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1935年7月中旬，红军到达毛儿盖（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西部），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我们要离开毛儿盖去甘肃南部。其实直线距离不过200余公里，这点路程对我们来说本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毛儿盖处于草地的边缘，而这块草地，是长江和黄河的分水岭，到处是被野花野草掩盖着的泥沼，一不小心人就会陷落下去，很快没顶，可以说是死亡的大陷阱。原本北上甘肃可以经松潘而不必过草地，但松潘这时已被国民党胡宗南部队重兵把守，因此只能穿越这个死亡地带。
　　为了能顺利走过草地，上级要求大家每人准备10至15天的粮食，每人要搞15斤左右，还要上交一部分给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因为这两个纵队的首长多、工作忙，没有办法准备那么多的粮食。但我们在毛儿盖地区转来转去，已经耽搁了将近两个月，能搞到的粮食早就被我们吃得差不多了，附近又没有老百姓，到哪里去搞这么多的粮食呢？
　　为此，我们全师又专门在毛儿盖附近住了3天。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把村民们山上藏的、地下埋的、庙里供的，几乎都吃光了，甚至连地里快要成熟的青稞都叫我们吃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只有地里刚灌完浆、成熟得比较晚的青稞。我们就把麦粒还是软软的青稞穗一个一个地摘下来，再用手去搓，青稞穗上的刺很多，一搓就把手搓坏了。就这样一共弄了3天，每人每天也就三四斤，平均下来，离每人15斤的要求还是相差很远。把青稞麦粒从地里弄回来以后，我们就各自用脸盆盛着麦粒在火上炒，炒熟了灌在米袋子里，然后就靠着这点东西过草地。
　　第一天我们走的都是大路，只走了五六十里就宿营了，沿途一户人家都没有，其间还遇到了一片很大的原始森林，都是些松树和柏树，树长得不高但很粗，3个人都抱不过来，树枝很长，一根松枝有三四丈长，而且枝繁叶茂，能把整个的山头山凹都覆盖上。那天晚上，我们就在树底下露营，下雨都不怕，感觉比住房子还好，大家都很高兴。
　　晚上大家烧火做饭时，都互相告诫，一定要注意在地下挖灶，千万不要把森林给烧了。当晚，团部煮了一大锅的青稞，我带着政治处的人去打了一桶回来，里面放了些盐。接着，我把一直留着没舍得吃的腊肠切了一小段，用脸盆炒熟后，倒在青稞里拌好给大家吃。政治处的人说，我们今天的晚饭不仅有盐，还有油，真是一顿“美餐”。
　　到了第三天，就看见路上有牺牲的同志了，有的用土埋了，插上一块小木头牌子，上面写着牺牲同志的姓名和籍贯。这些同志从江西出发，经过千山万水来到这里，没有在战斗中牺牲，却这样饿死病死在草地上了。那天一路走来，大概看到了十几个这样的坟头，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
　　晚上宿营后，我就向红一师三团团长黄永胜和政委林龙发提出，要给部队做点工作。于是就把各连的指导员找来谈了几条：据前面部队传来的消息，过草地的时间，大概需要半个月，我们已经走了3天，队伍没有什么减员，这很好；对前面的路程，要有足够的估计，要准备再走个15天，各连要好好调查研究一下，以班为单位讨论讨论，看看怎样才能使所带的粮食保证吃到15天；要尽量使体弱有病的同志跟上队伍，如果他们没有吃的了，要以连为单位自己调剂一下，帮助这些伤病员同志解决一点困难；所有连里的干部，包括连长、副连长、指导员、副指导员，都要轮流走在连队的后面，帮助督促战士跟上队伍。
　　那个时候最困难的就是没有办法把病号都带出来，因为没有担架抬他们，马也少了。自从过夹金山以后，我们走的都是崎岖小路，根本就不能骑马。有时过河，河上的桥就是一根木头，马是无论如何也过不去的。所有的马交由马夫带着绕道走另一条路，结果连马带人都没有回来，连放在马背上的行李也丢了个干干净净。
　　越往前走，水草地就越多，一踩都是水，有点像走在摆动的浮桥上，一挪步脚下就摇晃，地上的泥不仅滑，而且像胶一样粘。最可怕的是，有的地方就像磁铁，人一陷进去马上完蛋，我们陷进泥沼的人究竟有多少已经难以统计了。由于牺牲的同志越来越多，也就没有人去个个都埋了，这样一来，就不知道他们姓什么，叫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是哪个单位的了。
　　一路上，还不时看到一些人拿根棍子，一拐一拐地往前走，我们就去动员他们：坚持走吧，早一点过去就好了。他们大都说：我们“革命已经成功”了，不能走了。当我们提出照顾他们一下，分给他们一点粮食，让他们跟我们走时，他们说，我们要是为了照顾他们，把粮食分给他们，就会连我们也走不出草地，大家都会饿死在里头的。为了保存点革命力量，让我们不要管他们，继续往前走。他们只要求我们将来若是走到他们的家乡，就告诉一下他们的家里，他们已经牺牲在草地上了。当时我们还一一记下他们的名字和单位以及家里的地址。其实，那是徒劳的，是没有办法一一去通知他们的家里的。
　　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因掉队而出现的部队减员，有时一看到前面的路不好走，哪怕这时的太阳还挂在半空中，我们就宿营。一宿营，我们就召集连长、指导员开会，了解剩下的粮食情况。每次开会就是一件事，除了谈粮食，还是谈粮食。开完会，大家就出去找野菜，以弥补粮食的不足。
　　大草地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野菜，每天一到宿营地，我就和政治处的技术书记郭成柱、俱乐部主任萧元礼、青年干事蔡文福等人，一起到处去挖野菜。挖来以后，用脸盆一煮，没有油，也没有盐，就和着炒过的青稞麦粒吃。由于长期缺油少盐，营养不良，虽然我们当时都很年轻，才20来岁，但全身没劲，走不动路，扛不动枪。
　　有的野菜有毒，部队上当不少，吃了那些有毒的野菜后，脸上乃至全身发肿，轻的拉拉肚子，严重的发烧、头痛甚至昏迷。后来就统一由供给部门找人专门鉴别，再分别通知各个连队。这样一来，中毒的现象才减少了。
　　有的同志实在没有吃的了，就吃自己的皮带。他们把皮带用水泡了，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再和着青稞麦粒一起煮来吃。不过有皮带的人很少，吃皮带也解决不了大问题。当时，我们还听说不少高级干部把仅剩下的马杀了，和大家分着吃马肉。有时候，由于实在没有吃的，一些掉队的战士就开始拣人家大便里的青稞麦粒吃，因为没有磨过的青稞麦粒很难消化，常常是吃麦子粒就拉麦子粒，雨一淋，麦子就露出来了，放进河水一洗，就再吃第二次。 　　草原的气候阴晴雨雪变化无常，我们的衣服是湿了干，干了又湿，中午一走路就出汗，但早晚却冷得不得了。在过草地以前，我们凡是抓到了羊，就把剥下的羊皮留起来做衣服穿，我也弄到了一块。在羊皮的中间挖个圆窟窿，从头上套下去，然后在两边腋下各缝上一条带子，把这两条带子一系，前面后面靠身就成了一个羊皮背心。草地晚上非常冷，睡觉又没有被子，每天晚上我们都缩成一团，幸运的是，我靠这块羊皮保护了身体，没有生病，但到后来身上还是没有劲儿，也快走不动了。
　　到第10天中午，我们来到一个地方，突然看到了一大片用牛粪糊成的房子，就跟我们在毛儿盖住的房子一样，当时我们都很惊异，大家都说：“天哪，草地上还有这样的地方!”黄永胜分析说，既然有“牛屎房”，就会有牛，就会有人家。于是派了侦察兵去侦察。
　　结果侦察的人回来报告说，翻过山20里，就是一片好地方，那里两边沟里都有房子，还有村庄，地里的蔬菜庄稼长得好得很。听了侦察员的报告，黄永胜高兴地说：“这下有希望了!”他下令部队马上出发往那里走。得知前面有人家，大家的情绪马上就起来了，脚下的路也变得轻快了许多，这20里的路，我们只走了两个小时。
　　下午四五点钟，我们赶到了一个村子，然后赶紧去搞粮食。没想到那一带藏族的土司、头人早做了准备，让藏民们把家里的东西都藏到了山上，除了地里长的以外都藏了起来，剩下的就只有个把鸡、没有来得及赶走的个把猪、狗，而且那些狗咬人咬得很厉害。所幸地里有东西，碗豆、萝卜、土豆、大蒜等都有，有了这些，我们就挨不了饿了。有的甚至弄到了羊、牛吃。
　　因为实在是没有吃的，我们也只能吃老百姓的东西，不这样做，红军就活不了。可以说是藏族同胞挽救了中国的革命和红军，没有他们辛辛苦苦种植的粮食和放养的牛羊，我们就活不了，就过不了草地，就到不了甘肃，北上抗日也只是一句空话。当然在藏族同胞中，有些当奴隶的，看到我们队伍来了就跟着走的，但是是极个别的。有的一直跟着我们到了陕北，成了干部，成了共产党员。
　　这时，大家都在问：是不是我们已经走出草地了，前面究竟还有没有草地？最后终于传来消息说，前面已经没有草地了，大家这才松了口气。
　　这一阶段，确实是我们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最艰苦的一个阶段，也是红军北上到新中国建立之前最艰苦的一个阶段。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吃的，只能吃野菜、喝冷水。那水真凉，是从雪山上下来的水，有的人受不了，喝了这水就拉肚子。我当时仗着年轻身体好，安然无事地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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