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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对“李杨之恋”这一桩文学公案，唐人多持“女祸误国”的观点。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反弹琵琶，认为真正对历史承担责任的应是唐玄宗，并非杨贵妃。本文从《马嵬》一诗的文学生态、主题阐释、作者身世以及艺术技巧等四个方面进行解读，力图对这一经典作品做出多元观照。
关键词：李杨之恋 女祸误国 李商隐 《马嵬》
李商隐的爱情诗、咏物诗往往呈现情调幽美、朦胧多义的审美特征，金代文坛巨擘元好问做出“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的评价，既表达对李商隐深情绵邈诗风之向往，又对其作品隐晦难解颇有微词。然而李商隐的《马嵬》二首（一律一绝），不落窠臼、匠心独具地歌咏李杨之恋，充分表达对这一政治事件的独特观点，指出玄宗荒淫才是安史之乱的祸源，消解了长久以来“女祸误国”的观点，建构了李杨悲剧乃至安史之乱是唐玄宗自酿苦果的伟大创见。此外，在艺术上，《马嵬》（其二）的倒叙手法、典故叙事、虚词运用皆使其成为咏史诗中的经典，具有不容忽视的文学魅力。
一、政治忧患与文体繁盛
中晚唐咏史诗歌蜂起，这与当时文人的政治忧患休戚相关。繁荣昌盛的大唐帝国在安史之乱以后日渐式微，藩镇割据、朋党之争、宦官专权加速了唐王朝的腐朽和衰亡。秉承盛唐文人积极进取、报效朝廷的时代遗风，中唐一批具有爱国热情的文人士子，纷纷提出改革方案。可是帝王昏庸小人当道，许多进谏文人都落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的悲惨遭遇。朝政愈腐败，士人愈进谏。这一矛盾的不可调和，形成了文学史“中唐贬谪文人”的群像。到了晚唐，三大社会毒瘤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因此，大唐江山日薄西山，摇摇欲坠。“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的基本文学规律让咏史一门在中晚唐诗坛大放异彩。
中晚唐著名诗人无人不咏史，代表作家作品有刘禹锡的《乌衣巷》《石头城》《金陵怀古》，杜牧的《赤壁》《泊秦淮》《过华清池》，李商隐的《马嵬》《隋宫》《贾生》，温庭筠的《马嵬驿》《过华清宫二十二韵》，韦庄的《台城》，罗隐的《帝辛蜀》《西施》。目前学术界有人提出中晚唐咏史诗的繁盛与中唐科举考试出经入史的制度要求有关，因而中晚唐的文人不得不注重以经史为核心的历史性知识的学习，遂使重史尚学之风兴起。在人格范式上，文人自然也就由初盛唐的辞赋型才子转换为学者型、知识型的士人，以历史学识相标尚，形成了普遍的咏史社会风尚。①统治者在选拔人才的考试中，加大了对史学的考察，说明中晚唐帝王在昏聩中开始警醒，试图通过历史的亮光烛照现实的困厄，这不仅与唐代统治者重史的学术氛围有关，更是帝王政治忧患的具体表现。
李商隐一生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六朝，辗转幕僚，深陷党争，一腔政治宏愿无法施展，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触动了诗人对现实和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从而写出“刺时见志”的作品。这种“刺时见志”意识也直接反映在他的咏史诗里。②“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马嵬》其一）③向引发马嵬兵变的祸首唐玄宗发难，反诘之中留给读者无尽的思考。“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马嵬》其二）对比当中寄托反讽，表达了独到的历史见解。“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隋宫》）感慨隋炀帝穷奢极欲，迷恋声色终至亡国，对晚唐末代之君不无警醒。“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借贾谊来表达自己怀才不遇，通过汉文帝隐喻晚唐皇帝服药求仙荒废政事，批判的锋芒力透纸背。《汉宫词》《北齐二首》《题汉祖庙》《齐宫词》《咏史》《隋宫守岁》等一系列作品，以饱蘸深情的笔墨抒写对历史人物的态度，借古讽今，意蕴幽深。
二、颠覆旧说与史观重构
李杨之恋是中国文学史上津津乐道的不朽话题，自唐迄清，从诗文到戏曲，骚人墨客无不涉略，在生命、爱情、历史的天空浅斟低唱。文学史上最早对杨贵妃进行讨伐的是诗圣杜甫。杜甫的五言长诗《北征》曰：“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④前两句用互文笔法，三对历史人物次第登场，即夏桀与妹喜、周幽王与褒姒、殷纣王与妲己，他们是历史上著名的亡国之君与佞幸之妃。杜甫此处引用历史人物，就是将杨妃比作祸国的褒姒与妲己。后两句殷殷以期，盼唐肃宗以国事为重，像周宣王和东汉光武帝一样，实现大唐王室中兴。杜甫既是大唐国运由盛转衰的历史见证者，又是忠君爱国的传统士大夫，他不可能指责玄宗，因而只好将战争的祸源归罪于杨贵妃。
杜甫之后的白居易和元稹亦持“女祸误国”观点。白居易《长恨歌》开篇极尽铺排之能事，盛赞杨贵妃天姿国色，实为其后的倾国倾城埋下伏笔，作者的批判态度不言而喻。元稹《连昌宫词》借宫边老人发今昔盛衰之感：“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忆得杨与李。”⑤杜甫也罢，“元白”也好，他们都曾在朝廷当官为宦，白居易还写过《策林》，既针砭时弊，又把脉问诊，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希望当时执政的君王能够吸取前车之鉴，尽快制定方案解决社会痼疾。他们的政治处境和忠君的儒者情懷都不允许他们对封建帝王进行质疑和诟病，因而只好将这一出政治悲剧的罪过指向杨贵妃。
李商隐的时代正值晚唐政局日薄西山，他先后经历的几个皇帝都表现出末代君王的软弱和荒淫。当时的政治腐朽不堪，国内形势矛盾重重，宦官和皇家争权，民族矛盾交加，整个大唐帝国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崩溃境地。李商隐出身于没落小官僚家庭，年近而立考取进士，但是中进士不久，力荐他考取进士的令狐陶病逝，继而他又因娶王茂元的女儿为妻卷入牛李党争。党争的压力严重影响了他的仕途，满腔热忱的诗人在幕僚中担任闲职终老一生。苦难的现实让他失去了发挥政治光芒的机会，只好将才华和心思付诸写诗作文，最终成为晚唐诗坛最伟大的抒情诗人。对于“马嵬之变”这一段天宝遗事，李商隐抒发异于前贤的独特见解，认为真正对历史承担责任的应是唐玄宗，并非杨玉环。“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的历史呼声振聋发聩，“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的生命感喟引起读者对历史的追思和反省。面对这一桩文学公案，李商隐没有落入俗套，而是给我们打开一扇思考历史的崭新窗口。他之所以能够提出新的历史观，与当时政治态势的演进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说杜甫、“元白”生活的中唐，还有扭转大唐衰颓局势的可能，那么李商隐生活的晚唐早已“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辛弃疾：《菩萨蛮》）。事实上，“安史之乱”以后的肃宗、代宗、德宗、宪宗都制定了新的政策，努力挽回社会形势，而到了敬宗时代，他已完全放弃了对政治的经营。时代的局限、君王的荒淫让李商隐看不到任何帝国复兴的希望，他认识到帝王自身的昏庸和荒淫才是“倾国倾城”的主导因素。 三、沉吟历史与个体感伤
李商隐从历史和人性的角度对李杨之恋做出全新的阐释，建构了责难唐玄宗和怜悯杨玉环的进步史观。结合李商隐的婚恋史，不难发现，他的《马嵬》诗在吟咏历史的同时也掺杂了个人对亡妻的深沉悼念。开成四年（839），李商隐和王氏结婚。《新唐书》称：“王茂元镇河阳，爱其才，表掌书记，以子妻之。”⑥《无题二首》中“岂知一夜秦楼客，偷看吴王苑内花”，记录了他对王氏的无限爱慕之情。耳熟能详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是李商隐夫妇心心相印诗化人生的历史再现。脍炙人口的《夜雨寄北》真切展示了他们夫妇之间离别的思念和温馨的回忆。然而情感笃深的他们并没有相伴到老，大中五年（851）夏末秋初，妻子王氏离世。爱妻谢世以后，李商隐一直没有续弦，他写了很多悼亡诗，表达对亡妻的哀思。如“玉簟失柔肤，但见蒙罗碧”（《房中曲》），落墨往日温情，反衬今日哀悼；“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刻画睹物思人的刻骨铭心；“愁到天地翻，相看不相识”，思念的愁绪没有尽头，等到天翻地覆，面容枯槁，即便相见亦不识。这种撕心裂肺的痛苦与苏东坡《江城子》中“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如出一辙。
打破政治和道德的枷锁，以一个重情重义的正常人来审视李杨之恋，李商隐表达了对这段恋情的惋惜和哀思。《马嵬》颔联“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真实再现夜宿马嵬的情况。一个“空”字，不仅传达了唐玄宗内心失去爱妃的痛苦和失落，而且表达了诗人对这段凄婉缠绵的恋情的沉重哀思。颈联的“六军驻马”和“七夕牵牛”相反相成，在强烈的画面对比的张力之下，流淌出香魂散尽的哀怜和对唐玄宗的深深谴责。这种谴责在尾联“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喷涌而出，贵为一朝天子，在位四十五年，却连心爱的女人都不能保护，还不如普通人家的夫妻能够相伴到老。
《马嵬》交织着悲与美的历史吟唱，伤李杨之恋，亦叹李王之恋，排遣抒发诗人自己困顿坎坷的生命历程。诗人甜蜜的伉俪生活仅仅持续了十三年，政治的纠葛加上情感的挫折，让诗人脆弱的心灵更趋敏感。当他在评说玄宗不能保护爱妃的时候，又何尝不是在感伤自己鳏居之后的悲苦余生，以及思念爱妻的深深苦痛？
四、艺术技巧与情感抒发
诗人以其独有的生命体验面对这一经典历史题材，建构出全新的进步史观，同时在艺术技巧上，做出伟大的创举，成就了咏史诗中的经典。要之，有以下三点。
（一）倒叙手法
《马嵬》（其二）一诗首联叙述方士到蓬莱仙山寻找杨贵妃魂魄，诗人认为，李杨之间，缘分已尽，阴阳阻隔，再无相会的可能，死后的寻觅和追思都是徒劳虚空。在渔阳叛变、仓皇逃蜀之后，应该遵循杨妃先死、玄宗次悲、方士再寻的故事演进和情感逻辑，可是诗人运用倒叙手法，首联交代方士觅魂，体现了玄宗对杨妃用情之深、怀念之切。情深意切之后的分离，愁肠百结肝肠寸断，加大了悲剧的情感渲染，让读者的心弦为之震撼。颔联交代杨妃死后玄宗的痛苦心境，颈联交代杨妃被赐死，层层推进，情感逻辑构建之下的历史还原才逐渐清晰，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故事。这种倒叙手法的运用不仅体现了诗人高超的艺术表现力，而且首联将这一出政治悲剧的结果重磅推出，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思和警醒。
（二）典故叙事
咏史诗所咏之事都是于史有征的“故实”，因而就离不开诗人的客观叙事。李商隐擅长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含蓄地抒发情感，叙述和抒情融合无间，不分彼此，其艺术构思灵动精巧，常使读者拍案叫绝。⑦在《马嵬》一诗中他出色地运用了典故叙事的表达技巧，具体体现在颈联和尾联。颈联出句的“六军驻马”，为我们再现了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画面。对句的“七夕牵牛”具有反讽意味。据说，唐玄宗和杨贵妃在天宝十年的七夕夜曾对天发誓，愿世世代代永为夫妻，并且嘲笑牛郎和织女每年七夕才可以相会，而他们却可以永世不分离。这里通过七夕这样一个特殊的节点揭示了唐玄宗和杨贵妃情感甚笃。“六军驻马”与“七夕牵牛”，对比强烈，讽刺辛辣。尾联中用“莫愁”典故。“莫愁”的典故出自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织绮，十四采桑南陌头，十五嫁为卢郎妇，十六生儿字阿侯。”⑧莫愁在古典诗词里通常指普通人家的妇女。诗人用莫愁和贵妃形成对比，还隐喻了平民的爱恋与帝王的爱恋。平民尚可以和自己的爱妻相伴到老，而作为一国之君的帝王，却不能保住自己的爱妃，这是一种最朴素的悲悯，亦是一种最辛辣的嘲讽。三个典故的运用丰富了意蕴，升华了主旨，在平静如水的叙事中嵌入诗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感喟。
（三）虚词艺术
贾岛“推敲”的典故告诉我们炼字的重要性，可是，诗歌语言的锤炼往往集中在对实词的千锤百炼，虚词尚未引起诗人们的足够重视。李商隐的《马嵬》，恰如其分地运用虚词，还原了历史语境，加深了批判力度，表达了诗人的政治立场和情感态度。“空闻”和“無复”还原了历史的真实，“空闻”承上“此生休”，李杨之恋此生完结，玄宗为之悲恸，深夜闻巡逻打更也是若有若无。“无复”启下“六军驻马”，潼关失守，马嵬兵变，玄宗再也不能安然享受深宫的锦衣玉食。首联“徒”字开篇，议论入诗，诗人认为死后追思是徒劳枉然的，明确了诗人对此政治事件的价值取向，奠定了诗歌的情感基调。尾联“如何”“不及”，以反诘语气结束诗歌，通过君王和平民的对比，留给人们无尽的思考，同时也为末代之君敲响警钟。
综上所述，面对李杨之恋这一经典唐诗素材，李商隐匠心独运不落窠臼，建构新的观点，为后世咏叹李杨之恋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发。
{1} 韦春喜、张影：《试论中晚唐咏史诗繁盛的历史文化原因》，《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② 金昌庆：《论李商隐咏史诗的时代意识及艺术特点》，《文学前沿》1999年第1期。
③ 刘学铠、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07页。（文中所引诗歌皆出此书，不再另注）
④ 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04页。
⑤ 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70页。
⑥ 欧阳修等：《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92页。
⑦ 董乃斌：《李商隐诗的叙事分析》，《文学遗产》2010年第1期。
⑧ 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03页。
关键词：李杨之恋 女祸误国 李商隐 《马嵬》
李商隐的爱情诗、咏物诗往往呈现情调幽美、朦胧多义的审美特征，金代文坛巨擘元好问做出“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的评价，既表达对李商隐深情绵邈诗风之向往，又对其作品隐晦难解颇有微词。然而李商隐的《马嵬》二首（一律一绝），不落窠臼、匠心独具地歌咏李杨之恋，充分表达对这一政治事件的独特观点，指出玄宗荒淫才是安史之乱的祸源，消解了长久以来“女祸误国”的观点，建构了李杨悲剧乃至安史之乱是唐玄宗自酿苦果的伟大创见。此外，在艺术上，《马嵬》（其二）的倒叙手法、典故叙事、虚词运用皆使其成为咏史诗中的经典，具有不容忽视的文学魅力。
一、政治忧患与文体繁盛
中晚唐咏史诗歌蜂起，这与当时文人的政治忧患休戚相关。繁荣昌盛的大唐帝国在安史之乱以后日渐式微，藩镇割据、朋党之争、宦官专权加速了唐王朝的腐朽和衰亡。秉承盛唐文人积极进取、报效朝廷的时代遗风，中唐一批具有爱国热情的文人士子，纷纷提出改革方案。可是帝王昏庸小人当道，许多进谏文人都落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的悲惨遭遇。朝政愈腐败，士人愈进谏。这一矛盾的不可调和，形成了文学史“中唐贬谪文人”的群像。到了晚唐，三大社会毒瘤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因此，大唐江山日薄西山，摇摇欲坠。“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的基本文学规律让咏史一门在中晚唐诗坛大放异彩。
中晚唐著名诗人无人不咏史，代表作家作品有刘禹锡的《乌衣巷》《石头城》《金陵怀古》，杜牧的《赤壁》《泊秦淮》《过华清池》，李商隐的《马嵬》《隋宫》《贾生》，温庭筠的《马嵬驿》《过华清宫二十二韵》，韦庄的《台城》，罗隐的《帝辛蜀》《西施》。目前学术界有人提出中晚唐咏史诗的繁盛与中唐科举考试出经入史的制度要求有关，因而中晚唐的文人不得不注重以经史为核心的历史性知识的学习，遂使重史尚学之风兴起。在人格范式上，文人自然也就由初盛唐的辞赋型才子转换为学者型、知识型的士人，以历史学识相标尚，形成了普遍的咏史社会风尚。①统治者在选拔人才的考试中，加大了对史学的考察，说明中晚唐帝王在昏聩中开始警醒，试图通过历史的亮光烛照现实的困厄，这不仅与唐代统治者重史的学术氛围有关，更是帝王政治忧患的具体表现。
李商隐一生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六朝，辗转幕僚，深陷党争，一腔政治宏愿无法施展，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触动了诗人对现实和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从而写出“刺时见志”的作品。这种“刺时见志”意识也直接反映在他的咏史诗里。②“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马嵬》其一）③向引发马嵬兵变的祸首唐玄宗发难，反诘之中留给读者无尽的思考。“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马嵬》其二）对比当中寄托反讽，表达了独到的历史见解。“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隋宫》）感慨隋炀帝穷奢极欲，迷恋声色终至亡国，对晚唐末代之君不无警醒。“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借贾谊来表达自己怀才不遇，通过汉文帝隐喻晚唐皇帝服药求仙荒废政事，批判的锋芒力透纸背。《汉宫词》《北齐二首》《题汉祖庙》《齐宫词》《咏史》《隋宫守岁》等一系列作品，以饱蘸深情的笔墨抒写对历史人物的态度，借古讽今，意蕴幽深。
二、颠覆旧说与史观重构
李杨之恋是中国文学史上津津乐道的不朽话题，自唐迄清，从诗文到戏曲，骚人墨客无不涉略，在生命、爱情、历史的天空浅斟低唱。文学史上最早对杨贵妃进行讨伐的是诗圣杜甫。杜甫的五言长诗《北征》曰：“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④前两句用互文笔法，三对历史人物次第登场，即夏桀与妹喜、周幽王与褒姒、殷纣王与妲己，他们是历史上著名的亡国之君与佞幸之妃。杜甫此处引用历史人物，就是将杨妃比作祸国的褒姒与妲己。后两句殷殷以期，盼唐肃宗以国事为重，像周宣王和东汉光武帝一样，实现大唐王室中兴。杜甫既是大唐国运由盛转衰的历史见证者，又是忠君爱国的传统士大夫，他不可能指责玄宗，因而只好将战争的祸源归罪于杨贵妃。
杜甫之后的白居易和元稹亦持“女祸误国”观点。白居易《长恨歌》开篇极尽铺排之能事，盛赞杨贵妃天姿国色，实为其后的倾国倾城埋下伏笔，作者的批判态度不言而喻。元稹《连昌宫词》借宫边老人发今昔盛衰之感：“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忆得杨与李。”⑤杜甫也罢，“元白”也好，他们都曾在朝廷当官为宦，白居易还写过《策林》，既针砭时弊，又把脉问诊，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希望当时执政的君王能够吸取前车之鉴，尽快制定方案解决社会痼疾。他们的政治处境和忠君的儒者情懷都不允许他们对封建帝王进行质疑和诟病，因而只好将这一出政治悲剧的罪过指向杨贵妃。
李商隐的时代正值晚唐政局日薄西山，他先后经历的几个皇帝都表现出末代君王的软弱和荒淫。当时的政治腐朽不堪，国内形势矛盾重重，宦官和皇家争权，民族矛盾交加，整个大唐帝国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崩溃境地。李商隐出身于没落小官僚家庭，年近而立考取进士，但是中进士不久，力荐他考取进士的令狐陶病逝，继而他又因娶王茂元的女儿为妻卷入牛李党争。党争的压力严重影响了他的仕途，满腔热忱的诗人在幕僚中担任闲职终老一生。苦难的现实让他失去了发挥政治光芒的机会，只好将才华和心思付诸写诗作文，最终成为晚唐诗坛最伟大的抒情诗人。对于“马嵬之变”这一段天宝遗事，李商隐抒发异于前贤的独特见解，认为真正对历史承担责任的应是唐玄宗，并非杨玉环。“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的历史呼声振聋发聩，“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的生命感喟引起读者对历史的追思和反省。面对这一桩文学公案，李商隐没有落入俗套，而是给我们打开一扇思考历史的崭新窗口。他之所以能够提出新的历史观，与当时政治态势的演进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说杜甫、“元白”生活的中唐，还有扭转大唐衰颓局势的可能，那么李商隐生活的晚唐早已“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辛弃疾：《菩萨蛮》）。事实上，“安史之乱”以后的肃宗、代宗、德宗、宪宗都制定了新的政策，努力挽回社会形势，而到了敬宗时代，他已完全放弃了对政治的经营。时代的局限、君王的荒淫让李商隐看不到任何帝国复兴的希望，他认识到帝王自身的昏庸和荒淫才是“倾国倾城”的主导因素。 三、沉吟历史与个体感伤
李商隐从历史和人性的角度对李杨之恋做出全新的阐释，建构了责难唐玄宗和怜悯杨玉环的进步史观。结合李商隐的婚恋史，不难发现，他的《马嵬》诗在吟咏历史的同时也掺杂了个人对亡妻的深沉悼念。开成四年（839），李商隐和王氏结婚。《新唐书》称：“王茂元镇河阳，爱其才，表掌书记，以子妻之。”⑥《无题二首》中“岂知一夜秦楼客，偷看吴王苑内花”，记录了他对王氏的无限爱慕之情。耳熟能详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是李商隐夫妇心心相印诗化人生的历史再现。脍炙人口的《夜雨寄北》真切展示了他们夫妇之间离别的思念和温馨的回忆。然而情感笃深的他们并没有相伴到老，大中五年（851）夏末秋初，妻子王氏离世。爱妻谢世以后，李商隐一直没有续弦，他写了很多悼亡诗，表达对亡妻的哀思。如“玉簟失柔肤，但见蒙罗碧”（《房中曲》），落墨往日温情，反衬今日哀悼；“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刻画睹物思人的刻骨铭心；“愁到天地翻，相看不相识”，思念的愁绪没有尽头，等到天翻地覆，面容枯槁，即便相见亦不识。这种撕心裂肺的痛苦与苏东坡《江城子》中“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如出一辙。
打破政治和道德的枷锁，以一个重情重义的正常人来审视李杨之恋，李商隐表达了对这段恋情的惋惜和哀思。《马嵬》颔联“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真实再现夜宿马嵬的情况。一个“空”字，不仅传达了唐玄宗内心失去爱妃的痛苦和失落，而且表达了诗人对这段凄婉缠绵的恋情的沉重哀思。颈联的“六军驻马”和“七夕牵牛”相反相成，在强烈的画面对比的张力之下，流淌出香魂散尽的哀怜和对唐玄宗的深深谴责。这种谴责在尾联“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喷涌而出，贵为一朝天子，在位四十五年，却连心爱的女人都不能保护，还不如普通人家的夫妻能够相伴到老。
《马嵬》交织着悲与美的历史吟唱，伤李杨之恋，亦叹李王之恋，排遣抒发诗人自己困顿坎坷的生命历程。诗人甜蜜的伉俪生活仅仅持续了十三年，政治的纠葛加上情感的挫折，让诗人脆弱的心灵更趋敏感。当他在评说玄宗不能保护爱妃的时候，又何尝不是在感伤自己鳏居之后的悲苦余生，以及思念爱妻的深深苦痛？
四、艺术技巧与情感抒发
诗人以其独有的生命体验面对这一经典历史题材，建构出全新的进步史观，同时在艺术技巧上，做出伟大的创举，成就了咏史诗中的经典。要之，有以下三点。
（一）倒叙手法
《马嵬》（其二）一诗首联叙述方士到蓬莱仙山寻找杨贵妃魂魄，诗人认为，李杨之间，缘分已尽，阴阳阻隔，再无相会的可能，死后的寻觅和追思都是徒劳虚空。在渔阳叛变、仓皇逃蜀之后，应该遵循杨妃先死、玄宗次悲、方士再寻的故事演进和情感逻辑，可是诗人运用倒叙手法，首联交代方士觅魂，体现了玄宗对杨妃用情之深、怀念之切。情深意切之后的分离，愁肠百结肝肠寸断，加大了悲剧的情感渲染，让读者的心弦为之震撼。颔联交代杨妃死后玄宗的痛苦心境，颈联交代杨妃被赐死，层层推进，情感逻辑构建之下的历史还原才逐渐清晰，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故事。这种倒叙手法的运用不仅体现了诗人高超的艺术表现力，而且首联将这一出政治悲剧的结果重磅推出，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思和警醒。
（二）典故叙事
咏史诗所咏之事都是于史有征的“故实”，因而就离不开诗人的客观叙事。李商隐擅长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含蓄地抒发情感，叙述和抒情融合无间，不分彼此，其艺术构思灵动精巧，常使读者拍案叫绝。⑦在《马嵬》一诗中他出色地运用了典故叙事的表达技巧，具体体现在颈联和尾联。颈联出句的“六军驻马”，为我们再现了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画面。对句的“七夕牵牛”具有反讽意味。据说，唐玄宗和杨贵妃在天宝十年的七夕夜曾对天发誓，愿世世代代永为夫妻，并且嘲笑牛郎和织女每年七夕才可以相会，而他们却可以永世不分离。这里通过七夕这样一个特殊的节点揭示了唐玄宗和杨贵妃情感甚笃。“六军驻马”与“七夕牵牛”，对比强烈，讽刺辛辣。尾联中用“莫愁”典故。“莫愁”的典故出自梁武帝《河中之水歌》：“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织绮，十四采桑南陌头，十五嫁为卢郎妇，十六生儿字阿侯。”⑧莫愁在古典诗词里通常指普通人家的妇女。诗人用莫愁和贵妃形成对比，还隐喻了平民的爱恋与帝王的爱恋。平民尚可以和自己的爱妻相伴到老，而作为一国之君的帝王，却不能保住自己的爱妃，这是一种最朴素的悲悯，亦是一种最辛辣的嘲讽。三个典故的运用丰富了意蕴，升华了主旨，在平静如水的叙事中嵌入诗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感喟。
（三）虚词艺术
贾岛“推敲”的典故告诉我们炼字的重要性，可是，诗歌语言的锤炼往往集中在对实词的千锤百炼，虚词尚未引起诗人们的足够重视。李商隐的《马嵬》，恰如其分地运用虚词，还原了历史语境，加深了批判力度，表达了诗人的政治立场和情感态度。“空闻”和“無复”还原了历史的真实，“空闻”承上“此生休”，李杨之恋此生完结，玄宗为之悲恸，深夜闻巡逻打更也是若有若无。“无复”启下“六军驻马”，潼关失守，马嵬兵变，玄宗再也不能安然享受深宫的锦衣玉食。首联“徒”字开篇，议论入诗，诗人认为死后追思是徒劳枉然的，明确了诗人对此政治事件的价值取向，奠定了诗歌的情感基调。尾联“如何”“不及”，以反诘语气结束诗歌，通过君王和平民的对比，留给人们无尽的思考，同时也为末代之君敲响警钟。
综上所述，面对李杨之恋这一经典唐诗素材，李商隐匠心独运不落窠臼，建构新的观点，为后世咏叹李杨之恋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发。
{1} 韦春喜、张影：《试论中晚唐咏史诗繁盛的历史文化原因》，《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② 金昌庆：《论李商隐咏史诗的时代意识及艺术特点》，《文学前沿》1999年第1期。
③ 刘学铠、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07页。（文中所引诗歌皆出此书，不再另注）
④ 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04页。
⑤ 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70页。
⑥ 欧阳修等：《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92页。
⑦ 董乃斌：《李商隐诗的叙事分析》，《文学遗产》2010年第1期。
⑧ 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