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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上任总书记后的第一次离京考察，首站选在了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向世界发出了中国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创新无止境的时代信号。
时为2012年11月。回想起总书记前来腾讯大厦的情景，许多腾讯人记忆犹新。
是时，大厅屏幕显示，QQ同时在线人数超过1.47亿，是全球唯一的同时在线用户过亿的互联网产品。
习近平说，人类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这是世界潮流。他希望腾讯保持创新优势，为推动中国互联网发展作更多贡献。
如今，位于南山区科技园的腾讯大厦二楼展厅，成了各界人士参观学习的地方。腾讯市值也超过3000亿美元，跻身全球前十。
除了鲜明旗帜强调改革开放这条正确的道路“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且要有新开拓，要上新水平”外，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也是习近平在深圳调研的一个重点。腾讯由小到大的历程表明，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它进入总书记的视野，因为其正是深圳本土的创新型企业代表之一。
为走创新发展之路，习近平在考察深圳时还特别强调必须高度重视创新人才的聚集。他要求各级党委、政府继续完善凝聚人才、发挥人才作用的体制机制，进一步调动优秀人才创新创业的积极性。
经济新常态下，由资源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将创新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近五年来越来越明确成为国家发展战略转型的方向。
正如腾讯为深圳创新发展的缩影一样，深圳，这一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从基于特区政策的高速增长奇迹，再到“特区不特”的疑问，近年又华丽转身为创新高地，以总书记的嘱托为最强动力，为整个国家的创新驱动发展，演绎出新的传奇。
创新源头活水
习近平调研考察以来，深圳的发展成绩有目共睹。
从数字上看，2016年，深圳市GDP达到1.95万亿元，同比增长9%，相比2012年，增幅超过50%，是2010年的两倍多。
高增长的GDP数字和一些更为关键的数据背后，是深圳经济发展从速度到质量的脉络体现。
比如，先进制造业成为深圳发展的强劲新动能。过去四年，深圳先进制造业年均增长10.5%，2016年实现增加值约5600亿元，占工业比例71%，比2012年提高8个百分点。这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66.2%，5倍于全国。
再比如，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深圳发展的主引擎。2016年，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增加值增长10.6%，高于全年本地生产总值增长率1.7个百分点，占GDP比例超过4成。而过去6年来，深圳的战略新兴产业更是连续保持了20%以上的强劲增长。
创新要素驱动已成为深圳发展的突出特征。2016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4.1%，2倍于全国水平，居全国城市之首；深圳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国的50%，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数80件，10倍于全国水平。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精神，不仅腾讯这样的企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深圳，也实现了创新发展的“蝶變”。
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说，深圳的实践表明，只要坚定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牵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就能实现发展动力的转换。
值得注意的是，谈到在深圳“蝶变”过程中唱主角的创新主体时，除了华为、中兴、腾讯等全球知名的科技企业，很多人还会推荐研究“新型科研机构”。
按照当地政府官员的说法，这些机构属于“四不像”：具备企业、研究机构、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等特征，但又不完全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类。
这样的“四不像”，有华大基因研究院、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太赫兹研究院、中科院先进技术研究院以及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等等，有近百家之多。
这些“四不像”的具体模式有些区别，比如华大、光启和太赫兹研究院是“民办公助”，中科院先进院和深圳清华研究院则属于“国有新制”，但总体看，它们体制机制灵活，都在扮演科研成果产业化的“红娘”。
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华大建院5年多时，科研实力就已跻身国内科研机构十强，在全球顶级科学刊物发表论文数量位列中国第四、世界第六，是全球规模和产值最大的基因测序及分析机构。
中科院先进院院长樊建平介绍说，该院旗下的育成中心，育成企业总计逾200家，持股91家，持股企业的年营业额17亿元，资产规模逾80亿元，并形成蛇口机器人、龙岗低成本健康、李朗云计算等产业园区，院地合作助力转移转化，聚集初创型高新企业抱团发展。
这些蔚然成风的新型科研机构，和华为、中兴、腾讯等众多科技企业一道，组建创新梯队，成为了新时期特区创新发展的源头活水。
为什么是深圳
深圳的土地、电力等生产要素有限，没有全国最好的高校资源，也没有科研大院大所，为何会扎堆出现华为、腾讯这样具备全球影响力的科技企业？为何会培育出华大、光启这样灵活高效的科研机构？为何会成为全国创新发展的高地？
一些人说，深圳一是特区，政策有优势，二有深交所，靠近香港，有资金优势。给政策给钱给资源，这个别人比不了。
单一来看，确有合理之处，但都不能令人完全信服。
深圳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得以聚集，高新技术企业得以层出不穷，离不开当地在创新方面的“顶层设计”。
比如，从2008年进行全国首个创新型城市试点，到2014年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深圳制定出台了全国首部国家创新型城市总体规划、促进科技创新的地方性法规，实施自主创新“33条”、创新驱动发展“1+10”文件、促进科技创新“62条”等系列政策。 尤其前海合作区、国际生物谷等一些重点区域和项目的开发建设上，深圳更是在财税优惠、激励机制、人才发展环境、土地管理、运营管理模式等多个方面给予了一系列先行先试的政策扶持。
这些不断强化的规划体系和政策体系，是深圳实现以创新驱动发展的基石。但如果横向对比，对创新产业的特殊政策支持并非深圳独有，深圳政策供给出成果的秘诀，又与政策制定者的战略定力和前瞻性布局有关。
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深圳还能坚持将创新驱动作为主体战略，实属不易。没有这种意识和定力，恐怕深圳至今还在依靠土地财政和传统产业来保GDP增长。而如今，深圳市土地对财政的贡献已降低至不到一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达半壁江山。
在创新类政策体系的具体执行上，深圳也颇有章法。
比如推动企业成为创新主体，这是几乎所有地方政府的创新政策都在强调的内容。深圳的做法，是针对不同的创新主体下不同的“菜单”：华为、中兴、腾讯这样的大型科技企业，政府放手，让市场规则去配置资源；华大、光启这样的新锐民营企业，则重点帮他们解决与传统体制机制的衔接难题，尽量用全新的配套政策体系去包容新主体；对于体制内的科研院所，则放手让他们嫁接市场基因。
简而言之，就是用政策和规划营造一种宽松的政企关系，企业需要时政府和政策会及时出现，不需要时走远一点。
如果跳出单一因素层面，从顶层设计到产业链结构，再到政企关系和深圳的企业家精神，整体看，深圳已经创造性生成了“政策引导产业，产业集聚人才，人才反哺产业，产业配套政策”的良性循环。
用不久前调任河北省长的深圳原市委书记、市长许勤的话说，按照中央提出的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相关要求，深圳正在构建“综合创新生态体系”。
这个创新生态之中，包括政策生态、科研生态、人才生态、创新产业链生态、金融生态、全球化资源配置生态、创新文化生态等。
也就是说，企业要钱时有钱，要人时有人，要政策时有政策，几方面互相支持，形成区域内、系统内、产业链内的共赢。
攻坚期和深水区
和整个国家的深化改革进程类似，深圳的改革和创新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同样面临一些曲折和“通病”。
比如人才问题。
过去数年的创新发展乃至数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特区的魅力，中西方文化交汇，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冒险家”，把深圳作为寻梦的家园。
深圳市委市政府因势利导，实施了引进高层次创新人才和团队的“1+6”文件、“孔雀计划”等系列政策措施，近年来累计引进国际一流创新团队64个、“海归”人才约6万人，“十三五”期间还将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团队100个、海外高层次人才2000人、新增技能人才110万人。
随着城市扩展和改革进程的深入，一些问题随之而来。在降成本方面，深圳的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过快，尤其是地价、房价升幅过大，既给企业创新发展造成挤压，也加大了年轻创业者的负担。
在补短板方面，深圳公共服务供给也还存在需求缺口，优质教育、医疗等资源缺乏，给人们创新创业带来一些后顾之忧。
为了留住人才，深圳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从创新回报、知识产权保护、住房、家人安置、社会福利等方面，为高层次专业人才安心生活、称心工作、专心发展、潜心提升营造适宜的环境。
不过，怎样才能用得好留得住人才，仍然是深圳乃至所有现代创新型大城市面临的一大现实挑战。
另有一些挑战，更具普遍意义。
比如，有当地研究人员认为，一方面，改革进入全面深化的深水区，每项改革都涉及到利益调整，不可避免会面临很多新矛盾、新风险；另一方面，深圳凭借数十年积累的市场机制、环境、产业结构、体系、创新能力，实现了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一些干部开始出现自我满足的情绪，改革创新的紧迫性和使命感有所淡化。
除了这些改革创新的“通病”，作为排头兵，深圳也碰到过一些其他城市尚未遭遇的难题。
一家新型科研机构负责人说，他们机构的一些研究项目曾想与体制内的单位合作，一些新产品也曾想进入国企的采购体系，但由于其民营身份和“四不像”机制，与传统体系“不够兼容”，需要冲破的障碍不少。
汪建也介绍，华大基因的基因测序技术和测序仪产品，在深圳按照先行先试的办法进入市场，却因为技术太过超前，一度遭遇国家相关管理部门的政策限制，无法上市。
中科院先进院虽然是“国有新制”，在运营模式上实现了市场化运作，但在用人机制、资金使用、风险承担等部分制度上，仍然摆脱不了传统科研院所的框架，束缚住了进一步前进的手脚。
这些配套、衔接问题，具有全局性、普遍性，往往非深圳自身区域之力所能协调和解决，需要全国范围内更深层次的体制改革和制度突破，需要中央部门和地方联手，共同寻找发力点，才能将改革创新深化。
积极的信号在于，中央层面早已关注到改革先锋在深水区面临的挑战。
2015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深圳工作的重要批示中指出，深圳市要牢记使命、勇于担当，进一步开动脑筋、解放思想，特别是要鼓励广大干部群众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中创造新业绩，努力使经济特区建设不断增创新优势、迈上新台阶。
这既是今后深圳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的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又提出了更高的使命要求和责任担当。
深圳当地人士对此亦有清醒的认识，一位政府部门负责人士表示，从“试验田”到“示范区”再到“尖兵”，特区的特殊使命和功能定位，必然要求深圳在改革和创新的新阶段，继续有所作为。
时为2012年11月。回想起总书记前来腾讯大厦的情景，许多腾讯人记忆犹新。
是时，大厅屏幕显示，QQ同时在线人数超过1.47亿，是全球唯一的同时在线用户过亿的互联网产品。
习近平说，人类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这是世界潮流。他希望腾讯保持创新优势，为推动中国互联网发展作更多贡献。
如今，位于南山区科技园的腾讯大厦二楼展厅，成了各界人士参观学习的地方。腾讯市值也超过3000亿美元，跻身全球前十。
除了鲜明旗帜强调改革开放这条正确的道路“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且要有新开拓，要上新水平”外，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也是习近平在深圳调研的一个重点。腾讯由小到大的历程表明，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它进入总书记的视野，因为其正是深圳本土的创新型企业代表之一。
为走创新发展之路，习近平在考察深圳时还特别强调必须高度重视创新人才的聚集。他要求各级党委、政府继续完善凝聚人才、发挥人才作用的体制机制，进一步调动优秀人才创新创业的积极性。
经济新常态下，由资源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将创新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近五年来越来越明确成为国家发展战略转型的方向。
正如腾讯为深圳创新发展的缩影一样，深圳，这一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从基于特区政策的高速增长奇迹，再到“特区不特”的疑问，近年又华丽转身为创新高地，以总书记的嘱托为最强动力，为整个国家的创新驱动发展，演绎出新的传奇。
创新源头活水
习近平调研考察以来，深圳的发展成绩有目共睹。
从数字上看，2016年，深圳市GDP达到1.95万亿元，同比增长9%，相比2012年，增幅超过50%，是2010年的两倍多。
高增长的GDP数字和一些更为关键的数据背后，是深圳经济发展从速度到质量的脉络体现。
比如，先进制造业成为深圳发展的强劲新动能。过去四年，深圳先进制造业年均增长10.5%，2016年实现增加值约5600亿元，占工业比例71%，比2012年提高8个百分点。这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66.2%，5倍于全国。
再比如，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深圳发展的主引擎。2016年，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增加值增长10.6%，高于全年本地生产总值增长率1.7个百分点，占GDP比例超过4成。而过去6年来，深圳的战略新兴产业更是连续保持了20%以上的强劲增长。
创新要素驱动已成为深圳发展的突出特征。2016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4.1%，2倍于全国水平，居全国城市之首；深圳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国的50%，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数80件，10倍于全国水平。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精神，不仅腾讯这样的企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深圳，也实现了创新发展的“蝶變”。
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说，深圳的实践表明，只要坚定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牵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就能实现发展动力的转换。
值得注意的是，谈到在深圳“蝶变”过程中唱主角的创新主体时，除了华为、中兴、腾讯等全球知名的科技企业，很多人还会推荐研究“新型科研机构”。
按照当地政府官员的说法，这些机构属于“四不像”：具备企业、研究机构、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等特征，但又不完全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类。
这样的“四不像”，有华大基因研究院、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太赫兹研究院、中科院先进技术研究院以及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等等，有近百家之多。
这些“四不像”的具体模式有些区别，比如华大、光启和太赫兹研究院是“民办公助”，中科院先进院和深圳清华研究院则属于“国有新制”，但总体看，它们体制机制灵活，都在扮演科研成果产业化的“红娘”。
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华大建院5年多时，科研实力就已跻身国内科研机构十强，在全球顶级科学刊物发表论文数量位列中国第四、世界第六，是全球规模和产值最大的基因测序及分析机构。
中科院先进院院长樊建平介绍说，该院旗下的育成中心，育成企业总计逾200家，持股91家，持股企业的年营业额17亿元，资产规模逾80亿元，并形成蛇口机器人、龙岗低成本健康、李朗云计算等产业园区，院地合作助力转移转化，聚集初创型高新企业抱团发展。
这些蔚然成风的新型科研机构，和华为、中兴、腾讯等众多科技企业一道，组建创新梯队，成为了新时期特区创新发展的源头活水。
为什么是深圳
深圳的土地、电力等生产要素有限，没有全国最好的高校资源，也没有科研大院大所，为何会扎堆出现华为、腾讯这样具备全球影响力的科技企业？为何会培育出华大、光启这样灵活高效的科研机构？为何会成为全国创新发展的高地？
一些人说，深圳一是特区，政策有优势，二有深交所，靠近香港，有资金优势。给政策给钱给资源，这个别人比不了。
单一来看，确有合理之处，但都不能令人完全信服。
深圳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得以聚集，高新技术企业得以层出不穷，离不开当地在创新方面的“顶层设计”。
比如，从2008年进行全国首个创新型城市试点，到2014年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深圳制定出台了全国首部国家创新型城市总体规划、促进科技创新的地方性法规，实施自主创新“33条”、创新驱动发展“1+10”文件、促进科技创新“62条”等系列政策。 尤其前海合作区、国际生物谷等一些重点区域和项目的开发建设上，深圳更是在财税优惠、激励机制、人才发展环境、土地管理、运营管理模式等多个方面给予了一系列先行先试的政策扶持。
这些不断强化的规划体系和政策体系，是深圳实现以创新驱动发展的基石。但如果横向对比，对创新产业的特殊政策支持并非深圳独有，深圳政策供给出成果的秘诀，又与政策制定者的战略定力和前瞻性布局有关。
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深圳还能坚持将创新驱动作为主体战略，实属不易。没有这种意识和定力，恐怕深圳至今还在依靠土地财政和传统产业来保GDP增长。而如今，深圳市土地对财政的贡献已降低至不到一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达半壁江山。
在创新类政策体系的具体执行上，深圳也颇有章法。
比如推动企业成为创新主体，这是几乎所有地方政府的创新政策都在强调的内容。深圳的做法，是针对不同的创新主体下不同的“菜单”：华为、中兴、腾讯这样的大型科技企业，政府放手，让市场规则去配置资源；华大、光启这样的新锐民营企业，则重点帮他们解决与传统体制机制的衔接难题，尽量用全新的配套政策体系去包容新主体；对于体制内的科研院所，则放手让他们嫁接市场基因。
简而言之，就是用政策和规划营造一种宽松的政企关系，企业需要时政府和政策会及时出现，不需要时走远一点。
如果跳出单一因素层面，从顶层设计到产业链结构，再到政企关系和深圳的企业家精神，整体看，深圳已经创造性生成了“政策引导产业，产业集聚人才，人才反哺产业，产业配套政策”的良性循环。
用不久前调任河北省长的深圳原市委书记、市长许勤的话说，按照中央提出的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相关要求，深圳正在构建“综合创新生态体系”。
这个创新生态之中，包括政策生态、科研生态、人才生态、创新产业链生态、金融生态、全球化资源配置生态、创新文化生态等。
也就是说，企业要钱时有钱，要人时有人，要政策时有政策，几方面互相支持，形成区域内、系统内、产业链内的共赢。
攻坚期和深水区
和整个国家的深化改革进程类似，深圳的改革和创新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同样面临一些曲折和“通病”。
比如人才问题。
过去数年的创新发展乃至数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特区的魅力，中西方文化交汇，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冒险家”，把深圳作为寻梦的家园。
深圳市委市政府因势利导，实施了引进高层次创新人才和团队的“1+6”文件、“孔雀计划”等系列政策措施，近年来累计引进国际一流创新团队64个、“海归”人才约6万人，“十三五”期间还将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团队100个、海外高层次人才2000人、新增技能人才110万人。
随着城市扩展和改革进程的深入，一些问题随之而来。在降成本方面，深圳的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过快，尤其是地价、房价升幅过大，既给企业创新发展造成挤压，也加大了年轻创业者的负担。
在补短板方面，深圳公共服务供给也还存在需求缺口，优质教育、医疗等资源缺乏，给人们创新创业带来一些后顾之忧。
为了留住人才，深圳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从创新回报、知识产权保护、住房、家人安置、社会福利等方面，为高层次专业人才安心生活、称心工作、专心发展、潜心提升营造适宜的环境。
不过，怎样才能用得好留得住人才，仍然是深圳乃至所有现代创新型大城市面临的一大现实挑战。
另有一些挑战，更具普遍意义。
比如，有当地研究人员认为，一方面，改革进入全面深化的深水区，每项改革都涉及到利益调整，不可避免会面临很多新矛盾、新风险；另一方面，深圳凭借数十年积累的市场机制、环境、产业结构、体系、创新能力，实现了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一些干部开始出现自我满足的情绪，改革创新的紧迫性和使命感有所淡化。
除了这些改革创新的“通病”，作为排头兵，深圳也碰到过一些其他城市尚未遭遇的难题。
一家新型科研机构负责人说，他们机构的一些研究项目曾想与体制内的单位合作，一些新产品也曾想进入国企的采购体系，但由于其民营身份和“四不像”机制，与传统体系“不够兼容”，需要冲破的障碍不少。
汪建也介绍，华大基因的基因测序技术和测序仪产品，在深圳按照先行先试的办法进入市场，却因为技术太过超前，一度遭遇国家相关管理部门的政策限制，无法上市。
中科院先进院虽然是“国有新制”，在运营模式上实现了市场化运作，但在用人机制、资金使用、风险承担等部分制度上，仍然摆脱不了传统科研院所的框架，束缚住了进一步前进的手脚。
这些配套、衔接问题，具有全局性、普遍性，往往非深圳自身区域之力所能协调和解决，需要全国范围内更深层次的体制改革和制度突破，需要中央部门和地方联手，共同寻找发力点，才能将改革创新深化。
积极的信号在于，中央层面早已关注到改革先锋在深水区面临的挑战。
2015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深圳工作的重要批示中指出，深圳市要牢记使命、勇于担当，进一步开动脑筋、解放思想，特别是要鼓励广大干部群众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中创造新业绩，努力使经济特区建设不断增创新优势、迈上新台阶。
这既是今后深圳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的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又提出了更高的使命要求和责任担当。
深圳当地人士对此亦有清醒的认识，一位政府部门负责人士表示，从“试验田”到“示范区”再到“尖兵”，特区的特殊使命和功能定位，必然要求深圳在改革和创新的新阶段，继续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