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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邓小平“南方谈话”在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改革开放史以及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站在一个新的历史交汇点上，重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要深刻理解其中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改革开放、先富共富、人才强国和反腐败的重要论述并结合新时代背景、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学以致用，保持战略定力，沉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
关键词：邓小平;南方谈话;改革开放;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 A493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1）001-0039-011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1.001.003
一、问题的提出
邓小平“南方谈话”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尤其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该“谈话”内容丰富，博大精深，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谈话精神常读常新。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处于动荡变革期，国际关系处于深度调整状态;我国自身发展进入新阶段，面临一系列新的形势和任务。随着我国逐渐走入世界舞台中央，人类社会发展中积累的可供直接借鉴并为我所用的经验、做法越来越少，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并以创新理论为指导，立足自身、面向世界，勇于探索、大胆实践，以更大勇气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2020年我们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同时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同时2021年又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在这个历史交汇点上，重读“南方谈话”，对我们持续推进理论创新，以更大政治勇气推动各项改革落实落地，实现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梳理与述评
邓小平“南方谈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篇目，是我国改革开放再深入的宣言书，“谈话”发表以来引起了中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尤其在“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之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等刊物开辟专栏刊发相关文章，掀起了“南方谈话”研究的高潮。只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远，当前我们探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当代价值，必然离不开对学界已有研究的学习、梳理，以期发现问题、提炼问题进而更好地吸收“南方谈话”在当前历史背景下对我们提供持续的理论滋养。
（一）关于“南方谈话”相关文献的梳理
通过对“南方谈话”近三十年来的相关研究梳理发现，目前国内学界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研究。就国际背景而言，绝大部分学者将“南方谈话”的国际背景投向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事件，例如汪希等撰文指出东欧剧变与西方国家的制裁恶化了我国外部环境，而“南方谈话”回答了这一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前行的大问题[1]。邢久强则从“我们国家的发展跟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差距，对我们压力较大”的角度分析“南方谈话”的时代背景[2]。还有学者从社会主义改革的周期性规律诠释“南方谈话”的必然性[3]。就“南方谈话”的国内背景而言，刘锋从“南方谈话”前后主流媒体意识形态话语分析中认为当时我国改革开放进展面临一定压力[4]。黄远固认为当时“左”的方面对党的基本路线的干扰情况已成为突出问题，进而引出“南方谈话”的必要性[5]。还有一些学者从当时经济发展困境、经济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甚至提出“反和平演变”一度成为“工作中心”等现实情况揭示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这些研究多视角呈现了“南方谈话”的立体式历史大背景和我国发展阶段的小背景，为后续研究开阔了视野。二是“南方谈话”的主要内容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南方谈话”内容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线展开，具体包括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问题、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党的建设等问题。李铁映认为重温“南方谈话”发现小平同志至少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和党的领导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6];郑德荣等认为“南方谈话”内容涉及社会主义本质论、改革动力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共同富裕论等方面[7]。这些研究从理论创新的视角进一步深化了对“南方谈话”的全面认识。三是“南方谈话”的价值意义研究。学界普遍认为“南方談话”意义重大，既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化的理论意义，更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的实践意义。杨德山指出，“南方谈话”坚定了人们对基本路线的信念，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促使执政党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发生巨变[8];马天池等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构建出发，认为“南方谈话”所遵循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实践、不断创新、积极吸取传统文化资源等重要原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基本依据和方向[9];龚育之从实践价值角度认为“南方谈话”使得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0];尹俊芳等从理论价值角度提出“南方谈话”道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逻辑”，推进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民族化趋向与唯物史观的民族化趋向[11]。这些研究进一步从理论价值的角度丰富了对“南方谈话”的研究。四是“南方谈话”的哲学思考研究。宋进从邓小平同志批评性思维和开创性思维的角度对“南方谈话”进行了深入分析[12];王永浩从“南方谈话”中的爱国主义情怀视角进行了哲学探讨[13];聂立清系统分析了“南方谈话”中蕴含的世界物质第一性、普遍联系性等哲学原理[14]。此外，国外理论界也相当重视“南方谈话”，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南方谈话”的背景、“南方谈话”的内容和意义以及“南方谈话”的作用和影响等方面[15]。
（二）关于“南方谈话”相关研究述评
如前所述，“南方谈话”发表以来学界持续开展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涉及“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核心内容、历史地位及其价值意义等，形成了一大批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了“南方谈话”的研究进展，深化了对“南方谈话”内容的理论认知和时代性拓展。但相关研究也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跟进和深化。首先，对“南方谈话”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联系的研究不足。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主要从“南方谈话”如何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角度进行论述，例如将“南方谈话”看作是开启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重要时间节点进行现实意义上的表达，诚然，这种研究帮助我们进一步明晰了“南方谈话”的重大实践价值，但当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聚焦新问题、新现象、新矛盾时，对“南方谈话”于实践意义的“在场”解惑却明显感到挖掘力度不够。这就要求我们紧跟时代变迁、历史发展，适时深化对“南方谈话”的时代性研究，从宏大的现实实践视角解读其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相应变化，社会主要任务也必然面临重大调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即将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任务，同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我们必须进一步挖掘“南方谈话”的思想精髓，探究南方谈话作用于新时代的新应用场景，坚持结合现实挑战和战略任务，加强对“南方谈话”中相关理论命题的全新解读研究，例如“南方谈话”中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逻辑解读、“南方谈话”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述同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的实践解读。其次，“南方谈话”与“非典型性”重大命题解读不够深入。长期以来，学界重视“南方谈话”在经济层面的意义和实践解读，对其中所蕴含的党的建设、人才强国战略等“非典型性”命题解读不够丰富。后疫情时代，随着国际格局进入动荡变革期，以及此背景下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更加广泛意义上的人才战略、更具时代特点的全面从严治党等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对“南方谈话”中这些方面的研究更具时代意义。最后，“南方谈话”研究方法和视角有待提升。目前对“南方谈话”的相关研究以文本解读式阐发研究为主，通过对现实成就的解读来反证其实践及价值，而对其中相关问题实证研究的主观把握不够明显，对“南方谈话”在党的创新理论演进规律方面的研究也显得不够突出，这些方面可能是未来“南方谈话”研究的理论增量所在。 三、“南方谈话”中五大命题的时代新读
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内容博大精深，笔者拟选取其中的时代主题、改革开放、先富共富、人才强国和反腐败五个方面，结合当前形势就其时代价值进行新读新论。
（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
科学判断和准确把握时代主题是进行战略谋划的基本依据。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在分别于1984年5月29日、1984年10月31日、1985年3月4日、1988 年12 月21日多次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16]56从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围绕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表述以后，党的十四大至党的十九大报告均把“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列入其中，表述虽略有不同，但大的判断并无二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继续做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的判断。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从宏观性、整体性、全局性对时代主题的重大判断对我们党准确判断形势，科学制定战略方针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回国参加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使节时指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7]489。放眼当今世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衰落趋势，世界格局 “东升西降”态势日趋明显。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大力推行“美国优先”战略，在国际经济中动辄施以制裁，随意发动贸易战，在国际政治中频频退出诸多重要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尤其是新冠疫情混杂的总统选举，使得美国外交呈现出前所未见的极端主义色彩。为实现选举连任和遏制中国发展的双重目标，美国现政府不顾人类政治伦理底线，无端对我国发起一系列匪夷所思的大肆攻击，在国际事务中横冲直撞，无所不用其极，使得世界格局呈现“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状态，甚而出现“山重水复疑无路”的迷茫状态。“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战略对决”等词语不时见诸政客和媒体，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为国际社会增加了强大的稳定因素，也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尤其是我国在经济领域对世界的贡献率持续保持在30%左右，其中2019年达到39%。与此同时，我国成为世界上100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与大多数国家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我国无疑已经成为维护国际社会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我国积极倡导和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主动履行国际义务，最大限度为贫穷和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不断推动缩小国家间贫富差距。
求和平、谋发展，过高质量生活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期盼。虽然一些国家少数政治势力为一党一集团之私不断逆历史潮流而动，使国际格局动荡态势加剧，但是也要看到，深入推进的全球化使国与国之间的联系空前紧密，随着互联网的深入普及，现代科技不断更新换代，国家间的交往更趋频繁，信息的流动更加便捷高效，人民的呼声、正义的力量有更多表达和发力的机会，制止战争、促进发展的力量将在更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基于此，我们在坚持对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大判断基础上，要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办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朝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坚持站在国际正义的一边，与更多的国家坚持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继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信国际社会最终会实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历史超越。
（二）改革开放仍然是我们解决一些问题的总钥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定，确定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方针政策，自此，我国经济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因此，邓小平同志讲：“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16]96此后，我们党在前进的道路上边探索、边改革，始终坚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大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辉煌成就。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首次提出“四个全面”的重要论述。其中“全面深化改革”位列第二;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十四个方略”第二条对此进行了全面论述，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17]17这一论述在我国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进一步丰富了改革的内涵和外延。
當今世界出现诸多新的挑战和问题，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遇到了阻力、受到了影响。新冠疫情使得经济保守主义势头明显呈现，而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更是出于打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的发展势头、转移和缓解其内部社会矛盾以及实现竞选连任等需要，妄图切断其同我国的联系，同时把我国围堵起来，同外部世界切割开来，进而使我国发展出现“窒息”甚至是“休克”和“夭折”。但天下大势浩浩荡荡，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求合作、要发展是不可逆转的时代大势。我国以宽广胸怀始终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在不同场合、不同背景下反复告诉世界，我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只会越开越大。新冠疫情发生之后，我国一方面积极抗击疫情，取得世所罕见的成效，另一方面继续加大同外部世界的经贸、人文联系。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20年上半年我国对东盟进出口总值逆势增长5.6%，占我国外贸总值的14.7%，东盟超过欧盟，首次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0年11月15日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必将在动荡变革的国际环境下为我国进一步深化同域内乃至世界的经贸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和空间。同时，这也充分表明世界人民求合作、谋发展的强烈愿望不可阻挡。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我国坚持一方面在国内深化改革，进一步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克服疫情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在新的条件下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转型发展;另一方面，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强同世界各国的全方位交流合作，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在发展自身的同时更多惠及世界，促进世界经济平稳向好发展。 开放的过程，也是学习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先进技术的过程。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6]105实践也表明，学习吸收借鉴他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经验和方法，是我们实现自身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面对当下复杂形势，只要我们握紧改革开放这把“总钥匙”，坚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以开放的胸襟、谦虚的态度、科學的精神学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加大同各国的经贸、人文交往，就完全有可能打开当前复杂国际形势“这把锁”，则国际形势企稳向好、国际经济复苏发展的态势仍然可期。
（三）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更加丰富的时代内涵
邓小平“南方谈话”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16]281这一重要论述中，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是手段，而实现共同富裕则是最终目的。“先富—带富—共富”是一种以点带面的路径选择。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发展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这一选择是正确的、科学的，也是必然的。它充分尊重了发展过程中区域、资源、要素、人才等各类禀赋间客观存在的差异，不搞一刀切，不求一般大，而是充分利用既有条件，在可能的方向和领域加快发展，实现突破，在此基础上增强国力、形成示范，梯次推进、引领发展。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18]81我们党持续用力的韧劲以及由此而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说明“先富—带富—共富”的路径选择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的物质基础、发展条件、人口素质、生活水平等各方面条件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发展的内外环境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和机遇，其时代内涵也得到极大拓展。
在践行邓小平同志这一重要论述的过程中，在改革开放初期建设经济特区的基础上，国家先后推出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不断推动区域间协调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十九大把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六大任务之一进行全面部署，内容涉及革命老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涉及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东部地区优先发展，涉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其中京津冀协同发展是继长三角、珠三角之后，中央在审时度势的基础上做出的又一重大战略部署，是全新的重要增长极。此后珠三角进一步扩容为大湾区建设，把港澳地区纳入其中，为这一地区加快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2020年上半年，国家出台促进西部大开发的66条意见，同时确定成都、重庆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着力打造中国增长第四极，为带动西部地区快速发展做出了新的战略部署。
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时指出，我们要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时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这种国内大循环，本质上是在新的形势和条件下，通过政策调整、市场引导、重心转移，促进各类要素在国内各区域间进行更加有序、高效、科学流动，促进区域间进一步实现协调和高质量发展。
以上各个方面，均为“先富—带富—共富”这一战略思想注入了丰富的新时代内涵，必将引领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下实现高质量发展，进而为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四）人才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
邓小平“南方谈话”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16]383从谈话整体来看，在当时的背景下邓小平同志在这里讲的“人”，主要是党的接班人，党中央班子成员的年轻化等。接下来他又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因此要保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同时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人的问题是“真正关系到大局”的事。
今天我们重读“南方谈话”关于“人”的重要性的论述，除了上述内涵之外，要以更加宽广的视野，从“人才”的角度来理解和贯彻落实其精神实质。事实上，1991年8月28日，邓小平同志在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的时候专门谈到发现和使用人才的问题，他说：“的确是人才难得;你们觉得是人才的，即使有某些弱点缺点，也要放手用;一个人才可以顶很大的事，没有人才什么事情都搞不好;我们现在不是人才多了，而是真正的人才没有很好地发现，发现了没有果断地起用;对每个人都会有不同意见，不会完全一致。”[16]374这段谈话中比较全面地谈到了人才不足的问题、如何客观看待和使用人才的问题、发挥人才的作用问题以及在培养使用人才中存在的问题。这些关于人才的重要论述，既是对当时情况的科学概括，也对我们今天选人、用人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启示意义。
邓小平同志关于人才的重要论述，使我们党把人才工作摆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也为我们党的人才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遵循。此后，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不断加强人才工作，2003 年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2016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对人才工作进一步做出全面部署，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十年间的人才工作做出总体规划。这些重大举措为党的事业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各方面人才，成为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才工作，提出人才是第一资源的重要论断，指出我们党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要求我们党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提出要深化人才体制改革，要深化科技、教育、文化体制改革，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加快形成有利于知识分子干事创业的体制机制，放手让广大知识分子把才华和能量充分释放出来。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指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设人才强国。”[17]812020年6月29日中共中央举行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就抓好执政骨干队伍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选干部、用人才既要重品德，也不能忽视才干，指出要把提高治理能力作为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任务，通过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推动广大干部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强调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破除人才引进、培养、使用、评价、流动、激励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形成具有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努力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新时代重温邓小平“南方谈话”关于人才的重要论述，就是要结合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人才思想、人才战略、人才政策，坚持党管人才，紧紧围绕事业发展需要，不断创新人才管理体制机制，抓好管理骨干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共产党人更要“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鼓励引导人才向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區、革命老区和基层一线流动，努力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让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17]51，使我们在推进伟大事业中培养造就千千万万各行各业、各个方面高素质人才，同时也在各类人才竞相发力、持续奋斗中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不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阔步前进。
（五）反对腐败是贯穿改革开放全过程的大事
“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两手抓”和“两个文明”建设时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16]374当时的背景，一个是如何统一思想，坚持不懈推进改革开放;一个是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消除社会丑恶现象。因此，“南方谈话”中并没有过多阐述反腐倡廉，但是在这一短短的表述中，我们也能感受到邓小平同志对反腐败重要性的强调：反对腐败要贯穿改革开放全过程。这也为我们党在整个改革开放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期间，开展反腐倡廉、永葆党的本色提供了重要遵循。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17]16。回顾历史，无论是在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艰难曲折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摸索前行的改革开放各个时期，还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实现中华民族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是中国人民的主心骨。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党的建设须臾不能放松。而党的建设中，反腐败尤其具有特殊重要性。
2016年7月1日在庆祝建党95周年大会上讲话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着力形成震慑，使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效果逐步显现，初步形成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以顽强的意志品质，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做到有案必查、有腐必惩，让腐败分子在党内没有任何藏身之地。”[17]16在大力开展反腐败斗争、查处积案、清除腐败的同时，党中央尤其注重加强反腐败制度建设，以党章为核心，以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为着力点，在理论上厘清“党法”与“国法”的关系，在制度上做好党纪党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在机制建设上理顺党的执纪机关与国家执法和司法机关的职能划分，为制度治党、制度化反腐构建了一套日趋完善科学的体制机制，确保了反腐败工作的法治化运作，并最终实现了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
作为社会性存在的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其在社会生活中受各种因素影响，如不加强管理治理，必然会不同程度出现各种形式的腐败问题。目前虽然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但腐败现象决不会因此而消失。党的十八大甚至十九大以来，一些仍不收敛、不收手的典型案例充分说明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因此，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上，我们仍须谨记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关于把反腐败斗争贯穿改革开放全过程的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坚定不移贯彻执行各项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坚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坚持力度不减、工作不松，及时清除害群之马、消除腐败隐患，使全党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四、“南方谈话”的当代启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19]2020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国际格局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国际社会正在经历多边和单边、开放和封闭、合作和对抗的重大考验。‘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成为时代之问。”[20]在此背景下，结合上文论述，笔者思考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当代启示归结起来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坚持对时代主题的重大判断，确保任何情况下不迷失战略方向。准确判断历史发展大势，紧紧抓住“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保持战略清醒，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扭住既定目标，坚持不懈办好自己的事，不断发展壮大综合国力，同时坚持不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发展人类福祉注入持久动力，推动和引领人类社会向着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前行。
第二，坚持对主攻方向的有力把控，确保始终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期中，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主攻方向，无论内外形势如何变化，除了在阶段性、局部性方面进行应对性调整、注入时代性内涵之外，要始终坚持抓主要矛盾，突出抓好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解决和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
第三，坚持对全方位协调发展的宏观推进和微观落实，确保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结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要求新特点，秉持、深化“先富—带富—共富”的时代内涵，深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突出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抓好既定战略方针的落地落实，创新解决具体推进过程中的各类问题，极大丰富物质财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第四，坚持人才工作第一资源理念，确保党和人民的事业始终有源源不断的强大人才支撑。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导，下大力气落实党的人才政策，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富集优势，下大功夫把人口数量优势转化成为人才数量优势，加大各年龄段人才培养提高的支持力度，做到人才不问年龄，确保人人都能成才，时时都可成才，努力形成各类人才充分涌流、人人能尽其才的良好局面。
第五，坚持把反腐败贯穿事业发展全过程，确保党的凝聚力战斗力长盛不衰。腐败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伴生物。要始终以“在路上”的精神和韧劲，坚持发展事业和反对腐败“两手抓、两手硬”，须臾不松懈、永远不撤退，不断织密织牢制度的笼子，始终确保权力在制度的轨道上规范、高效、清廉运行，使党以永不褪变的本色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奋斗。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著作的邓小平“南方谈话”，内容博大精深，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这一经典著作因其科学思想、求实精神、责任担当、民族情怀而常讀常新，其思想内容必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而深化内涵、扩大外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立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通过艰苦奋斗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形势，我们坚持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科学精神，坚持以党的最新创新理论为指导，保持战略定力，把握时代主题、坚持改革开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坚持人才强国、大力反腐倡廉，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就一定能在前进的道路上拨开迷雾、找准方向，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就能于危机中育先机、变局中开新局，最终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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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Deng Xiaoping's "South Talk"：
Thinking based on the unprecedented great changes in a century
Tang Wanghu
（Department of Asia Pacific Studies，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
Abstract： Deng Xiaoping's South talk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party， the history of new China， the histo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history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Today's world is facing a great change that has not happened in a century. The cause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ands at a new historical intersection point. We should read Comrade Xiaoping's South talk again. We should deeply understand that peace and development are the theme of the times，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first rich and the common prosperity， the powerful country with talents and anti-corruption， and combine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the new development We should make use of what we have learned， maintain strategic determination， calmly respond to various risks and challenges， and push forward the cause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to a new level.
Key Words：Deng Xiaoping; Southern Talks; reform and opening up; contemporary value
作者簡介：唐旺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亚太系博士研究生，重庆市社科联规划评奖办主任，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际政治。
关键词：邓小平;南方谈话;改革开放;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 A493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1）001-0039-011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1.001.003
一、问题的提出
邓小平“南方谈话”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尤其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该“谈话”内容丰富，博大精深，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谈话精神常读常新。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处于动荡变革期，国际关系处于深度调整状态;我国自身发展进入新阶段，面临一系列新的形势和任务。随着我国逐渐走入世界舞台中央，人类社会发展中积累的可供直接借鉴并为我所用的经验、做法越来越少，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并以创新理论为指导，立足自身、面向世界，勇于探索、大胆实践，以更大勇气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2020年我们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同时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同时2021年又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在这个历史交汇点上，重读“南方谈话”，对我们持续推进理论创新，以更大政治勇气推动各项改革落实落地，实现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梳理与述评
邓小平“南方谈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篇目，是我国改革开放再深入的宣言书，“谈话”发表以来引起了中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尤其在“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之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等刊物开辟专栏刊发相关文章，掀起了“南方谈话”研究的高潮。只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远，当前我们探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当代价值，必然离不开对学界已有研究的学习、梳理，以期发现问题、提炼问题进而更好地吸收“南方谈话”在当前历史背景下对我们提供持续的理论滋养。
（一）关于“南方谈话”相关文献的梳理
通过对“南方谈话”近三十年来的相关研究梳理发现，目前国内学界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研究。就国际背景而言，绝大部分学者将“南方谈话”的国际背景投向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事件，例如汪希等撰文指出东欧剧变与西方国家的制裁恶化了我国外部环境，而“南方谈话”回答了这一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前行的大问题[1]。邢久强则从“我们国家的发展跟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差距，对我们压力较大”的角度分析“南方谈话”的时代背景[2]。还有学者从社会主义改革的周期性规律诠释“南方谈话”的必然性[3]。就“南方谈话”的国内背景而言，刘锋从“南方谈话”前后主流媒体意识形态话语分析中认为当时我国改革开放进展面临一定压力[4]。黄远固认为当时“左”的方面对党的基本路线的干扰情况已成为突出问题，进而引出“南方谈话”的必要性[5]。还有一些学者从当时经济发展困境、经济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甚至提出“反和平演变”一度成为“工作中心”等现实情况揭示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这些研究多视角呈现了“南方谈话”的立体式历史大背景和我国发展阶段的小背景，为后续研究开阔了视野。二是“南方谈话”的主要内容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南方谈话”内容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线展开，具体包括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问题、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党的建设等问题。李铁映认为重温“南方谈话”发现小平同志至少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和党的领导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6];郑德荣等认为“南方谈话”内容涉及社会主义本质论、改革动力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共同富裕论等方面[7]。这些研究从理论创新的视角进一步深化了对“南方谈话”的全面认识。三是“南方谈话”的价值意义研究。学界普遍认为“南方談话”意义重大，既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化的理论意义，更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的实践意义。杨德山指出，“南方谈话”坚定了人们对基本路线的信念，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促使执政党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发生巨变[8];马天池等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构建出发，认为“南方谈话”所遵循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实践、不断创新、积极吸取传统文化资源等重要原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基本依据和方向[9];龚育之从实践价值角度认为“南方谈话”使得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0];尹俊芳等从理论价值角度提出“南方谈话”道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逻辑”，推进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民族化趋向与唯物史观的民族化趋向[11]。这些研究进一步从理论价值的角度丰富了对“南方谈话”的研究。四是“南方谈话”的哲学思考研究。宋进从邓小平同志批评性思维和开创性思维的角度对“南方谈话”进行了深入分析[12];王永浩从“南方谈话”中的爱国主义情怀视角进行了哲学探讨[13];聂立清系统分析了“南方谈话”中蕴含的世界物质第一性、普遍联系性等哲学原理[14]。此外，国外理论界也相当重视“南方谈话”，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南方谈话”的背景、“南方谈话”的内容和意义以及“南方谈话”的作用和影响等方面[15]。
（二）关于“南方谈话”相关研究述评
如前所述，“南方谈话”发表以来学界持续开展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涉及“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核心内容、历史地位及其价值意义等，形成了一大批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了“南方谈话”的研究进展，深化了对“南方谈话”内容的理论认知和时代性拓展。但相关研究也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跟进和深化。首先，对“南方谈话”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联系的研究不足。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主要从“南方谈话”如何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角度进行论述，例如将“南方谈话”看作是开启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重要时间节点进行现实意义上的表达，诚然，这种研究帮助我们进一步明晰了“南方谈话”的重大实践价值，但当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聚焦新问题、新现象、新矛盾时，对“南方谈话”于实践意义的“在场”解惑却明显感到挖掘力度不够。这就要求我们紧跟时代变迁、历史发展，适时深化对“南方谈话”的时代性研究，从宏大的现实实践视角解读其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相应变化，社会主要任务也必然面临重大调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即将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任务，同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我们必须进一步挖掘“南方谈话”的思想精髓，探究南方谈话作用于新时代的新应用场景，坚持结合现实挑战和战略任务，加强对“南方谈话”中相关理论命题的全新解读研究，例如“南方谈话”中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逻辑解读、“南方谈话”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述同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的实践解读。其次，“南方谈话”与“非典型性”重大命题解读不够深入。长期以来，学界重视“南方谈话”在经济层面的意义和实践解读，对其中所蕴含的党的建设、人才强国战略等“非典型性”命题解读不够丰富。后疫情时代，随着国际格局进入动荡变革期，以及此背景下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更加广泛意义上的人才战略、更具时代特点的全面从严治党等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对“南方谈话”中这些方面的研究更具时代意义。最后，“南方谈话”研究方法和视角有待提升。目前对“南方谈话”的相关研究以文本解读式阐发研究为主，通过对现实成就的解读来反证其实践及价值，而对其中相关问题实证研究的主观把握不够明显，对“南方谈话”在党的创新理论演进规律方面的研究也显得不够突出，这些方面可能是未来“南方谈话”研究的理论增量所在。 三、“南方谈话”中五大命题的时代新读
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内容博大精深，笔者拟选取其中的时代主题、改革开放、先富共富、人才强国和反腐败五个方面，结合当前形势就其时代价值进行新读新论。
（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
科学判断和准确把握时代主题是进行战略谋划的基本依据。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在分别于1984年5月29日、1984年10月31日、1985年3月4日、1988 年12 月21日多次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16]56从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围绕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表述以后，党的十四大至党的十九大报告均把“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列入其中，表述虽略有不同，但大的判断并无二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继续做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的判断。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从宏观性、整体性、全局性对时代主题的重大判断对我们党准确判断形势，科学制定战略方针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回国参加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使节时指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7]489。放眼当今世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衰落趋势，世界格局 “东升西降”态势日趋明显。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大力推行“美国优先”战略，在国际经济中动辄施以制裁，随意发动贸易战，在国际政治中频频退出诸多重要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尤其是新冠疫情混杂的总统选举，使得美国外交呈现出前所未见的极端主义色彩。为实现选举连任和遏制中国发展的双重目标，美国现政府不顾人类政治伦理底线，无端对我国发起一系列匪夷所思的大肆攻击，在国际事务中横冲直撞，无所不用其极，使得世界格局呈现“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状态，甚而出现“山重水复疑无路”的迷茫状态。“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战略对决”等词语不时见诸政客和媒体，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为国际社会增加了强大的稳定因素，也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尤其是我国在经济领域对世界的贡献率持续保持在30%左右，其中2019年达到39%。与此同时，我国成为世界上100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与大多数国家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我国无疑已经成为维护国际社会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我国积极倡导和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主动履行国际义务，最大限度为贫穷和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不断推动缩小国家间贫富差距。
求和平、谋发展，过高质量生活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期盼。虽然一些国家少数政治势力为一党一集团之私不断逆历史潮流而动，使国际格局动荡态势加剧，但是也要看到，深入推进的全球化使国与国之间的联系空前紧密，随着互联网的深入普及，现代科技不断更新换代，国家间的交往更趋频繁，信息的流动更加便捷高效，人民的呼声、正义的力量有更多表达和发力的机会，制止战争、促进发展的力量将在更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基于此，我们在坚持对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大判断基础上，要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办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朝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坚持站在国际正义的一边，与更多的国家坚持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继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信国际社会最终会实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历史超越。
（二）改革开放仍然是我们解决一些问题的总钥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定，确定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方针政策，自此，我国经济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因此，邓小平同志讲：“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16]96此后，我们党在前进的道路上边探索、边改革，始终坚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大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辉煌成就。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首次提出“四个全面”的重要论述。其中“全面深化改革”位列第二;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十四个方略”第二条对此进行了全面论述，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17]17这一论述在我国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进一步丰富了改革的内涵和外延。
當今世界出现诸多新的挑战和问题，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遇到了阻力、受到了影响。新冠疫情使得经济保守主义势头明显呈现，而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更是出于打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的发展势头、转移和缓解其内部社会矛盾以及实现竞选连任等需要，妄图切断其同我国的联系，同时把我国围堵起来，同外部世界切割开来，进而使我国发展出现“窒息”甚至是“休克”和“夭折”。但天下大势浩浩荡荡，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求合作、要发展是不可逆转的时代大势。我国以宽广胸怀始终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在不同场合、不同背景下反复告诉世界，我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只会越开越大。新冠疫情发生之后，我国一方面积极抗击疫情，取得世所罕见的成效，另一方面继续加大同外部世界的经贸、人文联系。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20年上半年我国对东盟进出口总值逆势增长5.6%，占我国外贸总值的14.7%，东盟超过欧盟，首次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0年11月15日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必将在动荡变革的国际环境下为我国进一步深化同域内乃至世界的经贸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和空间。同时，这也充分表明世界人民求合作、谋发展的强烈愿望不可阻挡。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我国坚持一方面在国内深化改革，进一步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克服疫情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在新的条件下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转型发展;另一方面，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强同世界各国的全方位交流合作，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在发展自身的同时更多惠及世界，促进世界经济平稳向好发展。 开放的过程，也是学习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先进技术的过程。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6]105实践也表明，学习吸收借鉴他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经验和方法，是我们实现自身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面对当下复杂形势，只要我们握紧改革开放这把“总钥匙”，坚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以开放的胸襟、谦虚的态度、科學的精神学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加大同各国的经贸、人文交往，就完全有可能打开当前复杂国际形势“这把锁”，则国际形势企稳向好、国际经济复苏发展的态势仍然可期。
（三）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更加丰富的时代内涵
邓小平“南方谈话”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16]281这一重要论述中，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是手段，而实现共同富裕则是最终目的。“先富—带富—共富”是一种以点带面的路径选择。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发展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这一选择是正确的、科学的，也是必然的。它充分尊重了发展过程中区域、资源、要素、人才等各类禀赋间客观存在的差异，不搞一刀切，不求一般大，而是充分利用既有条件，在可能的方向和领域加快发展，实现突破，在此基础上增强国力、形成示范，梯次推进、引领发展。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18]81我们党持续用力的韧劲以及由此而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说明“先富—带富—共富”的路径选择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的物质基础、发展条件、人口素质、生活水平等各方面条件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发展的内外环境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和机遇，其时代内涵也得到极大拓展。
在践行邓小平同志这一重要论述的过程中，在改革开放初期建设经济特区的基础上，国家先后推出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不断推动区域间协调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十九大把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六大任务之一进行全面部署，内容涉及革命老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涉及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东部地区优先发展，涉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其中京津冀协同发展是继长三角、珠三角之后，中央在审时度势的基础上做出的又一重大战略部署，是全新的重要增长极。此后珠三角进一步扩容为大湾区建设，把港澳地区纳入其中，为这一地区加快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2020年上半年，国家出台促进西部大开发的66条意见，同时确定成都、重庆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着力打造中国增长第四极，为带动西部地区快速发展做出了新的战略部署。
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时指出，我们要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时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这种国内大循环，本质上是在新的形势和条件下，通过政策调整、市场引导、重心转移，促进各类要素在国内各区域间进行更加有序、高效、科学流动，促进区域间进一步实现协调和高质量发展。
以上各个方面，均为“先富—带富—共富”这一战略思想注入了丰富的新时代内涵，必将引领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下实现高质量发展，进而为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四）人才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
邓小平“南方谈话”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16]383从谈话整体来看，在当时的背景下邓小平同志在这里讲的“人”，主要是党的接班人，党中央班子成员的年轻化等。接下来他又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因此要保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同时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人的问题是“真正关系到大局”的事。
今天我们重读“南方谈话”关于“人”的重要性的论述，除了上述内涵之外，要以更加宽广的视野，从“人才”的角度来理解和贯彻落实其精神实质。事实上，1991年8月28日，邓小平同志在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的时候专门谈到发现和使用人才的问题，他说：“的确是人才难得;你们觉得是人才的，即使有某些弱点缺点，也要放手用;一个人才可以顶很大的事，没有人才什么事情都搞不好;我们现在不是人才多了，而是真正的人才没有很好地发现，发现了没有果断地起用;对每个人都会有不同意见，不会完全一致。”[16]374这段谈话中比较全面地谈到了人才不足的问题、如何客观看待和使用人才的问题、发挥人才的作用问题以及在培养使用人才中存在的问题。这些关于人才的重要论述，既是对当时情况的科学概括，也对我们今天选人、用人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启示意义。
邓小平同志关于人才的重要论述，使我们党把人才工作摆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也为我们党的人才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遵循。此后，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不断加强人才工作，2003 年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2016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对人才工作进一步做出全面部署，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十年间的人才工作做出总体规划。这些重大举措为党的事业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各方面人才，成为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才工作，提出人才是第一资源的重要论断，指出我们党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要求我们党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提出要深化人才体制改革，要深化科技、教育、文化体制改革，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加快形成有利于知识分子干事创业的体制机制，放手让广大知识分子把才华和能量充分释放出来。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指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设人才强国。”[17]812020年6月29日中共中央举行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就抓好执政骨干队伍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选干部、用人才既要重品德，也不能忽视才干，指出要把提高治理能力作为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任务，通过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推动广大干部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强调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破除人才引进、培养、使用、评价、流动、激励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形成具有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努力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新时代重温邓小平“南方谈话”关于人才的重要论述，就是要结合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人才思想、人才战略、人才政策，坚持党管人才，紧紧围绕事业发展需要，不断创新人才管理体制机制，抓好管理骨干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共产党人更要“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鼓励引导人才向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區、革命老区和基层一线流动，努力形成人人渴望成才、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让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17]51，使我们在推进伟大事业中培养造就千千万万各行各业、各个方面高素质人才，同时也在各类人才竞相发力、持续奋斗中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不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阔步前进。
（五）反对腐败是贯穿改革开放全过程的大事
“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两手抓”和“两个文明”建设时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16]374当时的背景，一个是如何统一思想，坚持不懈推进改革开放;一个是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消除社会丑恶现象。因此，“南方谈话”中并没有过多阐述反腐倡廉，但是在这一短短的表述中，我们也能感受到邓小平同志对反腐败重要性的强调：反对腐败要贯穿改革开放全过程。这也为我们党在整个改革开放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期间，开展反腐倡廉、永葆党的本色提供了重要遵循。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17]16。回顾历史，无论是在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艰难曲折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摸索前行的改革开放各个时期，还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实现中华民族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是中国人民的主心骨。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党的建设须臾不能放松。而党的建设中，反腐败尤其具有特殊重要性。
2016年7月1日在庆祝建党95周年大会上讲话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着力形成震慑，使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效果逐步显现，初步形成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以顽强的意志品质，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做到有案必查、有腐必惩，让腐败分子在党内没有任何藏身之地。”[17]16在大力开展反腐败斗争、查处积案、清除腐败的同时，党中央尤其注重加强反腐败制度建设，以党章为核心，以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为着力点，在理论上厘清“党法”与“国法”的关系，在制度上做好党纪党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在机制建设上理顺党的执纪机关与国家执法和司法机关的职能划分，为制度治党、制度化反腐构建了一套日趋完善科学的体制机制，确保了反腐败工作的法治化运作，并最终实现了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
作为社会性存在的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其在社会生活中受各种因素影响，如不加强管理治理，必然会不同程度出现各种形式的腐败问题。目前虽然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但腐败现象决不会因此而消失。党的十八大甚至十九大以来，一些仍不收敛、不收手的典型案例充分说明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因此，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上，我们仍须谨记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关于把反腐败斗争贯穿改革开放全过程的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坚定不移贯彻执行各项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坚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坚持力度不减、工作不松，及时清除害群之马、消除腐败隐患，使全党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四、“南方谈话”的当代启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19]2020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国际格局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国际社会正在经历多边和单边、开放和封闭、合作和对抗的重大考验。‘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成为时代之问。”[20]在此背景下，结合上文论述，笔者思考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当代启示归结起来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坚持对时代主题的重大判断，确保任何情况下不迷失战略方向。准确判断历史发展大势，紧紧抓住“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保持战略清醒，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扭住既定目标，坚持不懈办好自己的事，不断发展壮大综合国力，同时坚持不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发展人类福祉注入持久动力，推动和引领人类社会向着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前行。
第二，坚持对主攻方向的有力把控，确保始终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期中，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主攻方向，无论内外形势如何变化，除了在阶段性、局部性方面进行应对性调整、注入时代性内涵之外，要始终坚持抓主要矛盾，突出抓好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解决和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
第三，坚持对全方位协调发展的宏观推进和微观落实，确保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结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要求新特点，秉持、深化“先富—带富—共富”的时代内涵，深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突出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抓好既定战略方针的落地落实，创新解决具体推进过程中的各类问题，极大丰富物质财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第四，坚持人才工作第一资源理念，确保党和人民的事业始终有源源不断的强大人才支撑。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导，下大力气落实党的人才政策，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富集优势，下大功夫把人口数量优势转化成为人才数量优势，加大各年龄段人才培养提高的支持力度，做到人才不问年龄，确保人人都能成才，时时都可成才，努力形成各类人才充分涌流、人人能尽其才的良好局面。
第五，坚持把反腐败贯穿事业发展全过程，确保党的凝聚力战斗力长盛不衰。腐败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伴生物。要始终以“在路上”的精神和韧劲，坚持发展事业和反对腐败“两手抓、两手硬”，须臾不松懈、永远不撤退，不断织密织牢制度的笼子，始终确保权力在制度的轨道上规范、高效、清廉运行，使党以永不褪变的本色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奋斗。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著作的邓小平“南方谈话”，内容博大精深，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这一经典著作因其科学思想、求实精神、责任担当、民族情怀而常讀常新，其思想内容必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而深化内涵、扩大外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立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通过艰苦奋斗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形势，我们坚持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科学精神，坚持以党的最新创新理论为指导，保持战略定力，把握时代主题、坚持改革开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坚持人才强国、大力反腐倡廉，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就一定能在前进的道路上拨开迷雾、找准方向，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就能于危机中育先机、变局中开新局，最终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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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N].光明日报，2020-11-11（01）.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Deng Xiaoping's "South Talk"：
Thinking based on the unprecedented great changes in a century
Tang Wanghu
（Department of Asia Pacific Studies，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
Abstract： Deng Xiaoping's South talk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party， the history of new China， the histo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history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Today's world is facing a great change that has not happened in a century. The cause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ands at a new historical intersection point. We should read Comrade Xiaoping's South talk again. We should deeply understand that peace and development are the theme of the times，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first rich and the common prosperity， the powerful country with talents and anti-corruption， and combine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the new development We should make use of what we have learned， maintain strategic determination， calmly respond to various risks and challenges， and push forward the cause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to a new level.
Key Words：Deng Xiaoping; Southern Talks; reform and opening up; contemporary value
作者簡介：唐旺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亚太系博士研究生，重庆市社科联规划评奖办主任，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际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