉得丁部长对国际部的陈述性报告是不满意的，所以，一开头他就强调“需要提高认识，认真对待”。并进一步要报社编委会就这个“案例”进行讨论，来帮助国际部提高认识、总结教训，最后还提出编委会要对这次记者采访石原事件“如何处理”，作出决定。
外交部《快报》对内参稿作出积极评价
就在我们发出于青内参稿的21日当天，我国外交部新闻司根据这份内参以最快速度编发了一期《快报》，提供给中央领导参考。《快报》标题：《石原慎太郎就其言论向我作出澄清》，主要集中在石原的三方面态度： 一、对华认识及“支那”称谓问题。石原称， 自己已不再使用“支那”一词，也并无轻视中国之意，并认为“与俄罗斯相比，中国是个有魅力的国家。在邓小平的倡导下，进行改革开放，提出一国两制，并且初见成效”。中国在“中国辛亥革命时使用过‘支那’，后来不再用。我本人看了有关报道后，我就不再用这一称谓了，实际上我并没有轻视中国之意”。
二、台湾问题及邀请李登辉访日事。石原称，“这完全是中国人自身的事情，我们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但如果发生战争，则是很不好办，不仅日本，整个亚洲都会感到不安。我绝对不欢迎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但今后怎么办，结局会如何，完全取决于中国人自己。”“我从未说过邀请李登辉访日的话，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现在外界对我当选知事后猜测很多，有些是失实的。”
三、北京市与东京都交流问题。石原称：“我决不反对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促进两城市市民之间的相互交流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我非常期待着访问北京，愿意接受邀请。除北京外，还希望到内陆地区去看看。当然，访问要师出有名，有明确的目的才行。东京和北京应该共同做些有新意、对双方都有益的事情。”
《快报》还补充说：据悉，石原在接受采访时还主动用中文作自我介绍，并强调，“我做事干脆，凡是发现错了，就会马上改正，自己认为正确的，就顽固坚持。”“我并不想吵架，误解归误解，加强交流有助于消除误解。”
外交部新闻司这期《快报》，独具新闻慧眼，从“向我作出澄清”的角度，概括出三个问题，简洁明了，要义明确。从《快报》看出，我国外交部门对本报与《北京日报》驻日记者采访石原慎太郎，发回内参稿，是给予积极肯定的。他们把石原对我记者的谈话，判断为是对其近期反华言论作出“澄清”性质的行为，反映了其对中日关系、台湾问题、与北京合作交流等问题上的态度和认识的新变化，因此具有外交工作的参考价值。
外宣办召开座谈会研究有关石原的宣传
在本报记者发出采访石原的内参稿，以及外交部新闻司发出《快报》以后，国务院外宣办紧接着向北京主流媒体发出通知，决定21日下午3时半，在外宣办召开座谈会，研究对石原慎太郎的报道与评论问题。
我与首都各大主流媒体负责国际报道的领导人等，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同时还邀请了《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北京日报》等在京的驻日记者到会。座谈会由外宣办主任赵启正主持。赵主任开宗明义就说，上午收到《人民日报》记者采访石原慎太郎的内参，丁关根同志与我交换了一下看法，按照关根同志的意见，下午外宣办紧急召开这么一个座谈会，一起研究一下最近中央部署的批评石原的宣传，根据实际情况应当作些什么调整，请诸位直言不讳地谈谈看法和建议。
会上最活跃的是各报在京的驻日记者，他们根据自己对日本情况的了解，都畅所欲言。大家认为前些时候，对石原在竞选东京都知事过程中发表的反华言论进行比较集中的抨击，是必要的。但资产阶级政治家在竞选前后的言论普遍存在反差，竞选前往往是政治作秀，为了选票，竞选后就变了。现在石原当选了东京都知事，对他的报道和评论应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作适当调整比较好。《人民日报》驻日老记者孙东民（于青是他的接任者），更直言不讳说，石原反华言论很可恶，批他一下是应该的。但他在日本政界算不上是个显要人物，我们一部署批他，各大媒体齐出动，十八般武器都用上（指报道、评论、漫画、政府发言人等），有这个必要吗？不是太抬举他了？过去批日本政界人物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日本一些政界大佬和民众反应都不大好，归结说是“共产党中国舆论垄断”的现象。他建议目前不必急着批石原，待他就任东京都知事后，根据他的具体言行再做宣传部署比较好。
我在座谈会上也讲了三点意见：一、本报驻日记者采访石原，发回内参稿，不是报社授意的，是记者的主动作为。他的政治敏感和职业责任心是值得肯定的。二、采访准备得并不充分，采访时间也有局限，所以对石原反华言论中如西藏问题、南京大屠杀问题等几个要害问题没有涉及，是个缺陷。三、内参稿对我国外事部门和宣传部门的工作，是有参考价值的，至少可以供我们分析判断作家石原与都知事石原，对中日关系等问题的认识和态度上的区别。
赵启正主任最后对座谈会做了总结，肯定了多数与会者的意见，对石原当选东京都知事后，不急于批评，先作耐心观察，根据他就任后的实际表现，再作对外宣传的部署。他强调在新世纪之交的新形势下，要加强对外宣传的政策、策略、方式方法和技巧上的调查研究，加以改进，以取得更好的宣传效果。
报社编委会就内参稿的是非统一了认识
1999年4月28日，报社召开编委会，把讨论丁关根同志对国际内参稿的批示列入议题。讨论时，邵华泽社长和许中田总编一开始就带头作了自我批评。他们说，批判石原反华言论是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记者要采访批判对象，必须事先请示报告，得到报社同意后进行，这是应该遵守的外宣外事纪律。这次关根同志要我们抓住这个“案例”总结教训，提高认识，认真对待。我们一定要从组织纪律性高度，主动检查我们在遵守外宣外事纪律上存在的问题，汲取教训。过去，编委会向驻外记者进行外宣外事纪律教育不够，主要责任在领导，我们要做自我批评。
我在两位主要领导表态后，谈了自己对这个“案例”的思考和看法。开头我也先作自我批评，说这次记者采访石原自行其是、违反纪律，具体责任应该首先落在我这个分管国际部的副总编辑身上。今后确实需要加强驻外记者的外宣外事纪律教育，这是这次应当总结教训的重点所在，也是关根同志批示的主要精神所在。
接着，我把自己摆进去，说如果记者事先向我请示采访石原写内参，我一定会同意支持的，我不会想到要进一步向中宣部请示。因为，我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驻外记者的职责与重视内参作用的问题。我们的驻外记者不仅要做好党和人民的喉舌，同时要做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就是说，在执行中央部署的宣传任务同时，还要敏锐地收集各方情况以内参形式提供中央参考。所以我认为，发内参与公开执行中央宣传任务是不矛盾、不冲突的，反而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两面一体的职责。从这个角度来说，驻日记者于青主动采访石原发回内参稿，应当给予肯定，不存在接受处理的问题。否则，以后驻外记者谁还愿意写内参呢？关键在于我们把关者，掌握政策，判断是非，如果不具内参价值，或观点有错、有碍我外交大局，我们不发就是了。而不是先作决定授不授予记者采访权、写作权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从实践效果来判断，这份内参稿当天便被外交部新闻司采用，编发《快报》发中央各部门参考。同时，关根同志也重视这份内参的作用，当天要求国务院外宣办赵启正主任召开座谈会研究，听取媒体领导人和记者的意见，及时调整了对石原的原有批判的宣传安排。所以，从内参的实际效果来看，也证明记者的采访活动是正确的，他的政治敏感性和新闻专业责任心是值得肯定的。
作为分管的副总编，我最后提议编委会对记者的这次采访和内参，免予处理。他在外宣纪律上的瑕疵不足，由我负主要责任做检讨，并让我代表编委会与他谈一次话就了结了。
编委会其他成员发表意见，大都同意了我的意见和处理办法。邵社长最后作了总结。这次编委会讨论记录上报后，领导上也没有再追究了。这个“案例”的是与非就此统一了认识。
写于2015年11月19日
记者发回采访新任东京都知事的内参稿
石原慎太郎，1932年出生于日本兵库县神户市，是获得日本文学最高奖——芥川奖的日本小说家，也是画家。1968年当选参议院议员，是日本著名右翼保守派代表，既反华也反美。1999年4月11日，他以高票当选东京都知事。他当作家、议员时，口无遮拦，经常发表极端的反华反美言论，这是人们所熟知的。现在，他当选了东京都知事，身为政府官员，在处理中日关系上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人民日报》驻日记者于青敏感地抓住这个新闻线索，与《北京日报》驻东京记者合作（因为北京与东京结为友好城市），主动于4月18日与石原事务所取得联系，次日得到答复，同意20日中午12时半接受中国两家报纸记者15分钟的访谈。记者忠实记录了与石原的访谈材料，及时发回《新当选东京都知事首次接受中国记者采访（肩题）石原慎太郎谈话纪要（主题）》的内参稿。
内参稿开头突出石原谈话七个要点：一、使用“支那”一词，是我不知历史经纬。日本文化来源于中国，我没有轻视中国的意思。今后不再使用“支那”这个称谓。二、决不反对东京和北京业已建立的友好合作关系，继续发展友好合作，促进两城市民的交流，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三、通过相互交流与借鉴，东京和北京可在改善交通、治理污染等方面继续进行卓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四、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今后怎么办，结局会怎样，完全取决于中国人自己。但不欢迎中国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五、从未讲过当选知事后邀请李登辉访日的话，日本媒体报道有失实之处。六、必要时，愿意接受访华邀请，非常高兴到北京和中国内地去看一看，但要师出有名，目的明确。七、东京和北京宜共同为两城市民做些有新意、对双方都有益的事情，表示对友城之间交换电视节目有兴趣。石原最后还表示：当国会议员期间，接触过中国记者。当选东京都知事后还是第一次。我并不想吵架，误解归误解，加强交流有助于消除误解。
于青内参稿的主要观点是：石原是日本右翼势力的代言人，短期内不会改变他对中国社会体制、南京大屠杀、西藏问题等的错误观点。当选知事后，石原意识到日本一些媒体有意在与东京都知事无关、涉及中日关系的问题上做文章。因此，近日发表谈话（包括对日本媒体），在北京和东京的友城关系，“支那”用语、台湾问题等方面，态度略有变化。
没有料到内参一发出就受到批评
1999年4月21日上午，报社国际部收到记者从东京发来的内参稿，部主任陈特安打电话给我，请示如何处理为好。我说内参稿按程序，部主任就可以签发送中央和报社有关领导参考。但鉴于这份内参涉及石原慎太郎这样敏感的政治人物，为慎重起见我建议可先送社长审阅。邵华泽社长收到国际部的这份内参稿后，很快作了批示：“请速传关根同志、赵启正同志。”根据社长的意见，国际部即将内参稿原件于21日上午电传给了中宣部和国务院外宣办两位领导同志。
21日当天下午，邵华泽社长接到中宣部分管媒体宣传的副部长徐光春打来的电话，他说上头领导要了解一下这份内参稿的采访经过，为什么中国主流媒体正在公开批判石原反华言论的时候，发这么一份内参稿？有什么背景？希望报社送份报告来。徐副部长的话说得很平和，但透出的“上头领导”批评的口气，是一听就心中有数的。
于是，邵社长当即召集我和国际部主任陈特安到他办公室，研究落实报告的事。陈特安说，国际部没有布置记者采访石原，是记者自己决定的。于青这个记者政治比较敏感，新闻专业责任心比较强，很可能是在国内媒体集中批判石原反华言论时，要切实了解一下石原本人是如何反应的，所以就主动约《北京日报》驻东京记者一起去直接采访石原。
我接过陈特安的话，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作为日本著名的右翼保守派力量代表石原慎太郎，在他当作家、画家和国会议员时一贯肆无忌惮地发表极端反华、反美言论，这是大家所熟知的。而现在他当选东京都知事、跨进政界后，作为政府官员的他，对中日关系的真实看法（不是政治作秀）是不是有所变化？反华言行会不会有所收敛？这显然是我国外交部门和宣传部门十分关注的事。所以，记者能敏锐抓住这个新闻价值的节点，直接采访石原本人发回内参稿，应当是值得肯定的事。
邵社长基本上同意我们的这些看法，但同时也说中央正部署主流媒体公开批石原反华言论，记者要采访发内参，应当先请示报告才对。接着，他对国际部如何给报社编委会写报告，提了几点具体要求。然后说，他明天会直接写信给中宣部长丁关根同志，把国际部的报告呈送给他，看他有什么反应再说。
4月22日上午，邵华泽社长亲笔给丁关根部长写了信，丁关根同志收到这份报告，于24日作了批示：“需要提高认识，认真对待。建议编委会作为一个‘案例’进行讨论，总结教训。如何处理，请编委会定。”
4月26日，邵华泽社长把丁关根部长的批件批给许中田总编辑和我阅，并指定我作准备，下次开编委会时讨论丁部长的批示。当时，我就把丁部长的批示认真地看上几遍，作深入领会。我明显觉得丁部长对国际部的陈述性报告是不满意的，所以，一开头他就强调“需要提高认识，认真对待”。并进一步要报社编委会就这个“案例”进行讨论，来帮助国际部提高认识、总结教训，最后还提出编委会要对这次记者采访石原事件“如何处理”，作出决定。
外交部《快报》对内参稿作出积极评价
就在我们发出于青内参稿的21日当天，我国外交部新闻司根据这份内参以最快速度编发了一期《快报》，提供给中央领导参考。《快报》标题：《石原慎太郎就其言论向我作出澄清》，主要集中在石原的三方面态度： 一、对华认识及“支那”称谓问题。石原称， 自己已不再使用“支那”一词，也并无轻视中国之意，并认为“与俄罗斯相比，中国是个有魅力的国家。在邓小平的倡导下，进行改革开放，提出一国两制，并且初见成效”。中国在“中国辛亥革命时使用过‘支那’，后来不再用。我本人看了有关报道后，我就不再用这一称谓了，实际上我并没有轻视中国之意”。
二、台湾问题及邀请李登辉访日事。石原称，“这完全是中国人自身的事情，我们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但如果发生战争，则是很不好办，不仅日本，整个亚洲都会感到不安。我绝对不欢迎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但今后怎么办，结局会如何，完全取决于中国人自己。”“我从未说过邀请李登辉访日的话，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现在外界对我当选知事后猜测很多，有些是失实的。”
三、北京市与东京都交流问题。石原称：“我决不反对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促进两城市市民之间的相互交流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我非常期待着访问北京，愿意接受邀请。除北京外，还希望到内陆地区去看看。当然，访问要师出有名，有明确的目的才行。东京和北京应该共同做些有新意、对双方都有益的事情。”
《快报》还补充说：据悉，石原在接受采访时还主动用中文作自我介绍，并强调，“我做事干脆，凡是发现错了，就会马上改正，自己认为正确的，就顽固坚持。”“我并不想吵架，误解归误解，加强交流有助于消除误解。”
外交部新闻司这期《快报》，独具新闻慧眼，从“向我作出澄清”的角度，概括出三个问题，简洁明了，要义明确。从《快报》看出，我国外交部门对本报与《北京日报》驻日记者采访石原慎太郎，发回内参稿，是给予积极肯定的。他们把石原对我记者的谈话，判断为是对其近期反华言论作出“澄清”性质的行为，反映了其对中日关系、台湾问题、与北京合作交流等问题上的态度和认识的新变化，因此具有外交工作的参考价值。
外宣办召开座谈会研究有关石原的宣传
在本报记者发出采访石原的内参稿，以及外交部新闻司发出《快报》以后，国务院外宣办紧接着向北京主流媒体发出通知，决定21日下午3时半，在外宣办召开座谈会，研究对石原慎太郎的报道与评论问题。
我与首都各大主流媒体负责国际报道的领导人等，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同时还邀请了《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北京日报》等在京的驻日记者到会。座谈会由外宣办主任赵启正主持。赵主任开宗明义就说，上午收到《人民日报》记者采访石原慎太郎的内参，丁关根同志与我交换了一下看法，按照关根同志的意见，下午外宣办紧急召开这么一个座谈会，一起研究一下最近中央部署的批评石原的宣传，根据实际情况应当作些什么调整，请诸位直言不讳地谈谈看法和建议。
会上最活跃的是各报在京的驻日记者，他们根据自己对日本情况的了解，都畅所欲言。大家认为前些时候，对石原在竞选东京都知事过程中发表的反华言论进行比较集中的抨击，是必要的。但资产阶级政治家在竞选前后的言论普遍存在反差，竞选前往往是政治作秀，为了选票，竞选后就变了。现在石原当选了东京都知事，对他的报道和评论应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作适当调整比较好。《人民日报》驻日老记者孙东民（于青是他的接任者），更直言不讳说，石原反华言论很可恶，批他一下是应该的。但他在日本政界算不上是个显要人物，我们一部署批他，各大媒体齐出动，十八般武器都用上（指报道、评论、漫画、政府发言人等），有这个必要吗？不是太抬举他了？过去批日本政界人物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日本一些政界大佬和民众反应都不大好，归结说是“共产党中国舆论垄断”的现象。他建议目前不必急着批石原，待他就任东京都知事后，根据他的具体言行再做宣传部署比较好。
我在座谈会上也讲了三点意见：一、本报驻日记者采访石原，发回内参稿，不是报社授意的，是记者的主动作为。他的政治敏感和职业责任心是值得肯定的。二、采访准备得并不充分，采访时间也有局限，所以对石原反华言论中如西藏问题、南京大屠杀问题等几个要害问题没有涉及，是个缺陷。三、内参稿对我国外事部门和宣传部门的工作，是有参考价值的，至少可以供我们分析判断作家石原与都知事石原，对中日关系等问题的认识和态度上的区别。
赵启正主任最后对座谈会做了总结，肯定了多数与会者的意见，对石原当选东京都知事后，不急于批评，先作耐心观察，根据他就任后的实际表现，再作对外宣传的部署。他强调在新世纪之交的新形势下，要加强对外宣传的政策、策略、方式方法和技巧上的调查研究，加以改进，以取得更好的宣传效果。
报社编委会就内参稿的是非统一了认识
1999年4月28日，报社召开编委会，把讨论丁关根同志对国际内参稿的批示列入议题。讨论时，邵华泽社长和许中田总编一开始就带头作了自我批评。他们说，批判石原反华言论是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记者要采访批判对象，必须事先请示报告，得到报社同意后进行，这是应该遵守的外宣外事纪律。这次关根同志要我们抓住这个“案例”总结教训，提高认识，认真对待。我们一定要从组织纪律性高度，主动检查我们在遵守外宣外事纪律上存在的问题，汲取教训。过去，编委会向驻外记者进行外宣外事纪律教育不够，主要责任在领导，我们要做自我批评。
我在两位主要领导表态后，谈了自己对这个“案例”的思考和看法。开头我也先作自我批评，说这次记者采访石原自行其是、违反纪律，具体责任应该首先落在我这个分管国际部的副总编辑身上。今后确实需要加强驻外记者的外宣外事纪律教育，这是这次应当总结教训的重点所在，也是关根同志批示的主要精神所在。
接着，我把自己摆进去，说如果记者事先向我请示采访石原写内参，我一定会同意支持的，我不会想到要进一步向中宣部请示。因为，我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驻外记者的职责与重视内参作用的问题。我们的驻外记者不仅要做好党和人民的喉舌，同时要做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就是说，在执行中央部署的宣传任务同时，还要敏锐地收集各方情况以内参形式提供中央参考。所以我认为，发内参与公开执行中央宣传任务是不矛盾、不冲突的，反而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两面一体的职责。从这个角度来说，驻日记者于青主动采访石原发回内参稿，应当给予肯定，不存在接受处理的问题。否则，以后驻外记者谁还愿意写内参呢？关键在于我们把关者，掌握政策，判断是非，如果不具内参价值，或观点有错、有碍我外交大局，我们不发就是了。而不是先作决定授不授予记者采访权、写作权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从实践效果来判断，这份内参稿当天便被外交部新闻司采用，编发《快报》发中央各部门参考。同时，关根同志也重视这份内参的作用，当天要求国务院外宣办赵启正主任召开座谈会研究，听取媒体领导人和记者的意见，及时调整了对石原的原有批判的宣传安排。所以，从内参的实际效果来看，也证明记者的采访活动是正确的，他的政治敏感性和新闻专业责任心是值得肯定的。
作为分管的副总编，我最后提议编委会对记者的这次采访和内参，免予处理。他在外宣纪律上的瑕疵不足，由我负主要责任做检讨，并让我代表编委会与他谈一次话就了结了。
编委会其他成员发表意见，大都同意了我的意见和处理办法。邵社长最后作了总结。这次编委会讨论记录上报后，领导上也没有再追究了。这个“案例”的是与非就此统一了认识。
写于2015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