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邓小平理论是在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为发展经济，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新时期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它是通过“文革”结束后党的几次重要的会议不断完善而最终形成的。它的形成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从形成到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最早可以追溯到“文革”即将结束的1975-1976年。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针对“文革”错误，着手进行整顿。“文化大革命”的长期持续和几经反复，使人们对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厌倦情绪越来越强烈。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有所改善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普遍的迫切要求。党的十大以后，毛泽东先后提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同年10月，中央发出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通知。毛泽东提议由已在1973年恢复副总理职务，并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的副总理。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再次引到发展经济、振兴国家的事业上来。这是饱受“文化大革命”内乱之苦的全国人民最强烈的愿望。四届全国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员，为邓小平随后主持国务院工作奠定了基础。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相继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邓小平，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整顿。他强调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大局，提出要全面整顿，部署以铁路整顿为突破口，使堵塞严重的铁路全部疏通，运输状况开始好转。接着，开始整顿钢铁工业。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技工作也开始整顿。文艺进行了政策调整。教育战线的整顿同时在积极着手。军队整顿是各方面整顿中重要的一环，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这对抵制“四人帮”夺取军队领导权的企图起了重要作用。邓小平还提出：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主要整顿各级领导班子，要在加快落实干部政策的同时，对强行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造反派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做出处理。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是“文化大革命”中党的正确领导与“四人帮”的一场重大斗争，整顿虽然还不可能直接触及“文化大革命”的根本问题，但力图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把“文化大革命”中被颠倒了的思想理论、政策是非加以澄清，从而开始了有限度的拨乱反正。整顿中，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转向回升，工农业产品产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1975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国民经济发展较好的一年。毛泽东支持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但他仍然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实质上是要系统纠正文革的错误，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的正确轨道上，这就必然触及长期以来“左”的思想，这不仅遭到“四人帮”的抵制，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1975年11月下旬，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次年初改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个运动既违背事理，又大失人心，再度造成社会混乱。由此使全面整顿被迫停止。但是，这个时期的整顿思想也为后来邓小平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把我们党和国家从危难中拯救出来。但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政治、思想文化、经济方面的后遗症还很严重，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还未走上正确的轨道，百废待兴。为了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党领导和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讨论。通过这场讨论，我们党从“两个凡是”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这次会议冲破了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提出了在党和国家工作的各个方面进行改革的任务；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开始形成，奠定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决议在系统总结三十二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十点经验。这十点经验，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雏形。也为邓小平理论的提出做好了前提准备。
　　1982年，党的十二大正式召开。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和使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概念。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需要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不能照抄照搬外国的经验，也不能固步自封，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的十二大报告系统概括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并从中国国情出发，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代化”、“高度民主”、“高度文明”三位一体，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三大建设一起抓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改革开放在全国蓬勃发展起来，成为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和基本国策。党的十二大以后，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框架逐步形成。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强调实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的方针，从而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含义更加全面。1987年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轮廓，明确提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括和全面阐述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六条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方针，并明确提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至此，我们党已经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有了比较充分的论述，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初步形成。
　　党的十三大以后，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上我们进一步探索。1990年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首次对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进行了概括，系统地阐明了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这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91年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又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进一步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坚持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和鼓励其它经济成分适当发展，既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搞单一的公有制，又不能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能搞私有化”。(《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讲话》江泽民)邓小平同志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经验，鲜明地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思想理论问题，从而使邓小平理论的主线和轮廓更加清晰。他明确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他鼓励在改革的道路上“胆子要放大一些，敢于实验”，(《南巡谈话》邓小平)这个谈话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飞跃，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是这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丰富。在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精神的指导下，党的十四大报告从更宽广的视野和更高的理论层次，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做出科学的概括，并写入了党章。这标志着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形成了理论上的第一次飞跃以后，又一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中国当代的实际相结合，实现了理论上的第二次飞跃。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则加以系统化、具体化，提出了清晰的基本框架和实现的总体规划，不仅使我们有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而且对进一步丰富邓小平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
　　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和使用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概念，进一步阐明了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并且明确写进了党章。这标示着邓小平理论的正式确立和命名，十五大报告指出：“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是十五大的灵魂。大会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它以这一点为标志载入史册。报告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邓小平理论，强调这个理论是党的“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报告指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大会一致赞同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把它写进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大会确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完全符合时代的要求，反映了全党的共识和全国人民的心愿，对于我们胜利实现二十世纪末的奋斗目标，进而在二十一世纪开创更加壮丽、更加辉煌的前程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