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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1年9月23日，中部社科院长论坛在山西太原举行。本次论坛由山西省社科院发起，中部六省社科院联合主办，山西省社科院承办。论坛的主题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全力推进中部崛起。
中部六省占据了全国国土面积的10%，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8.1%。中部承东启西，连北通南，中部六省是中国的“腰”，是中国地理区位的“心脏”，中部稳则天下定。中部崛起是重要的国家战略，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六省人民的迫切期望。地方社科院作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智库，肩负着服务国家战略、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造福民众的神圣职责。在这次论坛上，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谭维克作了题为“加强区域合作、促进中部崛起”的发言。本刊将谭维克院长的发言以访谈形式刊发,以飨读者。
记者:谭院长,欢迎您来太原参加”中部社科院长论坛”，您对中部六省及中部崛起有什么样的印象呢?
谭维克:“中部”是一个地缘概念,同时传承着深厚的文化脉络。最早甲骨文的“中”，是古人测天的仪器；次之，“中”象征着“空间”，比如将自已生活的地域称作中土、中洲、中国；再之，“中”深化为对宇宙秩序的认识，“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又之，“中”融入政治伦理道德规范，表达为整个华夏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今天，“中部”是幅员辽阔的我国疆域的重要腹地和战略要地，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自强挺立的“脊梁”和“纽带”。没有中部的崛起，就没有整个中国的崛起；没有中国的崛起，绝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们高兴地看到，实施“中部崛起起战略”的五年来，中部六省紧抓机遇，发奋图强，发展境界越来越宽广，发展路数越来越开拓，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发展水平越来越提升。“十一五”期间，中部六省的GDP、地方财政收入、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以及投资、消费、出口这些重要经济指标年均增长率，绝大多数都高于北京市的同期增长水平。同时，中部六省在战略谋划、工作举措、实际政绩等方面也亮点纷呈，创造了许多鲜活、宝贵的经验。中部地区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和指导下，在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正在步入“快车道”，开启新征程。成绩可赞可叹，前景不可限量。
实施“中部崛起”战略，是全国一盘棋的大局，不仅中部六省责无旁贷，兄弟地区包括北京市在内同样义不容辞。北京作为首都，既属于东部地区，又与中部毗邻。北京与中部地区的城市有明显的资源禀赋差异，有明显的战略互补特点，有明显的合作共赢条件。北京应当而且能够在促进中部崛起方面有所作为，发挥积极的作用。
记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路，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关键所在。中国曾经作为“世界工厂”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放眼未来，唯有创新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唯有创新才能在国际上具有话语权和表决权，唯有创新才能引领中华民族走向真正复兴。创新能力也是区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和关键表现力所在。北京、上海由于条件好、起点高，多年来在区域创新能力排行榜上领跑，而中部六省由于种种原因，大多在这方面还处于中下游水平。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必需抓住这个“牛鼻子”，大力度地构建区域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合作体系，博采众长，由弱渐强，把区域发展真正纳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高端引领的轨道。谭院长，中部六省与北京市在共同构建区域创新体系方面可以采取那些合作模式和合作方式呢？
谭维克：我认为中部六省与北京市共同在构建区域创新体系方面应以中关村自主创新为带动，共筑区域创新合作体系。
北京作为首都，拥有丰富的创新资源，聚集了百余所高校、全国半数以上的两院院士、100多家国家骨干科研院所、100多家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实验室等高端创新要素。去年北京共有72个项目分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发明专利授权量长期位居全国首列。特别是中关村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掌握了一批打破国外龚断的关键核心技术，培育了3家收入过千亿企业，21家收入过百亿企业，2010年实现技工贸总收入占全国83个国家级高新区总额的1/7。中关村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孵化器”，孵化的技术和产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每年输出技术成果多达3万多项。
中关村的企业还通过在外地建生产基地的方式，带动了全国高新区的发展，比如中关村的190家上市公司分支机构和产业化基地遍布全国，在上海张江高新区设有近80家，在深圳高新区设有40多家，在中部地区也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就有近30家。这些上市公司实现总收入9700多亿元，其中在京收入仅有2300多亿元，京外收入达到7300多亿元，对当地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今后，北京与中部地区应继续加强创新合作，积极鼓励首都的高科技术企业、科研院所在中部地区设立成果产业化基地；可以大力支持中部地区的高科技企业在北京设立研发机构，利用首都丰富的创新资源实现更大发展；也可以采取政府间共建产业化园区的模式，将首都丰富的创新成果在产业园区内实现集中转化。通过多种模式的创新合作，更好地发挥北京创新资源密集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利用中部地区丰富的土地资源和较低的人力成本优势，共同构筑“研发——产业化”区域创新体系。
记者：总部经济是北京社科院科研人员在研究首都经济转型发展中提出的一种新的经济理论，这一理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条件，是大城市转型发展的一种新思路，也是区域合作、城市合作的一种新理念和新途径。谭院长，在促进中部崛起中，怎样发挥首都总部资源密集的优势，共筑区域企业合作模式呢？
谭维克：北京总部资源非常丰富，是许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首选地，也是国内大型企业集团总的聚集地。目前北京拥有跨国公司地区总部82家，2011年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总部41家，中国企业500强总部96家，央企总部数量居全国第一。但北京空间资源有限，水资源严重短缺，能源主要从外部输入，生产制造成本相对较高，环境承载能力有限。而中部地区有着广阔的空间资源、丰富的能源和劳动力优势，具备建设规模化产业腹地的条件，可以通过总部经济模式，以新的思路整合区域资源，加强区域分工与合作。
这种总部与生产制造基地功能链的合作，不是简单的区域分蛋糕的关系，而是把两个城市、两个区域的优势资源结合，实现了资源效益最大化，是共同做大蛋糕的过程，是在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背景下，实现区域利益再分配的过程。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以增值税为主的税收制度，这种区域间的分配，可以通过国家层面的税收制度以及区域间的政府协商，实现较为合理的利益分配，从而实现区域共赢发展。比如首钢集团就是以总部经济模式实现区域合作的一个典型案例。首钢通过技术升级在曹妃甸建立起一个年产970万吨的现代化钢企，成为河北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将总部留在北京，保住了“首钢”品牌，进一步提升了首钢创新能力，并通过在外地包括山西长治投资建设钢厂等联合重组方式，产钢量突破3000万吨，是原来在北京最高产能800万吨的近4倍，2010年跻身世界500强行列。而且，首钢还在原厂区腾出8平方公里多的空间，重点吸引总部入驻，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计划到2020年实现1000亿元收入规模，相当于再造一个新首钢。
北京与中部地区可以采取总部经济模式开展区域合作。一方面，北京要“舍得”做减法，把在北京不具备优势的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出去，转移到中部地区，转移到中小城市。另一方面，中部地区的中小城市可以积极吸引北京总部型企业的分支机构和生产制造基地入驻；同时积极支持地方龙头企业通过总部经济模式，利用北京等大城市的人才、信息、技术等高端资源，为企业发展注入核心要素，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记者：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国家的形象，文化凝聚人心，文化塑造魅力，文化构建文明。一个民族，如果没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就难以攀登世界民族之林的高峰；一个国家，如果仅有经济实力，而没有文化实力，就没有强大的综合竞争力和影响力。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谭院长，北京和中部六省如何抓住文化发展大繁荣的战略机遇，共筑区域文化对接、融合、共享机制呢？
谭维克：在文化发展上，北京与中部地区同样有着悠久的文明传承，厚重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具有其他许多地区难以望其项背的无可比拟的优势。中部地区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和交汇地，传承着数千年“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的王道政治文化，汇聚着南来北往的文化精华，演绎着名家荟萃、思想交融的生动传奇，蕴藏着文化旅游的巨大市场。北京则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和中华文化的代表，集都市文化、经典文化、高雅文化、科技文化、学术文化等主要特征为一体，展示了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引领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由此可见，北京与中部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巨大的合作潜力，美好的合作前景。
首都文化与全国文化是互为渗透、互为促进的。首都文化是全国的文化，是开放的、包容的、多元的文化。首都的文化题材来自包括中部地区在内的全国各地，首都文化人才来自全国各地，很多艺术家都来北京发展，北京已经成为全国文化人的重要集散地。比如奥运开幕演出，聚集了张艺谋等国内外顶尖的华人艺术创作团队，由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文化系统、教育系统以及部队文工团1.5万多人参与演出。可以说，首都的文化发展离不开全国的支持，离不开中部的支持。同时，首都的文化发展又服务于全国，全国各地文化发展也得益于首都。目前，北京与包括中部在内的全国各城市之间的文化合作已经非常普遍。比如，湖南卫视、河南卫视等许多地方卫视都在北京设立节目制作中心，仅大兴的星光影视基地就聚集了全国60多家电视台的驻京机构和节目制作中心。这些机构就是看中了北京丰富的文化人才、高端的文化平台。再比如，北京的文化市场是全国最具品牌感召力、影响力和辐射力的市场，为地方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展示推广平台，许多地方剧都是从当地走向北京市场，打响品牌后再走向全国。山西的《一把酸枣》、《解放》等舞台剧在国家大剧院成功上演，越剧、黄梅戏、豫剧、川剧、评剧等地方戏剧成为国家大剧院的艺术品牌板块之一。
今后，首都和中部地区可以携手，推动首都文化和中部文化更好地融合和对接。一方面，可以把更多的中部文化题材、更多的中部文化精品纳入首都文化体系中来，既可以借助首都文化平台、文化市场向全国、全世界展示中部特色文化，也可以进一步强化和提升首都文化中心的服务功能。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首都文化产业的引领、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吸引首都文化企业与中部地区文化企业合资、合作，吸引首都文化人才来中部地区创业等方式，加速推动中部文化资源产业化发展，为提高我国的文化影响力、文化软实力做出贡献。
记者：您的谈话为北京与中部六省的合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相信北京今后在促进中部崛起方面会更加有所作为，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北京与中部六省的合作关系会更加密切，合作范围会更加扩大，合作模式会更加多样，共创合作共赢的新局面，为振兴中华共同努力。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责编：郑钊）
中部六省占据了全国国土面积的10%，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8.1%。中部承东启西，连北通南，中部六省是中国的“腰”，是中国地理区位的“心脏”，中部稳则天下定。中部崛起是重要的国家战略，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六省人民的迫切期望。地方社科院作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智库，肩负着服务国家战略、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造福民众的神圣职责。在这次论坛上，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谭维克作了题为“加强区域合作、促进中部崛起”的发言。本刊将谭维克院长的发言以访谈形式刊发,以飨读者。
记者:谭院长,欢迎您来太原参加”中部社科院长论坛”，您对中部六省及中部崛起有什么样的印象呢?
谭维克:“中部”是一个地缘概念,同时传承着深厚的文化脉络。最早甲骨文的“中”，是古人测天的仪器；次之，“中”象征着“空间”，比如将自已生活的地域称作中土、中洲、中国；再之，“中”深化为对宇宙秩序的认识，“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又之，“中”融入政治伦理道德规范，表达为整个华夏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今天，“中部”是幅员辽阔的我国疆域的重要腹地和战略要地，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自强挺立的“脊梁”和“纽带”。没有中部的崛起，就没有整个中国的崛起；没有中国的崛起，绝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们高兴地看到，实施“中部崛起起战略”的五年来，中部六省紧抓机遇，发奋图强，发展境界越来越宽广，发展路数越来越开拓，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发展水平越来越提升。“十一五”期间，中部六省的GDP、地方财政收入、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以及投资、消费、出口这些重要经济指标年均增长率，绝大多数都高于北京市的同期增长水平。同时，中部六省在战略谋划、工作举措、实际政绩等方面也亮点纷呈，创造了许多鲜活、宝贵的经验。中部地区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和指导下，在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正在步入“快车道”，开启新征程。成绩可赞可叹，前景不可限量。
实施“中部崛起”战略，是全国一盘棋的大局，不仅中部六省责无旁贷，兄弟地区包括北京市在内同样义不容辞。北京作为首都，既属于东部地区，又与中部毗邻。北京与中部地区的城市有明显的资源禀赋差异，有明显的战略互补特点，有明显的合作共赢条件。北京应当而且能够在促进中部崛起方面有所作为，发挥积极的作用。
记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路，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关键所在。中国曾经作为“世界工厂”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放眼未来，唯有创新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唯有创新才能在国际上具有话语权和表决权，唯有创新才能引领中华民族走向真正复兴。创新能力也是区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和关键表现力所在。北京、上海由于条件好、起点高，多年来在区域创新能力排行榜上领跑，而中部六省由于种种原因，大多在这方面还处于中下游水平。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必需抓住这个“牛鼻子”，大力度地构建区域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合作体系，博采众长，由弱渐强，把区域发展真正纳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高端引领的轨道。谭院长，中部六省与北京市在共同构建区域创新体系方面可以采取那些合作模式和合作方式呢？
谭维克：我认为中部六省与北京市共同在构建区域创新体系方面应以中关村自主创新为带动，共筑区域创新合作体系。
北京作为首都，拥有丰富的创新资源，聚集了百余所高校、全国半数以上的两院院士、100多家国家骨干科研院所、100多家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实验室等高端创新要素。去年北京共有72个项目分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发明专利授权量长期位居全国首列。特别是中关村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掌握了一批打破国外龚断的关键核心技术，培育了3家收入过千亿企业，21家收入过百亿企业，2010年实现技工贸总收入占全国83个国家级高新区总额的1/7。中关村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孵化器”，孵化的技术和产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每年输出技术成果多达3万多项。
中关村的企业还通过在外地建生产基地的方式，带动了全国高新区的发展，比如中关村的190家上市公司分支机构和产业化基地遍布全国，在上海张江高新区设有近80家，在深圳高新区设有40多家，在中部地区也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就有近30家。这些上市公司实现总收入9700多亿元，其中在京收入仅有2300多亿元，京外收入达到7300多亿元，对当地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今后，北京与中部地区应继续加强创新合作，积极鼓励首都的高科技术企业、科研院所在中部地区设立成果产业化基地；可以大力支持中部地区的高科技企业在北京设立研发机构，利用首都丰富的创新资源实现更大发展；也可以采取政府间共建产业化园区的模式，将首都丰富的创新成果在产业园区内实现集中转化。通过多种模式的创新合作，更好地发挥北京创新资源密集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利用中部地区丰富的土地资源和较低的人力成本优势，共同构筑“研发——产业化”区域创新体系。
记者：总部经济是北京社科院科研人员在研究首都经济转型发展中提出的一种新的经济理论，这一理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条件，是大城市转型发展的一种新思路，也是区域合作、城市合作的一种新理念和新途径。谭院长，在促进中部崛起中，怎样发挥首都总部资源密集的优势，共筑区域企业合作模式呢？
谭维克：北京总部资源非常丰富，是许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首选地，也是国内大型企业集团总的聚集地。目前北京拥有跨国公司地区总部82家，2011年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总部41家，中国企业500强总部96家，央企总部数量居全国第一。但北京空间资源有限，水资源严重短缺，能源主要从外部输入，生产制造成本相对较高，环境承载能力有限。而中部地区有着广阔的空间资源、丰富的能源和劳动力优势，具备建设规模化产业腹地的条件，可以通过总部经济模式，以新的思路整合区域资源，加强区域分工与合作。
这种总部与生产制造基地功能链的合作，不是简单的区域分蛋糕的关系，而是把两个城市、两个区域的优势资源结合，实现了资源效益最大化，是共同做大蛋糕的过程，是在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背景下，实现区域利益再分配的过程。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以增值税为主的税收制度，这种区域间的分配，可以通过国家层面的税收制度以及区域间的政府协商，实现较为合理的利益分配，从而实现区域共赢发展。比如首钢集团就是以总部经济模式实现区域合作的一个典型案例。首钢通过技术升级在曹妃甸建立起一个年产970万吨的现代化钢企，成为河北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将总部留在北京，保住了“首钢”品牌，进一步提升了首钢创新能力，并通过在外地包括山西长治投资建设钢厂等联合重组方式，产钢量突破3000万吨，是原来在北京最高产能800万吨的近4倍，2010年跻身世界500强行列。而且，首钢还在原厂区腾出8平方公里多的空间，重点吸引总部入驻，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计划到2020年实现1000亿元收入规模，相当于再造一个新首钢。
北京与中部地区可以采取总部经济模式开展区域合作。一方面，北京要“舍得”做减法，把在北京不具备优势的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出去，转移到中部地区，转移到中小城市。另一方面，中部地区的中小城市可以积极吸引北京总部型企业的分支机构和生产制造基地入驻；同时积极支持地方龙头企业通过总部经济模式，利用北京等大城市的人才、信息、技术等高端资源，为企业发展注入核心要素，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记者：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国家的形象，文化凝聚人心，文化塑造魅力，文化构建文明。一个民族，如果没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就难以攀登世界民族之林的高峰；一个国家，如果仅有经济实力，而没有文化实力，就没有强大的综合竞争力和影响力。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谭院长，北京和中部六省如何抓住文化发展大繁荣的战略机遇，共筑区域文化对接、融合、共享机制呢？
谭维克：在文化发展上，北京与中部地区同样有着悠久的文明传承，厚重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具有其他许多地区难以望其项背的无可比拟的优势。中部地区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和交汇地，传承着数千年“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的王道政治文化，汇聚着南来北往的文化精华，演绎着名家荟萃、思想交融的生动传奇，蕴藏着文化旅游的巨大市场。北京则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和中华文化的代表，集都市文化、经典文化、高雅文化、科技文化、学术文化等主要特征为一体，展示了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引领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由此可见，北京与中部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巨大的合作潜力，美好的合作前景。
首都文化与全国文化是互为渗透、互为促进的。首都文化是全国的文化，是开放的、包容的、多元的文化。首都的文化题材来自包括中部地区在内的全国各地，首都文化人才来自全国各地，很多艺术家都来北京发展，北京已经成为全国文化人的重要集散地。比如奥运开幕演出，聚集了张艺谋等国内外顶尖的华人艺术创作团队，由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文化系统、教育系统以及部队文工团1.5万多人参与演出。可以说，首都的文化发展离不开全国的支持，离不开中部的支持。同时，首都的文化发展又服务于全国，全国各地文化发展也得益于首都。目前，北京与包括中部在内的全国各城市之间的文化合作已经非常普遍。比如，湖南卫视、河南卫视等许多地方卫视都在北京设立节目制作中心，仅大兴的星光影视基地就聚集了全国60多家电视台的驻京机构和节目制作中心。这些机构就是看中了北京丰富的文化人才、高端的文化平台。再比如，北京的文化市场是全国最具品牌感召力、影响力和辐射力的市场，为地方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展示推广平台，许多地方剧都是从当地走向北京市场，打响品牌后再走向全国。山西的《一把酸枣》、《解放》等舞台剧在国家大剧院成功上演，越剧、黄梅戏、豫剧、川剧、评剧等地方戏剧成为国家大剧院的艺术品牌板块之一。
今后，首都和中部地区可以携手，推动首都文化和中部文化更好地融合和对接。一方面，可以把更多的中部文化题材、更多的中部文化精品纳入首都文化体系中来，既可以借助首都文化平台、文化市场向全国、全世界展示中部特色文化，也可以进一步强化和提升首都文化中心的服务功能。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首都文化产业的引领、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吸引首都文化企业与中部地区文化企业合资、合作，吸引首都文化人才来中部地区创业等方式，加速推动中部文化资源产业化发展，为提高我国的文化影响力、文化软实力做出贡献。
记者：您的谈话为北京与中部六省的合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相信北京今后在促进中部崛起方面会更加有所作为，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北京与中部六省的合作关系会更加密切，合作范围会更加扩大，合作模式会更加多样，共创合作共赢的新局面，为振兴中华共同努力。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责编：郑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