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的作者钱钟书出身书香门第，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三十年代后期陆续在英法等国留学。回国后，任西南联大外文系特聘教授。《围城》是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的，这段时间，钱钟书陷落在上海。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渊博的知识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围城》的主人公方鸿渐，他有出国游学的经历，但因为不学无术，最后只能买个并不存在的“克莱登大学”的文凭回国。回国后又和赵辛楣、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等人处在一起，有多次情感纠葛，又有失败的从教经历。这部小说的情节既不浪漫，也没有什么惊险刺激的场面，甚至可以说有点琐碎，并不像同时代其它小说那样吸引人。然而，这却是一部有着深层意蕴的智性小说。《围城》一出，对他的主题的探索从未停止过。
　　《围城》是有着深层意蕴的作品，然而对其主题的理解也是多角度、多方位的，不管是哪一种理解，都没有离开对人的思索，这也正说明《围城》是一部关心人类的小说。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的：“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从这里可以看出钱钟书写《围城》是要摒弃那种温和的取笑，代之以对人性弱点和人性困境的探察，对文化人格做出极其深刻的心理审视和道德批判。
　　我理解《围城》的主题是从理想和现实的角度来看的，我认为《围城》的主题在于描绘理想主义和幻想破灭的永恒循环以及人性弱点在这一循环中作祟而造成的人性困境。追求生活幸福，追求事业成功，追求才华卓越是人的本性之一。因此，人对一切都怀有美好的理想，由于这种理想往往是从自我出发的一厢情愿，只是主观臆想的虚妄幻像，而不是环境的必然，也不是事物发展的“了局”，所以所谓憧憬，常常不过是单相思、白日梦。因此浪漫的情感在冷峻的事实面前往往碰壁。人不甘心于失败，于是新的一轮奋斗又开始了，除非它能领悟和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否则，等待他的仍将是失败。所以，《围城》就成为人类全部挫折的象征。作者塑造的主人公方鸿渐，被期望能够上大学、出国留学、取得社会名望，也就是取得地位和财富，但他所到之处总是发现自己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在那些开阔的空间到最后紧缩的上海的小居室，当妻子出走后，他“简短一怒把余劲都使尽了，软弱得要傻笑个不歇”，最后“心中又生希望，像湿柴虽点不着火，而开始冒烟，似乎一切会有办法”。《围城》是描绘人的理想在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中，逐渐的消磨殆尽，最后又重升希望的过程，隐藏着对人生的思索。
　　从作品的结构模式看，“流浪汉小说”的模式使《围城》的主题得到更明显的呈现。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他滑稽、唐突，经常自相矛盾，偶尔搞些恶作剧。在后半部，则自怜自悯。主人公方鸿渐的“流浪”生涯也不是自己决定的，而他的“流浪”比较被动，是属于在某个环境中不如意（如在上海的情场失意），甚至是某环境排斥他（如在三闾大学的未被聘任），方鸿渐才不得不再次“流浪”。这个“流浪汉”缺乏西方流浪汉的那种乐天派的气质和主动冒险的精神。另外，方鸿渐每一次从“旧环境”走出，都有一个来自“旧环境”中的人物陪伴着他走向“新环境”。方鸿渐从一个环境向另一个环境之间的过渡，是他与一个环境摩擦、角斗、失败，又转向另一个新环境再摩擦、再角斗，又再次失败的结果。不断转换环境，乃是他不断尝试新的生活的动机在牵引着他不断“出走”，不断“流浪”。
　　从上可以看出，方鸿渐的性格是以“懦弱”呈现的，他在每一个环境中经历一段人事后，都以“失败者”的身份“出逃”。从某种意义上说，《围城》采用“流浪汉小说”的结构模式，是为了让方鸿渐在不同的环境中得到一次次“精神操练”。然而方鸿渐在每一环境中经历一段人事后都遭受失败，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与妥协中其逐渐“萎缩”。这就形成一个奇怪的矛盾，本来“流浪汉体”给《围城》提供了一个广泛的开放空间，让主人公可以从一个环境跨越到另一个环境，这样的小说空间布局是很容易被赋予诗意、浪漫的特征，但我们看到的是活动在开放空间中的主人公精神世界的不断“萎缩”，看到了他的精神危机。《围城》中方鸿渐的人生经历，情感历程深深地揭示了这一主题，表达了一种人生深深的无奈的孤独感。正是这种孤独感使方鸿渐不断地探索，不断尝试，但也始终走不出自己设计的理想怪圈，走不出自己的“围城”。
　　
　　张自建，教师，现居湖北郧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