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渡重洋，出国留学，其中目的国的选择也相当重要。改革开放之初，“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明确提出，要调整留学的派出国别政策，今后要增加去欧洲的，而且去欧洲不仅是西德，还有其他国家，各有特长，都可以学到本领。这一指示当时确实起到了作用，在国别比例做了些调整。
　　历史上也有很好的例子，“咸同间我国派谴使游历欧洲各国，时日本亦遣使往。日使研究西国法政，务报精详。我国使臣惟详于汽机及船炮而已，他未及也。”普鲁士国首相俾斯麦针对这种现象说了句预言性质的话：“日本殆将兴，能知本。”事实果然如此。
　　可见“博采众长”是需要“知己知彼”才能采来的。而据我的感受，当前的留学政策中似乎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国别政策。这其实很成问题，虽然说要博采众家之长，但别人的长处在哪里，你要知道之后，才能去采，如果不知道，又去采什么呢？这点近代留学史上颇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供参考。1904年，中国驻比利时公使杨晟上奏清廷，认为比利时国土虽小，但大学林立，路矿、制造等方面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而且费用较少，故建议应派人前往比利时留学。清廷批准了这一建议，立即制定了派留学生赴比利时留学章程，并鼓励各省尽力派青年往比利时留学。这造成了一个影响，即此后凡学习路矿制造，十之八九都往比利时留学，以至近代路矿、制造人才多出于此批留比学生。
　　比利时别说与美、日等诸大国相比，即便在欧洲，也远远没有德、法、英著名，甚至未必能比得上意大利、瑞士等，但就是这么一个弹丸之地的国家，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上占据的地位不低，而且由此派生出的对中国的影响也不小。而这一切不得不归功于1904年的那位杨公使。杨公使的一个建议，导致的结果是直到1929－1932年，国民政府派遣留学生的国别情况中，按照4年人数总计排列，比利时仅次于日、美、法、德、英诸大国，排在第六位，4年合计派出134人，占4年派出总人数的3.6％，虽然无法与诸大国相抗衡，但以比利时这么一个弹丸小国，能排到如许高的名次，已经是难得的佳绩了。
　　所以说，最重要的是大量的细致工作，需要有人去做，需要摆脱浮躁，告别 “急功近利”！世界的历史，中国的历史，都充满了经验，所谓“任何一个视实用科学为本的教育，任何一个短视的社会，都最终无法获得长足的发展，都最终会为当时之举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一个本已太注重实用的民族，再把这种势利合法化的结局是可怕的，一个轻视人文精神的民族，再把这种空虚规范化的结局是可悲的。历史已无数次证明了这点。”
　　而留学教育作为“师夷长技”的手段，从19世纪迈向21世纪，历史证明，其功效甚大，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意义深远。这其中，需要如邓小平等决策者的远大气魄，需要容闳等务实之士居于下位的奔走辛劳、殚精竭力，也需要象杨公使这样名不见经传的人物的默默奉献。“博采众长”的原则自然是没有人会质疑，但如果真的能将这原则贯彻实施，则确实需要大批居于下位的“良吏”的奉献，这在当前犹为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