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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近“红线”
孔子云：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担忧在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尤为明显。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1年各项改革的具体部署中，收入分配改革就位列首位，明确提出要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而即将在2011年试点房产税的重庆和上海，也在地方两会上率先表态：先是重庆市长黄奇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将基尼系数由0.42降到0.35”（基尼系数0.4为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而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员会（简称“民盟上海市委”）也将在上海市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上提出一项有关“增强政府在初次分配中调节作用”的集体提案，因为他们调研发现上海行业收入差距已达6.4倍，而企业内部经营者与普通职工收入之比甚至超过10倍。
《新民周刊》了解到，由于此次民盟上海市委的调研内容只是上海六大行业（制造业、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基本薪酬，这意味着很多“灰色收入”和“变相福利”并不在计算之内。民盟上海市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向记者坦言：“我们做的是问卷调查，被调查者如果要隐瞒一些收入也不是没有可能。这个话题太敏感了，真实的收入差距可能会让老百姓更郁闷。”
最近有关“收入鸿沟”的媒体报道已经让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的心“拔凉拔凉的”。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12月15日发布2011年《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总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基尼系数目前在0.5左右。而波士顿咨询公司去年12月2日发布的《中国财富管理市场：机遇无限 挑战犹存》则指出，中国内地的富人家庭已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但只占所有中国家庭户数的0.2%左右，这一比例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比如美国是4.1%、瑞士是8.4%，而中国香港则达到了8.8%。中国在社会财富增长加速的同时，出现了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倾向（年均12.3%的速度增长，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贫富差距已经逼近国际公认的“红线”。
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GDP每年都保持8%以上的增速，2010年估计也在10%左右。但广大人民群众似乎并没有分享多少这场财富盛宴。“按照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理论，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国际贸易的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会获益，从而缩小该国的贫富差距，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Eric S. Maskin)在去年也对这个崛起中的东方大国感到困惑。
收入分配是政治问题
“西方学者往往对中国问题说不清楚，因为他们看到的很多数据是有水分的。”近日在上海参加“中国下一站：机遇与选择”学术研讨会的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他的夫人就是搞统计的，中国学者拿到的数据都未必准确，更何况老外呢？“在中国，搞经济研究并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其实在技术层面没啥难度，但是有时候需要让出一部分利益给百姓，而不是与民争利。”
李炜光引用德国政治經济学家兼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100年前提出的理论：一个经济长期贫弱的民族在世界上突然崛起，未必是一件好事。它将加速暴露落后民族特有的政治不成熟。这种反差如果处理不好，有可能酿成巨大的灾难。
中国民众缺乏一种对整体利益的认同感，不同阶层的分化明显。虽然2010年的中国年度词汇是“涨”，但颇具智慧的中国老百姓其实对“被”也很有感受。
当富二代开名车炫富时，十万蚁族蜗居在北京地下室；当一些地方政府机构为官二代量身定做招聘职位时，几百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当一个房管局长拥有数十套住房时，买房者为一套蜗居倾家荡产……现在的中国，这样的强烈对比并不鲜见。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对媒体表示：中国贫富急剧分化背后有两大主因，一是腐败，二是垄断。非市场因素的“财富集中”，正是当下贫富差距拉大的最重要根源。由于“蛋糕”的切分事关各方利益，最终结果是多与少的转化，因此收入分配改革必不可少地遇到重重阻碍，最大的阻力来源于某些既得利益团体。
面对中国当下的“不均”，复旦大学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研究所李维森对《新民周刊》表示，政府应该对广大老百姓减税和加薪。“一方面，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份额在不断提高，目前已经基本上跟发达国家差不多，甚至高于美国和日本，而大量的财政收入只是肥了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甚至出现年底突击花钱的荒诞现象，国进民退现象令人担忧。另一方面，中国普通居民收入落后于GDP增速，而官员的政绩只是与经济增长相挂钩，一俊遮百丑，老百姓的幸福指数被忽视了。”
在民盟上海市委的提案中，寄希望于政府在初次分配中发挥一定作用，例如将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从目前的36%逐步提高到国际公认的50%-60%，限定垄断企业的工资增长，加强普通员工工资的合理增长，改变个人所得税针对工薪阶层而对高薪阶层调节不力的局面……
作为减税政策的多年拥趸，李炜光更注重再分配环节。一方面，他希望增加中产阶层的比重，加快形成稳定的“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社会结构。但目前的税收政策往往针对中产阶层，高薪阶层有避税手段，低薪阶层可能还会受到一定政府补助，中产阶层是主要缴税群体，生活压力不言而喻。而缺乏社会保障也使得很多即便有房有车的人生活得小心翼翼，生怕一场病或者一次意外就变成穷人。
另一方面，李炜光建议取消一些不必要的税种，不再增加百姓负担，因为现在的政府已经掌握了相当大的资源和财富，而中国人的税负也已经很高了。
就拿个人所得税来说，征税项目共有11个：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企事业单位承包（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等。工资薪金所得只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类，种类之多以及不同税率，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中产阶层税负较重。现实生活中我国大部分高收入者恰恰不是以薪酬形式获取收入的群体，比如私营厂主、企业老板可以只给自己象征性地开一点薪酬，甚至可能完全不开薪酬。本应是高收入者多纳税的个税政策，却只是高薪酬者多纳税。
对于重庆和上海即将试点的房产税，李炜光并不看好。收税是为纳税人服务的，但是我国财政并不公开透明，每年上缴的税收具体用在哪些地方，怎么用，效果如何，老百姓只能交钱而没有十分具体的知情权。而房产税是否能够抑制高房价还很难说，这笔税收是否收得起来，能否用到实处，更是个未知数。
孔子云：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担忧在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尤为明显。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1年各项改革的具体部署中，收入分配改革就位列首位，明确提出要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而即将在2011年试点房产税的重庆和上海，也在地方两会上率先表态：先是重庆市长黄奇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将基尼系数由0.42降到0.35”（基尼系数0.4为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而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员会（简称“民盟上海市委”）也将在上海市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上提出一项有关“增强政府在初次分配中调节作用”的集体提案，因为他们调研发现上海行业收入差距已达6.4倍，而企业内部经营者与普通职工收入之比甚至超过10倍。
《新民周刊》了解到，由于此次民盟上海市委的调研内容只是上海六大行业（制造业、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基本薪酬，这意味着很多“灰色收入”和“变相福利”并不在计算之内。民盟上海市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向记者坦言：“我们做的是问卷调查，被调查者如果要隐瞒一些收入也不是没有可能。这个话题太敏感了，真实的收入差距可能会让老百姓更郁闷。”
最近有关“收入鸿沟”的媒体报道已经让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的心“拔凉拔凉的”。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12月15日发布2011年《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总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基尼系数目前在0.5左右。而波士顿咨询公司去年12月2日发布的《中国财富管理市场：机遇无限 挑战犹存》则指出，中国内地的富人家庭已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但只占所有中国家庭户数的0.2%左右，这一比例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比如美国是4.1%、瑞士是8.4%，而中国香港则达到了8.8%。中国在社会财富增长加速的同时，出现了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倾向（年均12.3%的速度增长，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贫富差距已经逼近国际公认的“红线”。
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GDP每年都保持8%以上的增速，2010年估计也在10%左右。但广大人民群众似乎并没有分享多少这场财富盛宴。“按照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理论，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国际贸易的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会获益，从而缩小该国的贫富差距，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Eric S. Maskin)在去年也对这个崛起中的东方大国感到困惑。
收入分配是政治问题
“西方学者往往对中国问题说不清楚，因为他们看到的很多数据是有水分的。”近日在上海参加“中国下一站：机遇与选择”学术研讨会的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他的夫人就是搞统计的，中国学者拿到的数据都未必准确，更何况老外呢？“在中国，搞经济研究并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其实在技术层面没啥难度，但是有时候需要让出一部分利益给百姓，而不是与民争利。”
李炜光引用德国政治經济学家兼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100年前提出的理论：一个经济长期贫弱的民族在世界上突然崛起，未必是一件好事。它将加速暴露落后民族特有的政治不成熟。这种反差如果处理不好，有可能酿成巨大的灾难。
中国民众缺乏一种对整体利益的认同感，不同阶层的分化明显。虽然2010年的中国年度词汇是“涨”，但颇具智慧的中国老百姓其实对“被”也很有感受。
当富二代开名车炫富时，十万蚁族蜗居在北京地下室；当一些地方政府机构为官二代量身定做招聘职位时，几百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当一个房管局长拥有数十套住房时，买房者为一套蜗居倾家荡产……现在的中国，这样的强烈对比并不鲜见。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对媒体表示：中国贫富急剧分化背后有两大主因，一是腐败，二是垄断。非市场因素的“财富集中”，正是当下贫富差距拉大的最重要根源。由于“蛋糕”的切分事关各方利益，最终结果是多与少的转化，因此收入分配改革必不可少地遇到重重阻碍，最大的阻力来源于某些既得利益团体。
面对中国当下的“不均”，复旦大学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研究所李维森对《新民周刊》表示，政府应该对广大老百姓减税和加薪。“一方面，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份额在不断提高，目前已经基本上跟发达国家差不多，甚至高于美国和日本，而大量的财政收入只是肥了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甚至出现年底突击花钱的荒诞现象，国进民退现象令人担忧。另一方面，中国普通居民收入落后于GDP增速，而官员的政绩只是与经济增长相挂钩，一俊遮百丑，老百姓的幸福指数被忽视了。”
在民盟上海市委的提案中，寄希望于政府在初次分配中发挥一定作用，例如将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从目前的36%逐步提高到国际公认的50%-60%，限定垄断企业的工资增长，加强普通员工工资的合理增长，改变个人所得税针对工薪阶层而对高薪阶层调节不力的局面……
作为减税政策的多年拥趸，李炜光更注重再分配环节。一方面，他希望增加中产阶层的比重，加快形成稳定的“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社会结构。但目前的税收政策往往针对中产阶层，高薪阶层有避税手段，低薪阶层可能还会受到一定政府补助，中产阶层是主要缴税群体，生活压力不言而喻。而缺乏社会保障也使得很多即便有房有车的人生活得小心翼翼，生怕一场病或者一次意外就变成穷人。
另一方面，李炜光建议取消一些不必要的税种，不再增加百姓负担，因为现在的政府已经掌握了相当大的资源和财富，而中国人的税负也已经很高了。
就拿个人所得税来说，征税项目共有11个：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企事业单位承包（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等。工资薪金所得只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类，种类之多以及不同税率，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中产阶层税负较重。现实生活中我国大部分高收入者恰恰不是以薪酬形式获取收入的群体，比如私营厂主、企业老板可以只给自己象征性地开一点薪酬，甚至可能完全不开薪酬。本应是高收入者多纳税的个税政策，却只是高薪酬者多纳税。
对于重庆和上海即将试点的房产税，李炜光并不看好。收税是为纳税人服务的，但是我国财政并不公开透明，每年上缴的税收具体用在哪些地方，怎么用，效果如何，老百姓只能交钱而没有十分具体的知情权。而房产税是否能够抑制高房价还很难说，这笔税收是否收得起来，能否用到实处，更是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