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罗之辩”与梵语四流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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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南朝道士顾欢在《夷夏论》中讥讽佛教云:"夫蹲夷之仪,娄罗之辩,各出彼俗,自相聆解,犹虫谨鸟聒,何足述效?"佛教信徒朱广之《咨顾欢〈夷夏论〉》则反唇相讥说:"想兹汉音,流入彼国,复受‘虫喧’之尤,‘鸟聒’之诮,‘娄罗之辩’,亦可知矣。"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第四册一八○条指出:顾谓"夷"语非中夏所能"聆解",朱驳"汉音"易地亦然,"夷"耳闻之,与虫鸟谨聒,无以异尔。比外国语于虫鸟之谨聒,乃是汉人妄自尊大的心理表现。这点诚然不错。但"娄罗"一词为何状鸟语,作"难解"讲,钱先生则语焉不详。近读饶宗颐先生《梵文四流母音R (?) L (?)与其对中国文学之影响》(文载《梵学集》187——198页,上海古籍1993年版)才恍然大悟。原来梵语十四母音中的四流音 r(?) l (?)是梵文所特有的,它们分成两组,r与(?)是舌浊音,(l)
其他文献
<正> 《中国语文》1997年第5期《语病三则》说"‘允’的声母是‘Y"’,这是不对的。《汉语拼音方案》"声母表"没有这个音。"允"是以韵母起头的字,它没有声母,或者说是"零声母"。按规定这类韵母中开头的元音"n"要写成"yu","y"本身并不是声母。时下把字音开头的"y"、"w"叫做"声母"的说法颇为流行,但作为权威性的语文刊物,应当尽力避免这类失误,而且有责任对错误的提法加以纠正。
<正> 蒋宗许(《中国语文》1996年第1期)、肖旭(《中国语文》1997年第4期)有关《后汉书·董卓传》中"搜牢"一语释义的讨论,将问题的焦点集中到了"搜牢"是不是卓兵抢掠的托辞之上。他们的分歧主要在于"谓之搜牢"的主语到底是什么。蒋认为是"卓兵",故释"牢"为"廪食";肖认为是"突其庐舍……"12字,故主张"牢"是"搂"、"捞"、"略"等字之借。就《董卓传》该句而言,这是一个存在歧义的句子。要给"谓之搜牢"补出主语,弄清"搜牢"之义是关键
<正> 《后汉书·董卓传》:"是时洛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其中"搜牢"一词,李贤注《后汉书》便留下公案:"言牢固者皆搜索取之也。一曰牢,漉也。二字皆从去声,今俗有此言。"王先谦《后汉书集解》申周寿昌说云:"搜牢者,搜掠物资以为禀食。似不得如注言。"后来郭在贻先生又认为"周寿昌说亦不可通"。郭先生释"搜牢"为"搜搂",认为"其义为搜索而聚集之也"(《中国语文》1990年第5期)。
本文讨论动词的空间适应性情况。具体做法是,先确定鉴定格式为"在+L+VP"和"V+L+(了)",并把 L 所表示的空间分成 A、B、C 三级,然后把动词放入鉴定式结合三级空间进行考察。考察的结果是,动词的空间适应能力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性与动词带"着、了、过"的情形趋向一致。本文认为,动作与空间成分的关系是适应关系,典型的动词,既具有较强的时间性,也具有较强的空间适应能力。
<正> 《经典释文》所列陆德明的头衔是"唐国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赠齐州刺史吴县开国男",从前有人据此以为《经典释文》是陆德明入唐以后写作的。陆氏《序》说他是"粤以癸卯之岁,承乏上庠"时开始"因暇景"而撰成该书的,则《经典释文》写于癸卯年以后。诸家对该书成书年代看法不同,主要是对"癸卯"所指具体时间有不同理解。宋李焘、清桂馥都认为"癸卯"指贞观十七
关于古文献中"-自"、"-复"是否存在词尾用法的讨论文章,本刊先后发有:刘瑞明《〈世说新语〉中的词尾"自"和"复"》(1989年第3期),蒋宗许《也谈词尾"复"》(1990年第4期),姚振武《关于中古汉语的"自"和"复"》(1993年第2期),刘瑞明《关于"自"的再讨论》(1994年第6期),蒋宗许《再说词尾"自"和"复"》(1994年第6期),姚振武《再谈中古汉语的"自"和"复"及相关问题——答刘瑞明、蒋宗许先生》(1997年第1期)。这些文章,加上本期成
<正> 我认为,"自"、"复"词尾说是合乎汉语实际情况的。"-自"和"-复"式词很多,不少是常用词;从汉代到清代,持续的时间也很长,实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助字辨略》曾举出数例,认为是语助词,不为义。此后《开明文言读本》再次指出"‘自’字附在‘故’‘正’‘终’‘犹’等副词后,本身无显明意义。"《开明文言读本》只是当时文言教学的一种课外读本,并不是语法学术专著。1980年上海教育出版社重印此书的改编本,《前言》中说:"改编这本书的时候,徐仲华同志替我们从头到尾检查了一遍
<正> 李功成《他称代词"他"的起源》一文称,他在"阅读晋代干宝所撰《搜神记》时,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适来饮他酒脯,宁无情乎?(卷三·54)"认为这个他"当为他称代词","‘饮他酒脯’的‘他’正隐含着无定代词‘他’发展为他称代词‘他’的轨迹"。其实这个例子高名凯早在1948年就已经引用(《唐代禅家语录所见的语法成分》,《燕京学报》第34期),此后郭锡良的
<正> 《马氏文通》卷六论状字"传疑难不定之状者"时说:疑难状字,有与询问代字同字而不同用者,如"何""焉""胡""乌""曷""安"诸字。至如"岂""讵""庸"等字,惟用为状字耳。其或两代字用为状字,则不同义。(《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41页;《马氏文通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406页)这段话共三句,前两句没有问题,第三句则语义不明。从字面上看,好像是说有"两代字"一块儿连用为"状字"之意,但事实却非如此。
<正> 指称问题在现代哲学、逻辑学、语言学、符号学诸领域的重要地位,现在已是众所周知。经过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指称研究更日益成为上述诸学科相互交叉又相互融合的一个问题。十九世纪末,东西方各有一位学者几乎同时对指称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各自发表了对本学科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著。这就是德国的弗雷格从哲学和逻辑学角度所作的指称研究和中国的马建忠从语言学角度所作的指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