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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哪里来？”这几乎是所有孩子都会向父母提出的、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2008年12月，国家教育部将这一问题列入《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纲要中，小学一二年级应掌握的生长发育与青春期保健基本内容，包括“生命孕育、成长基本知识，知道‘我从哪里来’”。
今年8月，被媒体报道为“北京市首部性教材”的《成长的脚步》(以下简称《脚步》)是这样回答的：“爸爸阴囊里的睾丸可以产生精子，他们的样子像个小蝌蚪，活动能力特别强……为了让淘气的精子能尽快找到卵子，爸爸用阴茎插入妈妈的阴道里，用力把精子射入妈妈的阴道内……”
与“从垃圾堆里捡来的”“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类“经典答案”相比，这个答案直白得惊世骇俗。有家长斥之为“黄色漫画”，亦有网友称赞这是“进步”“开放”。一时间，舆论纷争渐起。
北京市教委迅速辟谣，《脚步》只是北京市一所小学参加《北京市中小学生性健康教育大纲》课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还没有向家长与学生发放，且北京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均没有“性教育教材”的相关立项、编写计划。
舆论的中心，课题的主要承担者之一、首都师范大学性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玫玫教授沉默了。尽管“有满肚子的话要向记者说”，但她依然只是简单地表示，“性教育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科学的研究，稳步推进……现在时机不到，须把握节奏，不然适得其反！”
“可能还有更多的校本教材，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这本书严格来说不能是教材，只能说是读本。”张玫玫教授强调。它由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第二小学组织编写，没有出版、没有经过教育主管部门审订，是供校本课程使用的参考读物。
《脚步》之前，已有2009年8月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小学出版的《快乐生活，健康成长》、2005年成都人北实验小学的《成长路上陪你走》等等。它们同样使用了“精子”“卵子”等名词，但没有引起外界关注。“可能还有更多的校本教材，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张玫玫说。
而在《脚步》背后，其实是一个已经进行两年多、北京30所中小学参与试点、近500名一线老师参与的课题项目。
2009年起，受北京市教委委托，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性教育研究中心和北京性教育研究会承担了课题《北京市中小学性教育模式初建》，编写了北京市中小学学校性教育大纲(草案)。在实施中，课题组设计了30个子课题，分别由城六区及房山、昌平等郊区县的10所小学和20所中学承担。
《脚步》一书，正是《定福庄二小性健康教育校本教材研究》子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我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一小学的一位老师是这样描述的：“精子小思住在爸爸的身体里，还有3亿多个兄弟和小思住在一起……卵子小欧，她家就她一个娇宝宝，特别希望能和小思它们做朋友……但是他们相见的路途既遥远，又艰难……”
接着，老师安排角色扮演，请男孩们做精子，一个女孩做卵子，开始夹道障碍跑。当然，大多数男孩都被淘汰了，“使学生感受到生命的惟一，激发学生珍爱生命的情感。”
除了性生理部分，还有不少案例关注性心理与性道德。如《换座位带来的思考》《收到“情书”之后》《识别危险行为》等等。
张玫玫曾向媒体表示，《脚步》中80%的内容已在北京市定福庄二小试讲过，而这所学校早在2001年就开始探索性教育之路。
一位性教育界人士向记者称，青少年性健康教育试点已在教育界内部积极进行，而《脚步》一书的轰动只能说明，这一切其实并不为外界所知。
“能不能给一个固定的标准？”
《脚步》一书，同样在性教育界内部引起争议。
儿童性教育专家胡萍在博客上公开表示对编者“道义上的支持、观点上的分歧”。她称，向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展示性交细节的图片和文字，不符合孩子们的认知发展规律，“就像我们不可以在孩子小学阶段就给孩子学习高等数学一样，这就是违背孩子年龄认知和性心理发展规律的做法。”
在《成长与性》一书中，作者胡萍将精卵结合的过程解释为“爸爸妈妈的身体接触”。有意思的是，哪怕是这样含蓄的语言，在7年前出版时也曾被批评为“最黄的”的性教育读本。
“如果只说身体接触，孩子可能就会想，今天我牵了谁的手，是不是就有宝宝了？”成都大学教授、四川省青少年性教育普及基地主任胡珍对此表示异议，“在这个阶段，生殖器官和手指、脚趾、鼻子都是一样的，很简单的一个逻辑问题，为什么不可以说？孩子就这么简单，是成年人自己想复杂了。”
胡珍一直在成都开展青少年性健康教育。从2007年至今，她完成四川省教育厅课题“中小学性健康教育实施研究”课题，之后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将研究成果转入实践，为34所中小学培训师资、扶持开课。
目前，在四川省，起步较早的成都人北实验小学，在6年前便出版了自己的性健康教育读本。去年，成都大学还开设了“性教育辅修师范专业”，成为继首都师范大学之后，全国第二个开设这一专业的大学。
对《脚步》一书的修改，胡珍的建议只是，给小学一二年级的文字内容加上拼音，便于理解。
社会学者李银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点也不超前，这是一种相当不容易的进步。以前我们过于禁欲，现在要解放了。”
也有审慎的支持者。“北京市教委的这个试点，基本上合适，当然有些像‘射入’这些词可以推敲”，中国性学会青少年性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徐震雷说。
徐震雷称，全国青少年性健康教育发展较早的地区有北京、上海、成都、杭州和深圳等。从2008年起，其中4个城市每年聚集一次研讨，达成的一个共识是，“对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可以告诉事实，但‘性交’两字不提为好。”
然而，在教学实践中，哪怕不出现“性交”两个字，对它的讲解也是千差万别。应该说“生殖器”还是“阴道”、说“放入”还是“射入”，差别虽细微，争论却不止。
在一次国内研讨会上，一组专家去听一位老师的现场课《我从哪里来》。说到男性性器官“睾丸”时，老师带领着孩子们，将这个词像集体背单词一样反复朗读了几遍。不料，课堂结束后，有专家反对，有专家力挺，争执不下。
最后，女老师委屈地哭了起来，“连你们专家都不知道怎样才对，你让我们老师怎么办？我们一线老师执行力很强，能不能给一个固定的标准？”观点之争，可见一斑。
“这其实是两种教育理念的差别，是以知识体系的逻辑来决定该讲什么，还是以受教群体的逻辑来决定”，杭州市教育局教科所韩似萍老师说。
韩似萍坚持，从小学高年级起才对学生进行青春期教育，因为“文化观念不可能通过强硬手段立刻改变，应该充分考虑到中国这个含蓄民族的情感背景。”具体到性器官名词和内容讲解的深度上，不能只注重科学完整而忽视社会人文。
“怎么给孩子说子宫？我们的老师可以说，妈妈的肚子里有一个器官，是孕育孩子的宫殿，简称子宫。还有阴道，可以说它是生命的通道。这样说，不是很美吗？”胡珍对此有不同看法，“其实所有生理科学，都可以带着从心底里对人本身的尊重”。
性教育是“三无教育”
在我国，性教育还没有进入学科序列，没有“专业人才”。在中小学里，性健康教育老师大多由心理健康老师、班主任、代课老师、德育主任等兼任。
克服心理障碍是老师们走上讲台的第一道关。四川成都龙泉七中的教科室主任柴小林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一直担任思想品德老师。4年前，他参加了胡珍及其团队的师资培训。
培训老师指导得非常详细，“不能说手淫，因为‘淫’给人罪恶感，要说自慰；不能说‘小鸡鸡’，要说生殖器官……”
他想起培训前的一个夏天，一位男生在课堂上问起生理现象：“老师，那意淫咋个办咧？”他沉下脸，“其他人都不说，只有你提这个问题，你太下流了！” 其他同学附和着：“就是嘛，你的思想有问题！”
柴小林反省自己，“其实是我没有那个胆量去驾驭这个问题，于是逃避了。”
培训结束后，再讲性健康教育课，他还是害怕学生提问题，不过担心的不再是勇气，而是能力。每每有学生提出意料之外的问题，他只能实话实说：“抱歉，我回答不了。我必须下课找到资料和答案后，再和你探讨。”
“性健康教育老师，不仅要有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律和道德等知识，还要有文学积累、表达技巧、组织方式，我认为比其他老师更难。”胡珍说。
大部分半路出家的性健康教育老师会经历“模仿、反思、原创”的授课阶段。如果不是真正感兴趣，一些老师可能会长期停留在第一阶段。还有的老师，因为学校指定而不得不接受培训，结束后却在小声地骂“无耻”。有的老师，一旦岗位变动，就不再主动教学。性健康教育，被戏称为“无师资、无课时、无教材”的“三无教育”。
“学科渗透”教学法于是被大力推行。除了专门课时之外，语文、数学、生物、体育等科目都可以渗透性健康教育。
比如，语文课上讲《一粒种子》，说到生命的不易；数学课学到黄金分割，老师可以提醒，女孩子打扮自己，要有得体的美感；体育课上，老师也应该在运动前，适时宣传保护身体脆弱部位……
在这些知识中，除了性生理、性安全等有明确的答案，性心理、性伦理、性道德等标准事实上因人而异。教育者本人的价值观因而显得格外重要。
一位老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些年纪较大的老师可以在讲台上义正辞严地宣传‘一定不能发生婚前性行为’，但我不会，因为我是80后，自己就有，这样的要求实在说不出口”。
“当下中国，性现象是多元而混乱的，性价值观也一样，”这位老师说。尽管这种复杂的情况在中小学性健康教育中还不明显，但是老师的不同态度，直接决定“将话说到什么程度”，进而对学生产生微妙的影响。
2008年12月，国家教育部将这一问题列入《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纲要中，小学一二年级应掌握的生长发育与青春期保健基本内容，包括“生命孕育、成长基本知识，知道‘我从哪里来’”。
今年8月，被媒体报道为“北京市首部性教材”的《成长的脚步》(以下简称《脚步》)是这样回答的：“爸爸阴囊里的睾丸可以产生精子，他们的样子像个小蝌蚪，活动能力特别强……为了让淘气的精子能尽快找到卵子，爸爸用阴茎插入妈妈的阴道里，用力把精子射入妈妈的阴道内……”
与“从垃圾堆里捡来的”“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类“经典答案”相比，这个答案直白得惊世骇俗。有家长斥之为“黄色漫画”，亦有网友称赞这是“进步”“开放”。一时间，舆论纷争渐起。
北京市教委迅速辟谣，《脚步》只是北京市一所小学参加《北京市中小学生性健康教育大纲》课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还没有向家长与学生发放，且北京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均没有“性教育教材”的相关立项、编写计划。
舆论的中心，课题的主要承担者之一、首都师范大学性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张玫玫教授沉默了。尽管“有满肚子的话要向记者说”，但她依然只是简单地表示，“性教育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科学的研究，稳步推进……现在时机不到，须把握节奏，不然适得其反！”
“可能还有更多的校本教材，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这本书严格来说不能是教材，只能说是读本。”张玫玫教授强调。它由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第二小学组织编写，没有出版、没有经过教育主管部门审订，是供校本课程使用的参考读物。
《脚步》之前，已有2009年8月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小学出版的《快乐生活，健康成长》、2005年成都人北实验小学的《成长路上陪你走》等等。它们同样使用了“精子”“卵子”等名词，但没有引起外界关注。“可能还有更多的校本教材，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张玫玫说。
而在《脚步》背后，其实是一个已经进行两年多、北京30所中小学参与试点、近500名一线老师参与的课题项目。
2009年起，受北京市教委委托，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性教育研究中心和北京性教育研究会承担了课题《北京市中小学性教育模式初建》，编写了北京市中小学学校性教育大纲(草案)。在实施中，课题组设计了30个子课题，分别由城六区及房山、昌平等郊区县的10所小学和20所中学承担。
《脚步》一书，正是《定福庄二小性健康教育校本教材研究》子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我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一小学的一位老师是这样描述的：“精子小思住在爸爸的身体里，还有3亿多个兄弟和小思住在一起……卵子小欧，她家就她一个娇宝宝，特别希望能和小思它们做朋友……但是他们相见的路途既遥远，又艰难……”
接着，老师安排角色扮演，请男孩们做精子，一个女孩做卵子，开始夹道障碍跑。当然，大多数男孩都被淘汰了，“使学生感受到生命的惟一，激发学生珍爱生命的情感。”
除了性生理部分，还有不少案例关注性心理与性道德。如《换座位带来的思考》《收到“情书”之后》《识别危险行为》等等。
张玫玫曾向媒体表示，《脚步》中80%的内容已在北京市定福庄二小试讲过，而这所学校早在2001年就开始探索性教育之路。
一位性教育界人士向记者称，青少年性健康教育试点已在教育界内部积极进行，而《脚步》一书的轰动只能说明，这一切其实并不为外界所知。
“能不能给一个固定的标准？”
《脚步》一书，同样在性教育界内部引起争议。
儿童性教育专家胡萍在博客上公开表示对编者“道义上的支持、观点上的分歧”。她称，向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展示性交细节的图片和文字，不符合孩子们的认知发展规律，“就像我们不可以在孩子小学阶段就给孩子学习高等数学一样，这就是违背孩子年龄认知和性心理发展规律的做法。”
在《成长与性》一书中，作者胡萍将精卵结合的过程解释为“爸爸妈妈的身体接触”。有意思的是，哪怕是这样含蓄的语言，在7年前出版时也曾被批评为“最黄的”的性教育读本。
“如果只说身体接触，孩子可能就会想，今天我牵了谁的手，是不是就有宝宝了？”成都大学教授、四川省青少年性教育普及基地主任胡珍对此表示异议，“在这个阶段，生殖器官和手指、脚趾、鼻子都是一样的，很简单的一个逻辑问题，为什么不可以说？孩子就这么简单，是成年人自己想复杂了。”
胡珍一直在成都开展青少年性健康教育。从2007年至今，她完成四川省教育厅课题“中小学性健康教育实施研究”课题，之后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将研究成果转入实践，为34所中小学培训师资、扶持开课。
目前，在四川省，起步较早的成都人北实验小学，在6年前便出版了自己的性健康教育读本。去年，成都大学还开设了“性教育辅修师范专业”，成为继首都师范大学之后，全国第二个开设这一专业的大学。
对《脚步》一书的修改，胡珍的建议只是，给小学一二年级的文字内容加上拼音，便于理解。
社会学者李银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点也不超前，这是一种相当不容易的进步。以前我们过于禁欲，现在要解放了。”
也有审慎的支持者。“北京市教委的这个试点，基本上合适，当然有些像‘射入’这些词可以推敲”，中国性学会青少年性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徐震雷说。
徐震雷称，全国青少年性健康教育发展较早的地区有北京、上海、成都、杭州和深圳等。从2008年起，其中4个城市每年聚集一次研讨，达成的一个共识是，“对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可以告诉事实，但‘性交’两字不提为好。”
然而，在教学实践中，哪怕不出现“性交”两个字，对它的讲解也是千差万别。应该说“生殖器”还是“阴道”、说“放入”还是“射入”，差别虽细微，争论却不止。
在一次国内研讨会上，一组专家去听一位老师的现场课《我从哪里来》。说到男性性器官“睾丸”时，老师带领着孩子们，将这个词像集体背单词一样反复朗读了几遍。不料，课堂结束后，有专家反对，有专家力挺，争执不下。
最后，女老师委屈地哭了起来，“连你们专家都不知道怎样才对，你让我们老师怎么办？我们一线老师执行力很强，能不能给一个固定的标准？”观点之争，可见一斑。
“这其实是两种教育理念的差别，是以知识体系的逻辑来决定该讲什么，还是以受教群体的逻辑来决定”，杭州市教育局教科所韩似萍老师说。
韩似萍坚持，从小学高年级起才对学生进行青春期教育，因为“文化观念不可能通过强硬手段立刻改变，应该充分考虑到中国这个含蓄民族的情感背景。”具体到性器官名词和内容讲解的深度上，不能只注重科学完整而忽视社会人文。
“怎么给孩子说子宫？我们的老师可以说，妈妈的肚子里有一个器官，是孕育孩子的宫殿，简称子宫。还有阴道，可以说它是生命的通道。这样说，不是很美吗？”胡珍对此有不同看法，“其实所有生理科学，都可以带着从心底里对人本身的尊重”。
性教育是“三无教育”
在我国，性教育还没有进入学科序列，没有“专业人才”。在中小学里，性健康教育老师大多由心理健康老师、班主任、代课老师、德育主任等兼任。
克服心理障碍是老师们走上讲台的第一道关。四川成都龙泉七中的教科室主任柴小林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一直担任思想品德老师。4年前，他参加了胡珍及其团队的师资培训。
培训老师指导得非常详细，“不能说手淫，因为‘淫’给人罪恶感，要说自慰；不能说‘小鸡鸡’，要说生殖器官……”
他想起培训前的一个夏天，一位男生在课堂上问起生理现象：“老师，那意淫咋个办咧？”他沉下脸，“其他人都不说，只有你提这个问题，你太下流了！” 其他同学附和着：“就是嘛，你的思想有问题！”
柴小林反省自己，“其实是我没有那个胆量去驾驭这个问题，于是逃避了。”
培训结束后，再讲性健康教育课，他还是害怕学生提问题，不过担心的不再是勇气，而是能力。每每有学生提出意料之外的问题，他只能实话实说：“抱歉，我回答不了。我必须下课找到资料和答案后，再和你探讨。”
“性健康教育老师，不仅要有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律和道德等知识，还要有文学积累、表达技巧、组织方式，我认为比其他老师更难。”胡珍说。
大部分半路出家的性健康教育老师会经历“模仿、反思、原创”的授课阶段。如果不是真正感兴趣，一些老师可能会长期停留在第一阶段。还有的老师，因为学校指定而不得不接受培训，结束后却在小声地骂“无耻”。有的老师，一旦岗位变动，就不再主动教学。性健康教育，被戏称为“无师资、无课时、无教材”的“三无教育”。
“学科渗透”教学法于是被大力推行。除了专门课时之外，语文、数学、生物、体育等科目都可以渗透性健康教育。
比如，语文课上讲《一粒种子》，说到生命的不易；数学课学到黄金分割，老师可以提醒，女孩子打扮自己，要有得体的美感；体育课上，老师也应该在运动前，适时宣传保护身体脆弱部位……
在这些知识中，除了性生理、性安全等有明确的答案，性心理、性伦理、性道德等标准事实上因人而异。教育者本人的价值观因而显得格外重要。
一位老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些年纪较大的老师可以在讲台上义正辞严地宣传‘一定不能发生婚前性行为’，但我不会，因为我是80后，自己就有，这样的要求实在说不出口”。
“当下中国，性现象是多元而混乱的，性价值观也一样，”这位老师说。尽管这种复杂的情况在中小学性健康教育中还不明显，但是老师的不同态度，直接决定“将话说到什么程度”，进而对学生产生微妙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