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2年新版的《安娜·卡列尼娜》与前作相比在拍摄手法采用了舞台剧的创新方式，是一次对传统叙事的大胆挑战，然而在人物塑造和内容思想上却显得相对单薄，导演乔怀特用英国人特有的矫饰主义融合舞台剧的绚丽转场再现了他心目中19世纪俄国贵族的生活风貌。
　　[关键词] 《安娜·卡列尼娜》 舞台剧 保守 创新
　　一、创新：舞台剧转场
　　本片在拍摄手法上给观者带来一种置身于舞台剧的绚丽幻觉之中，美工、布景、音乐、服饰均带有舞台剧略显夸张的形式美感。比如开篇用舞蹈式的动作来表现安娜阅读哥哥的来信这种很生活化的动作，意在表达一种沙俄时代贵族诗意般的优雅。安娜的哥哥在办公时一个很普通的盖章动作都被演员形体的夸张动作表现的充满戏剧感，这种表现手法给观众带来的是新颖的视听感受。然而本片最值得注意的是舞台剧式的转场，这种剧目的形式加快了影片情节的推进速度，将一部700多页的长篇小说压缩为仅有130分钟的影片之中。前一幕是风雪交加的火车站，下一幕就到了广博的西伯利亚草原，这种拍摄手法节省了影片的经费，省略了冗长的过渡情节，将影片剪切成一幕幕的舞台剧片段，正如导演乔怀特认为的那样，譬如乘马车去戏院这样的情节对表现影片内容和主题毫无意义，但是却花费不少的经费。同时舞台剧转场也使得影片在过渡上显得亦真亦幻，营造出一种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梦幻感。影片在声音的细节处理上也表现出舞台剧的精致美感，片头火车站的窃窃私语似乎在暗示安娜悲剧爱情中遭遇的社会舆论压力，为故事的开篇就蒙上压抑的阴影。安娜在与沃伦斯基的恋情暴露后参加上流社会的舞会，舞会中的音乐声被贵妇人手中的折扇快速的扇风声取代，烘托出一种心理上的紧张感。
　　然而舞台剧形式的运用也是一把双刃剑，虽然舞台剧与电影的“混合搭配”给观众产生新奇的形式美感，带有强烈的实验性。但是《安娜·卡列尼娜》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巨作，情节内容和人物才是关键。将这种方式运用到历史感沉重的现实主义小说上，容易让观众产生疏离感，无法投入到复杂而深刻的人物情感世界，淡化了思考的余地。我们只能将这种手法看做是形式超越内容的创新，是一种向传统叙事形式的强烈挑战。
　　二、人物塑造：“英式”的俄国贵族
　　本片在人物塑造上带有强烈的英伦风范，无论是演员的表演风格还是导演对原著思想的解读都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英国式的保守和矫饰。在人物塑造上，沃伦斯基倾斜十五度的帽檐和贵族式的八字髭让人感觉到导演急于再现和还原19世纪俄国贵族的华丽衣饰，而在人物性格塑造上明显着力不足。卡列宁在本片中被塑造成典型的英国绅士，面对妻子的出轨，隐忍和克制的情绪伴着骨节间吱吱作响声为观众带来的是英国人表达情感时的压抑和适可而止。对比在传统的文学教材和评论中，卡列宁被认为是俄国专制制度的卫道士，激进的女权主义甚至将其看做是压迫女性自由权力的侩子手。但是从列夫托尔斯泰的原著来看，作者本人对卡列宁也是复杂而非单向批判的，我们很难用好人坏人这种简单的标度来评判他笔下复杂的人物形象。毫无疑问，卡列宁的性格里是存在虚伪的一面的，这体现在面对安娜出轨时，他认为“不能因为一个下贱的女人犯了罪的缘故使自己不幸”，迫于身份和保守社会环境的压力，不敢与安娜离婚。但在安娜产热即将濒死时，面对昏迷中依旧呼喊自己的妻子，卡列宁希望她早些死去的想法被心中的善意融化了，原谅了沃伦斯基和安娜的背叛。列夫托尔斯泰希望展现的是人性的复杂和多变，如果说传统的解读方式将卡列宁恶向放大，那么新版的安娜卡列尼娜在这个关键人物的性格塑造上则是主观性的幻想，将卡列宁塑造为宽容隐忍，笃信宗教，解救道德堕落妻子的圣人，这种对原著的改变是英国式的“误读”和创作班底的主观再创造。
　　三、保守：主题思想局限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用这样的方式来描述人类的爱情：“比喻是危险的，爱情源自于一个比喻。”这是因为比喻是感性的开始，理性的灭亡。爱情作为人类情感的表现方式，长期以来都是文艺创作的重要主题。我们可以将安娜的爱情看作是“为爱情而爱情”，这种基于人类灵魂深处的激情和超越阶级利益关系的情感能否用对错这种简单的判断标准来衡量是值得人们思考的。《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依托于爱情的故事，对其解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然而影片既没有从时代背景和人物性格上做出深刻的探讨也没有从人性的变化着眼，而把思想重点落在道德的反省和教化之上。《安娜·卡列尼娜》写于1873年，4年之后小说首版发行，19世纪60年代俄国的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裂变，自1861年亚力山大二世废除了农奴制度，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资产阶级倡导的自由思想开始侵袭古老而保守的庄园经济，《安娜·卡列尼娜》正是写于这样一个复杂而变革巨大的时代背景之下，作者复杂的世界观演化出复杂深刻的人物性格。传统的阶级解读方式将安娜看作是深受旧制度压迫的女性，这种社会学的解读方式也不失是一种看法。然而列夫托尔斯泰似乎是在通过婚姻和爱情故事寻求对人性更深刻的解读。在影片中，安娜被简单的塑造成追求激情，背叛婚姻的可悲女人，其价值意义只在于警示列文传统选择的正确性和哥哥布朗斯基公爵雨夜下对不忠的沉思和静默。安娜性格中的反叛和抗争被削弱，而被导演主观性的诠释为一个庸常的道德反例。一部电影的立意与导演和剧组制作团队的意识是无法分离的，乔怀特和他的英伦班底用英国式的保守主义诠释了俄罗斯人骨子里的热血和激情。新版的《安娜·卡列尼娜》并没有再现出这位文学巨匠复杂的思想世界。
　　影片结尾处，在和煦的阳光下圣人一般的卡列宁带着慈爱的微笑看着安娜的孩子在花海中嬉戏，画面在意境色调上大有印象派的美感，再次表现了导演对中产阶级保守家庭观念的憧憬和赞美，我们并不能说这种价值观是错误的，只是用它来解读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未免显得有点单薄和无味。
　　参考文献
　　[1]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上海译文出版社[M].草婴.1990.
　　作者简介
　　陈以欣，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