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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司马迁笔下的“汧渭之会”与“汧渭之间”原本是同一个概念。但有些学者为了把非子受封的秦邑考证到陇上，为了给并不存在的襄公迁汧找一个处所，故意回避或强辞歪曲迁公的记载，硬说那是两个概念，分指两地。此事不仅关涉早期秦史中一系列重大问题，也表现了对《史记》的态度，必须加以澄清。
[关键词]汧渭之间；汧渭之会；秦邑；《史记》；赢秦
[中图分类号]K875／8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18—0005—06
“汧渭之间”与“汧渭之会”，是《史记》叙述赢秦早期史事时多次使用过的两个词语。它们的含义是什么?它们是两个概念还是一个概念?它们言指何处?由于对《史记》原文及相关注解理解不同，对赢秦早期活动演变轨迹认识不同，学者们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也大相径庭。然而，答案涉及赢秦族体的发展壮大、都邑的迁徙转换、赢秦与周王朝及相邻戎族关系的演化等一系列重要内容，对于秦史学习者和研究者来说，是难以绕避的问题，理应认真辨明。
一、问题的缘起
《史记·秦本纪》所载秦国兴起的历史，认为最迟在商代后期，赢姓部族即已在位处今西汉水上游的西垂(犬丘)地区建立了一个小方国。初以殷商为宗主，商亡后即臣服于周。周孝王时代，赢姓方国的首领名大骆，其庶长子非子善于养马，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非子为王室养马大获成功，深得赏识。周孝王本想以让他日后接大骆班的方式奖励他的功劳，但这个想法遭到了与大骆联姻的王室权臣申侯的反对。申侯是大骆嫡子成的外公，他要捍卫女儿的利益。于是孝王改变了主意，决定保持大骆家族权位继承传统不变，另从王畿内划出一片土地，封非子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赢氏祀，号曰“秦赢”。这样，非子一族便从大骆母族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实体。
在赢秦发展史上，这是件划时代的大事。且不说后来大骆母族灭亡，赢秦依赖非子一族的奋斗才又重新崛起：我们先来关注“复续赢氏祀”一语，此语意味着确立了非子一族的正宗地位。对于西方赢姓部族的源流，《秦本纪》有详明的交代。赢姓有支族首领造父，在周穆王时因善御功显而受宠，被封于赵城(今山西省洪洞县北赵城镇一带)。为了表示对周王朝的忠心，生活在西垂地区的赢人即大骆的祖先们，也都“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依当时盛行的宗法制度来说，这就表示大骆一族从那时起即已从赢姓正族中别出，随周之赐封而立氏。周孝王命非子“复续赢氏祀”，就是恢复了赢姓部族的祭统，非子由此也便成为西方赢姓的“大宗”。所以，“附庸”的爵级虽然很低，但非子的宗族地位却相当高，代表着西方新生的赢姓政权。正因为此事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故500年之后的秦献公时代，东周王室太史儋出使秦国，对献公追述周秦关系史时，讲过这样的活：“周故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出。”后世史家都认为，前一个“合”字，是指商亡后西方赢姓方国归周，脱离赢姓而奉周之封地赵为氏。所谓“别”，即指非子重继赢姓祭统。以非子为首领的赢姓正宗，在族权上与姬周是并立的。
非子被“邑之秦”，这个“秦”在哪里?《秦本纪》前文只说非子为王室牧马之地是“汧渭之间”。按常理推想，其封邑也应当在该处，因为西周中、后期对戎狄的战争越来越频繁，需要大量马匹，周王室不会这么快就让非子放弃养殖马匹的任务。汧水(今名千河)在今陕西宝鸡县以西注入渭水，“汧渭之间”可以理解为汧水入渭所形成夹角内的那片地区。这里已是王畿西部的边域，在这一带给非子划一块地盘，落实起来也比较容易。《秦本纪》随后的记载，表明上述推想是正确的。
在记叙非子以下数代跌宕起伏的经历之后，司马迁又以较大篇幅介绍了秦襄公立国这一重大事件。襄公被封诸侯五年后死于军旅，其子文公即位。文公四年东猎“至汧渭之会”，在那里抚今追昔，怀念先祖非子曾封邑于该地，于是经过占卜后也在那里营建了新都。
司马迁在此处使用了“汧渭之会”一语，并告诉我们，文公新营之邑就是当年非子受封之邑(具体邑址位置不一定重合，但至少是相去不远，故文公以同地视之)。史文表意十分清晰。虽然我们不知道非子一族何时因何离开了这一地区，但在司马迁笔下，这里就是非子作为“附庸”的初封地确凿无疑。
令人不解的是，对司马迁如此明确的记载。自古至今许多学者或视而不见，或见而不究，只把目光集中在两条注语上。在《秦本纪》言非子被“邑之秦”的文后，《集解》引徐广曰：“今天水陇西县秦亭也。”《正义》引《括地志》云：“秦州清水县本名秦，赢姓邑。《十三州志》云(秦亭、秦谷是也)。周太史儋云‘始周与秦国合而别’，故天子邑之秦。”注语有更早的出处，《汉书·地理志》述秦地兼及秦史，言及非子之被封，曰“邑之秦，今陇西秦亭秦谷是也”。此说影响广泛，自唐至今的众多历史地理著作，包括清代一些省、州、县方志，以及当代不少大型工具书，都几乎众口一词地认定非子封邑在陇上之“秦亭”。而《史记》的正式记载却被弃置一旁，很少有人再去细究。时代较早的古文籍中，似乎只有王充的《潜夫论·志氏姓》忠实于《史记》，说非子封邑为“汧秦亭是也”。虽也还是沿用了“秦亭”之名，但把它归之于“汧”地，未失太史公原意。不过这类凤毛麟角的意见，早已被“非子封邑陇上说”所淹没，
然而，班固及其追随者们并没有讲出自己的依据，也未曾说明为什么司马迁的记载是错误的。这就很难杜绝我们做这样的推想：班固、徐广等是以他们所处时代的历史地理知识，对古秦邑地望做了解说。换言之，他们所知道的以“秦”为地名的秦人活动中心在陇上；但事实上那并不是非子的封邑，而是非子后裔的居地，是非子后裔族体迁徙的产物，他们把汧渭之间的“秦”名带到了陇上。笔者还曾做过进一步的推想：非子后裔们由汧渭之间移居陇上，是在秦仲时代完成的。后来的政治家和学者们盛赞秦仲“国大”，即指此而言。所以许多古籍称陇上之秦乃秦仲的始封地。如：
郑玄《诗·秦风谱》：“天水本隶秦，在汧陇之西。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
郦道元《水经·渭水注》言陇上之秦川：“川有育故亭，秦仲所封也。秦之为号，始自是矣。”
杜佑《通典·州郡四》言天水郡所领清水县，乃“秦仲始所封地”。
康熙年间修《巩昌府志》：“清水县，郡之东界，古秦仲所封地。”
笔者认为，班固、徐广等错把秦仲所经营的陇上之秦当成了非子的始封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误说，是因为非子一族在汧渭之间的秦邑生活时间相对较短，在历史上未能留下深显的印痕；而陇上之秦从秦仲时代起就一直是赢秦活动中心地区之一，又是故都西垂通往关中的咽喉要冲，向来备受秦人的眷顾。沿习日久，便形成了秦地在陇上的历史定格。
这虽然也是一种没有直接证据的假说，但可以比较合理地解释文献记载所呈现的矛盾，要比毫无理由地否定《史记》所述稳妥得多。坚持班固、徐广说的学 者们大约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有人不想旗帜鲜明地扬弃《史记》所载，力图把班固、徐广之说与司马迁的记载统一起来，于是便产生了区别“汧渭之间”与“汧渭之会”的论调(以下简称“间、会有别论”)，认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分别指言两个地区。前者表义宽泛，包括陇上今张家川、清水一带，即非子受封之地：后者指汧、渭二水合流处附近，即文公卜居之邑。
这就是“间、会有别论”的主要缘起，目的是把非子的封邑说到陇上去。另外还有一种缘起。《史记，秦本纪》述襄公即位的史事：“庄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襄公元年，以女弟缪赢为丰王妻。襄公二年，戎围犬丘，世父击之，为戎人所虏。岁余，复归世父。”在“襄公二年”文下，《正义》日：“《括地志》云，故汧城在陇州汧源县东南三里。《帝王世纪》云秦襄公二年徙都汧，即此城。”有些学者据此注，认为在文公迁汧之前，襄公就已经迁汧。如此以来，在关中西部除了非子与文公所都的汧邑外，还应当有一处襄公迁都的汧邑。
20世纪80年代，在陕西陇县东南乡边家村与磨儿塬一带，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处范围较大的春秋早期秦国墓地及一处春秋至战国的故城遗址。这里正处于汧渭之间，故部分学者认为这有可能就是文公所都汧邑的故址。而坚信“襄公迁汧说”的学者们，则主张这里应是襄公迁居之邑。他们也持“间、会有别论”，认为这里处“汧渭之间”，乃襄公所都，而文公所都为“汧渭之会”。持此论的目的，是要为襄公的，汧邑留出一个位置来。
认真考察一下，不难发现此说的处境颇为尴尬，因为所谓的襄公迁汧，纯属子虚乌有。早就有很多学者指出，宋人以三家注附刻于《史记》行世时，对注文即有删削，尤以张守节的《正义》受害最烈，裁并、削落和误置现象相当严重，已非原作旧貌。《秦本纪》“襄公二年”文下的《正义》当属此类。史文言秦人与戎族争夺犬丘的一次战役，《正义》却在莫名其妙地引书解说汧城地望，注文与正文完全不接茬。此姑勿论，即以引书言，也是一种错录，《帝王世纪》压根就没说过襄公迁淠事：恰恰相反，该书叙述赢秦都邑变迁的历史，正是依《秦本纪》的记载，直言迁淠的是文公而非襄公。显证甚多，无需列举，在《史记》三家注中就有现成的例证：《封禅书索引》即明载皇甫谧言文公徙都于汧的引文。关于这个问题，李零先生早已作过阐述，我在《地域名“秦”说略》一文及《早期秦史》一书中，也曾详加考辨。
襄公迁汧说是由一个荒唐的伪证而导致的误判。但这个误判却被一些学者所接受，从而使早期秦史研究中平添许多曲解和谬误。且不说这个错引应归罪于《正义》作者张守节，《括地志》作者李泰，还是归罪于三家注传抄或合刊过程中的讹失。错引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可谓遗患无穷，害得不少学者脱离《史记》原文，煞费苦心地去勾划一段襄公犬丘战败突围而逃的史事，并在汧渭之间为襄公寻找一处都邑。为此，“间、会有别论”的佐证是必不可少的。
二、司马迁的原意
持“间、会有别论”的学者们如果不是未曾细审《史记》原文的话，这就是在使用偷换概念的手法，即把司马迁本意的概念，偷换成了词义差别的概念。这一招表面效果不错，因为一般读者或初涉秦史研究领域的人，不可能或尚未深入翻阅古籍，以辨明究竟。但问题在于，这不是两个孤立的词语，我们必须首先把握它们出现的语言环境，进而理解它们的涵义。我们的任务是弄明白司马迁要告诉我们什么，而不是充当词义阐释的语文教师。
那么，就让我们据《史记》原文略事梳理，看一看司马迁使用这两个词语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秦本纪》言非子善畜马)孝王召使主马
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
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赢。今其后世亦为
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赢
氏祀，号曰秦赢。
这是“汧渭之间”一语的首次出现。在此我们还不能肯定，非子所邑之“秦”是否就在汧渭之间。
(同纪言秦文公史事)三年，文公以兵七
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
先秦赢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
吉，即营邑之。
这是“汧渭之会”一语的首次出现。史文明确告诉我们，这里就是当年非子的封地。而且文公之所以在此卜居，就是因为先祖非子立邑于此而使赢族崛起，这是块神护祖佑的福地。
(《封禅书》再言文公史事)秦文公东猎汧
渭之间，卜居之而吉。
这是“汧渭之间”一语的再次出现。此文与《秦本纪》文相呼应，都是记述文公东猎卜邑的事。
这三段文字清楚地说明了司马迁要表达的意思：非子封邑与文公卜居之邑在同一地区，位置就在汧水注入渭水所形成的夹角内，即“汧渭之间”。尽管司马迁又用了“汧渭之会”这个词语，但事实上仍然是“汧渭之间”。道理很简单，严格意义上的二水交汇处是个几何学上的点，是在水中的；一座城邑不可能建在水中，它必然位处二水之间。有位学者曾批评我把这两个词语“混为一个概念”，是“犯了致命的错误”。我在不久前写的一篇文章中顺笔作了回应，其中有段话不妨引录于此：“同一件史事，同一处邑居，司马迁既用‘汧渭之会’又用‘汧渭之间’。我们应抱什么态度?是批评一通司马迁汉语水平太低，竟把不同的词语‘混为一个概念’呢。还是如实地理解司马迁的意思，承认他讲的是同一个地带?如果采取后一种态度便是‘犯了致命的错误’，那我也只好认了，这种错误恐怕还要继续犯下去。”
必须指出，司马迁说同一个地区却使用了两个词语，决非文字表达上的词义混乱。他指言的那片区域，既是非子一族放牧马群的地带，又是非子以及后来文公营建都邑的处所，这一事实反映在语言上本来就有意义差别。从规模较大的马群放牧角度言，用含域宽泛的“汧渭之间”最为确切：从一座城邑的标位角度言，用范围大致限定的“汧渭之会”更加合理。但从宏观上说，“间”与“会”的实质是一致的。“间”义包容着“会”，“会”义居于“间”之内。在司马迁笔下，这丽个词语是绑在一起的，“间”字似乎具有较大的伸缩性，而“会”字又随之给予了限定。认识这一点，对于我们探寻沂邑地望至关重要。司马迁的原意很清楚：汧邑就在距离汧、渭二水合流处不远的汧渭之间。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对自己在汧邑故址地望问题上倾向于赞同陇县东南说，内心一直很不踏实。那里属于“汧渭之间”足不成问题的，但毕竟距二水交汇处过远了些。关于汧邑地望，除了陇县东南境说之外，常见的还有郿县、扶风一带说，古陈仓说，魏家崖一带说。如单就“汧渭之会”一语的提示而言，古陈仓说最为相符。我之所以倾向于陇县东南境说，是因为文献依据比较充分，尤其是时代较早的《水经注》支持了此说。《渭水注》言汧水又名鱼龙水，“水东迳淠县故城北。《史记》“秦文公东猎汧田，因遂都其地是也”。晋时汧县即唐代淠源县，也即今陇县。先不说此文所言是否正确，这至少表明郦道元把“汧渭之会”看得十分宽 泛，并未胶固于水口附近。
黄灼耀先生论及此事时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史记》仅泛言‘汧渭之会’，没有确指某一地点，略东略西，都可以概言之为汧渭之会。《尔雅·释水》谓‘水决之泽为汧’，疑古汧水入渭处原来不是一个固定的地方。”。黄先生对汧邑地望持郿县附近说，此说把“会”字理解得更为宽泛，乃至超出了“间”字而定位于水口以东地区。也许果真如黄先生所猜想的，春秋时期汧渭二水是在他处合流的?
即使不考虑“汧渭之会”对“汧渭之间”的限定制约，单就“汧渭之间”说事，其涵义再怎么宽泛，也难以把非子封邑宽泛到陇上张家川境内去。陇山以西和关中平原，不论在自然地理还是在人文地理上都是两个绝然不同的区域。淠水发源于今甘肃省华亭县南部，距离渭水不下二三百里，中间纵横流淌着无数河流，其中许多河流要比上游的汧水大得多。假如非子封邑果真就在今张家川城南一带的话，司马迁用“汧渭之间”来标位，实在匪夷所思。要是再考虑“汧渭之会”的因素，那就更无从说起了。所以，除非我们不相信《史记》的记载，否则，非子封邑决不会跑到陇上去的。
至于襄公迁，淠之说，如前文所论，那是由错引《帝王世纪》而衍出的一桩伪证，本来就不曾发生过，《史记》当然不会有记载，不存在司马迁原意如何的问题。如相信《史记》的话，事情很明确，迁沂的是文公而非襄公；而且，迁居之处与当年非子受封之邑同处一地。在《史记》中，我们找不到有关襄公迁汧的任何线索，倒是能获得许多反证。如《封禅书》云：“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嗥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襄公被封为诸侯，是其即位第五年的事，如果他即位第二年即已弃旧邑西垂而迁都于_坍，何以在任诸侯时仍“居西垂”呢?作畤祭祀祖神白帝少嗥，这是赢秦政治、宗教、文化领域的头等大事，被后世史家视为“僭越”的庄严盛举，相当于周王的郊祭。如果襄公的国都在汧邑，祭坛何以设立在西垂?前文曾引《秦本纪》所载秦文公史事，他即位时“居西垂宫”，即位第四年东猎“至汧渭之会”，方卜居营邑迁都。如果其父襄公早已都于淠邑，文公何以仍在西垂?已有现成的都邑在汧地，文公何须于该地占卜选址，重新营建?尤可注意者，文公在汧地回顾历史、发思古之幽情时，他感慨的是六世高祖非子曾居于该地，使赢姓“后卒获为诸侯”，却未提及其父考襄公；如果襄公曾迁淠，文公岂能毫无联想?“获为诸侯”的不就是襄公吗?
当然，这是依据《史记》而立论。持“襄公迁汧说”的学者们，似乎认为襄公迁汧是另外一码事，与非子封邑及文公卜居无涉。他们强调“间会有别”的目的也正在此，“汧渭之间”是专为用来容纳襄公之邑的。须指出的是，这样一来，事情便与《史记》毫无关系了，司马迁决无此言也决无此意。
三、对《史记》的态度
《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在史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尊显地位早已被人们充分认识。我国的史学“基因”发达，先秦时期即已奠定了关注社会兴衰以及秉笔直书的史观传统。司马迁承接了这一传统，并拥有掌握大量古文籍及国家档案资料的优势，又曾遍游全国各重要地区进行过实地考察，因此《史记》内容的丰赡性与可信性举世公认。近代以来田野考古的兴起，更极大地提高了《史记》的价值，许多重要考古发现得益于《史记》记载的启发和引领，而不少考古成果又反过来印证了《史记》内容的可靠。完全可以这样说，综观先秦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几乎没有人能脱离对《史记》的依赖。
但也必须承认，司马迁以一人之力，完成一部贯通上下3000年的50多万字的巨著，很难不出现失误和缺陷。司马迁的思想观念不可能超离其所属时代的人文背景，他所依据的文献及传闻资料也远非完美无缺，再加上后世传抄、改补、注释过程中造成的众多讹误，《史记》存在各种问题是不容否认的事实。班固在称赞《史记》“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的同时，批评《史记》“甚多疏略，或有抵牾”，被认为是公允之论。所以，治学者都主张阅读、使用《史记》和阅读、使用其他古文籍一样，应加以必要的考析和鉴别，了解其疏失和舛错，不能草率征引，不能盲从。对《史记》中存在的问题，自古至今不断有学者作过探研和辨正，他们的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史记》内容中一些小的讹误，大都缘自传抄或后人的添补。如前文曾言及的太史儋对秦献公说周秦关系史的话，关于周秦复“合”至“霸王出”的时间，《周本纪》、《封禅书》、《秦本纪》、《老子韩非列传》就有“十七岁”、“七十七岁”、“七十岁”三种记载。这显然是传抄中的笔误，由于古文“七”字与“十”字形近而致讹。又如《司马相如列传》中引扬雄对司马相如文风的评论。扬雄的时代要比司马迁晚得多，司马迁不可能见到扬雄的文章而引录之，这无疑系后人的添加。宋代学者王应麟早已指出，“盖后人以《汉书赞》附益之”，所见甚明。这类问题比较容易发现和辨正，对《史记》的价值影响不大。
学界关注深而考论众的是班固所言“抵牾”问题。《史记》内容中确有不少自相矛盾之处，如秦史中的世系、纪年、《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附录》、《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等记载各不相同。学界普遍认为，这类“抵牾”是由于司马迁掌握的史料本身就存在矛盾，他未能作或没条件作细考，而对内容不一致的材料兼收并存。以求真原则论之，这种处理方式要比妄取一说妥当。
另外有一种“抵牾”，不属《史记》自身的矛盾，而是《史记》与其他古书尤其是先秦文籍的矛盾，例如夏初的君位递嬗。《夏本纪》云禹死而“以天下授益”，而“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故“益让帝禹之子启，而避居箕山之阳”，“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权力转换在高尚的政治情操主导下完成，充盈着仁德礼让。但古本《竹书纪年》则说禹死后，“益干启位，启杀之”。《战国策·燕策一》也说，“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权力转换充满血腥。又如西周史上厉王之乱后的政局，《周本纪》谓厉王出奔于彘，由“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日‘共和’”。而古本《竹书纪年》则云“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共伯和干王位”，“共国之伯名和，行天子政”。《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述此事，谓“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与《纪年》所言相应。再如秦穆公作《秦誓》一事，《秦本纪》载事在王官之役秦败晋雪耻之后：“缪公乃自茅津渡河，封崤尸，为发丧，哭之三日，乃誓于军……”而《尚书·秦誓序》则曰：“秦穆公伐郑，晋襄公帅师败诸崤。还归，作《秦誓》。”据此，《秦誓》作于崤之役秦师败覆，孟明等主帅逃归之时。《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此事，谓崤败后“秦伯素服郊次，乡师而哭，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论者多以为《秦誓》作于此时，与《书序》相合。
这类“抵牾”往往关联到古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而且歧疑完全在事理而不在个别字词的推敲，故历来 最受学者们重视。也正因为事关重大，故相关的文献记载保存了较多的线索，为学者们的考证辨析提供了条件。许多问题经古今众多学者的探究，是非已趋明朗；或者说，至少已为读者开辟了选择的思路。对于阅读、研究、使用《史记》的人来说，这是个必须涉猎的学术领域。这类现象的存在，情况比较复杂，除了司马迁使用的资料有真伪问题外，肯定也与司马迁的政治、文化思想有关，因为史学家的意识形态决定他对资料的取舍态度。这类歧疑，《史记》的记载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对司马迁之说可以信从，可以扬弃，也可以存疑。但前提是要弄明白诸说分歧的症结所在，经过考辨，信从理由更充分的一方，尊重《史记》，但不迷信《史记》。
至此我们要问：“汧渭之间”与“汧渭之会”以及相关的秦邑地望，是否也属于上述那类“抵牾”问题呢?回答是否定的。虽然《史记》与《汉书》在非子封邑问题上记载不同，但《史记》是对整桩史事的叙述，表意详明畅朗，过程交待脉络清晰，而且几段文字前后呼应，相辅相依，毫无可疑之处；而《汉书》是在讲西汉的行政区划时，附带简述了赢秦历史，内容与《史记》无别，只是在言及非子封邑地望时，“今陇西秦亭、秦谷是也”一语与《史记》不同。在这个问题上，二书内容的分量与可信度，难以相提并论。此外，我们上文所举《史记》遭到质疑的事例，都是由于时代比《史记》早的文献中有不同记载，而那些不同记载往往还能找到另外的佐证，使人们质疑《史记》有充分的理由。研究者可以据资料来源的可靠程度，以及事件发生的背景、情势，判断哪一种记载更加合理，更加符合史事的发展规律。而《汉书》关于非子封邑地望的记载，却没有任何文献依据。后世许多非子封邑在陇上的说法，都缘自《汉书·地理志》，不能作为班说的支撑。在早于《汉书》的所有古籍中，都未发现班说的根源。我们没有起码的理由，相信班固是正确的而司马迁是错误的。单凭《汉志》的那一句话，就否定《史记》的系统化记载，态度不能说是严肃的。
不过，话得说回来，既然班固讲了那么一句，治学者有相信的自由，能讲出理由来固然好，一时讲不出理南来也无妨；学术问题的论据，有时需要长时间的积累。何况，自古至今在这个问题上依从《汉书》说法的学者大有人在。对《史记》和《汉书》可以各取所信，在某个问题上弃《史记》而从《汉书》，不妨旗帜鲜明些。分明是采用了《汉书》之说，却又要将《史记》拉过。来作为自己依从《汉书》的辅证，实不可取。如前文所述，在司马迁那里，“汧渭之间”与“汧渭之会”是绑在一起的，是相互依存的，所指为同一地区。把两个词语的涵义完全切割开来，用以分指两个地区，本来就已经很离谱；又进而把“汧渭之间”无限延伸，一直延伸到陇上去，硬要司马迁为班固服务，就更加荒唐了。
任何一部史著，都不可能包罗一切，存在疏略缺漏是正常现象。值得查究的是它是否把重要事件和人物失载了。但所谓“重要”的判断标准，却又因时代和观念的不同而有异。所以，疏略缺漏问题只能相对而言。立足于我们今天的史观衡量，《史记》的确有许多失载令人遗憾。如以那么大的篇幅讲述先秦时期我国周边地区牧猎部族和少数民族的历史，而对族系最为繁盛、活动范围最为广泛、在我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羌族，却绝口未提。又如在诸子百家中占据辉煌地位的墨家学派创始人墨翟，竟也不给他立传。但襄公迁汧事，却难以归属《史记》缺漏之列。
我们指责一部史著缺载了什么重要事件或重要人物，前提是我们知道那个事件或人物的确存在。正因为我们掌握了羌族活动的大量史实，正因为我们了解墨翟的思想和经历，所以我们才为《史记》的缺载而遗憾。襄公迁淠这件事，我们依据什么说它存在呢?惟一的依据是《正义》所引的《帝王世纪》那句话，而那句话又早已被证明是不存在的。据此而怀疑《史记》对此事失载毫无道理。大家都知道，司马迁撰写列国史事，惟独秦国是有国史《秦记》可依的，故对秦国都邑的变迁，国君即位时之居地及死后的葬地，《史记》都详载无遗。襄公乃开国之君，迁都这等大事，岂能缺失!马非百先生曾指出，对于秦襄公被立为诸侯一事，《史记》“一书之中，凡十有二见”。可见司马迁对其功业事迹之重视。果真襄公曾迁汧，史笔不会遗漏忘书。
有人会说，《史记》有没有记载并不重要，关键要看考古发现。此话有理。但不幸的是，迄今为止，这样的考古发现尚未面世。前文所言今陇县东南境的那处秦国邑址，谁能拿出考古实物证据说明那曾经是秦的国都?说它可能是秦文公的都邑，也不过是依据《史记》记载而衍生的一种猜想。说它是襄公的都邑，则连《史记》记载的联想依据都没有。《史记》“汧渭之间”一语，即使强行把它从“汧渭之会”的制约中割裂出来，也帮不了襄公迁汧说的忙。
事实上我们都是《史记》的受益者，都从《史记》中汲取营养，我们应当善待这座文化宝库。使用《史记》可以有所选择，歧疑处可以辨正，谬误处可以否定，但必须守住一条学术道德底线：不能歪曲司马迁的原意，不能把自己的见解强加给司马迁。
[关键词]汧渭之间；汧渭之会；秦邑；《史记》；赢秦
[中图分类号]K875／8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18—0005—06
“汧渭之间”与“汧渭之会”，是《史记》叙述赢秦早期史事时多次使用过的两个词语。它们的含义是什么?它们是两个概念还是一个概念?它们言指何处?由于对《史记》原文及相关注解理解不同，对赢秦早期活动演变轨迹认识不同，学者们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也大相径庭。然而，答案涉及赢秦族体的发展壮大、都邑的迁徙转换、赢秦与周王朝及相邻戎族关系的演化等一系列重要内容，对于秦史学习者和研究者来说，是难以绕避的问题，理应认真辨明。
一、问题的缘起
《史记·秦本纪》所载秦国兴起的历史，认为最迟在商代后期，赢姓部族即已在位处今西汉水上游的西垂(犬丘)地区建立了一个小方国。初以殷商为宗主，商亡后即臣服于周。周孝王时代，赢姓方国的首领名大骆，其庶长子非子善于养马，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非子为王室养马大获成功，深得赏识。周孝王本想以让他日后接大骆班的方式奖励他的功劳，但这个想法遭到了与大骆联姻的王室权臣申侯的反对。申侯是大骆嫡子成的外公，他要捍卫女儿的利益。于是孝王改变了主意，决定保持大骆家族权位继承传统不变，另从王畿内划出一片土地，封非子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赢氏祀，号曰“秦赢”。这样，非子一族便从大骆母族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实体。
在赢秦发展史上，这是件划时代的大事。且不说后来大骆母族灭亡，赢秦依赖非子一族的奋斗才又重新崛起：我们先来关注“复续赢氏祀”一语，此语意味着确立了非子一族的正宗地位。对于西方赢姓部族的源流，《秦本纪》有详明的交代。赢姓有支族首领造父，在周穆王时因善御功显而受宠，被封于赵城(今山西省洪洞县北赵城镇一带)。为了表示对周王朝的忠心，生活在西垂地区的赢人即大骆的祖先们，也都“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依当时盛行的宗法制度来说，这就表示大骆一族从那时起即已从赢姓正族中别出，随周之赐封而立氏。周孝王命非子“复续赢氏祀”，就是恢复了赢姓部族的祭统，非子由此也便成为西方赢姓的“大宗”。所以，“附庸”的爵级虽然很低，但非子的宗族地位却相当高，代表着西方新生的赢姓政权。正因为此事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故500年之后的秦献公时代，东周王室太史儋出使秦国，对献公追述周秦关系史时，讲过这样的活：“周故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出。”后世史家都认为，前一个“合”字，是指商亡后西方赢姓方国归周，脱离赢姓而奉周之封地赵为氏。所谓“别”，即指非子重继赢姓祭统。以非子为首领的赢姓正宗，在族权上与姬周是并立的。
非子被“邑之秦”，这个“秦”在哪里?《秦本纪》前文只说非子为王室牧马之地是“汧渭之间”。按常理推想，其封邑也应当在该处，因为西周中、后期对戎狄的战争越来越频繁，需要大量马匹，周王室不会这么快就让非子放弃养殖马匹的任务。汧水(今名千河)在今陕西宝鸡县以西注入渭水，“汧渭之间”可以理解为汧水入渭所形成夹角内的那片地区。这里已是王畿西部的边域，在这一带给非子划一块地盘，落实起来也比较容易。《秦本纪》随后的记载，表明上述推想是正确的。
在记叙非子以下数代跌宕起伏的经历之后，司马迁又以较大篇幅介绍了秦襄公立国这一重大事件。襄公被封诸侯五年后死于军旅，其子文公即位。文公四年东猎“至汧渭之会”，在那里抚今追昔，怀念先祖非子曾封邑于该地，于是经过占卜后也在那里营建了新都。
司马迁在此处使用了“汧渭之会”一语，并告诉我们，文公新营之邑就是当年非子受封之邑(具体邑址位置不一定重合，但至少是相去不远，故文公以同地视之)。史文表意十分清晰。虽然我们不知道非子一族何时因何离开了这一地区，但在司马迁笔下，这里就是非子作为“附庸”的初封地确凿无疑。
令人不解的是，对司马迁如此明确的记载。自古至今许多学者或视而不见，或见而不究，只把目光集中在两条注语上。在《秦本纪》言非子被“邑之秦”的文后，《集解》引徐广曰：“今天水陇西县秦亭也。”《正义》引《括地志》云：“秦州清水县本名秦，赢姓邑。《十三州志》云(秦亭、秦谷是也)。周太史儋云‘始周与秦国合而别’，故天子邑之秦。”注语有更早的出处，《汉书·地理志》述秦地兼及秦史，言及非子之被封，曰“邑之秦，今陇西秦亭秦谷是也”。此说影响广泛，自唐至今的众多历史地理著作，包括清代一些省、州、县方志，以及当代不少大型工具书，都几乎众口一词地认定非子封邑在陇上之“秦亭”。而《史记》的正式记载却被弃置一旁，很少有人再去细究。时代较早的古文籍中，似乎只有王充的《潜夫论·志氏姓》忠实于《史记》，说非子封邑为“汧秦亭是也”。虽也还是沿用了“秦亭”之名，但把它归之于“汧”地，未失太史公原意。不过这类凤毛麟角的意见，早已被“非子封邑陇上说”所淹没，
然而，班固及其追随者们并没有讲出自己的依据，也未曾说明为什么司马迁的记载是错误的。这就很难杜绝我们做这样的推想：班固、徐广等是以他们所处时代的历史地理知识，对古秦邑地望做了解说。换言之，他们所知道的以“秦”为地名的秦人活动中心在陇上；但事实上那并不是非子的封邑，而是非子后裔的居地，是非子后裔族体迁徙的产物，他们把汧渭之间的“秦”名带到了陇上。笔者还曾做过进一步的推想：非子后裔们由汧渭之间移居陇上，是在秦仲时代完成的。后来的政治家和学者们盛赞秦仲“国大”，即指此而言。所以许多古籍称陇上之秦乃秦仲的始封地。如：
郑玄《诗·秦风谱》：“天水本隶秦，在汧陇之西。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
郦道元《水经·渭水注》言陇上之秦川：“川有育故亭，秦仲所封也。秦之为号，始自是矣。”
杜佑《通典·州郡四》言天水郡所领清水县，乃“秦仲始所封地”。
康熙年间修《巩昌府志》：“清水县，郡之东界，古秦仲所封地。”
笔者认为，班固、徐广等错把秦仲所经营的陇上之秦当成了非子的始封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误说，是因为非子一族在汧渭之间的秦邑生活时间相对较短，在历史上未能留下深显的印痕；而陇上之秦从秦仲时代起就一直是赢秦活动中心地区之一，又是故都西垂通往关中的咽喉要冲，向来备受秦人的眷顾。沿习日久，便形成了秦地在陇上的历史定格。
这虽然也是一种没有直接证据的假说，但可以比较合理地解释文献记载所呈现的矛盾，要比毫无理由地否定《史记》所述稳妥得多。坚持班固、徐广说的学 者们大约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有人不想旗帜鲜明地扬弃《史记》所载，力图把班固、徐广之说与司马迁的记载统一起来，于是便产生了区别“汧渭之间”与“汧渭之会”的论调(以下简称“间、会有别论”)，认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分别指言两个地区。前者表义宽泛，包括陇上今张家川、清水一带，即非子受封之地：后者指汧、渭二水合流处附近，即文公卜居之邑。
这就是“间、会有别论”的主要缘起，目的是把非子的封邑说到陇上去。另外还有一种缘起。《史记，秦本纪》述襄公即位的史事：“庄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襄公元年，以女弟缪赢为丰王妻。襄公二年，戎围犬丘，世父击之，为戎人所虏。岁余，复归世父。”在“襄公二年”文下，《正义》日：“《括地志》云，故汧城在陇州汧源县东南三里。《帝王世纪》云秦襄公二年徙都汧，即此城。”有些学者据此注，认为在文公迁汧之前，襄公就已经迁汧。如此以来，在关中西部除了非子与文公所都的汧邑外，还应当有一处襄公迁都的汧邑。
20世纪80年代，在陕西陇县东南乡边家村与磨儿塬一带，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处范围较大的春秋早期秦国墓地及一处春秋至战国的故城遗址。这里正处于汧渭之间，故部分学者认为这有可能就是文公所都汧邑的故址。而坚信“襄公迁汧说”的学者们，则主张这里应是襄公迁居之邑。他们也持“间、会有别论”，认为这里处“汧渭之间”，乃襄公所都，而文公所都为“汧渭之会”。持此论的目的，是要为襄公的，汧邑留出一个位置来。
认真考察一下，不难发现此说的处境颇为尴尬，因为所谓的襄公迁汧，纯属子虚乌有。早就有很多学者指出，宋人以三家注附刻于《史记》行世时，对注文即有删削，尤以张守节的《正义》受害最烈，裁并、削落和误置现象相当严重，已非原作旧貌。《秦本纪》“襄公二年”文下的《正义》当属此类。史文言秦人与戎族争夺犬丘的一次战役，《正义》却在莫名其妙地引书解说汧城地望，注文与正文完全不接茬。此姑勿论，即以引书言，也是一种错录，《帝王世纪》压根就没说过襄公迁淠事：恰恰相反，该书叙述赢秦都邑变迁的历史，正是依《秦本纪》的记载，直言迁淠的是文公而非襄公。显证甚多，无需列举，在《史记》三家注中就有现成的例证：《封禅书索引》即明载皇甫谧言文公徙都于汧的引文。关于这个问题，李零先生早已作过阐述，我在《地域名“秦”说略》一文及《早期秦史》一书中，也曾详加考辨。
襄公迁汧说是由一个荒唐的伪证而导致的误判。但这个误判却被一些学者所接受，从而使早期秦史研究中平添许多曲解和谬误。且不说这个错引应归罪于《正义》作者张守节，《括地志》作者李泰，还是归罪于三家注传抄或合刊过程中的讹失。错引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可谓遗患无穷，害得不少学者脱离《史记》原文，煞费苦心地去勾划一段襄公犬丘战败突围而逃的史事，并在汧渭之间为襄公寻找一处都邑。为此，“间、会有别论”的佐证是必不可少的。
二、司马迁的原意
持“间、会有别论”的学者们如果不是未曾细审《史记》原文的话，这就是在使用偷换概念的手法，即把司马迁本意的概念，偷换成了词义差别的概念。这一招表面效果不错，因为一般读者或初涉秦史研究领域的人，不可能或尚未深入翻阅古籍，以辨明究竟。但问题在于，这不是两个孤立的词语，我们必须首先把握它们出现的语言环境，进而理解它们的涵义。我们的任务是弄明白司马迁要告诉我们什么，而不是充当词义阐释的语文教师。
那么，就让我们据《史记》原文略事梳理，看一看司马迁使用这两个词语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秦本纪》言非子善畜马)孝王召使主马
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
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赢。今其后世亦为
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赢
氏祀，号曰秦赢。
这是“汧渭之间”一语的首次出现。在此我们还不能肯定，非子所邑之“秦”是否就在汧渭之间。
(同纪言秦文公史事)三年，文公以兵七
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
先秦赢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
吉，即营邑之。
这是“汧渭之会”一语的首次出现。史文明确告诉我们，这里就是当年非子的封地。而且文公之所以在此卜居，就是因为先祖非子立邑于此而使赢族崛起，这是块神护祖佑的福地。
(《封禅书》再言文公史事)秦文公东猎汧
渭之间，卜居之而吉。
这是“汧渭之间”一语的再次出现。此文与《秦本纪》文相呼应，都是记述文公东猎卜邑的事。
这三段文字清楚地说明了司马迁要表达的意思：非子封邑与文公卜居之邑在同一地区，位置就在汧水注入渭水所形成的夹角内，即“汧渭之间”。尽管司马迁又用了“汧渭之会”这个词语，但事实上仍然是“汧渭之间”。道理很简单，严格意义上的二水交汇处是个几何学上的点，是在水中的；一座城邑不可能建在水中，它必然位处二水之间。有位学者曾批评我把这两个词语“混为一个概念”，是“犯了致命的错误”。我在不久前写的一篇文章中顺笔作了回应，其中有段话不妨引录于此：“同一件史事，同一处邑居，司马迁既用‘汧渭之会’又用‘汧渭之间’。我们应抱什么态度?是批评一通司马迁汉语水平太低，竟把不同的词语‘混为一个概念’呢。还是如实地理解司马迁的意思，承认他讲的是同一个地带?如果采取后一种态度便是‘犯了致命的错误’，那我也只好认了，这种错误恐怕还要继续犯下去。”
必须指出，司马迁说同一个地区却使用了两个词语，决非文字表达上的词义混乱。他指言的那片区域，既是非子一族放牧马群的地带，又是非子以及后来文公营建都邑的处所，这一事实反映在语言上本来就有意义差别。从规模较大的马群放牧角度言，用含域宽泛的“汧渭之间”最为确切：从一座城邑的标位角度言，用范围大致限定的“汧渭之会”更加合理。但从宏观上说，“间”与“会”的实质是一致的。“间”义包容着“会”，“会”义居于“间”之内。在司马迁笔下，这丽个词语是绑在一起的，“间”字似乎具有较大的伸缩性，而“会”字又随之给予了限定。认识这一点，对于我们探寻沂邑地望至关重要。司马迁的原意很清楚：汧邑就在距离汧、渭二水合流处不远的汧渭之间。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对自己在汧邑故址地望问题上倾向于赞同陇县东南说，内心一直很不踏实。那里属于“汧渭之间”足不成问题的，但毕竟距二水交汇处过远了些。关于汧邑地望，除了陇县东南境说之外，常见的还有郿县、扶风一带说，古陈仓说，魏家崖一带说。如单就“汧渭之会”一语的提示而言，古陈仓说最为相符。我之所以倾向于陇县东南境说，是因为文献依据比较充分，尤其是时代较早的《水经注》支持了此说。《渭水注》言汧水又名鱼龙水，“水东迳淠县故城北。《史记》“秦文公东猎汧田，因遂都其地是也”。晋时汧县即唐代淠源县，也即今陇县。先不说此文所言是否正确，这至少表明郦道元把“汧渭之会”看得十分宽 泛，并未胶固于水口附近。
黄灼耀先生论及此事时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史记》仅泛言‘汧渭之会’，没有确指某一地点，略东略西，都可以概言之为汧渭之会。《尔雅·释水》谓‘水决之泽为汧’，疑古汧水入渭处原来不是一个固定的地方。”。黄先生对汧邑地望持郿县附近说，此说把“会”字理解得更为宽泛，乃至超出了“间”字而定位于水口以东地区。也许果真如黄先生所猜想的，春秋时期汧渭二水是在他处合流的?
即使不考虑“汧渭之会”对“汧渭之间”的限定制约，单就“汧渭之间”说事，其涵义再怎么宽泛，也难以把非子封邑宽泛到陇上张家川境内去。陇山以西和关中平原，不论在自然地理还是在人文地理上都是两个绝然不同的区域。淠水发源于今甘肃省华亭县南部，距离渭水不下二三百里，中间纵横流淌着无数河流，其中许多河流要比上游的汧水大得多。假如非子封邑果真就在今张家川城南一带的话，司马迁用“汧渭之间”来标位，实在匪夷所思。要是再考虑“汧渭之会”的因素，那就更无从说起了。所以，除非我们不相信《史记》的记载，否则，非子封邑决不会跑到陇上去的。
至于襄公迁，淠之说，如前文所论，那是由错引《帝王世纪》而衍出的一桩伪证，本来就不曾发生过，《史记》当然不会有记载，不存在司马迁原意如何的问题。如相信《史记》的话，事情很明确，迁沂的是文公而非襄公；而且，迁居之处与当年非子受封之邑同处一地。在《史记》中，我们找不到有关襄公迁汧的任何线索，倒是能获得许多反证。如《封禅书》云：“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嗥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襄公被封为诸侯，是其即位第五年的事，如果他即位第二年即已弃旧邑西垂而迁都于_坍，何以在任诸侯时仍“居西垂”呢?作畤祭祀祖神白帝少嗥，这是赢秦政治、宗教、文化领域的头等大事，被后世史家视为“僭越”的庄严盛举，相当于周王的郊祭。如果襄公的国都在汧邑，祭坛何以设立在西垂?前文曾引《秦本纪》所载秦文公史事，他即位时“居西垂宫”，即位第四年东猎“至汧渭之会”，方卜居营邑迁都。如果其父襄公早已都于淠邑，文公何以仍在西垂?已有现成的都邑在汧地，文公何须于该地占卜选址，重新营建?尤可注意者，文公在汧地回顾历史、发思古之幽情时，他感慨的是六世高祖非子曾居于该地，使赢姓“后卒获为诸侯”，却未提及其父考襄公；如果襄公曾迁淠，文公岂能毫无联想?“获为诸侯”的不就是襄公吗?
当然，这是依据《史记》而立论。持“襄公迁汧说”的学者们，似乎认为襄公迁汧是另外一码事，与非子封邑及文公卜居无涉。他们强调“间会有别”的目的也正在此，“汧渭之间”是专为用来容纳襄公之邑的。须指出的是，这样一来，事情便与《史记》毫无关系了，司马迁决无此言也决无此意。
三、对《史记》的态度
《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在史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尊显地位早已被人们充分认识。我国的史学“基因”发达，先秦时期即已奠定了关注社会兴衰以及秉笔直书的史观传统。司马迁承接了这一传统，并拥有掌握大量古文籍及国家档案资料的优势，又曾遍游全国各重要地区进行过实地考察，因此《史记》内容的丰赡性与可信性举世公认。近代以来田野考古的兴起，更极大地提高了《史记》的价值，许多重要考古发现得益于《史记》记载的启发和引领，而不少考古成果又反过来印证了《史记》内容的可靠。完全可以这样说，综观先秦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几乎没有人能脱离对《史记》的依赖。
但也必须承认，司马迁以一人之力，完成一部贯通上下3000年的50多万字的巨著，很难不出现失误和缺陷。司马迁的思想观念不可能超离其所属时代的人文背景，他所依据的文献及传闻资料也远非完美无缺，再加上后世传抄、改补、注释过程中造成的众多讹误，《史记》存在各种问题是不容否认的事实。班固在称赞《史记》“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的同时，批评《史记》“甚多疏略，或有抵牾”，被认为是公允之论。所以，治学者都主张阅读、使用《史记》和阅读、使用其他古文籍一样，应加以必要的考析和鉴别，了解其疏失和舛错，不能草率征引，不能盲从。对《史记》中存在的问题，自古至今不断有学者作过探研和辨正，他们的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史记》内容中一些小的讹误，大都缘自传抄或后人的添补。如前文曾言及的太史儋对秦献公说周秦关系史的话，关于周秦复“合”至“霸王出”的时间，《周本纪》、《封禅书》、《秦本纪》、《老子韩非列传》就有“十七岁”、“七十七岁”、“七十岁”三种记载。这显然是传抄中的笔误，由于古文“七”字与“十”字形近而致讹。又如《司马相如列传》中引扬雄对司马相如文风的评论。扬雄的时代要比司马迁晚得多，司马迁不可能见到扬雄的文章而引录之，这无疑系后人的添加。宋代学者王应麟早已指出，“盖后人以《汉书赞》附益之”，所见甚明。这类问题比较容易发现和辨正，对《史记》的价值影响不大。
学界关注深而考论众的是班固所言“抵牾”问题。《史记》内容中确有不少自相矛盾之处，如秦史中的世系、纪年、《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附录》、《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等记载各不相同。学界普遍认为，这类“抵牾”是由于司马迁掌握的史料本身就存在矛盾，他未能作或没条件作细考，而对内容不一致的材料兼收并存。以求真原则论之，这种处理方式要比妄取一说妥当。
另外有一种“抵牾”，不属《史记》自身的矛盾，而是《史记》与其他古书尤其是先秦文籍的矛盾，例如夏初的君位递嬗。《夏本纪》云禹死而“以天下授益”，而“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故“益让帝禹之子启，而避居箕山之阳”，“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权力转换在高尚的政治情操主导下完成，充盈着仁德礼让。但古本《竹书纪年》则说禹死后，“益干启位，启杀之”。《战国策·燕策一》也说，“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权力转换充满血腥。又如西周史上厉王之乱后的政局，《周本纪》谓厉王出奔于彘，由“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日‘共和’”。而古本《竹书纪年》则云“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共伯和干王位”，“共国之伯名和，行天子政”。《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述此事，谓“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与《纪年》所言相应。再如秦穆公作《秦誓》一事，《秦本纪》载事在王官之役秦败晋雪耻之后：“缪公乃自茅津渡河，封崤尸，为发丧，哭之三日，乃誓于军……”而《尚书·秦誓序》则曰：“秦穆公伐郑，晋襄公帅师败诸崤。还归，作《秦誓》。”据此，《秦誓》作于崤之役秦师败覆，孟明等主帅逃归之时。《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此事，谓崤败后“秦伯素服郊次，乡师而哭，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论者多以为《秦誓》作于此时，与《书序》相合。
这类“抵牾”往往关联到古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而且歧疑完全在事理而不在个别字词的推敲，故历来 最受学者们重视。也正因为事关重大，故相关的文献记载保存了较多的线索，为学者们的考证辨析提供了条件。许多问题经古今众多学者的探究，是非已趋明朗；或者说，至少已为读者开辟了选择的思路。对于阅读、研究、使用《史记》的人来说，这是个必须涉猎的学术领域。这类现象的存在，情况比较复杂，除了司马迁使用的资料有真伪问题外，肯定也与司马迁的政治、文化思想有关，因为史学家的意识形态决定他对资料的取舍态度。这类歧疑，《史记》的记载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对司马迁之说可以信从，可以扬弃，也可以存疑。但前提是要弄明白诸说分歧的症结所在，经过考辨，信从理由更充分的一方，尊重《史记》，但不迷信《史记》。
至此我们要问：“汧渭之间”与“汧渭之会”以及相关的秦邑地望，是否也属于上述那类“抵牾”问题呢?回答是否定的。虽然《史记》与《汉书》在非子封邑问题上记载不同，但《史记》是对整桩史事的叙述，表意详明畅朗，过程交待脉络清晰，而且几段文字前后呼应，相辅相依，毫无可疑之处；而《汉书》是在讲西汉的行政区划时，附带简述了赢秦历史，内容与《史记》无别，只是在言及非子封邑地望时，“今陇西秦亭、秦谷是也”一语与《史记》不同。在这个问题上，二书内容的分量与可信度，难以相提并论。此外，我们上文所举《史记》遭到质疑的事例，都是由于时代比《史记》早的文献中有不同记载，而那些不同记载往往还能找到另外的佐证，使人们质疑《史记》有充分的理由。研究者可以据资料来源的可靠程度，以及事件发生的背景、情势，判断哪一种记载更加合理，更加符合史事的发展规律。而《汉书》关于非子封邑地望的记载，却没有任何文献依据。后世许多非子封邑在陇上的说法，都缘自《汉书·地理志》，不能作为班说的支撑。在早于《汉书》的所有古籍中，都未发现班说的根源。我们没有起码的理由，相信班固是正确的而司马迁是错误的。单凭《汉志》的那一句话，就否定《史记》的系统化记载，态度不能说是严肃的。
不过，话得说回来，既然班固讲了那么一句，治学者有相信的自由，能讲出理由来固然好，一时讲不出理南来也无妨；学术问题的论据，有时需要长时间的积累。何况，自古至今在这个问题上依从《汉书》说法的学者大有人在。对《史记》和《汉书》可以各取所信，在某个问题上弃《史记》而从《汉书》，不妨旗帜鲜明些。分明是采用了《汉书》之说，却又要将《史记》拉过。来作为自己依从《汉书》的辅证，实不可取。如前文所述，在司马迁那里，“汧渭之间”与“汧渭之会”是绑在一起的，是相互依存的，所指为同一地区。把两个词语的涵义完全切割开来，用以分指两个地区，本来就已经很离谱；又进而把“汧渭之间”无限延伸，一直延伸到陇上去，硬要司马迁为班固服务，就更加荒唐了。
任何一部史著，都不可能包罗一切，存在疏略缺漏是正常现象。值得查究的是它是否把重要事件和人物失载了。但所谓“重要”的判断标准，却又因时代和观念的不同而有异。所以，疏略缺漏问题只能相对而言。立足于我们今天的史观衡量，《史记》的确有许多失载令人遗憾。如以那么大的篇幅讲述先秦时期我国周边地区牧猎部族和少数民族的历史，而对族系最为繁盛、活动范围最为广泛、在我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羌族，却绝口未提。又如在诸子百家中占据辉煌地位的墨家学派创始人墨翟，竟也不给他立传。但襄公迁汧事，却难以归属《史记》缺漏之列。
我们指责一部史著缺载了什么重要事件或重要人物，前提是我们知道那个事件或人物的确存在。正因为我们掌握了羌族活动的大量史实，正因为我们了解墨翟的思想和经历，所以我们才为《史记》的缺载而遗憾。襄公迁淠这件事，我们依据什么说它存在呢?惟一的依据是《正义》所引的《帝王世纪》那句话，而那句话又早已被证明是不存在的。据此而怀疑《史记》对此事失载毫无道理。大家都知道，司马迁撰写列国史事，惟独秦国是有国史《秦记》可依的，故对秦国都邑的变迁，国君即位时之居地及死后的葬地，《史记》都详载无遗。襄公乃开国之君，迁都这等大事，岂能缺失!马非百先生曾指出，对于秦襄公被立为诸侯一事，《史记》“一书之中，凡十有二见”。可见司马迁对其功业事迹之重视。果真襄公曾迁汧，史笔不会遗漏忘书。
有人会说，《史记》有没有记载并不重要，关键要看考古发现。此话有理。但不幸的是，迄今为止，这样的考古发现尚未面世。前文所言今陇县东南境的那处秦国邑址，谁能拿出考古实物证据说明那曾经是秦的国都?说它可能是秦文公的都邑，也不过是依据《史记》记载而衍生的一种猜想。说它是襄公的都邑，则连《史记》记载的联想依据都没有。《史记》“汧渭之间”一语，即使强行把它从“汧渭之会”的制约中割裂出来，也帮不了襄公迁汧说的忙。
事实上我们都是《史记》的受益者，都从《史记》中汲取营养，我们应当善待这座文化宝库。使用《史记》可以有所选择，歧疑处可以辨正，谬误处可以否定，但必须守住一条学术道德底线：不能歪曲司马迁的原意，不能把自己的见解强加给司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