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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山西是敌后抗战的主战场，八路军以山西为中心，开辟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三大敌后抗日根据地，领导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浴血奋战。在创建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各根据地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性文化建设，以文化的发展繁荣促进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建设的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感召下，山西抗日根据地人民紧紧地凝聚在共产党的周围，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山西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建设总方针指引下，表现出扎根农村、服务抗战、紧紧围绕现实、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等特点。而这期间，活跃在山西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工作者，通过文学、美术、音乐、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记录下中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全过程，创作出一大批深受人民群众欢迎、具有长久影响力的好作品。
《吕梁英雄传》：根据地人民的抗战史诗
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全民抗日战争是根据地人民最紧急的任务。毛泽东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因此，动员人民参战，弘扬民族气节和革命气节，坚持抗日战争，成为根据地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在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山西抗日根据地的许多热血男儿参加了八路军、游击队或民兵自卫队，拿起武器，同敌人展开了浴血奋战。马烽和西戎合著的《吕梁英雄传》正是这样一部反映敌后抗日人民战争的长篇小说，是山西抗日根据地人民的一部抗战史诗。
《吕梁英雄传》的故事发生在吕梁山脉桦林山一个叫康家寨的村子。这个村庄有百十来户人家，抗战爆发不久就沦陷了。八路军解放了康家寨，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可它在1942年日军“扫荡”中又沦于敌手，村里的反动分子成立了维持会，逼粮、勒捐、抓人，老百姓苦不堪言。这时，八路军武工队来到康家寨，向群众传达了中共中央“把敌人挤出去”的战略方针，使人们有了战胜敌人的信心。康家寨的民兵组织成立起来，和敌人展开了斗争，最终把敌人“挤走”，取得了人民战争的胜利。敌寇的惨无人道，抗日军民的浴血奋战，书中都作了极为真实的刻画。这本书虽然只是写了康家寨这个小村庄的战斗，表现的却是整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波澜壮阔的人民武装斗争。抗战期间，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形成了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队和民兵自卫队相结合的抗日武装，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民兵们平时在家生产，抽空练兵习武，一到战时便拿起步枪、火枪、地雷、手榴弹和敌人战斗，保护群众，配合主力作战。在八年的斗争中，人民用血泪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涌现出无数抗敌英雄。
《吕梁英雄传》不仅写出了战争场景，而且塑造了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系列英雄群像，表现了人民群众觉醒的过程。书中描写了康家寨的群众怎样克服落后的“命运论”，在一次次残酷战斗中逐步认识到自己的力量，知道了“组织起来就有力量”，坚定了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决心，最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无数次的流血牺牲，历经千难万险，战胜了敌人。
毛泽东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战争离不开群众，山西各抗日根据地都建立在农村，农民在根据地的人口中占绝大多数。就《吕梁英雄传》故事所发生的晋绥根据地来说，《晋绥日报》曾这样写道：“我们生活在农民中间，在你周围的100个人中间，有96个是农民。而数目很大的军队，却也大都是放下锄头穿起军衣的农民。”这就决定了文化建设的重心必须放在农村，以农民为服务对象。广大的文化工作者都把扎根农村当作自己的努力方向，“了解农村，了解农民”成为他们的共识和共同行动。尤其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广大文化工作者深入农村，和群众一起斗争工作，一起生活，在日常生活中了解群众的思想感情和喜怒哀乐，学习群众的知识、语言，在此基础上，创作出一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吕梁英雄传》就诞生在这个时期，其语言是大众化的，用的都是普普通通的山西农民的口语，平易、朴实、生动，就像作者马烽在《漫谈学习群众语言》一文中所说：“学习群众语言的问题，就是要用群众自己的语言，写群众自己的事情，给群众看。”
《吕梁英雄传》在《晋绥大众报》上连载后，在老百姓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每一个读者都觉得书中的人物就是自己身边的人，书中的故事都像是自己亲身经历的。在农村、部队、工厂、机关、学校中，人们争相阅读，“对每期报纸只怕短下一张，如来得迟了，好像儿子想亲娘的一般。”河曲县一位老师给《晋绥大众报》写信道：“自从《吕梁英雄传》在大众报上登出来，我就把它选作公民课的辅助材料，给学生们读，并加解释。每次读完还让大家讨论。自出版到现在，从没间断，它大大地帮助了我的教育工作。”人们不仅自己阅读，而且把其中的英雄故事讲给身边的人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在这中间得到了广泛的宣传。
丰富的战争生活，给予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在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像《吕梁英雄传》这样反映战争生活的作品还有很多。这些作品贯彻了党的文化建设方针，通过宣传动员，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统一起来，把他们参加抗日战争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广大群众通过这些作品了解了战争的正义性，提高了革命觉悟，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走上了抗日的最前线。
《王德锁减租》：根据地现实斗争的写照
紧紧围绕现实斗争和中心工作开展文化工作，是山西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的又一特点。文化工作只有和现实斗争结合起来，才能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在抗日根据地巩固发展的过程中，文化工作者从各项实际工作出发，创作出一大批紧密结合实际，深受人民欢迎的好作品，在宣传党的政策，动员鼓舞人民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有力地配合了各项中心工作的完成。由西戎、孙谦、常功、卢梦集体创作的眉户剧《王德锁减租》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减租减息是抗日根据地的一项基本土地政策，既减轻广大农民的租息负担，使农民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调动他们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也照顾地主、富农的利益，目的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坚持抗战，扩大统一战线。减租减息政策对于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对于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减租减息开始时，由于地主阶级在农村的势力还相当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对政策深入的宣传和动员也不够，这个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不小的阻力。不少地主对减租减息持抗拒态度，阳奉阴违，明减暗不减。同时，一些农民对减租减息也缺乏理解，畏首畏尾，顾虑重重，有的甚至偷偷把已经减去的租粮如数交给地主。《王德锁减租》以农村减租减息为背景，为人们绘制了一幅在减租运动中广大农民群众和顽固地主作斗争的鲜明图画。
《王德锁减租》的主角王德锁是一个深受封建礼教文化影响的贫苦农民，勤恳、老实，处处谨小慎微，事事要求良心自安。他拥护新政权的减租政策，也渴望减租，并且看到其他人减租后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但由于过去受了地主太多的压迫和剥削，害怕减租后八路军“站不住”，日后会变天，不敢起来同地主斗争。虽然边区政府有法令，不准地主收回土地，但王德锁还是顾虑重重。后来在党的政策鼓舞下，在农会干部的启发教育下，他提高了思想觉悟，起来同地主进行斗争，经过减租过上了幸福生活。通过王德锁这个人物形象，较全面地反映了减租政策在根据地的整个执行过程，以及人民群众在减租运动中丰富的斗争事迹；表现了减租运动中群众怎样掌握了政策武器，组织自己的力量去进行斗争。同时也写出了在这场伟大斗争中，群众如何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照顾了各阶层的利益。
《王德锁减租》在晋绥边区1944年举行的“七七七”文艺奖金征文活动中获得了戏剧类甲等奖，随后剧本被晋绥七月剧社二队编排，到各地演出。从1944年到1946年，《王德锁减租》上演100多场，观众有20多万人次，有力地推动了减租工作的开展。各地干部都反映：看一次《减租》，比他们开几天会都顶事。河曲一区离国民党军队驻区陕西府谷县只隔一道黄河，经常有国民党士兵偷渡过河骚扰，地主借此造谣“你们减吧，八路军快滚蛋了”，给这个地区的减租工作造成很大困难。为此，当地领导请七月剧社去演《王德锁减租》。随着剧情的发展，台下时而鸦雀无声，时而哄然大笑，当剧中“穷人翻身要靠自己”的口号声响起时，观众齐声响应，台上台下融为一体。看完后观众异口同声地说：“要前几年就来演，咱们早减彻底了。”《王德锁减租》在这里连演两场，当地群众的思想得到了很大转变，减租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在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像《王德锁减租》这样从现实出发的好的文艺作品非常多，内容涵盖对敌斗争、参军参战、发展生产、减租减息、民主选举、反内战反投降、交公粮、动员儿童上学、反对买卖婚姻等根据地战斗生活的各个方面，利用了戏剧、音乐、舞蹈、文学、绘画等多种为群众所喜爱的文艺形式来表现。这些文艺作品有力配合了当时的各项工作，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抗战新年画：根据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壮美画卷
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方针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所谓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概括起来说，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党的领导下，山西各抗日根据地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改变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旧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包括旧的生产观念、婚姻观念、教育观念、卫生观念等，代之以婚姻自由、男女平等、自尊自强、互敬互爱等新的思想道德观念。过去的赌博、吸食鸦片等恶习被识字、读报、音乐、美术等活动所取代。这些变化，在根据地家家户户张贴的新年画中得以体现。
年画是在老百姓中流传的一种艺术形式，每逢喜庆、年节之时，家家户户都要在家里张贴年画，用来祈福、驱邪，寄托对来年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旧时年画的主角，是财神、门神、灶王爷等各路神仙及戏剧人物，《福禄寿三星图》、《天官赐福图》，打鬼的钟馗、上天言好事的灶王爷等内容的年画在每家每户都可以看到。随着山西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及巩固，这些地区的老百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翻了身，他们体会到丰衣足食的生活不是靠灶王爷和门神的保护得来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同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的斗争中自己创造出来的。根据地的文化工作者也认识到，在文盲占绝大多数的根据地，相对于文字教育的局限性，直观、形象的年画在教育群众方面更易为群众所接受。因此，文化战线上的美术工作者，采用传统年画形式，结合革命新内容，创作出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作品，满足了广大群众“翻身后的新生活”需要。
这些新创作的年画在传统基础上推陈出新，摒弃了封建迷信等不健康的色彩，以爱国主义、移风易俗、劳动创造等为主要内容，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浓厚的生活情趣。代表作有《打日本汉奸》《抗日光荣》《立功喜报》《保卫家乡》《春耕图》《庆祝新春庆祝胜利》《破坏交通》《抗战十大任务》等。在敌后非常活跃的鲁艺木刻工作团，1940年春节到来的时候，采用中国民间传统的年画形式，展开宣传活动。第一批创作出来的新年画有《春耕大吉》《保卫家乡》《纺织图》《送子弹》《抗日人民大团结》《一面抗战，一面生产》等。画还没有完全印好，周围的农民、煤窑工人和赶集过路的人得到消息，都赶过来要买。工作团的同志将新年画张贴在附近的村庄里，进行宣传，可是画一贴出去很快就被老乡揭回家去了。腊月二十三，工作团将新创作的抗战年画带到襄垣县西营镇，在被日寇烧毁的集市上摆起了地摊。赶集的老乡被这些新颖的年画所吸引，不约而同地围拢过来争相购买，几千张年画很快就销售一空。有些偏远山区的老乡听到消息后甚至专门跑上十几里路程到木刻团驻地购买，没几天，印好的年画便被抢购一空。
逐渐地，表现根据地人民生产劳动、支援前线、军民互助、农民翻身、妇女解放、学习文化、讲究卫生等方面的新年画代替了旧日的门神、灶王爷。走到群众的家门口，首先看到的不再是秦琼、尉迟恭的形象，而是一位身材魁梧的民兵正英姿飒爽地跃马扬刀，炯炯有神的双目似在怒视日寇，令人精神振奋，这就是新年画《民兵抗日门神》。进到群众家里，看到的是妈妈正在教儿女们识字的《识一千字》，是反映根据地美好生活的《丰衣足食》，是根据地人民拿起武器抗击日寇的《保卫家乡》，是根据地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人兴财旺图》……这些新年画色彩鲜艳明快，内容通俗易懂，反映了根据地的社会新风尚、新气象。
从根据地新年画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促进了抗日根据地人民的觉醒，改变了根据地人民几千年来闭塞、枯燥的生活。而这些改变无不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事业，才能有效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促进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为夺取抗战胜利，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开创人民的新文化、新生活奠定坚实的精神基础。
（责编 孟红）
《吕梁英雄传》：根据地人民的抗战史诗
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全民抗日战争是根据地人民最紧急的任务。毛泽东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因此，动员人民参战，弘扬民族气节和革命气节，坚持抗日战争，成为根据地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在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山西抗日根据地的许多热血男儿参加了八路军、游击队或民兵自卫队，拿起武器，同敌人展开了浴血奋战。马烽和西戎合著的《吕梁英雄传》正是这样一部反映敌后抗日人民战争的长篇小说，是山西抗日根据地人民的一部抗战史诗。
《吕梁英雄传》的故事发生在吕梁山脉桦林山一个叫康家寨的村子。这个村庄有百十来户人家，抗战爆发不久就沦陷了。八路军解放了康家寨，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可它在1942年日军“扫荡”中又沦于敌手，村里的反动分子成立了维持会，逼粮、勒捐、抓人，老百姓苦不堪言。这时，八路军武工队来到康家寨，向群众传达了中共中央“把敌人挤出去”的战略方针，使人们有了战胜敌人的信心。康家寨的民兵组织成立起来，和敌人展开了斗争，最终把敌人“挤走”，取得了人民战争的胜利。敌寇的惨无人道，抗日军民的浴血奋战，书中都作了极为真实的刻画。这本书虽然只是写了康家寨这个小村庄的战斗，表现的却是整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波澜壮阔的人民武装斗争。抗战期间，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形成了主力部队、地方游击队和民兵自卫队相结合的抗日武装，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民兵们平时在家生产，抽空练兵习武，一到战时便拿起步枪、火枪、地雷、手榴弹和敌人战斗，保护群众，配合主力作战。在八年的斗争中，人民用血泪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涌现出无数抗敌英雄。
《吕梁英雄传》不仅写出了战争场景，而且塑造了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系列英雄群像，表现了人民群众觉醒的过程。书中描写了康家寨的群众怎样克服落后的“命运论”，在一次次残酷战斗中逐步认识到自己的力量，知道了“组织起来就有力量”，坚定了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决心，最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无数次的流血牺牲，历经千难万险，战胜了敌人。
毛泽东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战争离不开群众，山西各抗日根据地都建立在农村，农民在根据地的人口中占绝大多数。就《吕梁英雄传》故事所发生的晋绥根据地来说，《晋绥日报》曾这样写道：“我们生活在农民中间，在你周围的100个人中间，有96个是农民。而数目很大的军队，却也大都是放下锄头穿起军衣的农民。”这就决定了文化建设的重心必须放在农村，以农民为服务对象。广大的文化工作者都把扎根农村当作自己的努力方向，“了解农村，了解农民”成为他们的共识和共同行动。尤其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广大文化工作者深入农村，和群众一起斗争工作，一起生活，在日常生活中了解群众的思想感情和喜怒哀乐，学习群众的知识、语言，在此基础上，创作出一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吕梁英雄传》就诞生在这个时期，其语言是大众化的，用的都是普普通通的山西农民的口语，平易、朴实、生动，就像作者马烽在《漫谈学习群众语言》一文中所说：“学习群众语言的问题，就是要用群众自己的语言，写群众自己的事情，给群众看。”
《吕梁英雄传》在《晋绥大众报》上连载后，在老百姓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每一个读者都觉得书中的人物就是自己身边的人，书中的故事都像是自己亲身经历的。在农村、部队、工厂、机关、学校中，人们争相阅读，“对每期报纸只怕短下一张，如来得迟了，好像儿子想亲娘的一般。”河曲县一位老师给《晋绥大众报》写信道：“自从《吕梁英雄传》在大众报上登出来，我就把它选作公民课的辅助材料，给学生们读，并加解释。每次读完还让大家讨论。自出版到现在，从没间断，它大大地帮助了我的教育工作。”人们不仅自己阅读，而且把其中的英雄故事讲给身边的人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在这中间得到了广泛的宣传。
丰富的战争生活，给予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在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像《吕梁英雄传》这样反映战争生活的作品还有很多。这些作品贯彻了党的文化建设方针，通过宣传动员，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统一起来，把他们参加抗日战争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广大群众通过这些作品了解了战争的正义性，提高了革命觉悟，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走上了抗日的最前线。
《王德锁减租》：根据地现实斗争的写照
紧紧围绕现实斗争和中心工作开展文化工作，是山西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的又一特点。文化工作只有和现实斗争结合起来，才能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在抗日根据地巩固发展的过程中，文化工作者从各项实际工作出发，创作出一大批紧密结合实际，深受人民欢迎的好作品，在宣传党的政策，动员鼓舞人民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有力地配合了各项中心工作的完成。由西戎、孙谦、常功、卢梦集体创作的眉户剧《王德锁减租》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减租减息是抗日根据地的一项基本土地政策，既减轻广大农民的租息负担，使农民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调动他们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也照顾地主、富农的利益，目的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坚持抗战，扩大统一战线。减租减息政策对于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对于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减租减息开始时，由于地主阶级在农村的势力还相当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对政策深入的宣传和动员也不够，这个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不小的阻力。不少地主对减租减息持抗拒态度，阳奉阴违，明减暗不减。同时，一些农民对减租减息也缺乏理解，畏首畏尾，顾虑重重，有的甚至偷偷把已经减去的租粮如数交给地主。《王德锁减租》以农村减租减息为背景，为人们绘制了一幅在减租运动中广大农民群众和顽固地主作斗争的鲜明图画。
《王德锁减租》的主角王德锁是一个深受封建礼教文化影响的贫苦农民，勤恳、老实，处处谨小慎微，事事要求良心自安。他拥护新政权的减租政策，也渴望减租，并且看到其他人减租后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但由于过去受了地主太多的压迫和剥削，害怕减租后八路军“站不住”，日后会变天，不敢起来同地主斗争。虽然边区政府有法令，不准地主收回土地，但王德锁还是顾虑重重。后来在党的政策鼓舞下，在农会干部的启发教育下，他提高了思想觉悟，起来同地主进行斗争，经过减租过上了幸福生活。通过王德锁这个人物形象，较全面地反映了减租政策在根据地的整个执行过程，以及人民群众在减租运动中丰富的斗争事迹；表现了减租运动中群众怎样掌握了政策武器，组织自己的力量去进行斗争。同时也写出了在这场伟大斗争中，群众如何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照顾了各阶层的利益。
《王德锁减租》在晋绥边区1944年举行的“七七七”文艺奖金征文活动中获得了戏剧类甲等奖，随后剧本被晋绥七月剧社二队编排，到各地演出。从1944年到1946年，《王德锁减租》上演100多场，观众有20多万人次，有力地推动了减租工作的开展。各地干部都反映：看一次《减租》，比他们开几天会都顶事。河曲一区离国民党军队驻区陕西府谷县只隔一道黄河，经常有国民党士兵偷渡过河骚扰，地主借此造谣“你们减吧，八路军快滚蛋了”，给这个地区的减租工作造成很大困难。为此，当地领导请七月剧社去演《王德锁减租》。随着剧情的发展，台下时而鸦雀无声，时而哄然大笑，当剧中“穷人翻身要靠自己”的口号声响起时，观众齐声响应，台上台下融为一体。看完后观众异口同声地说：“要前几年就来演，咱们早减彻底了。”《王德锁减租》在这里连演两场，当地群众的思想得到了很大转变，减租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在山西各抗日根据地，像《王德锁减租》这样从现实出发的好的文艺作品非常多，内容涵盖对敌斗争、参军参战、发展生产、减租减息、民主选举、反内战反投降、交公粮、动员儿童上学、反对买卖婚姻等根据地战斗生活的各个方面，利用了戏剧、音乐、舞蹈、文学、绘画等多种为群众所喜爱的文艺形式来表现。这些文艺作品有力配合了当时的各项工作，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抗战新年画：根据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壮美画卷
抗战时期，党的文化建设方针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所谓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概括起来说，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党的领导下，山西各抗日根据地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改变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旧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包括旧的生产观念、婚姻观念、教育观念、卫生观念等，代之以婚姻自由、男女平等、自尊自强、互敬互爱等新的思想道德观念。过去的赌博、吸食鸦片等恶习被识字、读报、音乐、美术等活动所取代。这些变化，在根据地家家户户张贴的新年画中得以体现。
年画是在老百姓中流传的一种艺术形式，每逢喜庆、年节之时，家家户户都要在家里张贴年画，用来祈福、驱邪，寄托对来年幸福生活的美好向往。旧时年画的主角，是财神、门神、灶王爷等各路神仙及戏剧人物，《福禄寿三星图》、《天官赐福图》，打鬼的钟馗、上天言好事的灶王爷等内容的年画在每家每户都可以看到。随着山西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及巩固，这些地区的老百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翻了身，他们体会到丰衣足食的生活不是靠灶王爷和门神的保护得来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同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的斗争中自己创造出来的。根据地的文化工作者也认识到，在文盲占绝大多数的根据地，相对于文字教育的局限性，直观、形象的年画在教育群众方面更易为群众所接受。因此，文化战线上的美术工作者，采用传统年画形式，结合革命新内容，创作出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作品，满足了广大群众“翻身后的新生活”需要。
这些新创作的年画在传统基础上推陈出新，摒弃了封建迷信等不健康的色彩，以爱国主义、移风易俗、劳动创造等为主要内容，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浓厚的生活情趣。代表作有《打日本汉奸》《抗日光荣》《立功喜报》《保卫家乡》《春耕图》《庆祝新春庆祝胜利》《破坏交通》《抗战十大任务》等。在敌后非常活跃的鲁艺木刻工作团，1940年春节到来的时候，采用中国民间传统的年画形式，展开宣传活动。第一批创作出来的新年画有《春耕大吉》《保卫家乡》《纺织图》《送子弹》《抗日人民大团结》《一面抗战，一面生产》等。画还没有完全印好，周围的农民、煤窑工人和赶集过路的人得到消息，都赶过来要买。工作团的同志将新年画张贴在附近的村庄里，进行宣传，可是画一贴出去很快就被老乡揭回家去了。腊月二十三，工作团将新创作的抗战年画带到襄垣县西营镇，在被日寇烧毁的集市上摆起了地摊。赶集的老乡被这些新颖的年画所吸引，不约而同地围拢过来争相购买，几千张年画很快就销售一空。有些偏远山区的老乡听到消息后甚至专门跑上十几里路程到木刻团驻地购买，没几天，印好的年画便被抢购一空。
逐渐地，表现根据地人民生产劳动、支援前线、军民互助、农民翻身、妇女解放、学习文化、讲究卫生等方面的新年画代替了旧日的门神、灶王爷。走到群众的家门口，首先看到的不再是秦琼、尉迟恭的形象，而是一位身材魁梧的民兵正英姿飒爽地跃马扬刀，炯炯有神的双目似在怒视日寇，令人精神振奋，这就是新年画《民兵抗日门神》。进到群众家里，看到的是妈妈正在教儿女们识字的《识一千字》，是反映根据地美好生活的《丰衣足食》，是根据地人民拿起武器抗击日寇的《保卫家乡》，是根据地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人兴财旺图》……这些新年画色彩鲜艳明快，内容通俗易懂，反映了根据地的社会新风尚、新气象。
从根据地新年画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促进了抗日根据地人民的觉醒，改变了根据地人民几千年来闭塞、枯燥的生活。而这些改变无不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事业，才能有效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促进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为夺取抗战胜利，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开创人民的新文化、新生活奠定坚实的精神基础。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