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豆粥，济宁一带叫糊粥，亦称贡粥。三个名字都合适，无非角度不同。
　　豆粥，不是豆浆，乍一看是有些像，其实区别很大，如同“豆浆”和“豆汁儿”之间的天壤之别。我老家，是管豆浆叫豆汁儿的，然而，第一次在北京喝豆汁儿时，我兴致勃勃，端着满满一大碗，就是放不到嘴里去，那股馊味太刺鼻了。
　　所以，我想豆粥可能在其他地方，也会有不同的叫法，但做法应大同小异。将小米和黄豆，按一定比例提前用水泡发，黄豆打成浆，小米打成糊，把大铁锅烧热，锅底微红时倒入少量豆浆，炝锅，结一层铬渣，再把全部豆浆倒入，期间需不停搅拌，并用大勺子把豆浆来回扬起，熬到不再起沫时，加小米糊，等充分融合后再开锅，粥成。
　　这个熬豆粥的方子是一位开饭店的朋友提供的，他最近打算上早餐，经过反复尝试，熬出了口味相当纯正的豆粥。
　　最纯正的，是粥中那股糊味，其实是一种烤香，不能没有，又不能太重，要恰到好处地在粥中弥漫，所以才有了糊粥的说法，并且，由于味道甚美，据说有几位皇帝都爱喝，成了朝廷贡品，才称为贡粥。
　　当然，贡品或许只是来自百姓对皇帝美好生活的想象，和天天吃饺子蘸白糖同理。考证的话，毕竟是粥，做好了送到京城，路有点远，粥也凉了。所以，京城之外的地方，各种物产，在今天能发快递的，才有成为贡品的可能。只能送外卖的，就只能等着皇帝微服私访了。
　　但是，豆粥确实和一位皇帝有关。《后汉书》上记载，光武帝刘秀当年流亡河北，好几次差点挂了，有次眼看着要扛不住，手下大将冯异给他搞了碗豆粥，使他“饥寒俱解”，多年后，刘秀还老提这事儿，说要不是冯将军的豆粥，哥们我哪有今天。
　　豆粥在老家并非日常，因程序相对复杂，加上糊味不好掌握，所以，我第一次喝豆粥，已经上高中了。当时，县一中的食堂就是一片空地，不管春夏秋冬，每到饭点，蹲满了吃饭的学生，黑压压一片，甚是壮观。空地旁边是一个水坑，沿着坑边，摆满了各种卖饭菜的小摊。
　　诸多小摊中，有个老太太，只卖豆粥。每次就那么一桶，上面还蒙着一层白色的薄棉被，舀的时候掀开一角，盛到我们递过去的搪瓷缸子里，冒着白色的热气。稍一凉，就结一层皮，吸溜一口，满口豆香。
　　各种虚张声势中，诸多良莠不齐里，老太太的豆粥算得上县一中伙食记忆中的一股清流。
　　离开县城，再喝豆粥，主要去大隅首，那是县城最早的中心。路口有两家小摊，卖豆粥、蒸饺，也有烧烤。哪家摊更好些，我也说不清。喝豆粥可配咸菜，胡萝卜切丝，似乎是蒸熟的，淋上香油，倒在豆粥里，味道总让我感觉不枉回县城一次。
　　有一年冬天，两位济南的朋友跟我回曹县，一场酒喝完，我说咱们去喝豆粥吧，于是拦了辆“三蹦子”，从汽车站颠簸着过去。在塑料布搭起的大棚里，我忘了他们喝了几碗，至少后来的日子里，每次说起我老家，都惦记着豆粥。
　　我最多时候，一次能喝四五碗，尤其是酒后，热乎乎的豆粥喝着实在太舒服了。有一年过年回去，从中午连续喝了几场酒，实在撑不住了，中间几次串场的朋友老郜喝黏糊了，拉着不让走，我好不容易逃出来，直奔大隅首喝豆粥，刚喝两碗，一辆车停在大棚門口，老郜晃悠着下来，坐下就笑着让开酒。
　　我说，还是先喝豆粥吧，不上头。
　　这些年，几乎每年过年，都要和老郜喝一场，他通常是初二才从广州回来，似乎专门来喝酒的。还有从西宁回来的春儿，延安回来的建力，北京回来的法子等等，越聚越多，但每次场景似乎都差不多，比如老郜，一开口总是：“昨天刚喝麻了。”
　　我在县城已经没有家了，但还是会回去，就呆这么一天。在许多我完全说不清地址的酒店，每年都醉这么一场。每次最后，我总张罗着去熟悉的大隅首，喝熟悉的豆粥。趁着酒劲儿，坐下没那么冷，豆粥喝下去，又暖和起来，坐在马扎上的一张张面孔又清晰起来，仿佛冰冷的时光突然复苏，在昏暗的光线中，在透来的寒风里，那些生出皱纹和白发的面孔似乎突然褪去了苍老，又回到了当初少年的模样。故乡就这样用豆粥一次次温暖我，又终将把我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