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故乡》，首先应该从鲁迅的身份特征人手。鲁迅从小镇走向城市，而且还曾留学日本，为现代文明所启蒙。当他再回过头来，打量自己生长的乡村的时候，自然会带上另外一种眼光，以现代文明的尺度来衡量还停滞在前现代状态中的故乡。鲁迅对故乡的这种书写，是一种现代性的审视。在现代文明的对比下，乡村在各个层面都体现出了前现代的落后与荒凉，《故乡》中，鲁迅通过对景物、人物的描写，展现了一幅前现代乡村的悲凉画卷。
　　《故乡》的开头就为小说的整体叙事定下了基调，在“我”的视野中，离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是一个让人绝望的世界，没有丝毫魅力可言：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地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虽然主人公的返乡是“为了别他而来的”，要处理掉老屋子，带着母亲侄子离开，但是对于漂泊者来说，这次返乡还是要寻找灵魂可以得到安慰的精神家园。然而，面对这样一个破败的乡村，返乡者自然会禁不住悲凉起来，这里无法给漂泊的游子提供心灵的慰藉。“萧索的荒村”成为新文学乡土叙事的核心意象，前现代的乡村在现代城市的对比下，显得萧索而没有活气。在开头段落的叙述中，作家调动各种感官，从视觉、触觉、听觉等多方面的荒凉体验来突出悲凉的心绪。阴晦的天气、深冬的冷风、呜呜的风响、苍黄的天空，在这样的氛围笼罩下，乡村所展露出来的面貌自然是无活气的，同时也正是因为故乡的荒凉，其周围的景物才在“我”的眼中都沾染上了阴郁的色彩。这些景物的描写，最终都是为表现主人公的心情服务的，“我”对故乡的绝望心理，是一切荒凉景物展示的根本原因所在。
　　为什么作者会疑惑“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并且肯定地指出“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呢?漂泊于都市的离乡游子，处在前现代与现代的两种文明的夹缝中，自然会体验到两种文化的纠缠，也会感受现代化带来的压力，所以在精神上始终有一种身份认同的危机感。这种认同上的危机感使他们无法对城市产生真正的亲近，记忆中的乡村世界才是灵魂可以栖息的家园。然而，他们所怀念的乡村也并不是真实的乡村，而是经过了头脑加工过的乡村，在加工的过程中去掉了乡村世界所不能为人忍受的一面，突出了其宁静与充满温情的一面，“尽管过去并非真的就那么好，但至少过去没有现在的那些‘坏东西’，人们对失去的东西总是怀有夸张的想象与回忆，在对过去的怀念和对现实批判的参照中，过去的一切都有了‘失乐园’的意义和价值。”思乡是对孤独无依的心灵的慰藉，人们在思念故乡的时候总是回忆故乡最美好的一面，那是一个被虚幻了的世界，抹去了自己所不能忍受的一切东西。当“我”从记忆中的故乡走出来，接触到实际的乡村时，所有的虚幻的假象随即破灭，这依然还是自己曾经逃离的那个不可忍受的乡村世界。“对于归来者来说，故乡属于记忆中的故乡，因为记忆已经定格在离开前的过去，离开后到返回前对于故乡而言是一片记忆的空白。所以，归来后的一切会让他感到惊异，因为，过去的记忆与眼前的现实构成了对比的反差。”所以“我”会有这样的错觉：“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在记忆中虚幻的美化被瞬间击碎之后，“我”必须要面对现实，从客观的角度来重新打量乡村世界，“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
　　“我”离乡二十余年后，再次返乡，而在这二十余年中，乡村世界是脱离现代化进程而停滞不前的，时间的演进并没有带来任何正向价值的增加，甚至更加衰落了。作为乡土之子，“我”的返乡不仅没有得到些许安慰与欣喜，反而加重了“我”对乡村世界的失望，再次逃离将会更加决绝。正如鲁迅所说的：“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萧索的荒村”，不仅是乡村的实际面貌的真实体现，也是现代化对比下的产物，作家怀着告别的心情，以及永远失去精神家园的绝望来审视故乡，更加重了这幅画卷的悲凉感。
　　与“萧索的荒村”景物描写相应的，对故乡人物陈旧思想的叙述，主要通过两个人物进行描写，其一是被唤为豆腐西施的杨二嫂，另外一个则是“我”幼年时代的玩伴闰土。如果说“我”代表现代，那么不论是杨二嫂，还是闰土，俨然还处在前现代的状态下，
　　“我”与他们之间都存在“可悲的厚障壁”，这主要通过双方对话的中断来展现。
　　鲁迅先生在小说中没有对杨二嫂的外貌做细致描述，而是从她的话语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
　　“忘了?这真是贵人眼高……”
　　“那有这事……我……”我恐慌着，站起来说。
　　“那么，我对你说。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
　　“我并没有阔哩。我须卖了这些，再去……”
　　“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
　　我知道无话可说了，便闭了口，默默地站着。
　　从套近乎到奉承“我”发达到指责“我”愈有钱愈不放松，杨二嫂一句接一句、急不可耐地诉说，不容“我”答复。与“我”说话是不重要的，表达出拿“我”家东西的合理性才是目的。所以，她在一番疾风暴雨的言说之后，“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然后扬长而去，似乎她的行为已经被认可并合乎情理了。杨二嫂的话语不仅体现了她的性格特征，而且也表明了她的思想与乡村世界一样还停滞在前现代。杨二嫂为了奉承“我”，便用“放了道台”“有三房姨太太”“八抬的大轿”来恭维我。她的价值观是陈旧的，是否升官发财、是否拥有三妻四妾，是她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在没有“道台”，不能一夫多妻，轿子作为交通工具也消失的时候，这些名词依然还活在杨二嫂的话语中，可见她代表的乡村世界与现代社会的严重脱离。所以在“我”与杨二嫂对话的过程中，先是愕然，然后是默然，“无话可说”，双方没有形成真正的对话，他们的话语已然不在一个体系之内了。“萧索的荒村”不仅是萧索的、没有生气的，而且也是荒芜的、荒废的，杨二嫂的话语与价值观念，显然不属于这个时代。
　　如果说与杨二嫂的无法交流，对“我”来说还没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么与成年闰土之间对话的中断，则让“我”很是难过。我们看到，在文本中出现了两个闰土，一个是少年时代鲜活的闰土，一个是成年的、干枯的闰土。鲁迅先生这种对比的叙述方式，很清晰地反映出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巨大变化，这种描写本身就具备了典范价值。
　　闰土的变化不仅体现在容貌上——“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 皱纹……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而且也体现在思想性格层面，与肌体的老化相应，他的话语方式与思想意识，也是陈旧的。“我”很期待见到闰土，所以当母亲提起闰土的时候，在“我”脑海中马上就浮现出了美好的少年生活。闰土像一个符号，这个符号与一个鲜活的少年相连，与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相连，这个符号也承载了关于乡村与少年的美好回忆，“我这儿时的记忆，忽而全都闪电似的苏生过来，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再次见到闰土，让我很兴奋，“我”希望借此来改变返乡以来的悲凉心境。“我”还按照少年时代称呼他为“闰土哥”，然而，闰土一句“老爷”打断了我关于少年时代的回忆。于是，“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与闰土这个少年玩伴的对话也没有得到有效进行，与故乡的对话再次中断。
　　出现在“我”与闰土之间的“可悲的厚障壁”，使我们无法像从前那样无拘无束地言谈。从“我”的角度来说，年龄变化，不可能再像少年时毫无顾忌，所以虽然再次见到闰土，“我”很兴奋，很想提及儿时的趣事，但是“又总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单在脑里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成年人那种欲言又止的心理在“我”身上表现得很充分，“我”的不自然表现首先拉开了两个人的距离，虽然在称呼上“我”并没有表现出与少年时有什么不同。另外，“我”作为接受现代文明的人，对“老爷”这种称呼所代表的尊卑观念是排斥的，所以闰土的一声“老爷”便使“我”断定了“我们”之间的不可交流。从闰土的角度来看，他的成长就是接受社会等级观念的过程，他自觉地用尊卑贵贱来确认彼此关系，这与现代文明所倡导的平等思想有着天壤差别。虽然在闰土的心里依然还有他与“我”交往的记忆，见到“我”的第一反应是“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但是很快他的态度就“恭敬起来了”。鲁迅先生指出，中国历史分为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闰土对“我”的称呼很明显地体现出了主奴意识，显然是他主动地将自己置于奴仆的地位，而并不是“我”强加给他的。母亲劝说他照旧与“我”哥弟相称，闰土却对此并不接受——“这成什么规矩”。闰土所代表的老中国儿女，给自己贴上了奴隶的标签，奴隶与现代人之间的障壁不仅厚实坚固，而且显得异常可悲。
　　“萧索的荒村”与“可悲的厚障壁”，在这样氛围中，“我”完成了从返乡到再次离乡的整个过程，显然，这次返乡让“我”感到了悲凉的绝望。世界在急遽演进，现代化是历史大趋势，但自己的故乡却依然在前现代的泥淖里停滞不前，这是“我”悲从心起的缘由。当然，鲁迅也表达了对未来的希望——宏儿和水生之间不要像自己与闰土那样隔阂起来，但希望只是希望而已，谁又说它一定会实现呢?在前现代的乡村展现中，浸透了鲁迅先生深刻的悲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