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记作品文学性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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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勇兄:
  去年秋天,有一位我很敬重的友人,建议我从中古文学家如蔡文姬、嵇康、阮籍等人中挑选一位来写传记,参加到中国作协主持的“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工程当中去。据介绍,该“传记”丛书要求:应是原创的纪实体文学作品,在尊重史实基础上进行文学艺术创造,力求生动完美,具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性和可读性云云。每部传记的篇幅约掌握在二十五万字至四十万字。
  既要纪实,又要创造,我理解就是要达成学术性和文学性的完美结合,兼具科学性和可读性。这是极高的标准,我哪里能做得到,没有敢应命。而且他们定的期限很紧,想多磨几年也不可能,这就更不敢轻易上船了。
  既然是传记,肯定要真实可信,要仔细研究史料,完全吃透,然后才可以转化为叙事。可是关于蔡文姬的史料很少,正史上的传只有寥寥数行,别传和相关的记载略多一点,也颇有限,而她本人的诗只有三首,却又每一首的真伪都有争议。我是相信三首皆真的——那也没有多少。总之可以作为依据和出发点的东西远不足万字,现在要冲出二十五至四十万的一大桶来,要加多少创造性的辅料佐料啊。嵇康和阮籍的材料虽然要丰富得多,但其中有麻烦的地方层出不穷,学术界的意见分歧很大,我虽然有自己的一套解读(曾发表过一二十篇有关的论文和文章,其主旨大体见于行将出版的《从孔融到陶渊明——汉末三国两晋文学史论衡》一书第二章《正始玄远》),但同主流派的看法出入甚远,单是作纯学术讨论还好,一旦化为充满“文学艺术创造”的叙述,难免被斥为野狐禅,不大大挨骂恐怕是不可能的。而要为自己作“并非野狐”的辩护,得说上许多许多话,势必冲击安度晚年的计划——不必去惹这样的麻烦了。
  看你过去的文章,好像倾向于传记不能虚构,否则就是写小说而非传记了。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写传记,绝对不虚构确实是可能的,材料甚多,只要掌握得齐全,分析得到位,化为纯真实的叙述大有可能——你为林徽因、凌叔华写传,得到很好的评价,根本原因正在于此;当然剪裁得体、文字高妙也大有关系。而为古代特别是唐朝以前的作家写传,就很难有这样的不愁无米的幸福了。
  其实有些虚构也并不可怕,只要不违背有案可稽的基本史料就可以了。事实上即使是传世的历史著作中也有若干虚构。例如《左传》宣公二年写晋灵公派一个刺客鉏麑去暗杀老是提意见的赵盾,鉏麑一大早赶去准备动手,却见赵盾已经起床,“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退而感叹道:“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于是道德高尚的硬汉鉏麑就自己撞树而死。当时就是他一个人,这样的自言自语,史家何从得知?照写不误。又如《史记·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段,写刘邦和张良在形势非常危急之际,借口上厕所,躲在里面密商怎样逃离此地,这事十分机密,当时尚无录音或窃听装置——司马迁何从得知?也照写不误。
  钱锺书先生说:“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入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左传》、《史记》“足为史有诗心、文心之证”。刺客鉏麑忽然自杀,在厕所里呆了一会儿以后刘邦就逃跑了,这样的事情是真的,这也就可以了。他们自言自语或秘密交谈了些什么话,创造几句无妨。史家尚且有这样的自由,传记作家还怕什么?
  再举一个同扬州有点关系的例子。史可法(1602—1645)守扬州,最后以身殉国,是著名的抗清英雄。他早年是左光斗的门生,左光斗遭宦官迫害下狱,史可法去探监,不料被恩师狠狠地责备了一顿,而他骂门生的那些话,有好几种不同的版本:
  “尔胡为乎来哉!”
  ——史可法《祭大中丞左公文》,《史可法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页
  “道邻,宜厚自爱!异日天下有事,吾望子为国柱!自吾被祸,门生故吏,逆党日罗而捕之,今子出身犯难,殉硜硜小节,而撄奸人之锋,我死,子必随之,是再戮我也!”
  ——戴名世《戴南山全集》卷八《左忠毅公传》
  “庸奴,此何地也?而汝前来!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
  ——方苞《方苞集》卷九《左忠毅公逸事》
  意旨相同,都是爱护门生的意思,怕他因探监而遭到株连,他是要为天下爱惜人才;而几份文献中的具体话语大不相同。一般来说,大约是史可法本人那一句比较简单的记载最为可信,后两份大约都不免踵事增华;但也可能是有些老师器重自己的话,史可法觉得不宜出现在自己笔下,遂略去不提。如果今天为史可法或左光斗写传记,不妨以这三份文献为依托,加以生发,进一步锦上添花。大史家司马光说得好:“凡为史者记人之言,必有以文之。”史书尚且可以如此,人物传记自然应当更加能够容忍“有以文之”的人物语言。
  这样看来,传记里的人物语言可以有三种情形:这话是他说的,这话像他说的,这话他是可能说的;只有一种应当避免:这话他是不可能说的。
  文学传记也不妨虚构故事;而尤其可以在相关史料的基础上虚构人物语言,这样风险比较小,并能大大增加可读性;心理描写则更是大有可为。总之大可放笔直书,其底线在于不要同可靠的史料发生矛盾抵触。这正如人们做事可以有些自由,只要不出法律和道德的底线就行一样。
  但这决非易事,更不能随心所欲天马行空,因为如果不深知当时的情形,包括历史、地理、制度、礼法、风俗、习惯、名物、时尚、心态等等,就很容易弄出些不可能的故事和语言来,以致落到底线之下,误导读者或令他们哭笑两难。
  如果我来写古代文学家的传记,就准备把胆子放大些,再大些!但你知道我一向胆小,虽欲衰年变法,而仍多学究的迂腐气,要改也难。那么还是自己不写,而来看名家们的大作吧。
  你对传记一道研究有素,愿闻高论,匡我不逮。匆匆,   问好!
  弟 顾农 再拜
  2013年1月6日
  顾农兄:
  信悉。传记写作确是我感兴趣的话题,很有些话想说。年后年前琐事不断,回信竟拖了一段日子。
  兄辞谢蔡琰传记的邀约,明智之至。蔡琰的材料少到那种程度,如何为无米之炊?出版这套“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早有所闻,主事的称得上权威部门,本可寄以厚望,结果如何叫人有点杞人之忧。他们列出拟写的传主一百三十位,绝大多数属于古代,蔡元培以后寥寥不足十人。“丛书”要求每本传记篇幅都写到二十五至四十万字,不大容易完成。即使下限二十五万,再打个折扣,就十七八万吧,材料不够敷衍的又何止蔡琰一人。先秦诸子,哪个都难以凑到这么多万数。看丛书征聘著者的对象,有作家有专家,好像首先盯着作家,报告文学作家或曰纪实文学作家。主事者敢有此豪迈之举,或许正看在作家们的丰富想象、妙笔生花。现代文化名人诚然材料丰富,为其立传又何尝容易呢。他们较之古人自不虞无米,但泡沫亦多。材料的真真假假,以至彼此抵牾,若非研究有素,何取何舍实在很是费力的。譬如几成常识的金岳霖因为林徽因终身不娶,已采入多种传记作品。事实是这位哲学家晚年曾经谈婚论嫁,只是出于政治以及其他原因,无奈地不了了之矣。近日某报关于著名词曲学者任二北的回忆,我读来很觉得平实了,兄乃任翁的乡人,却一眼见出其中“不尽准确”多处。他人回忆如此,本人自述也难说全部可靠。冰心有篇纪念胡适的文章,说她虽然与胡适过从非浅,而从来没有写过一次信给博士。读到此处,我伸手取下书架上的《胡适来往书信集》,里面就收录了两封她致“适之校长先生”信函。自述的失真,其原因不一。此处冰心决非说谎,他俩往来二十多年里通信委实极少,少得记忆里不留痕迹。可见,传记材料,少有少的难处,多也有多的费劲。
  胡适曾经感叹中国最缺乏传记文学,这些年来传记的出版倒兴旺得可以。书店里传记读物满排满架,热销非常。著者中不少是倚马可待的快手,天马行空,戏说无边。他们的迅疾和文采,非严谨的学者专家能追步。迅疾与严谨,出版商是宁取前舍后的,故此类传记所述传主生平不敢全盘置信。有人搬来异域风行的“新历史主义”,为胡编乱造来张目开道。张目开道者强调的历史本无真实可言,恐并非人家那个“主义”的原意。我想,原意旨在说明历史描述不可穷尽,正如揭示真理不可能绝对一样。没有绝对真理,历史不可穷尽,均就宏观而言,不应拿来作拒绝追求真理、逼近史实的盾牌。胡适有过近似的比喻,说历史是一位姑娘,任人打扮;或像块面团,任人揉捏。这个生动的有名的比喻也常被误解为无视客观史实的存在。岂不知,任人地打扮、任人地揉捏,仅道理的一半,还另有前提性一半是,打扮、揉捏对象即姑娘、面团不容替换。姑娘、面团是历史,是本质所在。倘若打扮猴子,揉捏泥巴,任怎么地打扮、揉捏,它也只是猴子,只是泥巴,决非姑娘,决非面团,当然不再是历史。
  近年盛行传记小说,这名目好生费解。传记属历史范畴,小说在文学类别,一是必须发生过的史实记录,一是子虚乌有的假语村言,如何能融合在一起呢?又要说到胡适,他是倡导传记写作的先驱,而且身体力行,撰写了《四十自述》。这个自述曾经尝试“小说式”的文学笔法,还想以虚构的人名、地名描写具体故事。他的尝试已见之“自述”开头一章,但还是无力把史实与“小说”调和到一块,不得不放弃了继续尝试,“自述”回归了他严谨的史学原则。
  你我处身高校,这些话在学界说说尚可,外人听来难免不讥之迂腐学究气。其实你我向来诟病学术囿于学府,它的终端应该是民众,并为此多少作过一点努力。传记写作亦然,不能一味地炮制学术性的“评传”,还需有面向广大读者的传记读物。传记可以普及历史知识,可以传承文化,还可以励志。名垂青史的人物都是垂范后人的精神资源,“名人传记丛书”的倡导、组织者们初衷或正在于此。要让广大读者阅读,就得喜闻乐见,就要求传记的可读性,大量文学传记蜂拥而至是自然的。眼下连学术传记也悄悄向它靠拢,以前往往标明“评传”以示身价,现今不大张开这面旗号了,不然势必影响销售数量,出版商不大肯买账。文学传记当然讲究文学性,可文学性又被写手视为胡编乱造的另一块盾牌,以为文学性便是容许编撰情节,虚构内容。此乃大大的曲解或误解。兄提及《史记》,它虽为史著,但汉魏时人们的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皆有别今人,史学观念亦不同今世。先秦更加是事实和传说以至神话参合在一起的,因而不必泥古。人们常常引证三实七虚的《三国演义》,尤不必成则为王,不能因为它成文学经典而忽略史学意义的负面效应。太多的人以它为接受历史教育的捷径,然而为那“七虚”,史学家们要付出多大辛劳澄清史实。《三国演义》不朽,史学家为其纠正不实恐也永无止日。记得鲁迅对“七虚”便不无微词。学术传记容有失误,毕竟亦有学术自律在,且读者具相关知识、不乏一定分辨能力。文学传记读者众多,读者知识又是有限,胡编戏说起来,贻害之易之广可想而知。
  传记无论如何不宜虚构,所谓虚构不妨以“拟实”概念取代。与其讨论可不可虚构,不如讨论如何合情合理地拟实。拟实与虚构大有区别,后者是无中生有,前者只是把确实发生过的事情作推理、想象、摹写出来。譬如,史料记载传主春季天晴的某日去了一趟西湖,传记不妨据此,写写春阳娇媚,垂柳拂面,但不可描述成秋雨绵绵,万木萧疏。要是史料失记是晴是雨,那就放宽一些,随你写晴写雨,算打个擦边球啰。传记的文学性,其涵义何止在情节曲折,更有诸多其他文学因素,如笔致宜人,注重细节,场景再现,等等。我颇向往随笔体的传记,娓娓道来,似平淡实隽永。拙著《林徽因传》、《凌叔华传》都曾略作追步,毕竟学力和才情都甚欠缺,远不尽人意。这两册传记的读者依然局限在“读书人”圈内,圈外读者,包括若干林徽因粉丝,仍多为“演义”式的林氏传记所吸引。
  关于传记的文学性问题,以及拟实,如何拟实,可说、想说的话多多,先此打住了。这个话题未必没有理论意义,而实践意义尤为迫切。信里三言两语不大说得清楚,最好另作文字探讨。
  新春伊始,本当祝福兄文笔大健。一想到兄的新作已经目不暇接,就改为一声提醒吧:务切保重健康,到底上了年纪,何况兄刚刚杀青了数十万言宏著。
  弟 学勇
  2013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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