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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中国航天人已经从老一辈的肩上接过了重担
美国宇航局前局长：“中国航天最令人感到害怕的，不是它所取得的像载人航天工程这样的伟大成就，而是它所拥有的一大批年轻科学家和工程师。”
美国宇航局前局长米切尔·格里芬曾感慨：“中国航天最令人感到害怕的，不是它所取得的像载人航天工程这样的伟大成就，而是它所拥有的一大批年轻科学家和工程师。”
作为中国国防科技工业的中坚力量，航天科工是领跑者。据了解，目前在航天科工，35岁及以下青年职工共有65718名，占全体职工的一半以上，比世界同行平均年轻15岁;在副主任设计师及以上岗位中，青年占61%;在导弹飞行试验、国庆阅兵保障、智慧城市建设等重大任务团队中，青年比例高达70%到80%。
中央委员、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许达哲说：“当前，青年已经实现了从中国航天‘生力军’到‘主力军’的跨越。航天青年稳稳地接过老一辈航天人的接力棒，重视青年就是重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赢得青年就是赢得未来。”
戚发轫：孙家栋挖掘的“十八勇士”之一
1970年4月24日21时50分，随着雄壮的《东方红》乐曲通过广播电台的电波响彻神州大地，我国第一颗自行研制的卫星“东方红一号”遨游天际，这也使我国从一个连火箭都没有的国家成为完全依靠自身力量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这个突破与当时一位年仅37岁的年轻人密切相关。
他就是中国航天界元老，“东方红一号”卫星技术负责人，59岁时执掌神舟飞船帅印，并用“神舟五号”将中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送入太空的戚发轫，他为中国载人航天事业铺平了道路。
1933年，戚发轫出生在辽宁一个农民家庭，5岁时跟随家人迁往大连。日本人在占领区强制推行“奴化教育”，学生上课必须学习日语，对话也要使用日语。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戚发轫对国籍的认识是模糊的。
1945年，苏联红军解放大连，在戚发轫的第一堂中学课上，老师告诉他：“我们的祖国叫中国，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有四万万同胞，我们有长江、黄河、长城、泰山……”“中国！中国！”戚发轫满含热泪地喃喃念着，他仿佛一下子明白了很多事。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丹东、沈阳都遭到轰炸。戚发轫担心大连也会被炸，老师却告诉他：“不会。”“为什么？”“大连驻扎的是苏联军队，‘老大哥’有飞机、大炮，美国鬼子不敢。”戚发轫当即下决心，将来一定要造飞机，让中国强大起来不再受欺负！
两年后，机会来了。1952年大学统一招生，19岁的戚发轫报考了北京航空学院，3个志愿选项，他全都填写了航空专业。
1957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为研制导弹、火箭而专门成立的研究院。研究院成立初期，人才奇缺，刚刚毕业的戚发轫服从国家分配，从航空转入导弹研究，正式踏入航天领域。
然而，在这个百十人的导弹骨干队伍里，只有钱学森一人见过、研究过导弹。戚发轫等人对导弹的入门学习，也是从钱学森亲自编写的《导弹概论》开始的。
1958年，为了去苏联学习导弹技术，戚发轫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补习俄语。后来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人不接受中国军人去学习。戚发轫等人便脱下军装，打算通过高教部去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名单发下来，搞强度的、搞工艺的、搞材料的、搞气动的都可以去，唯独戚发轫被拦了下来。因为戚发轫是学总体的，这是导弹最核心的技术，苏联不想让中国人获取核心技术。不久，苏联专家全部被撤出中国，并带走了所有资料。戚发轫等人清醒地意识到：“靠别人靠不了，只能靠自己！”“自力更生”的航天精神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1962年，“东风二号”导弹发射失败，面对巨大的打击，戚发轫和同事们没有气馁，而是再接再厉，两年后，“东风二号”成功发射，同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1966年10月，中国首次由导弹运载发射的原子弹成功爆炸;接下来的“东风四号”、“长征一号”，戚发轫参加了结构和总体设计工作，都取得成功。
就在戚发轫对火箭研制越来越入迷时，1968年2月，专门负责卫星研制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戚发轫被当时负责卫星总体工作的孙家栋点将，与另外17人一起，经聂荣臻批准调入该院，成为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技术负责人之一，这就是后来人们说的“航天十八勇士”。
戚发轫的主要任务是完善地面试验方案。“东方红一号”的四根3米长的短波天线，发射时需要收拢起来，上天后靠自旋甩开，轻了甩不开，重了又会因离心力太大而对天线结构造成影响。那时候还没有计算机仿真模拟，只能靠地面试验。试验很危险，却没有任何专用的防护装置，在一个破仓库里，老同志每人拿一个箱子盖挡着，从木板间的缝隙往外观察;年轻人就爬上没有顶棚的房梁，骑在上面往下看。
因为长期奋战，戚发轫一度劳累过度昏厥过去，醒来后休息一下又开始攻关;阑尾穿孔，疼痛无比，他努力忍着也不下“火线”。
“东方红一号”发射之前，戚发轫等前往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周恩来对卫星能不能入轨、入轨后《东方红》乐曲会不会变调等问题问得非常仔细。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戚发轫说：“第一次上天，凡是我想到的、地面能做的实验我都做过了，都没有问题，就是没有经过空间环境的考验。”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21时50分，地面站接收到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声音清晰洪亮！卫星入轨后，所有仪器工作正常，性能稳定，做到了周恩来要求的“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凝聚的是我国第一代航天人的共同努力，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宇宙空间，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自行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此后，戚发轫先后担任“东方红二号”、“東方红三号”卫星总设计师。 1992年9月21日，中央正式决定搞载人航天工程，戚发轫被任命为神舟系列飞船的总设计师，他倍感压力：“我去前苏联看过他们发射载人飞船，发射时总设计师是要签字的，表示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安全地把航天员们送入太空。我就在想，将来送我们自己的航天员上天之前，我能说这句话吗，我能签这个字吗？”
面对国家需要，戚发轫还是挑起了重担。一上任，他便做了四件非常重要的事。一是组织队伍，当时人才断层，总师、副总师都是老头，其余的都是年轻人;二是拿出一个方案，在保证航天员相对舒适的基础上，降低飞船返回的难度;三是组建一个试验基地，北京航天城应运而生;四是要建立一套规章制度，飞船分系统和设备的研制都分属于不同部门，必须要有一套可行的规章制度作为保障。
戚发轫说，载人航天人命关天，安全性和可靠性是最重要的一个理念。搞载人航天必须把安全和质量放在第一位。
一般来讲，航天产品可靠性0.97，比如火箭发射100发，允许3次失败。但载人航天因为有人，必须保证人的安全，安全性指标为0.997，也就是千分之三的失败率。两个合在一起，故障率就是三十万分之一。也就是每天发三次，30年都不能出事。
经过7年努力，1999年11月20日6时30分，我国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成功发射，迈出了载人航天工程的重要一步！2001年1月10日，我国第一艘正样无人飞船“神舟二号”发射成功，飞船的系统结构有新的扩展，技术性能有新的提高。
2002年3月25日，“神舟三号”发射成功，运载火箭、飞船和测控发射系统进一步完善，提高了载人航天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2002年12月30日，“神舟四号”发射成功，除没有载人外，其技术状态与载人飞船完全一致。
2003年10月15日，我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发射成功。航天员杨利伟在轨飞行14圈，历时21小时，圆满完成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标志着我国成为继苏联和美国之后，第三个将人类送上太空的国家。
戚发轫在酒泉与杨利伟一起观看“心连心”慰问演出时谈及载人航天精神，颇有感触地说：“载人航天精神的核心是“特别”，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当国家有特别需要的时候，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科技工作者都要有这种特别的精神。”
1992年，戚发轫遭遇过一个艰难时刻：他的夫人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医生预测只有三个月到半年的生命，但“神舟二号”飞船正处在攻坚的重要阶段，戚发轫几乎没有时间去陪伴老伴，就连“陪老伴吃晚饭”的诺言也没能兑现。老伴曾说，她愿意看到中国的航天人进入太空。但当戚发轫作为总设计师的“神舟五号”飞船把我国航天员送入太空时，老伴已经不在了。这也成了戚发轫一生的遗憾。
戚发轫说：“我没后悔过，我觉得能够参加这么一项伟大的事业是很自豪的事情。干事业总会有牺牲。航天事业的发展，需要我们这一代人，需要好几代人去支撑。如果再有一次这样的抉择，我还是会优先选择服务国家。”
叶培建：第一代“嫦娥人”
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着陆月球背面的惊心动魄，已成为人类航天史上的经典时刻，而成功落月后的一个定格，同样将成为人们心中永久的记忆。控制中心内，一位74岁的老人走向前排工作席喜极而泣的年轻人，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激动、感怀、传承，握手的人百感交集。老人是嫦娥卫星系列总指挥叶培建，年轻人则是“嫦娥四号”探测器项目执行总监张熇。
两代“嫦娥人”，一个航天梦。握手的，其实不只是两个人、两代人，更是60多年来接力前行的所有中国航天人;握住的，不仅是这一刻的喜悦，还有探索未知、奔向星辰大海的未来。正如网友所说：“在探索未知的征途中，我們薪火相承，我们前赴后继，我们绝不止步！”从钱学森、孙家栋，到叶培建、张熇，无论是科学家、设计师，还是一线工人、火箭燃料加注手或是炊事员，无数双手共同搭建起通往梦想的天梯。
“我们在一起走过这么多年的道路，后面还有很多路要走呢……”叶培建用力握住“弟子”的手，是肯定，也是鼓劲。在手把手传递之间，中国航天人追梦的脚步永不停息，也将激励着每一个人逐梦奔跑。
“嫦娥工程从2001年开始论证，到现在已经将近20年了。在这个过程中，栾恩杰、孙家栋、欧阳自远、叶培建等几位院士可以算作第一代‘嫦娥人’，如今，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这些50岁左右的‘嫦娥人’成为了第一线工作者。”张熇表示，“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这支队伍是一支经过多年积淀，传承下来的队伍。我们从最简单的问题开始，一层一层打好基础，逐渐获得成绩，这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情，而是整个航天队伍，多少年如一日努力奋斗的过程。”
1945年1月，叶培建出生在江苏泰兴胡庄镇海潮村一个军人家庭。1946年，苏中七战七捷的第一仗——宣堡战役打响。叶培建的父母随部队北撤时，将不足一岁的他送到毓秀乡（今根思乡）李秀河村的外婆家。
1951年，叶培建在李秀河村小学开始接受启蒙教育。一年后，父亲抗美援朝回来，叶培建开始跟父亲“转战四海”。“部队到哪儿我到哪儿，所以我在南京、杭州、湖州都上过学。”
用叶培建自己的话说，他孩提时代，跑不快，跳不高。和小朋友在一起玩“官兵抓强盗”的游戏时，总是排不上“大王”和“二王”，甚至“三王”都排不上，只配当小兵。上中学时就大不一样了，学习成绩跑在最前面，他仅用两年时间就读完了初中的全部课程，被学校保送到浙江省湖州中学。上中学时，他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家。
在填写大学志愿时，叶培建接受了父亲的教诲：“国家正处于建设时期，很需要理工科人才。”他想学飞机专业，因此填报了北航、南航等大学，然而却意外地被浙江大学录取了，直到“文革”后才知道，这是因为当年浙江省把省内很多优秀的学生留了下来。但他毕业的时候，还是被分配搞航天。他说：“这是缘份！” 1968年，叶培建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当时的航天部529厂（卫星总装厂）任技术员。1978年，国门刚刚打开，就撩拨起他继续深造的欲望。就在这一年，他考上了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和502所两个专业的研究生。1980年，他通过了出国资格外语考试，赴瑞士纳沙太尔大学微技术研究所读博士研究生。他出国后有人议论：“小叶出身干部家庭，父亲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夫人也已出国，他不会回来了。”但5年后的1985年8月，他刚刚完成学业，就踏上了祖国的土地。他说他要把自己的所学尽快用在中国的建设事业上。
1985年，叶培建归国后，在中国空间研究院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室主任。此后，任院计算机总师、院长助理、科技委常委、卫星总设计师兼总指挥、太阳同步轨道平台首席专家。
1995年，叶培建作为技术负责人参加了深圳股票VSAT网的设计，这是卫星应用技术的一个开拓性项目，因此他成了我国卫星应用领域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利用卫星做股票交易，这个项目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深圳证券卫星通信双向网1997年获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深交所曾以年薪40万元的高价聘请他，却被他谢绝了。为了这件事，五院原副院长李祖洪经常对年轻人说：“你们这个叶总啊，要不是为了卫星上天，早就是腰缠万贯的百万富翁了。”每当听到这话，叶培建总是接上一句：“我们家三个兄妹中，我虽然收入最低，但学历最高。”当时，面对月收入2000多元和年薪40万的数字之差，他平静如水。
叶培建与“嫦娥”的缘分起始于2001年。当时国防科工委找到已经“功成名就”的叶培建，要求他担任总指挥和总设计师，可他并没有一口答应。“当时手上有两个大的项目正在进行，工作压力很大，再加上夫人刚刚去世，心情也不是很好。”叶培建回忆说。但最后，他还是默默把悲痛藏在心里，毅然接受了任命。
“过去卫星在地球附近飞，只有一个轨道，现在要让卫星从地球飞到月球，完全是两个概念。”叶培建说，三年内要设计出一个全新的航天器，步步都是困难。
“2004年，我国月球探测计划的第一步——绕月探测工程正式启动。这是继美国、俄罗斯、日本、欧洲之后第五个月球探测计划。面对一个从未探索过的领域，“嫦娥”任务之艰巨、责任之重大可想而知。没有成熟的经验可借鉴，没有充分的数据可参考，没有试验星，要实现‘精确变轨，绕月飞行，首飞成功，一年寿命’的探测工程目标是一项巨大的挑战。那时，我带领的研制团队平均年龄30岁还不到，我们用3年时间，稳扎稳打，先后攻克了月食问题、轨道设计等一系列技术难题，最终完成了‘嫦娥一号’卫星的研制。2007年10月24日，‘嫦娥一号’发射成功;2013年12月2日成功发射‘嫦娥三号’;2019年5月，‘嫦娥四号’中继星‘鹊桥’升空……”
要搞好卫星，从源头抓起，叶培建说：“你想要吃好馒头，就要从种麦子抓起。”麦子的意思之一就是人才。他可以如数家珍般说出每一个队员的特长、爱好和有趣的故事，荣誉来临的时候，他总是极力推荐身边的年轻人。面对媒体，他总会自豪地说，他的两个主要助手“嫦娥一号”探月卫星的副总设计师和副总指挥，都只有32岁。
于华男：30岁打造中国宇宙飞船的核心装置
来自中国航天科工三院33所的于华男，就是一位以“低龄”创“高能”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他带领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的年轻团队打造了中国宇宙飞船的核心装置——黑盒子，演绎了中国青年一代的航天科技传奇。
2012年6月16日晚，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九号”在轰鸣的烈焰中腾空而起。飞行控制中心的大厅里，坐在几千台电脑后面的各技术支持团队，不时为自己负责的工作取得成功而鼓掌欢呼。
一位肤色黝黑、浓眉大眼、身材敦实的工程师，却还沉默地盯着监视器，没有一丝笑容。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随着一级级推进器的分离，飞船飞出了大气层。20多分钟后，大厅里的人们通过大屏幕看到，“神舟九号”和“天宫一号”已经开始在太空中缓缓接近，就像两艘银白色的帆船。小小的船舱里，三名宇航员各就各位，手动控制着飞船的速度和方向。此时，控制台前的工作人员终于开口报告：“有數据了！加速度仪工作正常！”
听到这个消息，35岁的于华男终于松了一口气。就在一个多月前，他刚刚荣获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和国家四部委联合颁发的“载人航天突出贡献者”荣誉称号。
2004年2月，27岁的于华男从哈尔滨工程大学毕业，进入中国航天科工三院，开始从事设计工作。刚成为一名航天人，他就在沙漠腹地的航天基地里“熬”了3个月。
“那段时间，每天下了班，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我们这些小伙子就绕着基地一圈一圈走。那3个月，虽然看起来很无聊，但实际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成长更快。干我们这份工作，有的时候就得耐得住寂寞。”
他最为难忘的，是为“神州八号”研制加速度仪的那段日子。给“神舟”造关键部件，对于所里的年轻人来说，既是一项令人激动的任务，也是一次重大挑战。“因为产品要用在宇宙飞船里，要实现产品从军品级到宇航级的跨越，各方面都需要重新设计，电路也要重新画，做一次相关试验要两个多月，24小时不停，一直都得有人在实验室值班。”
“记得当初在寻找标定方法时，也一度遇到很大困难，迟迟找不到解决方法。那天夜里，我们4个人互相鼓励，搞不定就绝不回家睡觉，在设计室里一直干到3点多钟。”最后终于解决了问题，工作可以继续推进。就这样，“小黑盒”诞生了。
“我是在这种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渐领会航天人的‘四特’精神的。”所谓“四特”精神，就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航天精神。
于华男带领的这支队伍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秉持着一种“先让自己放心”的理念，“任何技术指标，最终为的都是让人放心，而想别人放心之前，先得让自己放心。”于华男轻轻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这就是中国航天工程技术人才的统一特点：没有什么作秀表演，只有对自己手中工作无比认真负责、脚踏实地的作风;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用最朴实却又智慧的语言，诠释着自己心中的那个航天梦。
于华男及其团队属于另一个大群体，那就是世界上平均年龄最小、最富有潜力的中国航天人才队伍。从1992年中国启动载人航天计划以来，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年轻的工程技术人才，从“神舟六号”之后，主要岗位上已经实现了新老交替。如今，新一代中国航天人已经从老一辈的肩上接过了重担，既传承了老航天的优良传统，也给这份神圣使命增添新的色彩。
美国宇航局前局长：“中国航天最令人感到害怕的，不是它所取得的像载人航天工程这样的伟大成就，而是它所拥有的一大批年轻科学家和工程师。”
美国宇航局前局长米切尔·格里芬曾感慨：“中国航天最令人感到害怕的，不是它所取得的像载人航天工程这样的伟大成就，而是它所拥有的一大批年轻科学家和工程师。”
作为中国国防科技工业的中坚力量，航天科工是领跑者。据了解，目前在航天科工，35岁及以下青年职工共有65718名，占全体职工的一半以上，比世界同行平均年轻15岁;在副主任设计师及以上岗位中，青年占61%;在导弹飞行试验、国庆阅兵保障、智慧城市建设等重大任务团队中，青年比例高达70%到80%。
中央委员、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许达哲说：“当前，青年已经实现了从中国航天‘生力军’到‘主力军’的跨越。航天青年稳稳地接过老一辈航天人的接力棒，重视青年就是重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赢得青年就是赢得未来。”
戚发轫：孙家栋挖掘的“十八勇士”之一
1970年4月24日21时50分，随着雄壮的《东方红》乐曲通过广播电台的电波响彻神州大地，我国第一颗自行研制的卫星“东方红一号”遨游天际，这也使我国从一个连火箭都没有的国家成为完全依靠自身力量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这个突破与当时一位年仅37岁的年轻人密切相关。
他就是中国航天界元老，“东方红一号”卫星技术负责人，59岁时执掌神舟飞船帅印，并用“神舟五号”将中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送入太空的戚发轫，他为中国载人航天事业铺平了道路。
1933年，戚发轫出生在辽宁一个农民家庭，5岁时跟随家人迁往大连。日本人在占领区强制推行“奴化教育”，学生上课必须学习日语，对话也要使用日语。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戚发轫对国籍的认识是模糊的。
1945年，苏联红军解放大连，在戚发轫的第一堂中学课上，老师告诉他：“我们的祖国叫中国，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有四万万同胞，我们有长江、黄河、长城、泰山……”“中国！中国！”戚发轫满含热泪地喃喃念着，他仿佛一下子明白了很多事。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丹东、沈阳都遭到轰炸。戚发轫担心大连也会被炸，老师却告诉他：“不会。”“为什么？”“大连驻扎的是苏联军队，‘老大哥’有飞机、大炮，美国鬼子不敢。”戚发轫当即下决心，将来一定要造飞机，让中国强大起来不再受欺负！
两年后，机会来了。1952年大学统一招生，19岁的戚发轫报考了北京航空学院，3个志愿选项，他全都填写了航空专业。
1957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为研制导弹、火箭而专门成立的研究院。研究院成立初期，人才奇缺，刚刚毕业的戚发轫服从国家分配，从航空转入导弹研究，正式踏入航天领域。
然而，在这个百十人的导弹骨干队伍里，只有钱学森一人见过、研究过导弹。戚发轫等人对导弹的入门学习，也是从钱学森亲自编写的《导弹概论》开始的。
1958年，为了去苏联学习导弹技术，戚发轫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补习俄语。后来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人不接受中国军人去学习。戚发轫等人便脱下军装，打算通过高教部去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名单发下来，搞强度的、搞工艺的、搞材料的、搞气动的都可以去，唯独戚发轫被拦了下来。因为戚发轫是学总体的，这是导弹最核心的技术，苏联不想让中国人获取核心技术。不久，苏联专家全部被撤出中国，并带走了所有资料。戚发轫等人清醒地意识到：“靠别人靠不了，只能靠自己！”“自力更生”的航天精神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1962年，“东风二号”导弹发射失败，面对巨大的打击，戚发轫和同事们没有气馁，而是再接再厉，两年后，“东风二号”成功发射，同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1966年10月，中国首次由导弹运载发射的原子弹成功爆炸;接下来的“东风四号”、“长征一号”，戚发轫参加了结构和总体设计工作，都取得成功。
就在戚发轫对火箭研制越来越入迷时，1968年2月，专门负责卫星研制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戚发轫被当时负责卫星总体工作的孙家栋点将，与另外17人一起，经聂荣臻批准调入该院，成为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技术负责人之一，这就是后来人们说的“航天十八勇士”。
戚发轫的主要任务是完善地面试验方案。“东方红一号”的四根3米长的短波天线，发射时需要收拢起来，上天后靠自旋甩开，轻了甩不开，重了又会因离心力太大而对天线结构造成影响。那时候还没有计算机仿真模拟，只能靠地面试验。试验很危险，却没有任何专用的防护装置，在一个破仓库里，老同志每人拿一个箱子盖挡着，从木板间的缝隙往外观察;年轻人就爬上没有顶棚的房梁，骑在上面往下看。
因为长期奋战，戚发轫一度劳累过度昏厥过去，醒来后休息一下又开始攻关;阑尾穿孔，疼痛无比，他努力忍着也不下“火线”。
“东方红一号”发射之前，戚发轫等前往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周恩来对卫星能不能入轨、入轨后《东方红》乐曲会不会变调等问题问得非常仔细。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戚发轫说：“第一次上天，凡是我想到的、地面能做的实验我都做过了，都没有问题，就是没有经过空间环境的考验。”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21时50分，地面站接收到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声音清晰洪亮！卫星入轨后，所有仪器工作正常，性能稳定，做到了周恩来要求的“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凝聚的是我国第一代航天人的共同努力，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宇宙空间，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自行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此后，戚发轫先后担任“东方红二号”、“東方红三号”卫星总设计师。 1992年9月21日，中央正式决定搞载人航天工程，戚发轫被任命为神舟系列飞船的总设计师，他倍感压力：“我去前苏联看过他们发射载人飞船，发射时总设计师是要签字的，表示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安全地把航天员们送入太空。我就在想，将来送我们自己的航天员上天之前，我能说这句话吗，我能签这个字吗？”
面对国家需要，戚发轫还是挑起了重担。一上任，他便做了四件非常重要的事。一是组织队伍，当时人才断层，总师、副总师都是老头，其余的都是年轻人;二是拿出一个方案，在保证航天员相对舒适的基础上，降低飞船返回的难度;三是组建一个试验基地，北京航天城应运而生;四是要建立一套规章制度，飞船分系统和设备的研制都分属于不同部门，必须要有一套可行的规章制度作为保障。
戚发轫说，载人航天人命关天，安全性和可靠性是最重要的一个理念。搞载人航天必须把安全和质量放在第一位。
一般来讲，航天产品可靠性0.97，比如火箭发射100发，允许3次失败。但载人航天因为有人，必须保证人的安全，安全性指标为0.997，也就是千分之三的失败率。两个合在一起，故障率就是三十万分之一。也就是每天发三次，30年都不能出事。
经过7年努力，1999年11月20日6时30分，我国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成功发射，迈出了载人航天工程的重要一步！2001年1月10日，我国第一艘正样无人飞船“神舟二号”发射成功，飞船的系统结构有新的扩展，技术性能有新的提高。
2002年3月25日，“神舟三号”发射成功，运载火箭、飞船和测控发射系统进一步完善，提高了载人航天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2002年12月30日，“神舟四号”发射成功，除没有载人外，其技术状态与载人飞船完全一致。
2003年10月15日，我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发射成功。航天员杨利伟在轨飞行14圈，历时21小时，圆满完成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标志着我国成为继苏联和美国之后，第三个将人类送上太空的国家。
戚发轫在酒泉与杨利伟一起观看“心连心”慰问演出时谈及载人航天精神，颇有感触地说：“载人航天精神的核心是“特别”，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当国家有特别需要的时候，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科技工作者都要有这种特别的精神。”
1992年，戚发轫遭遇过一个艰难时刻：他的夫人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医生预测只有三个月到半年的生命，但“神舟二号”飞船正处在攻坚的重要阶段，戚发轫几乎没有时间去陪伴老伴，就连“陪老伴吃晚饭”的诺言也没能兑现。老伴曾说，她愿意看到中国的航天人进入太空。但当戚发轫作为总设计师的“神舟五号”飞船把我国航天员送入太空时，老伴已经不在了。这也成了戚发轫一生的遗憾。
戚发轫说：“我没后悔过，我觉得能够参加这么一项伟大的事业是很自豪的事情。干事业总会有牺牲。航天事业的发展，需要我们这一代人，需要好几代人去支撑。如果再有一次这样的抉择，我还是会优先选择服务国家。”
叶培建：第一代“嫦娥人”
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着陆月球背面的惊心动魄，已成为人类航天史上的经典时刻，而成功落月后的一个定格，同样将成为人们心中永久的记忆。控制中心内，一位74岁的老人走向前排工作席喜极而泣的年轻人，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激动、感怀、传承，握手的人百感交集。老人是嫦娥卫星系列总指挥叶培建，年轻人则是“嫦娥四号”探测器项目执行总监张熇。
两代“嫦娥人”，一个航天梦。握手的，其实不只是两个人、两代人，更是60多年来接力前行的所有中国航天人;握住的，不仅是这一刻的喜悦，还有探索未知、奔向星辰大海的未来。正如网友所说：“在探索未知的征途中，我們薪火相承，我们前赴后继，我们绝不止步！”从钱学森、孙家栋，到叶培建、张熇，无论是科学家、设计师，还是一线工人、火箭燃料加注手或是炊事员，无数双手共同搭建起通往梦想的天梯。
“我们在一起走过这么多年的道路，后面还有很多路要走呢……”叶培建用力握住“弟子”的手，是肯定，也是鼓劲。在手把手传递之间，中国航天人追梦的脚步永不停息，也将激励着每一个人逐梦奔跑。
“嫦娥工程从2001年开始论证，到现在已经将近20年了。在这个过程中，栾恩杰、孙家栋、欧阳自远、叶培建等几位院士可以算作第一代‘嫦娥人’，如今，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这些50岁左右的‘嫦娥人’成为了第一线工作者。”张熇表示，“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这支队伍是一支经过多年积淀，传承下来的队伍。我们从最简单的问题开始，一层一层打好基础，逐渐获得成绩，这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情，而是整个航天队伍，多少年如一日努力奋斗的过程。”
1945年1月，叶培建出生在江苏泰兴胡庄镇海潮村一个军人家庭。1946年，苏中七战七捷的第一仗——宣堡战役打响。叶培建的父母随部队北撤时，将不足一岁的他送到毓秀乡（今根思乡）李秀河村的外婆家。
1951年，叶培建在李秀河村小学开始接受启蒙教育。一年后，父亲抗美援朝回来，叶培建开始跟父亲“转战四海”。“部队到哪儿我到哪儿，所以我在南京、杭州、湖州都上过学。”
用叶培建自己的话说，他孩提时代，跑不快，跳不高。和小朋友在一起玩“官兵抓强盗”的游戏时，总是排不上“大王”和“二王”，甚至“三王”都排不上，只配当小兵。上中学时就大不一样了，学习成绩跑在最前面，他仅用两年时间就读完了初中的全部课程，被学校保送到浙江省湖州中学。上中学时，他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家。
在填写大学志愿时，叶培建接受了父亲的教诲：“国家正处于建设时期，很需要理工科人才。”他想学飞机专业，因此填报了北航、南航等大学，然而却意外地被浙江大学录取了，直到“文革”后才知道，这是因为当年浙江省把省内很多优秀的学生留了下来。但他毕业的时候，还是被分配搞航天。他说：“这是缘份！” 1968年，叶培建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当时的航天部529厂（卫星总装厂）任技术员。1978年，国门刚刚打开，就撩拨起他继续深造的欲望。就在这一年，他考上了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和502所两个专业的研究生。1980年，他通过了出国资格外语考试，赴瑞士纳沙太尔大学微技术研究所读博士研究生。他出国后有人议论：“小叶出身干部家庭，父亲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夫人也已出国，他不会回来了。”但5年后的1985年8月，他刚刚完成学业，就踏上了祖国的土地。他说他要把自己的所学尽快用在中国的建设事业上。
1985年，叶培建归国后，在中国空间研究院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室主任。此后，任院计算机总师、院长助理、科技委常委、卫星总设计师兼总指挥、太阳同步轨道平台首席专家。
1995年，叶培建作为技术负责人参加了深圳股票VSAT网的设计，这是卫星应用技术的一个开拓性项目，因此他成了我国卫星应用领域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利用卫星做股票交易，这个项目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深圳证券卫星通信双向网1997年获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深交所曾以年薪40万元的高价聘请他，却被他谢绝了。为了这件事，五院原副院长李祖洪经常对年轻人说：“你们这个叶总啊，要不是为了卫星上天，早就是腰缠万贯的百万富翁了。”每当听到这话，叶培建总是接上一句：“我们家三个兄妹中，我虽然收入最低，但学历最高。”当时，面对月收入2000多元和年薪40万的数字之差，他平静如水。
叶培建与“嫦娥”的缘分起始于2001年。当时国防科工委找到已经“功成名就”的叶培建，要求他担任总指挥和总设计师，可他并没有一口答应。“当时手上有两个大的项目正在进行，工作压力很大，再加上夫人刚刚去世，心情也不是很好。”叶培建回忆说。但最后，他还是默默把悲痛藏在心里，毅然接受了任命。
“过去卫星在地球附近飞，只有一个轨道，现在要让卫星从地球飞到月球，完全是两个概念。”叶培建说，三年内要设计出一个全新的航天器，步步都是困难。
“2004年，我国月球探测计划的第一步——绕月探测工程正式启动。这是继美国、俄罗斯、日本、欧洲之后第五个月球探测计划。面对一个从未探索过的领域，“嫦娥”任务之艰巨、责任之重大可想而知。没有成熟的经验可借鉴，没有充分的数据可参考，没有试验星，要实现‘精确变轨，绕月飞行，首飞成功，一年寿命’的探测工程目标是一项巨大的挑战。那时，我带领的研制团队平均年龄30岁还不到，我们用3年时间，稳扎稳打，先后攻克了月食问题、轨道设计等一系列技术难题，最终完成了‘嫦娥一号’卫星的研制。2007年10月24日，‘嫦娥一号’发射成功;2013年12月2日成功发射‘嫦娥三号’;2019年5月，‘嫦娥四号’中继星‘鹊桥’升空……”
要搞好卫星，从源头抓起，叶培建说：“你想要吃好馒头，就要从种麦子抓起。”麦子的意思之一就是人才。他可以如数家珍般说出每一个队员的特长、爱好和有趣的故事，荣誉来临的时候，他总是极力推荐身边的年轻人。面对媒体，他总会自豪地说，他的两个主要助手“嫦娥一号”探月卫星的副总设计师和副总指挥，都只有32岁。
于华男：30岁打造中国宇宙飞船的核心装置
来自中国航天科工三院33所的于华男，就是一位以“低龄”创“高能”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他带领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的年轻团队打造了中国宇宙飞船的核心装置——黑盒子，演绎了中国青年一代的航天科技传奇。
2012年6月16日晚，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九号”在轰鸣的烈焰中腾空而起。飞行控制中心的大厅里，坐在几千台电脑后面的各技术支持团队，不时为自己负责的工作取得成功而鼓掌欢呼。
一位肤色黝黑、浓眉大眼、身材敦实的工程师，却还沉默地盯着监视器，没有一丝笑容。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随着一级级推进器的分离，飞船飞出了大气层。20多分钟后，大厅里的人们通过大屏幕看到，“神舟九号”和“天宫一号”已经开始在太空中缓缓接近，就像两艘银白色的帆船。小小的船舱里，三名宇航员各就各位，手动控制着飞船的速度和方向。此时，控制台前的工作人员终于开口报告：“有數据了！加速度仪工作正常！”
听到这个消息，35岁的于华男终于松了一口气。就在一个多月前，他刚刚荣获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和国家四部委联合颁发的“载人航天突出贡献者”荣誉称号。
2004年2月，27岁的于华男从哈尔滨工程大学毕业，进入中国航天科工三院，开始从事设计工作。刚成为一名航天人，他就在沙漠腹地的航天基地里“熬”了3个月。
“那段时间，每天下了班，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我们这些小伙子就绕着基地一圈一圈走。那3个月，虽然看起来很无聊，但实际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成长更快。干我们这份工作，有的时候就得耐得住寂寞。”
他最为难忘的，是为“神州八号”研制加速度仪的那段日子。给“神舟”造关键部件，对于所里的年轻人来说，既是一项令人激动的任务，也是一次重大挑战。“因为产品要用在宇宙飞船里，要实现产品从军品级到宇航级的跨越，各方面都需要重新设计，电路也要重新画，做一次相关试验要两个多月，24小时不停，一直都得有人在实验室值班。”
“记得当初在寻找标定方法时，也一度遇到很大困难，迟迟找不到解决方法。那天夜里，我们4个人互相鼓励，搞不定就绝不回家睡觉，在设计室里一直干到3点多钟。”最后终于解决了问题，工作可以继续推进。就这样，“小黑盒”诞生了。
“我是在这种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渐领会航天人的‘四特’精神的。”所谓“四特”精神，就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航天精神。
于华男带领的这支队伍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秉持着一种“先让自己放心”的理念，“任何技术指标，最终为的都是让人放心，而想别人放心之前，先得让自己放心。”于华男轻轻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这就是中国航天工程技术人才的统一特点：没有什么作秀表演，只有对自己手中工作无比认真负责、脚踏实地的作风;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用最朴实却又智慧的语言，诠释着自己心中的那个航天梦。
于华男及其团队属于另一个大群体，那就是世界上平均年龄最小、最富有潜力的中国航天人才队伍。从1992年中国启动载人航天计划以来，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年轻的工程技术人才，从“神舟六号”之后，主要岗位上已经实现了新老交替。如今，新一代中国航天人已经从老一辈的肩上接过了重担，既传承了老航天的优良传统，也给这份神圣使命增添新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