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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在社会革命的总论题下权衡，马克思早年在反殖民问题上表现出游移、矛盾乃至否定的姿态。文章将以《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为对象，对早年马克思的民族思想略加辨析，以期揭示一个真实的马克思。
关键词：《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民族观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作于1853年7月22日，“我（马克思）打算在这篇通讯里结束我对印度问题的评述”，马克思下一篇文章谈殖民问题已是时隔三年后的《英波战争》（1856年10月30日）。因系早年马克思论殖民问题带有总结性质的文章，因此把捉这篇文章的真义，对于理解和评判早年马克思的民族观便显得意义非凡。虽然马克思认识到“所谓的印度的历史”，“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侵略者的历史”，驳斥了欧洲资本国家的海外殖民给印度民族造成的巨大伤害，但它也从印度民族文化性格本身寻求其没有“我们大家知道的历史”的缘由：“（印度）这个社会一切分子普遍的互相排挤和天生的孤立”，他们把自己的民族建筑在“毫不抵抗和一点不变的社会的被动的基础上”。在此，客观而言，马克思不能说没有一丝欧洲中心主义思想残余：（1）其“我们大家”应该指“西方”，以西方的历史观打量和权衡印度的实际，西方/印度成为一种权力结构，印度只有借助西方的眼光才能看清自己；（2）“普遍的互相排挤和天生的孤立”，暗含一种西方种族优越论的论调，并且绝对而抽象化，充满宿命论色彩，和马克思后来的历史实践论看待人性和民族性形成鲜明对照。（3）言下之意，印度逃避不了被其他民族征服的怪圈。
马克思对此做了非常详细的分析：不列颠的统治，使印度的政治统一比它“任何时候都更坚固、更扩大”，“是印度复兴的第一个条件”；不列颠对印度士兵的军事训练，是“印度解放自己必不可少的前提”；不列颠带到印度的出版自由，“乃是印度重建的新的强有力的要素”，不列颠灌输印度的土地私有制，“不管怎么可恶”，“是亚洲社会所迫切向往的东西”；培养新兴阶级，教导管理国家知识，灌注欧洲的科学，建立与文明国家的交往与联系，“把印度从孤立状况下解放出来，这种孤立状况是它停滞的主要原因”。另外，不列颠的贵族、财阀和工业资产阶级渐渐发现，要让印度屈服，攫取更多财富，倾销更多自己的商品，使“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家对于他们非常重要”，铁路和灌溉建立起来，农村公社解体，孤立的自给自足的惰性被粉碎。“只要你一旦把机器应用到一个具有煤铁的国家的交通上，你就不能阻止这个国家自己去制造机器。”这句话是明显的无视过程的“唯目的和结论”论。英国殖民者修筑的“铁路系统在印度会真正变成近代工业的先驱”，而藉近代工业系统，可以消除对印度进步和强盛具有决定性阻碍的种姓制度。至少在这里，我们看不出，马克思的反殖民观并非如赵稀方所言，是一贯的、坚决的、毫不留情的。
那么，如赵书所引的这句话，是不是就是落实早年马克思反殖民思想的依据呢？“英国资产阶级可能被迫实行的一切，既不会解放广大人民，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两者不但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也决定于人民对生产力的占有。但是英国资产阶级所一定作的，将是为两者创造物质的前提。”马克思清醒预见到，广大人民不会从英国殖民统治中受益，即使是客观上的。印度少数特权和贵族阶层因对生产力的占有而会成为最后的赢家。这句话非但没有为马克思关于资本国家殖民战争的不义性立场提供直接有力的论据，反而以所谓“为两者创造物质的前提”的鲜明的目的论，某种程度文饰了殖民国家的形象。
那赵书引的这句话呢？“难道它（资产阶级，笔者注）在什么时候不迫使个人和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苦难与耻辱而能完成进步呢？”这句话与其说是无情鞭笞资本国家殖民的罪恶，不如说更想表达，进步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就整个早年的马克思而言，是否觉得合理呢，需要细作辨析，但仅就这篇文章而言，肯定倾向要强于否定之意。
我们同样不能无视此文对不列颠殖民统治的批判性论述是非常强烈而普遍的，但从大多数出处来看，诸如“只要把目光从资产阶级的故乡转向殖民地，资产阶级文明的深深的伪善和它固有的野蛮毫不掩饰地摆在我們面前”，青年马克思的批判明显不是站在民族主义立场——实际上有较明显的欧洲中心论痕迹，而更多的是从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国家、揭露资产阶级罪恶的立场出发。直接看最后作结的一段：
对于印度这样一个和欧洲一样大的、幅员15000万英亩的国家，英国工业的破坏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是令人吃惊的。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这种作用只是整个现存的生产制度所产生的有机的结果。这个生产建立在资本的绝对统治上面。资本的集中是资本作为独立力量而存在所十分必需的。这种集中对于世界市场的破坏性影响，不过是在广大范围内显示目前正在每个文明城市起着作用的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在规律罢了。
为资本国家的殖民事实辩护，在这里已不是言下之意了，而是直接鲜明而不容置辩的。尽管不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内，但若再执拗地认为马克思“一直毫不留情地揭露批判西方殖民主义的血腥罪恶”，不是为了所谓“政治正确”，就是视而不见。也正是依此，《后殖民理论》一书的困惑——赛义德“东方主义”为何不将马克思列为西方内部反殖民话语的重要资源，便也不难理解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易廷镇校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作者简介：李 游（1980-），女，重庆武隆人，长江师范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关键词：《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民族观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作于1853年7月22日，“我（马克思）打算在这篇通讯里结束我对印度问题的评述”，马克思下一篇文章谈殖民问题已是时隔三年后的《英波战争》（1856年10月30日）。因系早年马克思论殖民问题带有总结性质的文章，因此把捉这篇文章的真义，对于理解和评判早年马克思的民族观便显得意义非凡。虽然马克思认识到“所谓的印度的历史”，“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侵略者的历史”，驳斥了欧洲资本国家的海外殖民给印度民族造成的巨大伤害，但它也从印度民族文化性格本身寻求其没有“我们大家知道的历史”的缘由：“（印度）这个社会一切分子普遍的互相排挤和天生的孤立”，他们把自己的民族建筑在“毫不抵抗和一点不变的社会的被动的基础上”。在此，客观而言，马克思不能说没有一丝欧洲中心主义思想残余：（1）其“我们大家”应该指“西方”，以西方的历史观打量和权衡印度的实际，西方/印度成为一种权力结构，印度只有借助西方的眼光才能看清自己；（2）“普遍的互相排挤和天生的孤立”，暗含一种西方种族优越论的论调，并且绝对而抽象化，充满宿命论色彩，和马克思后来的历史实践论看待人性和民族性形成鲜明对照。（3）言下之意，印度逃避不了被其他民族征服的怪圈。
马克思对此做了非常详细的分析：不列颠的统治，使印度的政治统一比它“任何时候都更坚固、更扩大”，“是印度复兴的第一个条件”；不列颠对印度士兵的军事训练，是“印度解放自己必不可少的前提”；不列颠带到印度的出版自由，“乃是印度重建的新的强有力的要素”，不列颠灌输印度的土地私有制，“不管怎么可恶”，“是亚洲社会所迫切向往的东西”；培养新兴阶级，教导管理国家知识，灌注欧洲的科学，建立与文明国家的交往与联系，“把印度从孤立状况下解放出来，这种孤立状况是它停滞的主要原因”。另外，不列颠的贵族、财阀和工业资产阶级渐渐发现，要让印度屈服，攫取更多财富，倾销更多自己的商品，使“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家对于他们非常重要”，铁路和灌溉建立起来，农村公社解体，孤立的自给自足的惰性被粉碎。“只要你一旦把机器应用到一个具有煤铁的国家的交通上，你就不能阻止这个国家自己去制造机器。”这句话是明显的无视过程的“唯目的和结论”论。英国殖民者修筑的“铁路系统在印度会真正变成近代工业的先驱”，而藉近代工业系统，可以消除对印度进步和强盛具有决定性阻碍的种姓制度。至少在这里，我们看不出，马克思的反殖民观并非如赵稀方所言，是一贯的、坚决的、毫不留情的。
那么，如赵书所引的这句话，是不是就是落实早年马克思反殖民思想的依据呢？“英国资产阶级可能被迫实行的一切，既不会解放广大人民，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两者不但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也决定于人民对生产力的占有。但是英国资产阶级所一定作的，将是为两者创造物质的前提。”马克思清醒预见到，广大人民不会从英国殖民统治中受益，即使是客观上的。印度少数特权和贵族阶层因对生产力的占有而会成为最后的赢家。这句话非但没有为马克思关于资本国家殖民战争的不义性立场提供直接有力的论据，反而以所谓“为两者创造物质的前提”的鲜明的目的论，某种程度文饰了殖民国家的形象。
那赵书引的这句话呢？“难道它（资产阶级，笔者注）在什么时候不迫使个人和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苦难与耻辱而能完成进步呢？”这句话与其说是无情鞭笞资本国家殖民的罪恶，不如说更想表达，进步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就整个早年的马克思而言，是否觉得合理呢，需要细作辨析，但仅就这篇文章而言，肯定倾向要强于否定之意。
我们同样不能无视此文对不列颠殖民统治的批判性论述是非常强烈而普遍的，但从大多数出处来看，诸如“只要把目光从资产阶级的故乡转向殖民地，资产阶级文明的深深的伪善和它固有的野蛮毫不掩饰地摆在我們面前”，青年马克思的批判明显不是站在民族主义立场——实际上有较明显的欧洲中心论痕迹，而更多的是从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国家、揭露资产阶级罪恶的立场出发。直接看最后作结的一段：
对于印度这样一个和欧洲一样大的、幅员15000万英亩的国家，英国工业的破坏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是令人吃惊的。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这种作用只是整个现存的生产制度所产生的有机的结果。这个生产建立在资本的绝对统治上面。资本的集中是资本作为独立力量而存在所十分必需的。这种集中对于世界市场的破坏性影响，不过是在广大范围内显示目前正在每个文明城市起着作用的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在规律罢了。
为资本国家的殖民事实辩护，在这里已不是言下之意了，而是直接鲜明而不容置辩的。尽管不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内，但若再执拗地认为马克思“一直毫不留情地揭露批判西方殖民主义的血腥罪恶”，不是为了所谓“政治正确”，就是视而不见。也正是依此，《后殖民理论》一书的困惑——赛义德“东方主义”为何不将马克思列为西方内部反殖民话语的重要资源，便也不难理解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易廷镇校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作者简介：李 游（1980-），女，重庆武隆人，长江师范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