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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穷二白、一无所有之时，为了梦想去战斗、去拼搏
28岁时，他心中萌生出一个宏愿——开创中国的新体制雷达之路。为了这个“新”字，他在“冷板凳”上一坐就是近40年
他是聂力将军口中“难得的帅才”，看不到滚滚硝烟，听不到震天锣鼓，他却始终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使命感;他是两院院士，一生将目光锁定在海洋和长空，如侠士般剑指长天;他是刘永坦，中国著名雷达与信号处理技术专家，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理论与技术奠基人和引领者。继1991年和2015年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之后，2019年1月8日，他再次站在了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上——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饱尝10多年流离之苦
1936年12月1日，刘永坦出生在南京一个书香门第。第二年，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刘永坦回忆说，他的童年被颠沛流离的逃难所充斥，让他从小就对国家兴亡有着深刻理解。“永坦”不仅是家人对他人生平安顺遂最好的祝愿，也是对国家命运最深的企盼。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昏暗的菜油灯下做完作业后，聆听母亲用慈祥动人的声音诵读诗词和讲解家国大义时的激情。”刘永坦很早就在母亲的督促下读史书、诵诗文、勤思考，培养出了很强的求知欲和爱国心。父亲常常告诉刘永坦，科学可以救国，可以振兴中华。刘永坦坚信，科技可以兴国，他一定要实现这个最朴素的愿望。
1953年，刘永坦怀着投身祖国工业化的决心，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哈工大。经过一年预科、两年本科的学习，成绩优异的他作为预备师资之一，被學校派往清华大学进修无线电技术。1958年，刘永坦回到哈工大参与组建无线电工程系。这年夏天，他走上了大学讲台，正式成为哈工大的青年教师和科技工作者。
1965年春，刘永坦参加了科技攻关第一战，承担了国家“单脉冲延迟接收机”研制任务，主持并提出了总体设计方案。遗憾的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完成人生第一项研制任务，“文革”就开始了。1970年刘永坦插队落户到黑龙江省五常县。积肥、种地、插秧，他的工作与无线电暂时“绝缘”。刘永坦非但没有心灰意冷，反而愈挫愈勇，历苦弥坚。因为他知道，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难免出现波折，处于逆境之中的个人必须经得起考验。
1973年重回学校后，刘永坦所在的专业正在从事声表面波的器件研究。由于研究需要大量数字计算，他成为系里第一个学会使用计算机的人。
1978年，刘永坦被破格晋升为无线电系副教授。同年8月的一天，刘永坦正在修抗洪江堤。一纸去北京语言学院参加出国人员外语培训班选拔考试的通知，让没有任何准备的他奔赴北京，走进阔别已久的考场。凭借扎实的“内功”，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出国外语培训班的快班。
1979年6月，刘永坦到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和伯明翰大学进修和工作。伯明翰大学电子工程系拥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先进的试验设备，聚集着一大批雷达技术的知名专家和学者——刘永坦的导师谢尔曼就是其中之一。刘永坦来进修之前，这里曾接收过少量的中国留学生。不过，他们大多做的是科研辅助工作。
了解情况之后，刘永坦心里不是滋味儿。因此，他更是严格要求自己，铆足劲去学。刘永坦常常提醒自己：“我是一名中国人，我的成功与否代表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形象。”他发誓要干出一番大事。
28岁的他心中萌生出一个宏愿——开创中国的新体制雷达之路
勤奋、刻苦和才华，为刘永坦赢得同行的信赖和赏识。在谢尔曼的指导下，刘永坦参与了一项民用海态遥感信号处理机的研制项目，并独自完成了其中的信号处理机工程系统。
通过这次难得的科研任务，刘永坦对雷达有了全新的认识。传统的雷达虽然有“千里眼”之称，但也有“看”不到的地方。世界上不少国家因此致力于研制新体制雷达，从而使“千里眼”练就“火眼金睛”的本领。
“雷达看多远，国防安全就能保多远。这样的雷达别的国家已经在研制，中国绝不能落下，这就是我要做的事。”刘永坦说，“我学有所成，当然要回国。在英国，无论我工作多么努力，取得了多大的成绩，终归是在给别人干活。回到祖国，我可以堂堂正正地署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心情是何等舒畅！”
1981年秋，进修结束后的刘永坦立刻起程回国。此刻，28岁的他心中萌生出一个宏愿——开创中国的新体制雷达之路。
除了基本理论和思路外，刘永坦根本找不到多少资料，更没有相关的技术可供借鉴。对此，当时有人说，大的研究院所尚且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和能力，更别说一所大学了;还有人说，这样的研究风险太大、周期太长，很可能把时间和精力都搭进去了却一事无成……但是刘永坦不改初衷。
1982年初春，刘永坦专程赶赴北京，向航天工业部预研部门领导汇报，详实地介绍了当时发达国家新体制雷达发展的动态，并畅谈了自己的设想，领导当场拍板支持刘永坦的设想。
得到支持后，刘永坦立即进行了细致的策划和准备。经过10个月的连续奋战后，一份20多万字的《新体制雷达的总体方案论证报告》诞生了。1983年夏，原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召开方案评审会，对这份新体制雷达方案报告做详细评审。专题会开了整整4天，最后与会专家们一致表决通过该报告。有两位与会的知名老专家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已经多年没有看到过如此详细的论证报告了！”
这是一场填补国内空白、从零起步的具有开拓性的攻坚战。接下来的战斗更加艰苦卓绝，经过800多个日日夜夜的努力、数千次实验、数万个测试数据的获取，刘永坦主持的航天部预研项目《新体制雷达关键技术及方案论证》取得成功。
1986年7月，航天工业部在哈工大举行了新体制雷达关键技术成果鉴定会。50多位专家认真审查、讨论和评议，一致认为：“哈尔滨工业大学用两年多的时间在技术攻关中取得了重大进展，已经掌握了新体制雷达的主要关键技术，某些单项技术已经进入国际国内先进行列。由于主要关键技术已经突破，证明原定方案是可行的，已经具备了进一步完善雷达系统设计并建立实验站的条件。”从此，新体制雷达从预研项目被列为国家科技应用与基础研究项目。 刘永坦和他的团队已经完成了预研使命，完全可以结题报奖了。但是，他认为仅仅“纸上谈兵”是不够的，国家真正需要的是进一步建立有实际意义的雷达实验站。1986年，刘永坦开始主持“新体制雷达研究”，为研制完整的雷达系统而奋力拼搏。
从青年到老年，在“冷板凳”上一坐就是近40年
刘永坦带领团队研制的新体制雷达究竟新在哪儿？他告诉记者，这款雷达不仅能够“看”得更远，还能有效排除杂波干扰，发现超低空目标，对于对海远程预警来说至关重要。为了这个“新”字，他在“冷板凳”上一坐就是近40年。
“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没有被实践证实并得以丰富发展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只有这两者紧密结合、相辅相成，才是我们完成具有创新科研工作的指导方针。”为研制完整的雷达系统而拼搏，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赶不上吃飯就用面包充饥，困了就倒在板凳上凑合一觉……
“这件事可能要干一辈子，不光我自己，要集结全系的力量，甚至更多的力量。”刘永坦说，相对于一些短平快的科研项目，新体制雷达是个十足的“冷板凳”。
雷达调试初期，系统死机频频出现。几十万行的大型控制程序，再加上发射、接收、信号处理、显示等诸多设备，任何一个微小的故障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无法运行。
“不能给科研留死角。”刘永坦就率领团队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从系统的每一个程序开始检查，发现一个问题就解决一个问题。
1989年，中国第一个新体制雷达站在威海建成。1990年4月3日，对于团队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一天，新体制雷达技术终于使目标出现在屏幕上。首次完成了我国对海面舰船目标的远距离探测实验，标志着新体制雷达技术实现了我国对海探测技术的重大突破。团队所有成员都流泪了，是成功后的狂喜，也是多年压力的释放。1990年10月，国家多个部门联合举行的鉴定会宣布：“新体制雷达研究成果居国际领先水平。”1991年，该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八年鏖战，一朝功成。刘永坦没有躺在功劳簿上，而是又紧锣密鼓谋划着将新型雷达成果变成型号装备海军。按照国家有关部门提出的继续提高雷达性能的要求，新型雷达不仅要探测更远的海上目标，还要探测低空的飞机目标。于是，刘永坦和他的同事们又承担了国家863计划和国防预研计划的新型雷达研制工作。自此，新型雷达的研究进入了新阶段。
2011年，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能力的新体制雷达在我国研制成功。与国际最先进同类雷达相比，系统规模更小、作用距离更远、精度更高、造价更低，总体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核心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2015年，团队再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一穷二白、一无所有之时，刘永坦为了梦想去战斗、去拼搏。有了积累、功成名就之时，刘永坦还心甘情愿为了伟大的事业艰苦奋斗，为了最初的梦想继续前行。无论逆境，还是顺境，刘永坦一门心思，只有一个目标：“逢敌必亮剑”，为人民铸就出一面“照妖镜”。
“围绕一个方向，聚焦一个领域，刘永坦一干就是40年。不以困难为断点，不以成就为终点，这种科研精神对后辈来说是激励，更是向导。”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杰才说。
28岁时，他心中萌生出一个宏愿——开创中国的新体制雷达之路。为了这个“新”字，他在“冷板凳”上一坐就是近40年
他是聂力将军口中“难得的帅才”，看不到滚滚硝烟，听不到震天锣鼓，他却始终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使命感;他是两院院士，一生将目光锁定在海洋和长空，如侠士般剑指长天;他是刘永坦，中国著名雷达与信号处理技术专家，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理论与技术奠基人和引领者。继1991年和2015年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之后，2019年1月8日，他再次站在了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上——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饱尝10多年流离之苦
1936年12月1日，刘永坦出生在南京一个书香门第。第二年，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刘永坦回忆说，他的童年被颠沛流离的逃难所充斥，让他从小就对国家兴亡有着深刻理解。“永坦”不仅是家人对他人生平安顺遂最好的祝愿，也是对国家命运最深的企盼。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昏暗的菜油灯下做完作业后，聆听母亲用慈祥动人的声音诵读诗词和讲解家国大义时的激情。”刘永坦很早就在母亲的督促下读史书、诵诗文、勤思考，培养出了很强的求知欲和爱国心。父亲常常告诉刘永坦，科学可以救国，可以振兴中华。刘永坦坚信，科技可以兴国，他一定要实现这个最朴素的愿望。
1953年，刘永坦怀着投身祖国工业化的决心，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哈工大。经过一年预科、两年本科的学习，成绩优异的他作为预备师资之一，被學校派往清华大学进修无线电技术。1958年，刘永坦回到哈工大参与组建无线电工程系。这年夏天，他走上了大学讲台，正式成为哈工大的青年教师和科技工作者。
1965年春，刘永坦参加了科技攻关第一战，承担了国家“单脉冲延迟接收机”研制任务，主持并提出了总体设计方案。遗憾的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完成人生第一项研制任务，“文革”就开始了。1970年刘永坦插队落户到黑龙江省五常县。积肥、种地、插秧，他的工作与无线电暂时“绝缘”。刘永坦非但没有心灰意冷，反而愈挫愈勇，历苦弥坚。因为他知道，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难免出现波折，处于逆境之中的个人必须经得起考验。
1973年重回学校后，刘永坦所在的专业正在从事声表面波的器件研究。由于研究需要大量数字计算，他成为系里第一个学会使用计算机的人。
1978年，刘永坦被破格晋升为无线电系副教授。同年8月的一天，刘永坦正在修抗洪江堤。一纸去北京语言学院参加出国人员外语培训班选拔考试的通知，让没有任何准备的他奔赴北京，走进阔别已久的考场。凭借扎实的“内功”，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出国外语培训班的快班。
1979年6月，刘永坦到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和伯明翰大学进修和工作。伯明翰大学电子工程系拥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先进的试验设备，聚集着一大批雷达技术的知名专家和学者——刘永坦的导师谢尔曼就是其中之一。刘永坦来进修之前，这里曾接收过少量的中国留学生。不过，他们大多做的是科研辅助工作。
了解情况之后，刘永坦心里不是滋味儿。因此，他更是严格要求自己，铆足劲去学。刘永坦常常提醒自己：“我是一名中国人，我的成功与否代表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形象。”他发誓要干出一番大事。
28岁的他心中萌生出一个宏愿——开创中国的新体制雷达之路
勤奋、刻苦和才华，为刘永坦赢得同行的信赖和赏识。在谢尔曼的指导下，刘永坦参与了一项民用海态遥感信号处理机的研制项目，并独自完成了其中的信号处理机工程系统。
通过这次难得的科研任务，刘永坦对雷达有了全新的认识。传统的雷达虽然有“千里眼”之称，但也有“看”不到的地方。世界上不少国家因此致力于研制新体制雷达，从而使“千里眼”练就“火眼金睛”的本领。
“雷达看多远，国防安全就能保多远。这样的雷达别的国家已经在研制，中国绝不能落下，这就是我要做的事。”刘永坦说，“我学有所成，当然要回国。在英国，无论我工作多么努力，取得了多大的成绩，终归是在给别人干活。回到祖国，我可以堂堂正正地署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心情是何等舒畅！”
1981年秋，进修结束后的刘永坦立刻起程回国。此刻，28岁的他心中萌生出一个宏愿——开创中国的新体制雷达之路。
除了基本理论和思路外，刘永坦根本找不到多少资料，更没有相关的技术可供借鉴。对此，当时有人说，大的研究院所尚且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和能力，更别说一所大学了;还有人说，这样的研究风险太大、周期太长，很可能把时间和精力都搭进去了却一事无成……但是刘永坦不改初衷。
1982年初春，刘永坦专程赶赴北京，向航天工业部预研部门领导汇报，详实地介绍了当时发达国家新体制雷达发展的动态，并畅谈了自己的设想，领导当场拍板支持刘永坦的设想。
得到支持后，刘永坦立即进行了细致的策划和准备。经过10个月的连续奋战后，一份20多万字的《新体制雷达的总体方案论证报告》诞生了。1983年夏，原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召开方案评审会，对这份新体制雷达方案报告做详细评审。专题会开了整整4天，最后与会专家们一致表决通过该报告。有两位与会的知名老专家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已经多年没有看到过如此详细的论证报告了！”
这是一场填补国内空白、从零起步的具有开拓性的攻坚战。接下来的战斗更加艰苦卓绝，经过800多个日日夜夜的努力、数千次实验、数万个测试数据的获取，刘永坦主持的航天部预研项目《新体制雷达关键技术及方案论证》取得成功。
1986年7月，航天工业部在哈工大举行了新体制雷达关键技术成果鉴定会。50多位专家认真审查、讨论和评议，一致认为：“哈尔滨工业大学用两年多的时间在技术攻关中取得了重大进展，已经掌握了新体制雷达的主要关键技术，某些单项技术已经进入国际国内先进行列。由于主要关键技术已经突破，证明原定方案是可行的，已经具备了进一步完善雷达系统设计并建立实验站的条件。”从此，新体制雷达从预研项目被列为国家科技应用与基础研究项目。 刘永坦和他的团队已经完成了预研使命，完全可以结题报奖了。但是，他认为仅仅“纸上谈兵”是不够的，国家真正需要的是进一步建立有实际意义的雷达实验站。1986年，刘永坦开始主持“新体制雷达研究”，为研制完整的雷达系统而奋力拼搏。
从青年到老年，在“冷板凳”上一坐就是近40年
刘永坦带领团队研制的新体制雷达究竟新在哪儿？他告诉记者，这款雷达不仅能够“看”得更远，还能有效排除杂波干扰，发现超低空目标，对于对海远程预警来说至关重要。为了这个“新”字，他在“冷板凳”上一坐就是近40年。
“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没有被实践证实并得以丰富发展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只有这两者紧密结合、相辅相成，才是我们完成具有创新科研工作的指导方针。”为研制完整的雷达系统而拼搏，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赶不上吃飯就用面包充饥，困了就倒在板凳上凑合一觉……
“这件事可能要干一辈子，不光我自己，要集结全系的力量，甚至更多的力量。”刘永坦说，相对于一些短平快的科研项目，新体制雷达是个十足的“冷板凳”。
雷达调试初期，系统死机频频出现。几十万行的大型控制程序，再加上发射、接收、信号处理、显示等诸多设备，任何一个微小的故障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无法运行。
“不能给科研留死角。”刘永坦就率领团队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从系统的每一个程序开始检查，发现一个问题就解决一个问题。
1989年，中国第一个新体制雷达站在威海建成。1990年4月3日，对于团队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一天，新体制雷达技术终于使目标出现在屏幕上。首次完成了我国对海面舰船目标的远距离探测实验，标志着新体制雷达技术实现了我国对海探测技术的重大突破。团队所有成员都流泪了，是成功后的狂喜，也是多年压力的释放。1990年10月，国家多个部门联合举行的鉴定会宣布：“新体制雷达研究成果居国际领先水平。”1991年，该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八年鏖战，一朝功成。刘永坦没有躺在功劳簿上，而是又紧锣密鼓谋划着将新型雷达成果变成型号装备海军。按照国家有关部门提出的继续提高雷达性能的要求，新型雷达不仅要探测更远的海上目标，还要探测低空的飞机目标。于是，刘永坦和他的同事们又承担了国家863计划和国防预研计划的新型雷达研制工作。自此，新型雷达的研究进入了新阶段。
2011年，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能力的新体制雷达在我国研制成功。与国际最先进同类雷达相比，系统规模更小、作用距离更远、精度更高、造价更低，总体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核心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2015年，团队再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一穷二白、一无所有之时，刘永坦为了梦想去战斗、去拼搏。有了积累、功成名就之时，刘永坦还心甘情愿为了伟大的事业艰苦奋斗，为了最初的梦想继续前行。无论逆境，还是顺境，刘永坦一门心思，只有一个目标：“逢敌必亮剑”，为人民铸就出一面“照妖镜”。
“围绕一个方向，聚焦一个领域，刘永坦一干就是40年。不以困难为断点，不以成就为终点，这种科研精神对后辈来说是激励，更是向导。”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杰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