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大跃进中要出现问题，毛泽东早有预见。1957年1月18日下午，毛泽东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听取陈云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他在插话中说：各部门之间的比例究竟怎样平衡才恰当？重工业各个部门之间的比例，轻工业各个部门之间的比例怎样平衡才恰当？这个比例再搞五六年是不是能搞得出来？我希望缩短这个时间，并且不要付出（像苏联那样）大的代价。他还说：有些东西现在不能定的，哪样东西多，哪样东西少？煤、电、油应该搞多少？轻工业究竟搞哪些东西？农业搞多大规模，投多少资？这要一个时期才能看得出来。现在脑筋里想的是主观安排，有很多东西可以断定是不合实际的。但是，不合实际为什么要安排？你不安排不行。现在只好开工厂，究竟开得恰当不恰当，那要将来才能知道。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没有经验就难免犯错误。
在1962年初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从哲学层面概述了上述思想。他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达到自由王国。”他还说：“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
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大方向正确的群众运动，基本立场只能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引领群众。绝不能站在群众对面，反对群众；也不能站在群众之外，指责群众。群众运动有错误，这很正常。1886年12月28日恩格斯在一封信中说得好：“要在理论上有清楚的认识（纠正群众运动中的错误），最好的办法就是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从自己的痛苦经验中取得教训。”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说“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
毛泽东在指导大跃进中的问题，是保护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引领群众前进中的问题，是探求经济建设中“科学平衡”、“适度比例”不断“试错”中的问题，是缺乏经验、实实在在“难免”的问题。本文第一部分说明，大跃进的缘起，是有一定根据的。已经经过很多删节的本文第aa二部分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大量事实表明，即便在大跃进中，总体来看，毛泽东并未离开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基本立场。
笔者从2014年11月24日的《报刊文摘》登载的《杨尚昆日记中的重大历史时刻》一文中得知，杨在1961年1月1日的日记中有对三年困难时期的记载：“目前国内情况的紧张，主要由于特大灾害引起，一部分地区（全国来说大约是百分之二十），是工作上有错误。”一贯务实的老革命家、时任党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私人日记所写，我们应当相信，这是他当时的真实看法。传言在1962年初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大跃进中成绩和错误之比有“三七开”和倒“三七开”之争。通常毛泽东讲成绩和错误关系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但讲到大跃进的问题，有时是一个指头、二个指头、三个指头的问题，有时表述为有“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或者“有大不好形势，占三分之一的地区”。而且，这些“不好形势”、“大不好形势”的地区，如河南、安徽等，问题主要是地方领导人图虚名得实祸，作假胡夸，而非全是中央之过。这表明，毛泽东自认大跃进之后的情况是严重的。不过，造成这一后果，“人祸”不能忽视，天灾也是原因。
俄国十月革命后，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犯过不少错误。列宁的态度是：“我们事业的保证在于群众自己负起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俄国的责任。他们从自己的经验中学习，从自己的失败和错误中学习。”“我们不害怕自觉地进行建设的群众犯错误，因为我们只有靠自己的经验，只有靠亲自动手。”“群众既然进行斗争，在斗争中就不免要犯错误，共产党人始终同群众在一起，发现错误，向群众进行解释，加以改正，不断地使自觉性战胜自发性。同逐渐在斗争进程中摆脱错误的群众在一起比同站在一旁期待‘完全胜利’的知识分子、庸人、考茨基分子在一起要强得多。”当我们在半个多世纪后，回顾大跃进时期的问题时，重读列宁的这些话，有助于获得正确认识大跃进的思想方法。
研究大跃进中的毛泽东，不能不说到大跃进中问题的责任，这是和实事求是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最初是毛泽东自己提出的。1959年7月23日上午，毛泽东在庐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说：“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他举出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的指标是他提出的例子，表明他自我批评的真诚。1961年12月20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时又一次说到这个问题。他说：过去几年走了弯路各级领导都有责任，首先是中央负责，第一个要负责的就是本人。甚至连1959年秋敏感的庐山会议，他也做了自我批评：庐山会议后为什么要全党反右呢？这就不对了。我们前一段是反“左”的，“左”没有反掉，又来一个全党反右，右助长了“左”的空气。不过，我们务必不能忘记1980年在起草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过程中，邓小平说过的一段话：“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1981年3月27日，邓小平在同总政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大跃进开始时，有哪个人反对过？后来有些同志发觉有问题，毛泽东同志也发觉有问题。他召集的两次郑州会议，就是纠正大跃进中“左”的错误的。
笔者注意到，在经历1960年至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曾较真地说过，实际困难时间只有两年半，1962年下半年情况就好起来了）之后，毛泽东认真地为一度灰头土脸的“大跃进”正名，重提“大跃进”。1964年12月13日在审阅修改周恩来准备向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第四稿第一部分中，谈到实行技术革命、采用新技术处，毛泽东加写一段话：“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马克思主义者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跃进的良好动机，未能导致理想的效果。以高指标、高速度为主要表征的大跃进，未能很好地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因此，毛泽东不时提醒人们不要忘了1958年大跃进的教训。
1961年1月3日晚，在中南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中央局书记会议上，毛泽东问起1961年的方针。李富春说：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毛泽东认同了这个“休整”方针。接着又问：大跃进的口号能不能在1961年提？在邓小平回答“今年元旦社论没提大跃进，是提的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后，毛泽东认同了这一改变，说：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养生息。这实际上表明，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大跃进有“得不偿失、劳民伤财”的问题。对于不再提他颇为钟情的“大跃进”的口号，毛泽东未表示异议，显示了毛泽东的自我反省。同月召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前后，毛泽东多次讲话，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他强调说：搞社会主义不能那么急，今后搞几年慢腾腾，指标不要那么高，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1961年12月18日在天津的专列上听取河北省委、天津市委负责人汇报，谈到1962年的生产规划时强调：还是要留有余地，再搞计划，要踏实，别搞主观主义呀！要求实。你们各县搞计划不要一股劲高指标，也不要低指标，叫平均先进指标。这分明是总结大跃进高指标高速度的教训之言。
1963年8月10日，在会见印度尼西亚妇女代表团时，毛泽东说：现在我们也有困难，知识不多还要学习，特别是经济建设我们不懂，虽然学了13年。再过13年，会懂得更多些。
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余秋里汇报时，毛泽东插话说：多快好省，你们注意，不要闹五八年、五九年、六○年那样盲目多快，结果也不多，也不快。1965年2月21日上午在听取薄一波汇报交通工作会议时，毛泽东在插话中谈及1959钢铁指标。周恩来说：当时的口号是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实际是一马当先，万马让路。毛泽东接着说：哪里是一马当先，万马让路？实际是万马都死了，头一匹马也死了一半，钢不是降了一半吗？薄一波汇报说会议开得不错，毛泽东说：这些东西（指新技术项目表）靠不靠得住？不至于闹1958年大跃进、1959年提出二千万吨钢那样的笑话吧！1965年6月16日，在听取余秋里“三五计划”的汇报时，毛泽东认为，“三五”计划投资项目多了，指标也高了。他说：“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此前讲实事求是，都是把“客观可能”和“留有余地”分开讲，这一次讲的是“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可见毛泽东汲取大跃进教训之深刻。
甚至到了1970年，在11月13日会见巴基斯坦客人谈到经济建设时，毛泽东还说：要防止有些人动不动就要翻一番，这个积极性一上来，又要发生事。毛泽东的这一话语，显然是对1958年大跃进的反思联想。
半个世纪前中国发生的以改造自然为主题的大跃进，是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如何对待这一运动？笔者想到了马克思对待失败的巴黎公社的态度。列宁在1904年撰写的《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是这样说的：“在1870年9月9日的那个著名的国际通告中，马克思警告法国无产阶级不要举行不适时的起义，但当起义还是发生了的时候（1871年），马克思却十分喜悦欢迎群众‘冲天’的革命首创精神（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来，在这种形势下，也同在许多其他形势下一样，革命发动的失败，对无产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和结局的害处，要比放弃阵地、不战而降少些，因为不战而降会使无产阶级精神颓丧，削弱无产阶级的战斗力。”
本文第一部分的结尾处已经指出，“大跃进”是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已有充分显现之后，毛泽东才顺势而行提出来的。想想大跃进期间广为人知的民歌吧：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这是何等的气势！即使今天读来，也会令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我们要坚持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有道是“不以成败论英雄”。正确认识毛泽东和大跃进的关系，坚持实事求是，这句话是很适用的。在本文行将结束的时候，笔者忽然想起了恩格斯晚年写给革命同道者信中的几句话。1889年12月他在写给特里尔的信中说：“和其他一切政党一样，无产阶级将从没有人能使它完全避免的错误中最快地取得教训。”1890年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群众只能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只有通过亲身体会取得经验。和所有大党一样，他们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犯某些错误，甚至可能犯大错误。”在谈到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时，恩格斯说：“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请特别注意这里的“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几个字——笔者）中，都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恩格斯的这些话，当然和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大跃进并不直接相干，但其中内含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毛泽东和大跃进的关系，分析其中的是非得失，依然是并不过时的锐利的思想武器。（全文完）
（责编 曲星）
在1962年初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从哲学层面概述了上述思想。他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达到自由王国。”他还说：“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
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大方向正确的群众运动，基本立场只能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引领群众。绝不能站在群众对面，反对群众；也不能站在群众之外，指责群众。群众运动有错误，这很正常。1886年12月28日恩格斯在一封信中说得好：“要在理论上有清楚的认识（纠正群众运动中的错误），最好的办法就是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从自己的痛苦经验中取得教训。”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说“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
毛泽东在指导大跃进中的问题，是保护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引领群众前进中的问题，是探求经济建设中“科学平衡”、“适度比例”不断“试错”中的问题，是缺乏经验、实实在在“难免”的问题。本文第一部分说明，大跃进的缘起，是有一定根据的。已经经过很多删节的本文第aa二部分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大量事实表明，即便在大跃进中，总体来看，毛泽东并未离开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基本立场。
笔者从2014年11月24日的《报刊文摘》登载的《杨尚昆日记中的重大历史时刻》一文中得知，杨在1961年1月1日的日记中有对三年困难时期的记载：“目前国内情况的紧张，主要由于特大灾害引起，一部分地区（全国来说大约是百分之二十），是工作上有错误。”一贯务实的老革命家、时任党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私人日记所写，我们应当相信，这是他当时的真实看法。传言在1962年初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大跃进中成绩和错误之比有“三七开”和倒“三七开”之争。通常毛泽东讲成绩和错误关系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但讲到大跃进的问题，有时是一个指头、二个指头、三个指头的问题，有时表述为有“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或者“有大不好形势，占三分之一的地区”。而且，这些“不好形势”、“大不好形势”的地区，如河南、安徽等，问题主要是地方领导人图虚名得实祸，作假胡夸，而非全是中央之过。这表明，毛泽东自认大跃进之后的情况是严重的。不过，造成这一后果，“人祸”不能忽视，天灾也是原因。
俄国十月革命后，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犯过不少错误。列宁的态度是：“我们事业的保证在于群众自己负起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俄国的责任。他们从自己的经验中学习，从自己的失败和错误中学习。”“我们不害怕自觉地进行建设的群众犯错误，因为我们只有靠自己的经验，只有靠亲自动手。”“群众既然进行斗争，在斗争中就不免要犯错误，共产党人始终同群众在一起，发现错误，向群众进行解释，加以改正，不断地使自觉性战胜自发性。同逐渐在斗争进程中摆脱错误的群众在一起比同站在一旁期待‘完全胜利’的知识分子、庸人、考茨基分子在一起要强得多。”当我们在半个多世纪后，回顾大跃进时期的问题时，重读列宁的这些话，有助于获得正确认识大跃进的思想方法。
研究大跃进中的毛泽东，不能不说到大跃进中问题的责任，这是和实事求是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最初是毛泽东自己提出的。1959年7月23日上午，毛泽东在庐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说：“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他举出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的指标是他提出的例子，表明他自我批评的真诚。1961年12月20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时又一次说到这个问题。他说：过去几年走了弯路各级领导都有责任，首先是中央负责，第一个要负责的就是本人。甚至连1959年秋敏感的庐山会议，他也做了自我批评：庐山会议后为什么要全党反右呢？这就不对了。我们前一段是反“左”的，“左”没有反掉，又来一个全党反右，右助长了“左”的空气。不过，我们务必不能忘记1980年在起草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过程中，邓小平说过的一段话：“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1981年3月27日，邓小平在同总政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大跃进开始时，有哪个人反对过？后来有些同志发觉有问题，毛泽东同志也发觉有问题。他召集的两次郑州会议，就是纠正大跃进中“左”的错误的。
笔者注意到，在经历1960年至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曾较真地说过，实际困难时间只有两年半，1962年下半年情况就好起来了）之后，毛泽东认真地为一度灰头土脸的“大跃进”正名，重提“大跃进”。1964年12月13日在审阅修改周恩来准备向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第四稿第一部分中，谈到实行技术革命、采用新技术处，毛泽东加写一段话：“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马克思主义者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跃进的良好动机，未能导致理想的效果。以高指标、高速度为主要表征的大跃进，未能很好地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因此，毛泽东不时提醒人们不要忘了1958年大跃进的教训。
1961年1月3日晚，在中南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中央局书记会议上，毛泽东问起1961年的方针。李富春说：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毛泽东认同了这个“休整”方针。接着又问：大跃进的口号能不能在1961年提？在邓小平回答“今年元旦社论没提大跃进，是提的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后，毛泽东认同了这一改变，说：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养生息。这实际上表明，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大跃进有“得不偿失、劳民伤财”的问题。对于不再提他颇为钟情的“大跃进”的口号，毛泽东未表示异议，显示了毛泽东的自我反省。同月召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前后，毛泽东多次讲话，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他强调说：搞社会主义不能那么急，今后搞几年慢腾腾，指标不要那么高，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1961年12月18日在天津的专列上听取河北省委、天津市委负责人汇报，谈到1962年的生产规划时强调：还是要留有余地，再搞计划，要踏实，别搞主观主义呀！要求实。你们各县搞计划不要一股劲高指标，也不要低指标，叫平均先进指标。这分明是总结大跃进高指标高速度的教训之言。
1963年8月10日，在会见印度尼西亚妇女代表团时，毛泽东说：现在我们也有困难，知识不多还要学习，特别是经济建设我们不懂，虽然学了13年。再过13年，会懂得更多些。
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余秋里汇报时，毛泽东插话说：多快好省，你们注意，不要闹五八年、五九年、六○年那样盲目多快，结果也不多，也不快。1965年2月21日上午在听取薄一波汇报交通工作会议时，毛泽东在插话中谈及1959钢铁指标。周恩来说：当时的口号是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实际是一马当先，万马让路。毛泽东接着说：哪里是一马当先，万马让路？实际是万马都死了，头一匹马也死了一半，钢不是降了一半吗？薄一波汇报说会议开得不错，毛泽东说：这些东西（指新技术项目表）靠不靠得住？不至于闹1958年大跃进、1959年提出二千万吨钢那样的笑话吧！1965年6月16日，在听取余秋里“三五计划”的汇报时，毛泽东认为，“三五”计划投资项目多了，指标也高了。他说：“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此前讲实事求是，都是把“客观可能”和“留有余地”分开讲，这一次讲的是“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可见毛泽东汲取大跃进教训之深刻。
甚至到了1970年，在11月13日会见巴基斯坦客人谈到经济建设时，毛泽东还说：要防止有些人动不动就要翻一番，这个积极性一上来，又要发生事。毛泽东的这一话语，显然是对1958年大跃进的反思联想。
半个世纪前中国发生的以改造自然为主题的大跃进，是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如何对待这一运动？笔者想到了马克思对待失败的巴黎公社的态度。列宁在1904年撰写的《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是这样说的：“在1870年9月9日的那个著名的国际通告中，马克思警告法国无产阶级不要举行不适时的起义，但当起义还是发生了的时候（1871年），马克思却十分喜悦欢迎群众‘冲天’的革命首创精神（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来，在这种形势下，也同在许多其他形势下一样，革命发动的失败，对无产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和结局的害处，要比放弃阵地、不战而降少些，因为不战而降会使无产阶级精神颓丧，削弱无产阶级的战斗力。”
本文第一部分的结尾处已经指出，“大跃进”是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已有充分显现之后，毛泽东才顺势而行提出来的。想想大跃进期间广为人知的民歌吧：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这是何等的气势！即使今天读来，也会令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我们要坚持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有道是“不以成败论英雄”。正确认识毛泽东和大跃进的关系，坚持实事求是，这句话是很适用的。在本文行将结束的时候，笔者忽然想起了恩格斯晚年写给革命同道者信中的几句话。1889年12月他在写给特里尔的信中说：“和其他一切政党一样，无产阶级将从没有人能使它完全避免的错误中最快地取得教训。”1890年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群众只能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只有通过亲身体会取得经验。和所有大党一样，他们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犯某些错误，甚至可能犯大错误。”在谈到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时，恩格斯说：“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请特别注意这里的“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几个字——笔者）中，都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恩格斯的这些话，当然和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大跃进并不直接相干，但其中内含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毛泽东和大跃进的关系，分析其中的是非得失，依然是并不过时的锐利的思想武器。（全文完）
（责编 曲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