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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妙悟”、“以禅喻诗”是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的有关诗学理论的著名论说。诗人结合自身学诗与品诗、作诗的体悟，提出“妙悟”说以阐述自己独特的诗歌理论，还将禅学引入诗学，使禅理与诗理融会贯通，由诗意求禅意，以禅理喻诗理，使诗歌理论得到突破性发展。
关键词： 严羽 《沧浪诗话》 妙悟 以禅喻诗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中国古代诗话史上最重要的一部诗话，而《沧浪诗话》提出的许多理论观点，如“兴趣”、“妙悟”、“以禅喻诗”、“以识为主”等，更常常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其中最受众人关注的应该是借禅理探讨诗歌艺术的特征和本质问题的“妙悟”说。
一
“妙悟”说主要是针对北宋以来诗坛上弥漫的一股“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恶劣风气，特别是针对江西诗派的雕琢剽剥与四灵、江湖派的步趋晚唐，规模窄小的陋习有感而发的理论主张。正如严羽所批评的“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1]，严羽认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2]他攻击江西诗派的“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3]。他认为，包括江西诗派在内的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归根到底都是审美主体的自我的丧失，是“诗道之不幸”，将使诗歌发展走入旁门左道，为“辄定诗之宗旨”，严羽提出了“妙悟”说，提倡兴趣说。
“妙悟”说的思想渊源主要本自不立文字、直指本心、一朝顿悟的佛教禅宗的学说。佛典《除盖障菩萨所问经》卷十说：“此法惟内所证，非文字语言而能表达，超越一切语言境界。”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里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4]妙悟说其实质在突出“心”的作用，他借用禅宗中的“悟”强调创作主体在创作活动中应该具备充足的主动性，对于美的事物要有一种特殊的直觉体悟或领悟状态。这种“悟”是审美主体在某一特定境遇中不借助解说推衍而凭直觉就能领悟到的现实存在的深广内涵的欣然兴会，是意与境的情性美和深邃幽远的韵味美的飘然升腾，流彩溢金。诗人不能为了追求这种上乘，而硬要雕词琢句，反而将情景硬插入典故中，从陈旧的纸堆中挖掘生活，没有意趣、情趣，“没有一种被彻底唤醒的‘不涉理路，不落言鉴’的特殊审美情趣，诗歌艺术追求的美的极致应该是‘透彻布珑，不可凑泊’”[5]。严羽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6]就是这个道理。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集中阐述了诗歌理论，他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7]严羽在此解释了多读书与妙悟的关系，他并不否认学的重要性，反而认为熟参勤学应是妙悟的前提，但是严羽认为更重要的是悟。妙悟第一，读书第二。严羽下字很有分寸，“悟”是“当行”，是“本色”，读书穷理不过是“极其至”，妙悟乃写诗学诗的根本[8]，所以，“唯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他认为妙悟可以使人悟得诗道，能悟又肯学，学又能取法乎上，才有希望登上诗之顶巅。
二
禅属宗教，诗属文学，二者本是不同的。但禅和诗都需要敏锐的内心体验，都重启示和象喻，都追求言外之意，这就使禅与诗有了相互沟通的可能。基于此，严羽通过“妙悟”把禅与诗联系起来，并将禅道与诗理相融的理论发展到极致。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中说：“禅宗论云间有三种语，其一为随波逐浪句，谓随物应机不主故常；其二为截断众流句，谓超出言外非情识所到；其三为涵盖乾坤句，谓泯然皆契，无间可伺。其深浅以是为序……”[9]在严羽的诗歌美学中，“悟”有着程度的差异，分为三个层次：不假悟，透彻之悟，一知半解之悟，而严羽最推崇的是“透彻之悟”，实际上指从心灵深处体悟世间万物，是灵感迸发和自然情感的真实流露，使诗作达到纯粹的审美境界，在此境界中人与世界的关系是最紧密的，如鱼得水，相互渗透，相互交融，合而为一。这正是严羽想用禅道释诗理所要极力推广的。他深受禅宗活泼灵动、极富机趣、肯定自我的影响，对“心”的主体作用非常强调，要求诗人突出自我的审美主体性，弘扬自我性灵。客观外物正是在“心”的统摄下，逐步实现审美感觉的从无到有、由实到虚、自具象而幻想，最后主客完美融合达到朦胧幽眇、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入神”境界。明代都穆《南濠诗话》对此评价云：“严沧浪谓论诗如论禅：‘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此最为的论。”[10]
总之，严羽以禅衡诗、以禅论诗，又把这种以禅喻诗的概括性诗歌理论集结于《沧浪诗话》，富有代表性和启发性。他的“妙悟”说标举“别才”、“别趣”，鲜明地提出审美和艺术活动中的直觉性这一重要心理特征，同时辩证地论述读书穷理对于促进创作主体认识水平的积淀、提高具有的重要作用。这些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都是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思想。
参考文献：
[1][2][3][4][5][6][7]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8]陈伯海.严羽和沧浪诗话[M].上海：上海古迹出版社，1987.08.
[9][宋]叶梦得.石林诗话[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10.
[10]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G].北京：中华书局，1983：345.
关键词： 严羽 《沧浪诗话》 妙悟 以禅喻诗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中国古代诗话史上最重要的一部诗话，而《沧浪诗话》提出的许多理论观点，如“兴趣”、“妙悟”、“以禅喻诗”、“以识为主”等，更常常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其中最受众人关注的应该是借禅理探讨诗歌艺术的特征和本质问题的“妙悟”说。
一
“妙悟”说主要是针对北宋以来诗坛上弥漫的一股“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恶劣风气，特别是针对江西诗派的雕琢剽剥与四灵、江湖派的步趋晚唐，规模窄小的陋习有感而发的理论主张。正如严羽所批评的“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1]，严羽认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2]他攻击江西诗派的“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3]。他认为，包括江西诗派在内的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归根到底都是审美主体的自我的丧失，是“诗道之不幸”，将使诗歌发展走入旁门左道，为“辄定诗之宗旨”，严羽提出了“妙悟”说，提倡兴趣说。
“妙悟”说的思想渊源主要本自不立文字、直指本心、一朝顿悟的佛教禅宗的学说。佛典《除盖障菩萨所问经》卷十说：“此法惟内所证，非文字语言而能表达，超越一切语言境界。”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里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4]妙悟说其实质在突出“心”的作用，他借用禅宗中的“悟”强调创作主体在创作活动中应该具备充足的主动性，对于美的事物要有一种特殊的直觉体悟或领悟状态。这种“悟”是审美主体在某一特定境遇中不借助解说推衍而凭直觉就能领悟到的现实存在的深广内涵的欣然兴会，是意与境的情性美和深邃幽远的韵味美的飘然升腾，流彩溢金。诗人不能为了追求这种上乘，而硬要雕词琢句，反而将情景硬插入典故中，从陈旧的纸堆中挖掘生活，没有意趣、情趣，“没有一种被彻底唤醒的‘不涉理路，不落言鉴’的特殊审美情趣，诗歌艺术追求的美的极致应该是‘透彻布珑，不可凑泊’”[5]。严羽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6]就是这个道理。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集中阐述了诗歌理论，他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7]严羽在此解释了多读书与妙悟的关系，他并不否认学的重要性，反而认为熟参勤学应是妙悟的前提，但是严羽认为更重要的是悟。妙悟第一，读书第二。严羽下字很有分寸，“悟”是“当行”，是“本色”，读书穷理不过是“极其至”，妙悟乃写诗学诗的根本[8]，所以，“唯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他认为妙悟可以使人悟得诗道，能悟又肯学，学又能取法乎上，才有希望登上诗之顶巅。
二
禅属宗教，诗属文学，二者本是不同的。但禅和诗都需要敏锐的内心体验，都重启示和象喻，都追求言外之意，这就使禅与诗有了相互沟通的可能。基于此，严羽通过“妙悟”把禅与诗联系起来，并将禅道与诗理相融的理论发展到极致。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中说：“禅宗论云间有三种语，其一为随波逐浪句，谓随物应机不主故常；其二为截断众流句，谓超出言外非情识所到；其三为涵盖乾坤句，谓泯然皆契，无间可伺。其深浅以是为序……”[9]在严羽的诗歌美学中，“悟”有着程度的差异，分为三个层次：不假悟，透彻之悟，一知半解之悟，而严羽最推崇的是“透彻之悟”，实际上指从心灵深处体悟世间万物，是灵感迸发和自然情感的真实流露，使诗作达到纯粹的审美境界，在此境界中人与世界的关系是最紧密的，如鱼得水，相互渗透，相互交融，合而为一。这正是严羽想用禅道释诗理所要极力推广的。他深受禅宗活泼灵动、极富机趣、肯定自我的影响，对“心”的主体作用非常强调，要求诗人突出自我的审美主体性，弘扬自我性灵。客观外物正是在“心”的统摄下，逐步实现审美感觉的从无到有、由实到虚、自具象而幻想，最后主客完美融合达到朦胧幽眇、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入神”境界。明代都穆《南濠诗话》对此评价云：“严沧浪谓论诗如论禅：‘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此最为的论。”[10]
总之，严羽以禅衡诗、以禅论诗，又把这种以禅喻诗的概括性诗歌理论集结于《沧浪诗话》，富有代表性和启发性。他的“妙悟”说标举“别才”、“别趣”，鲜明地提出审美和艺术活动中的直觉性这一重要心理特征，同时辩证地论述读书穷理对于促进创作主体认识水平的积淀、提高具有的重要作用。这些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都是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思想。
参考文献：
[1][2][3][4][5][6][7]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8]陈伯海.严羽和沧浪诗话[M].上海：上海古迹出版社，1987.08.
[9][宋]叶梦得.石林诗话[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10.
[10]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G].北京：中华书局，1983：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