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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不在多，传世则名，法国人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便是这样。他一生只写过3本书，但他的思想却在世界各地扎根，包括中国。
清华大学李强教授曾在他的社会学讲座上饱含忧虑地引用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名言；青年学者刘瑜在《民主的细节》一书中，开篇就用“托克维尔的那场旅行”为题来讲述她所看重的民主故事；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在其著作中，反复运用托克维尔的研究资料。
2012年，这位已逝世150多年的法国思想家，又被中国人隆重提起和纪念。11月30日，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主持召开专家座谈会，听取专家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座谈会结束后，王岐山向与会专家推荐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在随后的一个月里，众多学者纷纷撰文解读托克维尔的思想。为什么一个19世纪的法国贵族，引起中国朝野如此强烈的兴趣？
历经5个政权的贵族
托克维尔，1805年出生在铁血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的帝国，贵族血统。他的一生正值法国民主运动波澜起伏、政权频繁更迭的时期——历经了波旁王朝的复辟，七月王朝的专制统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短暂时光，以及法兰西第二帝国的专制统治，54岁时去世。托克维尔一生追求自由，思考民主、平等的意义和弊端，只是遇到了大革命的波折和诡秘，他的思考最终沦为一个贵族后代的悲鸣和不甘。
在社会动荡的年代里，托克维尔却练就了冷静理性的思维方式，这源于律师职业的熏陶。在法庭实习时，他认识了检察官古斯塔夫·德·博蒙，并与之结下深厚的友谊。26岁时，托克维尔与博蒙一起到美国考察刑法和监狱制度，历时9个多月，回来后两人合写了调查报告。显然，托克维尔并不满足于此，他心中还有更大的目标，即写作《论美国的民主》，30岁时，他出版了这部传世名作的上卷，35岁时，下卷出版。这本著作为他赢得了包括法兰西学院院士在内的诸多荣誉。
有了名气的托克维尔在34岁时开始从政，并当选了省议员，其后进入法国众议院，44岁时出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可惜与时任总统拿破仑三世不和，只当了4个月的部长就愤然辞职。45岁时，他开始写作《回忆录》，反思1848年自己所经历的法国革命。46岁时，因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他被逮捕并关押了一段时间后释放。之后，他退出政坛，开始写《旧制度与大革命》，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独树一帜地思考法国大革命的功绩与悖论。
可以说，在世界近代思想史上，托克维尔都是独一无二的：历经5个政权的磨练给了他现实的依据；严谨的法律训练和多国的社会观察给了他思考的资本；12年的从政经历给了他第一手的政治体验；法国大革命后的现实荒诞则给了他承担历史反思的激情和焦虑。
“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
以无数个人头落地为代价的法国大革命，却没有给法国带来应有的民主成果，反而让各种专制者趁机称帝、复辟、建立王朝，为什么会这样？托克维尔从长远的历史视角反复思考这个问题。
他的第一本著作《论美国的民主》，其实就是想看看这个新大陆怎么在民主的框架下实现自由与平等。要把美国的成功典范引入欧洲，托克维尔的设想是借鉴美国的制度经验。他认为，保障民众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乡镇自治的法律能让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在民主法制指导下建立的政府一般趋向于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代议制、分权原则、权力制衡原则可以让国家有更多的能力和智慧修补错误。
在托克维尔的心中，法国大革命走入歧途，法国上层统治阶级难辞其咎。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他十分苛刻地指责法国政坛名人：“国内最有势力最有知识和最有道德的阶级，根本没去寻求驾驭革命的方法，任凭民主由其狂野的本能去支配，使民主就像失去父母照顾、流浪于街头、只知社会的弊端和悲惨、靠自己成长起来的孩子那样，独立壮大起来。”那些名人不仅不去想创造民主的方法，而且还在立法上还阻碍法国民主的健康成长，甚至为了手中的权力、职位施展各种阴谋诡计，把法国引向了越来越专制、腐败的深渊。
在托克维尔对美国兴致勃勃进行研究时，自己的祖国却越来越动荡。他亲眼看到革命怎样失去它的灵魂，法国旧制度的土壤上如何嫁接出新的专制形式，更加集权的、无所不包的政府被建立，而民众的自由则慢慢被忘记。对此，珍视自由、尊严的托克维尔无比悲痛，却也无可奈何，只能在自己的写作中表明心迹，抒发悲情。他在自己的第二本作品《回忆录》中说：“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
在《回忆录》中，托克维尔尽情地把那些名人的伪善、懦弱、卑鄙、愚蠢揭露了个底朝天。他还表达了自己的爱国心迹：越是在混乱的年代，越是要敢于承担爱国的责任，越是要有道德和斗志。
托克维尔对革命的反思没有停止。退出政坛后，他认真总结了法国革命的独特性究竟在什么地方，从而完成了自己最后一部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
在书里，托克维尔提出了“两个悖论”：一是经济的繁荣加速了革命的到来；二是在民众感受苛政最轻的地方却率先爆发了革命。对这两点，如今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托克维尔对此似乎也早有预感，他在书出版时写信给妻子说：“我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正统保皇派会在这里看到一幅旧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画像，虔诚的教徒会看到一幅不利于教会的画像；革命家会看到一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不感兴趣的画像；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但其人数屈指可数。”
从托克维尔在其3本著作中探讨的主题可以看出，他在寻找以自由与平等为车轮的民主社会前行之路。他眼中的自由，是一种在信仰上帝、法律的前提下，不受政府和他人干涉的言论、行动的快乐；他眼中的平等，是一种追求自由的平等，而不仅仅是追求物质利益和福利的平等；他眼中的民主，就是实现自由与平等的社会。
农民被其他阶层抛弃了
托克维尔绝对想不到，他会在21世纪的中国成为一个话题人物。而事实上，托克维尔的真知灼见对当今中国来讲，正是一本极好的思想教材。
除了“两个悖论”外，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着重论述的另外两点对今天的中国尤其有借鉴意义。一是他对当时法国农民阶层的观察。农民是法国大革命的主力，也是法国最大的底层社会群体。据托克维尔的调查，18世纪的法国，但凡稍有资产者，无不千方百计离开农村迁往城市——“文献证明，农村里几乎从未见过超过一代的富裕农民。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农民被其他阶层抛弃了，当时的法国，旧贵族虽丧失了原有的政治权力，但获得了丰厚的补偿；资产阶级则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唯独农民，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最后，农民自己也抛弃了自己。
二是托克维尔对财富的高速增长，保有高度的警惕。“金钱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
脱胎于革命潮流中的今日中国人，在社会心理和情绪气质上，或多或少地与当年的法国民众有一些相似。对平等的长久性期待，对民主的长久性努力，对自由的长久性渴望，对革命的长久性习惯应用，都集聚在今日中国人的心理上。对此，执政者不能不警醒，不能不从世界文明史中去寻找一些更具智慧的改革手段。
清华大学李强教授曾在他的社会学讲座上饱含忧虑地引用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名言；青年学者刘瑜在《民主的细节》一书中，开篇就用“托克维尔的那场旅行”为题来讲述她所看重的民主故事；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在其著作中，反复运用托克维尔的研究资料。
2012年，这位已逝世150多年的法国思想家，又被中国人隆重提起和纪念。11月30日，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主持召开专家座谈会，听取专家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座谈会结束后，王岐山向与会专家推荐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在随后的一个月里，众多学者纷纷撰文解读托克维尔的思想。为什么一个19世纪的法国贵族，引起中国朝野如此强烈的兴趣？
历经5个政权的贵族
托克维尔，1805年出生在铁血皇帝拿破仑·波拿巴的帝国，贵族血统。他的一生正值法国民主运动波澜起伏、政权频繁更迭的时期——历经了波旁王朝的复辟，七月王朝的专制统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短暂时光，以及法兰西第二帝国的专制统治，54岁时去世。托克维尔一生追求自由，思考民主、平等的意义和弊端，只是遇到了大革命的波折和诡秘，他的思考最终沦为一个贵族后代的悲鸣和不甘。
在社会动荡的年代里，托克维尔却练就了冷静理性的思维方式，这源于律师职业的熏陶。在法庭实习时，他认识了检察官古斯塔夫·德·博蒙，并与之结下深厚的友谊。26岁时，托克维尔与博蒙一起到美国考察刑法和监狱制度，历时9个多月，回来后两人合写了调查报告。显然，托克维尔并不满足于此，他心中还有更大的目标，即写作《论美国的民主》，30岁时，他出版了这部传世名作的上卷，35岁时，下卷出版。这本著作为他赢得了包括法兰西学院院士在内的诸多荣誉。
有了名气的托克维尔在34岁时开始从政，并当选了省议员，其后进入法国众议院，44岁时出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可惜与时任总统拿破仑三世不和，只当了4个月的部长就愤然辞职。45岁时，他开始写作《回忆录》，反思1848年自己所经历的法国革命。46岁时，因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他被逮捕并关押了一段时间后释放。之后，他退出政坛，开始写《旧制度与大革命》，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独树一帜地思考法国大革命的功绩与悖论。
可以说，在世界近代思想史上，托克维尔都是独一无二的：历经5个政权的磨练给了他现实的依据；严谨的法律训练和多国的社会观察给了他思考的资本；12年的从政经历给了他第一手的政治体验；法国大革命后的现实荒诞则给了他承担历史反思的激情和焦虑。
“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
以无数个人头落地为代价的法国大革命，却没有给法国带来应有的民主成果，反而让各种专制者趁机称帝、复辟、建立王朝，为什么会这样？托克维尔从长远的历史视角反复思考这个问题。
他的第一本著作《论美国的民主》，其实就是想看看这个新大陆怎么在民主的框架下实现自由与平等。要把美国的成功典范引入欧洲，托克维尔的设想是借鉴美国的制度经验。他认为，保障民众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乡镇自治的法律能让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在民主法制指导下建立的政府一般趋向于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代议制、分权原则、权力制衡原则可以让国家有更多的能力和智慧修补错误。
在托克维尔的心中，法国大革命走入歧途，法国上层统治阶级难辞其咎。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他十分苛刻地指责法国政坛名人：“国内最有势力最有知识和最有道德的阶级，根本没去寻求驾驭革命的方法，任凭民主由其狂野的本能去支配，使民主就像失去父母照顾、流浪于街头、只知社会的弊端和悲惨、靠自己成长起来的孩子那样，独立壮大起来。”那些名人不仅不去想创造民主的方法，而且还在立法上还阻碍法国民主的健康成长，甚至为了手中的权力、职位施展各种阴谋诡计，把法国引向了越来越专制、腐败的深渊。
在托克维尔对美国兴致勃勃进行研究时，自己的祖国却越来越动荡。他亲眼看到革命怎样失去它的灵魂，法国旧制度的土壤上如何嫁接出新的专制形式，更加集权的、无所不包的政府被建立，而民众的自由则慢慢被忘记。对此，珍视自由、尊严的托克维尔无比悲痛，却也无可奈何，只能在自己的写作中表明心迹，抒发悲情。他在自己的第二本作品《回忆录》中说：“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
在《回忆录》中，托克维尔尽情地把那些名人的伪善、懦弱、卑鄙、愚蠢揭露了个底朝天。他还表达了自己的爱国心迹：越是在混乱的年代，越是要敢于承担爱国的责任，越是要有道德和斗志。
托克维尔对革命的反思没有停止。退出政坛后，他认真总结了法国革命的独特性究竟在什么地方，从而完成了自己最后一部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
在书里，托克维尔提出了“两个悖论”：一是经济的繁荣加速了革命的到来；二是在民众感受苛政最轻的地方却率先爆发了革命。对这两点，如今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托克维尔对此似乎也早有预感，他在书出版时写信给妻子说：“我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正统保皇派会在这里看到一幅旧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画像，虔诚的教徒会看到一幅不利于教会的画像；革命家会看到一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不感兴趣的画像；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但其人数屈指可数。”
从托克维尔在其3本著作中探讨的主题可以看出，他在寻找以自由与平等为车轮的民主社会前行之路。他眼中的自由，是一种在信仰上帝、法律的前提下，不受政府和他人干涉的言论、行动的快乐；他眼中的平等，是一种追求自由的平等，而不仅仅是追求物质利益和福利的平等；他眼中的民主，就是实现自由与平等的社会。
农民被其他阶层抛弃了
托克维尔绝对想不到，他会在21世纪的中国成为一个话题人物。而事实上，托克维尔的真知灼见对当今中国来讲，正是一本极好的思想教材。
除了“两个悖论”外，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着重论述的另外两点对今天的中国尤其有借鉴意义。一是他对当时法国农民阶层的观察。农民是法国大革命的主力，也是法国最大的底层社会群体。据托克维尔的调查，18世纪的法国，但凡稍有资产者，无不千方百计离开农村迁往城市——“文献证明，农村里几乎从未见过超过一代的富裕农民。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农民被其他阶层抛弃了，当时的法国，旧贵族虽丧失了原有的政治权力，但获得了丰厚的补偿；资产阶级则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唯独农民，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最后，农民自己也抛弃了自己。
二是托克维尔对财富的高速增长，保有高度的警惕。“金钱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
脱胎于革命潮流中的今日中国人，在社会心理和情绪气质上，或多或少地与当年的法国民众有一些相似。对平等的长久性期待，对民主的长久性努力，对自由的长久性渴望，对革命的长久性习惯应用，都集聚在今日中国人的心理上。对此，执政者不能不警醒，不能不从世界文明史中去寻找一些更具智慧的改革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