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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健跟那位ESPN的黄先生在一次偶遇中谈起来这个事情，才知道那个拥有录像带的教练后来反悔了。一开始说有录像带，后来又说没有。
轮椅上的桑兰看上去比想象中还要瘦小。她的十指12年来一直没有知觉，因此手掌底部成了利用率最高的部位。喝饮料，吃面包……她都只能用手掌把东西捧起来，才能送到自己嘴边。
与人交谈中的桑兰，非常认真、自信和爽快。配上合身的连衣裙和流行的铆钉凉鞋，益发显得利索。对于自己当年的跳马水平，她没有任何的谦让。“1998年的时候，我的状态应该正在巅峰期，被称为‘跳马王’。”她说，“别说是‘手翻转体’这种早已烂熟的动作，再难一些我也不会失手。”
那一年，在美国举办的第四届“友好运动会”中，一次跳马练习的“意外”令桑兰高位截瘫，轻灵的“跳马冠军”成了瘫痪。
对此，国人一般的了解是，桑兰在跳马时动作失误受伤。因为，就在她受伤的第二天，中美双方即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将该事件定性为意外，“排除了人为干扰的因素”。
12年来，每当有人问起她如何失手时，桑兰都非常恼怒：“那并不是‘意外’，我也不是学艺不精。”
2010年7月21日傍晚，桑兰在微博中说了这样一句话：“今天是我受伤12周年的日子，12年前我因赛场意外事故(从今天起正式启用这个词)受伤在纽约，那一天是我最痛苦的日子。”
这位隐忍了12年的前体操队员，近日通过微博连续“发难”，再次直指当年受伤不是意外，实为事故。一周之内，她先是抛出罗马尼亚教练贝鲁就是事故关键人，随后又透露她在美疗伤期间曾有一家与友好运动会相关的公司向她当年的监护人发过文字威胁。
事件的最新进展是，8月23日，桑兰的经纪人黄健透露，负责桑兰“维权”案的团队已携带大量证据材料奔赴美国纽约，他们将在当地寻找适合的办案律师，并已圈定了多名候选人。
触发桑兰诉讼的录像带
“每个跳马运动员的动作不同，有些运动员需要加设几厘米的垫子。而我则不用。上一轮跳完的教练应该认为忘记撤垫子，会导致我落地不稳，但那时候我已经准备起跳了，这种干扰直接导致我空中姿态犹豫，最后导致今天的结果。如果诉讼，我将不会起诉这名教练。但主办方对场地管理以及秩序混乱是导致事故的原因。”桑兰在微博上这样写道。
那天，桑兰在起跑的时候，就发现了那名教练，没错，就是罗马尼亚功勋教练贝鲁。她甚至还边跑边对贝鲁大喊着“闪开”。桑兰的教练刘群琳此时也已经发现了桑兰的犹豫，冲着她喊道：“别犹豫，冲过去”，但桑兰的身体已经失去了平衡。
《瞭望东方周刊》：很多人都很奇怪，你为什么会选择在12年之后，来提起这场诉讼。真相为什么要隐瞒12年?
桑兰：很多人都认为我是失手，这一点很让我生气。实际上，我一摔下来，脖子非常疼痛，说不出话来。稍微有一点缓和之后，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有人干扰我。这么多年来，包括媒体采访，我一直在说那不是意外，但并没有人注意这些。
那时候我只有17岁，受那么重的伤，独自在美国治疗，并没有机会和能力去说明真相。等我回到国内，大家好像都接受了我是意外受伤的说法。
直到2008年，我要到美国做一个复查，因为已经8年没有到美国去了。我坐的轮椅按照医生的规定只能使用5年，而我已经用了8年多。也正是在这个时候，ESPN(美国的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的一个华裔承包商，姓黄，想拍一个宣传北京奥运会的系列片子，把我作为这个系列的开篇第一集。给我的题目就叫做“受伤十年”。
他们在国内跟拍了我3天之后，还要跟着我们到纽约，做一个叫做感恩之旅的片子，感谢当年帮助过我的人。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当时他们获得了一个信息，说是美国的一个教练拥有我受伤时整个过程的录像，他们是想安排我来看这个录像，回忆当时的情况。
当年我在美国的监护人是谢晓虹女士，她曾担任过中国体操协会的副主席。当她知道了有这个录像带存在，就对我们说，如果有这样直接的证据，我们完全可以起诉。这让我和我的经纪人黄健先生反应了过来，我们确实该行使我们的权利。
《瞭望东方周刊》：看来录像带是最为关键的一个直接物证，目前录像带的情况如何?除此之外，你目前掌握到的证据都有哪些，是否足够?对于人证，是否都已经有了一些沟通，他们会支持你吗?
桑兰：说起来这个过程特别有意思，当时，我的经纪人黄健先生已经把我在纽约的行程给了ESPN，包括我会怎么样复查，并且和医院的公关部门都已经做好了协调。可以说，我们在随时与他们保持着联系。
但是，他们却始终没有再出现，包括那个片子后来也没有播出。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原因，也没办法揣测。直到后来回到国内，黄健跟那位ESPN的黄先生在一次偶遇中谈起来这个事情，才知道那个拥有录像带的教练后来反悔了。一开始说有录像带，后来又说没有。因为ESPN的这个片子的策划重点是在这个录像带的环节上，录像带没了，片子也就无法拍摄了。
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位有录像带的教练是谁，我们会通过法律途径寻求解决。从2008年开始，我们一直在搜寻当年我受伤事件的资料，包括照片，媒体报道等等。
友好运动会也是大型的国际比赛，应该说不乏人证。2008年的时候，我的教练刘群琳已经在媒体上说出桑兰事件有人干扰了。还有两位当时跟随采访的中央电视台记者，虽然因为是练习，他们没有录下整个过程，但他们是目击证人。我们现在还没有跟他们沟通，还没到时候。
谁定性“意外”
《瞭望东方周刊》：当时的媒体似乎铺天盖地讲的都是桑兰“意外受伤”，你当时知道这些吗?
桑兰：你也知道，受伤之后，我一直在美国接受治疗，根本不可能知道外边发生了什么。体操运动员的年龄都比较小，我当时只有17岁，身处异国，我们的英文也不行，在医院里跟人交流的机会都极少。
后来，我知道当时的发布会定性的是意外，但我不知道赛事组委会是怎么鉴定的。友好运动会也是几千人参加的大赛，我有没有失手，难道连个录像都没有?当时我的监护人曾经跟组委会要过录像，都没有成功。
发工资的不是国家体操队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博客上发表了一些对国家体操队不满的言论，国家体操队真的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邀请过你参加他们的春晚吗?
桑兰：是啊，正如我在博客上写的那样。不过，这次体育总局还是帮了忙的，全国青联11届委员会的推荐表，总局答应给我们盖章了。
其实，我们当时跟国家体操队也没有合同，甚至跟浙江体操队都没有合同。当时的体制就是这样，国家体操队只是个集训队，队员都还是省队负责。不光是我，包括孟菲等等，与国家体操队的关系都是这样。 我现在与国家队体操中心的联系非常少，有联系也只是私下和队友、教练之间的。我有很多的朋友，包括汤淼啊，以及以前的队友孟菲、刘璇等等，关系都很好。但我们的组织关系都不在国家队。
《瞭望东方周刊》：你现在的组织关系是属于浙江省体育局，虽然是在为国家队效力的时候受伤，但国家体操队与你并不存在组织关系。包括工资、医疗报销等等，几乎都是浙江省体育局承担，事实是这样吗?
桑兰：浙江省体育局确实很关心我，包括李云林局长都很照顾我。比如，康复对于我们残疾人来说，非常重要。我现在因为康复不够，小腿就萎缩得厉害。前几年，李云林局长就专门问我康复的问题。并且，浙江省体育局就曾经跟国家体操队商量，看能不能把康复费用给我报销，省局和总局一家一半，但没有得到批准。
后来，浙江省体育局自己承担了我的康复费用，但我总觉得很不好意思，为国家队受伤却要省局来承担。所以，虽然医生让我每天都做康复，但考虑到费用，我一周只能做两次，一个月要花费2000多。
这几年，因为住处离北京市康复中心太远，我基本上就只是在家自己做些康复，没有再报销过了，但非常感谢浙江体育局和李局长。
我现在的工资也是浙江体育局在发，工资是1600元每月，再加上保姆费600元每月，总共是2200元。我每天要吃十几种药，其中只有两三种药是可以通过申请友好运动会的那个医疗和意外的合并险。虽然说起来那个保险总金额1000万美元，但那不是我的。
1000万美元的保险是友好运动会为当时所有的参赛人员设立的，只是因为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受伤。而这个保险也只能用到我的治疗上，跟我的生活无关。即便是用在治疗上，我要通过申请，也是困难重重。一个是我没有在美国，再就是美国的申请制度确实非常繁琐。
要到美国治疗和康复，飞来飞去都还要自己来承担，费用实在太大，以我的经济实力还远达不到。2008年去美国的时候，还是ESPN帮我们报销了一部分，再加上我自己的劳务费，又补贴了2万多，才成行。
我并没有被国家养着
《瞭望东方周刊》：你说这次诉讼的一个原因是为了下半辈子的生活，目前你的生活状况如何?
桑兰：所有的收入都是我自己工作挣来的。靠我当年在星空卫视做主持人，在新浪网做主持人，现在在第一视频做主持人。
我受伤的时候，体育运动员是没有保险的。从我之后，1999年，才有了运动员伤残互助险。我受伤获得了一些赔偿，当时是总局和省局各出了20万元。这笔钱我父母帮我存着，计划作为我的保障。
除此之外，就是浙江队每个月给我的工资了。什么都是靠自己，我们运动员不都是这样吗?像孟菲，大学毕业之后也没有工作。运动员退役之后有一个三年的舒缓期，去上学或者别的，三年过后，就基本都要靠自己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你的生活没有保障吗?
桑兰：什么都得靠自己，有什么保障不保障的。我受伤的时候就有一个说法，说我不幸中的万幸是伤在了美国，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我也觉得这句话很对，现在在国内确实有很多不方便，比如康复中心，在北京就只有一家，还离我特别远。
轮椅上的桑兰看上去比想象中还要瘦小。她的十指12年来一直没有知觉，因此手掌底部成了利用率最高的部位。喝饮料，吃面包……她都只能用手掌把东西捧起来，才能送到自己嘴边。
与人交谈中的桑兰，非常认真、自信和爽快。配上合身的连衣裙和流行的铆钉凉鞋，益发显得利索。对于自己当年的跳马水平，她没有任何的谦让。“1998年的时候，我的状态应该正在巅峰期，被称为‘跳马王’。”她说，“别说是‘手翻转体’这种早已烂熟的动作，再难一些我也不会失手。”
那一年，在美国举办的第四届“友好运动会”中，一次跳马练习的“意外”令桑兰高位截瘫，轻灵的“跳马冠军”成了瘫痪。
对此，国人一般的了解是，桑兰在跳马时动作失误受伤。因为，就在她受伤的第二天，中美双方即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将该事件定性为意外，“排除了人为干扰的因素”。
12年来，每当有人问起她如何失手时，桑兰都非常恼怒：“那并不是‘意外’，我也不是学艺不精。”
2010年7月21日傍晚，桑兰在微博中说了这样一句话：“今天是我受伤12周年的日子，12年前我因赛场意外事故(从今天起正式启用这个词)受伤在纽约，那一天是我最痛苦的日子。”
这位隐忍了12年的前体操队员，近日通过微博连续“发难”，再次直指当年受伤不是意外，实为事故。一周之内，她先是抛出罗马尼亚教练贝鲁就是事故关键人，随后又透露她在美疗伤期间曾有一家与友好运动会相关的公司向她当年的监护人发过文字威胁。
事件的最新进展是，8月23日，桑兰的经纪人黄健透露，负责桑兰“维权”案的团队已携带大量证据材料奔赴美国纽约，他们将在当地寻找适合的办案律师，并已圈定了多名候选人。
触发桑兰诉讼的录像带
“每个跳马运动员的动作不同，有些运动员需要加设几厘米的垫子。而我则不用。上一轮跳完的教练应该认为忘记撤垫子，会导致我落地不稳，但那时候我已经准备起跳了，这种干扰直接导致我空中姿态犹豫，最后导致今天的结果。如果诉讼，我将不会起诉这名教练。但主办方对场地管理以及秩序混乱是导致事故的原因。”桑兰在微博上这样写道。
那天，桑兰在起跑的时候，就发现了那名教练，没错，就是罗马尼亚功勋教练贝鲁。她甚至还边跑边对贝鲁大喊着“闪开”。桑兰的教练刘群琳此时也已经发现了桑兰的犹豫，冲着她喊道：“别犹豫，冲过去”，但桑兰的身体已经失去了平衡。
《瞭望东方周刊》：很多人都很奇怪，你为什么会选择在12年之后，来提起这场诉讼。真相为什么要隐瞒12年?
桑兰：很多人都认为我是失手，这一点很让我生气。实际上，我一摔下来，脖子非常疼痛，说不出话来。稍微有一点缓和之后，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有人干扰我。这么多年来，包括媒体采访，我一直在说那不是意外，但并没有人注意这些。
那时候我只有17岁，受那么重的伤，独自在美国治疗，并没有机会和能力去说明真相。等我回到国内，大家好像都接受了我是意外受伤的说法。
直到2008年，我要到美国做一个复查，因为已经8年没有到美国去了。我坐的轮椅按照医生的规定只能使用5年，而我已经用了8年多。也正是在这个时候，ESPN(美国的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的一个华裔承包商，姓黄，想拍一个宣传北京奥运会的系列片子，把我作为这个系列的开篇第一集。给我的题目就叫做“受伤十年”。
他们在国内跟拍了我3天之后，还要跟着我们到纽约，做一个叫做感恩之旅的片子，感谢当年帮助过我的人。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当时他们获得了一个信息，说是美国的一个教练拥有我受伤时整个过程的录像，他们是想安排我来看这个录像，回忆当时的情况。
当年我在美国的监护人是谢晓虹女士，她曾担任过中国体操协会的副主席。当她知道了有这个录像带存在，就对我们说，如果有这样直接的证据，我们完全可以起诉。这让我和我的经纪人黄健先生反应了过来，我们确实该行使我们的权利。
《瞭望东方周刊》：看来录像带是最为关键的一个直接物证，目前录像带的情况如何?除此之外，你目前掌握到的证据都有哪些，是否足够?对于人证，是否都已经有了一些沟通，他们会支持你吗?
桑兰：说起来这个过程特别有意思，当时，我的经纪人黄健先生已经把我在纽约的行程给了ESPN，包括我会怎么样复查，并且和医院的公关部门都已经做好了协调。可以说，我们在随时与他们保持着联系。
但是，他们却始终没有再出现，包括那个片子后来也没有播出。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原因，也没办法揣测。直到后来回到国内，黄健跟那位ESPN的黄先生在一次偶遇中谈起来这个事情，才知道那个拥有录像带的教练后来反悔了。一开始说有录像带，后来又说没有。因为ESPN的这个片子的策划重点是在这个录像带的环节上，录像带没了，片子也就无法拍摄了。
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位有录像带的教练是谁，我们会通过法律途径寻求解决。从2008年开始，我们一直在搜寻当年我受伤事件的资料，包括照片，媒体报道等等。
友好运动会也是大型的国际比赛，应该说不乏人证。2008年的时候，我的教练刘群琳已经在媒体上说出桑兰事件有人干扰了。还有两位当时跟随采访的中央电视台记者，虽然因为是练习，他们没有录下整个过程，但他们是目击证人。我们现在还没有跟他们沟通，还没到时候。
谁定性“意外”
《瞭望东方周刊》：当时的媒体似乎铺天盖地讲的都是桑兰“意外受伤”，你当时知道这些吗?
桑兰：你也知道，受伤之后，我一直在美国接受治疗，根本不可能知道外边发生了什么。体操运动员的年龄都比较小，我当时只有17岁，身处异国，我们的英文也不行，在医院里跟人交流的机会都极少。
后来，我知道当时的发布会定性的是意外，但我不知道赛事组委会是怎么鉴定的。友好运动会也是几千人参加的大赛，我有没有失手，难道连个录像都没有?当时我的监护人曾经跟组委会要过录像，都没有成功。
发工资的不是国家体操队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博客上发表了一些对国家体操队不满的言论，国家体操队真的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邀请过你参加他们的春晚吗?
桑兰：是啊，正如我在博客上写的那样。不过，这次体育总局还是帮了忙的，全国青联11届委员会的推荐表，总局答应给我们盖章了。
其实，我们当时跟国家体操队也没有合同，甚至跟浙江体操队都没有合同。当时的体制就是这样，国家体操队只是个集训队，队员都还是省队负责。不光是我，包括孟菲等等，与国家体操队的关系都是这样。 我现在与国家队体操中心的联系非常少，有联系也只是私下和队友、教练之间的。我有很多的朋友，包括汤淼啊，以及以前的队友孟菲、刘璇等等，关系都很好。但我们的组织关系都不在国家队。
《瞭望东方周刊》：你现在的组织关系是属于浙江省体育局，虽然是在为国家队效力的时候受伤，但国家体操队与你并不存在组织关系。包括工资、医疗报销等等，几乎都是浙江省体育局承担，事实是这样吗?
桑兰：浙江省体育局确实很关心我，包括李云林局长都很照顾我。比如，康复对于我们残疾人来说，非常重要。我现在因为康复不够，小腿就萎缩得厉害。前几年，李云林局长就专门问我康复的问题。并且，浙江省体育局就曾经跟国家体操队商量，看能不能把康复费用给我报销，省局和总局一家一半，但没有得到批准。
后来，浙江省体育局自己承担了我的康复费用，但我总觉得很不好意思，为国家队受伤却要省局来承担。所以，虽然医生让我每天都做康复，但考虑到费用，我一周只能做两次，一个月要花费2000多。
这几年，因为住处离北京市康复中心太远，我基本上就只是在家自己做些康复，没有再报销过了，但非常感谢浙江体育局和李局长。
我现在的工资也是浙江体育局在发，工资是1600元每月，再加上保姆费600元每月，总共是2200元。我每天要吃十几种药，其中只有两三种药是可以通过申请友好运动会的那个医疗和意外的合并险。虽然说起来那个保险总金额1000万美元，但那不是我的。
1000万美元的保险是友好运动会为当时所有的参赛人员设立的，只是因为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受伤。而这个保险也只能用到我的治疗上，跟我的生活无关。即便是用在治疗上，我要通过申请，也是困难重重。一个是我没有在美国，再就是美国的申请制度确实非常繁琐。
要到美国治疗和康复，飞来飞去都还要自己来承担，费用实在太大，以我的经济实力还远达不到。2008年去美国的时候，还是ESPN帮我们报销了一部分，再加上我自己的劳务费，又补贴了2万多，才成行。
我并没有被国家养着
《瞭望东方周刊》：你说这次诉讼的一个原因是为了下半辈子的生活，目前你的生活状况如何?
桑兰：所有的收入都是我自己工作挣来的。靠我当年在星空卫视做主持人，在新浪网做主持人，现在在第一视频做主持人。
我受伤的时候，体育运动员是没有保险的。从我之后，1999年，才有了运动员伤残互助险。我受伤获得了一些赔偿，当时是总局和省局各出了20万元。这笔钱我父母帮我存着，计划作为我的保障。
除此之外，就是浙江队每个月给我的工资了。什么都是靠自己，我们运动员不都是这样吗?像孟菲，大学毕业之后也没有工作。运动员退役之后有一个三年的舒缓期，去上学或者别的，三年过后，就基本都要靠自己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你的生活没有保障吗?
桑兰：什么都得靠自己，有什么保障不保障的。我受伤的时候就有一个说法，说我不幸中的万幸是伤在了美国，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我也觉得这句话很对，现在在国内确实有很多不方便，比如康复中心，在北京就只有一家，还离我特别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