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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氓》出自孔子编订的元典《诗经》，被人教版、苏教版、粤教版等多个版本高中语文必修教材选录。《氓》是中国第一首弃妇诗，讲述的是一个卫国女子从恋爱到结婚再到遭弃的故事。幸福的故事都很相似，而不幸的故事却各有不同。这位卫国弃妇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但我们在嗟叹怜悯的同时，如果换个视角，通过《氓》的悲剧来聚焦孔子的情感内核，应该能够从中读到孔子对生命的真实关怀。
一、以诗正德：这不是一场婚姻纠纷，而是一次社会事件
《氓》中女子遭弃，表层原因有两个：一为女子色“陨”，诗中有“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和“桑之落矣，其黄而陨”等可为依据；二为男子缺“德”，诗中“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可为佐证。至于深层原因，一般理解为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导致了女子的悲剧。但如果仅作如此理解，未免过于笼统和单薄。《诗经》中弃妇既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又是一个普遍的群体，在这一点上，《氓》的弃妇悲剧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典型的背后有更为深刻和具体的社会原因。
何以如是说？我们可以从女子对氓的称呼进行具体解读。历数诗中女子对氓的称呼，共计四种，且前后变化不一。两人刚认识时女子称“氓”（氓之蚩蚩）；恋爱期间女子呼为“子”（子无良媒），“子”古代一般为对男子的尊称。婚后女子改称为“尔”（尔卜尔筮），“尔”意“你”，古代称“尔”，是你我相称，表示关系密切。而遭遗弃后，女子却称男子为“士”（士贰其行）。称呼因情感的不同而变化是很正常的，但由“氓”到“士”的变化显然与身份有关，这是非常紧要的，因为这一称呼的变化中暗藏了一个爱情悲剧发生的主要归因。
“氓”是何种身份？魏源《古诗源》认为“氓”字从“亡”从“民”，谓流亡之民也。根据这一训诂，诗中男主人公应该是一个失去土地，流落在外的人。从诗中“抱布贸丝”的句子来看，他应该是失去土地后，流落顿丘的一个小商贩。“商”在当时是怎样的社会地位呢？我国古代的“民”一般为士、农、工、商，商为四民之末。“商”与“士”的区别在哪呢？《左传》中对“商”的排序有明确表达：《左传》桓公二年记载师服的话说：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襄公九年记载楚国大臣表述晋国的情况时说：晋君类能而使之，举不失选，官不易方。其卿让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竞于教，其庶人力于农穑。商工皂隶，不知迁业。《左传》中的这一系列论述，实际上是对社会各阶层的一种定位。工商业者与农民共同构成了被统治阶层中的自由民，但是，显然，自由民中，士的地位最高，商的地位最低。甚至，《汉书·食货志》中说：“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可见，至汉代，商还是远低于“农”。
据此而言，《氓》中卫国女子对男子的“氓、子、尔、士”等四种称呼，这种亲疏远近构设了女子的情感变化曲线，而这一情感变化曲线的巨大转折点就是一个“士”字。一个“士”字惹是非，一个“士”字定离合，透过现象，这折射的正是男尊女卑社会大环境下这位卫国女子被弃的具体原因。
其实，因地位境遇的变化而导致的类似悲剧在《诗经》中绝不限于《氓》，《邶风·谷风》中女子一句“昔育恐育鞫，及尔颠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道出了丈夫因境遇变化遗弃发妻另结新欢；《小雅·谷风》中被弃女子凄恻委婉地叙述了男子变心的原因是“将安将乐，女转弃予”。除此之外，在《诗经》中因男子无德无“礼”而弃妻的还有很多：《王风·中谷有蓷》中女子遇人不淑遭弃；《郑风·遵大路》中，男子弃家，女子苦挽不留；《小雅·白华》女子痛述丈夫不与妻子休戚与共是因为“之子不犹”和“之子无良，二三其德”。
《诗经》中的这些女性，很符合悲剧的本质定义：“并不是生活中的一切灾难和痛苦都构成悲剧，只有那种由个人不能支配的力量（命运）所引起的灾难却要由某个人来承担责任，这才构成真正的悲剧。“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要吃饭，要有男女感情追求，这很自然，但如果社会普遍缺“德”无“礼”而催生众多女性悲剧，这就不是一次次简单的婚姻纠纷了。孔子辑录的女性悲剧数量表明了事件的普遍性，事件的普遍性表明了现象的社会性特质：《氓》中卫国女子的悲剧，不是一场始乱终弃的简单情感纠纷，而是一件发人深思的社会事件和历史事件！
启蒙运动时期的狄德罗说过：“如果道德败坏了，趣味也必然会堕落。”古代作品是促进道德的，诗教中更是高扬着道德的。面对道德败坏和趣味堕落的社会现状，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给出的不仅是愤怒和同情，还有焦虑。在苦苦思考后，孔子终于认识到社会问题的核心是文化出了问题，一个没有文化核心价值的民族注定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于是孔子给出了解决之道——诗教！
《诗经》的最大特点是“诗教也”。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何谓“兴于诗”？《论语集解》中引包咸注曰：“兴，起也。言修身必先学诗。”孔子把《诗经》的教化作用排在首位，是因为孔子编录《诗经》的核心要义是“思无邪”，就是指思想纯正而不歪邪，这是儒家的道德标准。《诗经》里的情感都是纯真而适度的，读来有澄清心灵的功效。在孔子看来，面对“礼崩乐坏”和社会道德、社会秩序的普遍缺失，诗作为教化的工具是为最佳良策。孔子的诗教作用是巨大的，意义是长远的——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汉代《诗大序》：“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诗。先王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思无邪，乃是要使人读诗人思无邪也。诗，善为可法，恶为可戒。故使人思无邪也。”甚至，《毛诗序》对《关雎》之义作了如此定义：“《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诗的国度才是文明的国度！“《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经》产生前中国已有的诗当然不止三百，为什么孔子只选了这三百首？孔子就是要以诗这种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来传达正直、朴素、温和，以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 一个“士”字，折射的是孔子对社会乱象的拨乱反正；以诗正德，这是孔子对女子遭弃这一社会事件的理性回复。
二、女子并不难养：这不仅是一次社会事件，还是一份女权宣言
《氓》中女子被弃，有人归因为春秋时期，身处夫权社会，妇女社会地位卑下是女性被弃的根本原因。而现实中人们又习惯于把“男尊女卑”信为孔门儒家主张。说是儒家主张不为过，但如果说是孔子主张，实则是太过了。
作历史考证，“男尊女卑”一语源出于战国时期的《列子·天瑞篇》。类似说法的历史延续有：法家韩非主张“家无二贵”；东汉班固集诸儒见解编录的《白虎通》中提出“三纲五常——夫为妻纲”；东汉班昭在《女诫》中说“妇德，不必明才绝异也”；宋代《宋刑统》中妾媵制度（男子多妻制）规定“五品以上有媵，庶人以上有妾”；宋代案例汇集《清明集》中规定“夫有弃妻之理，妻无弃夫之条”；明代文人陈继儒更是直言“女子无才便是德”。而孔子则从没有讲过，相反，如果认真查查儒家典籍，就会发现夫子主张的恰恰是“男女同尊卑”和敬妻之道。
我们可以从被誉为“孔子研究第一书”的《孔子家语》中看到孔子对女性的尊重：孔子始终认为敬妻子，敬身为大。《孔子家语·大婚解第四》中谈到孔子同鲁哀公谈论做人的道理时，孔子曰：“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盖有道焉。妻也者，亲之主也。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与？是故，君子无不敬。敬也者，敬身为大。身也者，亲之支也，敢不敬与？不敬其身，是伤其亲；伤其亲，是伤其本也；伤其本，则支从之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以修此三者，则大化忾乎天下矣，昔太王之道也。如此，国家顺矣。”这里孔子虽然是喻指治国之道，但言语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孔子强调了婚姻的重要性，明确表达了他对女子、妻子的态度。夏商周三代的圣明君主是孔子的偶像，他们不仅有敬妻的态度，还有敬妻的方法。孔子认为敬妻、敬身为大，孔子的理解是：妻子是其父母的支脉，敬妻之身的本质是敬其父母双亲，这是一名夫君最起码、最基础的责任和担当。夫妻相互爱护，彼此尊重，就是孝的延伸，也将回到孝的根本。何况，孔子三岁丧父，非常敬爱含苦茹辛培育自己成长的寡母，泛泛贬低一切妇女，甚至与小人相提并论，这是背离孔子的一贯思想和基本常识的悖论。
如此，孔子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男权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是一个妇女弱势群体的同情者。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如果是孔子促成了男尊女卑，那么孔子还会以《氓》等大量弃妇诗入《诗》，来进行美教化、移风俗吗？
唯一被人们认为孔子歧视妇女的一句话出自《论语·阳货》：“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前一句话“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几成至理名言，而后一句话却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实这是典型的脱离语境断章取义。孔子说的“女子”，并不等同于像《氓》中这样的广大女子，只是妇女中“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者。并非所有的女子都难养，只是“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的“女子”难养。也就是说，孔子决非泛论一切妇女，只是专指妇女当中弄权肇祸的特定对象，是在特定语境下的有感而发。
对于孔子这句话，国学大师钱穆在谈齐家之道时有一番阐释：“此处女子、小人指家中仆妾言。孔子这句话是针对如何处理同仆妾之间的关系。妾视仆尤近，故女子在小人前。因其指仆妾，故称养。待之近，则狎而不逊。远，则怨恨必作。善御仆妾，亦齐家之一事。白话的意思就是：先生说，只有家里的妾伺和仆人最难养。你若和他们接近了，他将不知有逊让。你若和他们远了，他便会怨恨你。”而上海作家沈善增在说治国之道中也有类似的观点：女、子、小人为三股政治势力。“女”指的是君主的妻妾，“子”指的是君主的儿子，“小人”指的是君主周围的宠臣、佞臣、优伶、宦官之类。从先秦典籍文献中看，君主的妻妾参政，就是为了自己生的儿子当继位者。所以伙同儿子，与近臣相勾结，争夺继承权。这是当时经常发生的事情，也是政治家非常关心的问题。《韩非子》论“八奸”，头三条，“一曰同床”，即指“女”；“二曰在旁”，指“小人”；“三曰父兄”，指“子”。“女”“子”“小人”三者勾结起来，乱政篡权，是当时引发政治动乱的主要根源，因此，也是政治的首要问题。
如此，多相借鉴，断章取义的说孔夫子蔑视全体女性的确是有失偏颇的。
其实，春秋时期，社会发展进步带来男女分工变化以及社会地位的差异，并不意味着“男尊女卑”有理，更不容歧视妇女。《周礼》中将妇女纺织生产称为“妇功”，并将之与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和农夫并列，这说明了纺织业在经济生产中的地位和女子在社会中的地位相当重要。《周易·序卦》把天地、阴阳、男女（公母）作为自然界的始基，夫妇作为社会的始基，是统一体相反相成的两翼，缺一不可，属于同一层次，因此男女本来平等，“父母共为一家之长”。《中庸》也有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意为谈论孝道应是父母并列。《释名》曰：“妻，齐也。”《说文》曰：“妻，妇与夫齐者也。”父权社会中，许多明君名臣都有良母贤妻教导和襄助，如周文王之妻，武王之母，西伯治外，文母治内，德政流布，风化大兴等，更是不争的事实。
女子并不难养！男尊女亦不卑！考证历史，让我们看到了孔子对待女性的同情、理解、尊重和以《氓》入诗的真实目的；为孔子正名，也让我们看到了孔子除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等之外的另一个柔软的面孔：一个真实的女权主义者！
三、孔子有爱：这不仅是女权宣言，更是一种生命关怀！
王充在《论衡》中说：“天文人文，文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然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亚里士多德也说：“在一切的科学和艺术里，其目的都是为了善。”如果深入探究，我们还可看到《氓》更深层次的精神内蕴。
《氓》中女子，婚后，日夜操劳，但她对爱的守护对爱的忠诚不变！曾以为可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却不曾想最终还是被始乱终弃弃之如履。既然这样，那就一刀两断！ 对这位卫国女子的悲戚、愤怒和反抗，有人却斥她为奔女，认为这是遇人不淑应自食其果，朱熹就说：“妇人无外事，难以贞信为节，一失其正，则余无可观尔。”但无疑，孔子却不这样认为。
翻翻《诗经》，很多的诗句不是在限制女子的人生自由和对其社会地位进行限高，相反却是极力赞美女子的爱情追求以及对被弃妇女的同情。如《诗经·野有死麕》：“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如《邶风·静女》：“静女其殊，俟我于城隅。”每一个爱情场面，都优美奔放，健康自然。再如《召南·江有汜》《邶风·日月》《邶风·终风》《邶风·谷风》《王风·中谷有蓷》《郑风·遵大路》《小雅·我行其野》《小雅·谷风》《小雅·白华》等，每首诗对妇女被弃都充满了深深的同情，如《小雅·我行其野》中男子喜新厌旧，女子决绝地返回故乡，并怒斥男子“成不以富，亦祗以异”；《王风·中谷有蓷》女子被薄幸丈夫抛弃，她不是一昧地怨天尤人，而是痛定思痛，得出了“遇人之艰难”、“遇人之不淑”和“何嗟及矣”的结论。这是对自己过去生活的小结，也是对今后生活的警诫。吟唱出来，当然是对更多已婚未婚妇女的提醒和劝告。就是《氓》，女子被“二三其德”的氓抛弃，她不是委屈地自怨自艾、以泪洗面，而是愤怒地喊出：“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看清氓是一个品质卑劣之徒之后，女子没有疑惧，没有彷徨，而是理智、坚定地选择离他而去。如果当时的礼教确是给了婚后女子过多的道德约束，女子火山一般的愤怒不是更预示着强烈的抗争吗？就是到了汉代，《孔雀东南飞》中一句“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也足以表明刘兰芝不是被弃，而是主动要求被弃。
透过《氓》，我们能够明显地看到：哀伤怨恨的背后是男子的负心薄幸、家暴和男尊女卑的不公社会；勇于诀别的背后是对氓不良行径的痛斥与厌恶；爱情伤痛的背后是女子生命的颤动，灵魂的呼叫；以自身经历告诫其他女子的背后是这位卫国女子对社会道德的勇敢审判。可以说，在这位被抛弃的妇女身上，仍然保留着妇女自重自觉的品格，这正是她灵魂中清醒而坚强的一面。
好的文学要用富于创造性的形式表达普遍的人性，表达带有普遍性的人生之思，而这种人性和人生之思常常是超越道德之上的。《氓》给我们呈现了在世间最美好的感情——爱情面前的个人道德丑陋和社会行为丑陋，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古代女子对追求爱和理想生活姿态的强烈诉求。人的自然性情是压抑、扼杀不了的，在某些道德教化眼中的淫奔之诗，恰恰是追求自由恋爱、抒发自然情性的绝唱。而孔子正是以此启迪人们——人活着不只是一种物质存在，更是一种精神存在，精神的美在于真诚和率性，而任何破坏这种美的必然是丑恶的。
《诗经》就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而一篇《氓》折射的分明就是孔子对生命的最真实关怀。何谓真实关怀？孔子对女性的怜悯是普泛的，他在写这些女子的时候，并不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施以微薄的同情，而是设身处地为这些苦命女子着想，对于女子们的痛他总是能够感同身受，真心同情她们。《诗经》中女性意识的朦胧觉醒主要靠的是他的一颗悲悯之心以及女性应有的独立的社会地位的责任思考，以至于倾一己之力和一生之力去改变和重构某些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在这一点上，足见孔子的远见卓识和大爱之心。
不仅如此，如果作历史纵深思考，我们会发现：孔子对生命的真实关怀在今天还在延续。童话中公主和王子幸福地结婚了，是故事的美好结束，但在现实中这种情节却常常是悲剧的开始。关照历史纵深，我们会发现：古代女子追求爱情的足迹，一路走来，留下的都是泪水和悲剧。只羡鸳鸯不羡仙的白娘子，不要金榜题名只要和元稹相伴一生的崔莺莺，死后化蝶的祝英台，自挂东南枝的刘兰芝，永不原谅的霍小玉，自沉江水的杜十娘，等等。遇人不淑是女人最大的不幸，而识人不明更是主动犯下的错。问世间情为何物？这都是爱情惹的祸！
我们不禁要问：爱情的喜剧都去哪里了？这是一个历史话题，也是一个至今都应思索的社会话题。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从某种程度上说，女子嫁人，就是嫁给了一种命运。女性命运的枷锁背后昭示的依然是女性的不独立。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还有“宁在宝马车上哭，不在自行车上笑”的惊人观念存在着的原因。
席慕容有首诗：假如爱情可以解释，誓言可以修改，假如相遇可以重新安排，那么，生活就会比较容易。是的，《氓》这首吟唱了三千年的歌谣，时至今日，只要我们用心去听，还会听到文字背后的欢笑和哭泣！情是诗的内核，三千年，还被感动着，说明：文字的温度还在，孔子的生命关怀还在，孔子的爱还在！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对孔子的评价，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说：“东方找到了一位智者。”英国学者李约瑟说：“孔子是无冕皇帝。”美国文艺复兴领袖爱默生说：“孔子是哲学上的华盛顿。”而《史记·孔子世家》最后司马迁这样评价孔子，“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一个人的精神发展史就是阅读史。阅读古典，就是在文学的山岗上采撷一些美丽，来装点自己人文精神的宫殿，来释放自己内心精神的自由，从而以文学滋养文学，以文学滋养人生。
孔子已去，《诗经》还在。时隔三千年，面对经典，让现代的纷扰从身周流过，与君溯流而上，褪去烦扰与痴怨，着素衣，撷芳兰，咏古调，再听一曲上古遗音。
[作者通联：南京市玄武区教研室]
一、以诗正德：这不是一场婚姻纠纷，而是一次社会事件
《氓》中女子遭弃，表层原因有两个：一为女子色“陨”，诗中有“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和“桑之落矣，其黄而陨”等可为依据；二为男子缺“德”，诗中“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可为佐证。至于深层原因，一般理解为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导致了女子的悲剧。但如果仅作如此理解，未免过于笼统和单薄。《诗经》中弃妇既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又是一个普遍的群体，在这一点上，《氓》的弃妇悲剧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典型的背后有更为深刻和具体的社会原因。
何以如是说？我们可以从女子对氓的称呼进行具体解读。历数诗中女子对氓的称呼，共计四种，且前后变化不一。两人刚认识时女子称“氓”（氓之蚩蚩）；恋爱期间女子呼为“子”（子无良媒），“子”古代一般为对男子的尊称。婚后女子改称为“尔”（尔卜尔筮），“尔”意“你”，古代称“尔”，是你我相称，表示关系密切。而遭遗弃后，女子却称男子为“士”（士贰其行）。称呼因情感的不同而变化是很正常的，但由“氓”到“士”的变化显然与身份有关，这是非常紧要的，因为这一称呼的变化中暗藏了一个爱情悲剧发生的主要归因。
“氓”是何种身份？魏源《古诗源》认为“氓”字从“亡”从“民”，谓流亡之民也。根据这一训诂，诗中男主人公应该是一个失去土地，流落在外的人。从诗中“抱布贸丝”的句子来看，他应该是失去土地后，流落顿丘的一个小商贩。“商”在当时是怎样的社会地位呢？我国古代的“民”一般为士、农、工、商，商为四民之末。“商”与“士”的区别在哪呢？《左传》中对“商”的排序有明确表达：《左传》桓公二年记载师服的话说：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襄公九年记载楚国大臣表述晋国的情况时说：晋君类能而使之，举不失选，官不易方。其卿让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竞于教，其庶人力于农穑。商工皂隶，不知迁业。《左传》中的这一系列论述，实际上是对社会各阶层的一种定位。工商业者与农民共同构成了被统治阶层中的自由民，但是，显然，自由民中，士的地位最高，商的地位最低。甚至，《汉书·食货志》中说：“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可见，至汉代，商还是远低于“农”。
据此而言，《氓》中卫国女子对男子的“氓、子、尔、士”等四种称呼，这种亲疏远近构设了女子的情感变化曲线，而这一情感变化曲线的巨大转折点就是一个“士”字。一个“士”字惹是非，一个“士”字定离合，透过现象，这折射的正是男尊女卑社会大环境下这位卫国女子被弃的具体原因。
其实，因地位境遇的变化而导致的类似悲剧在《诗经》中绝不限于《氓》，《邶风·谷风》中女子一句“昔育恐育鞫，及尔颠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道出了丈夫因境遇变化遗弃发妻另结新欢；《小雅·谷风》中被弃女子凄恻委婉地叙述了男子变心的原因是“将安将乐，女转弃予”。除此之外，在《诗经》中因男子无德无“礼”而弃妻的还有很多：《王风·中谷有蓷》中女子遇人不淑遭弃；《郑风·遵大路》中，男子弃家，女子苦挽不留；《小雅·白华》女子痛述丈夫不与妻子休戚与共是因为“之子不犹”和“之子无良，二三其德”。
《诗经》中的这些女性，很符合悲剧的本质定义：“并不是生活中的一切灾难和痛苦都构成悲剧，只有那种由个人不能支配的力量（命运）所引起的灾难却要由某个人来承担责任，这才构成真正的悲剧。“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要吃饭，要有男女感情追求，这很自然，但如果社会普遍缺“德”无“礼”而催生众多女性悲剧，这就不是一次次简单的婚姻纠纷了。孔子辑录的女性悲剧数量表明了事件的普遍性，事件的普遍性表明了现象的社会性特质：《氓》中卫国女子的悲剧，不是一场始乱终弃的简单情感纠纷，而是一件发人深思的社会事件和历史事件！
启蒙运动时期的狄德罗说过：“如果道德败坏了，趣味也必然会堕落。”古代作品是促进道德的，诗教中更是高扬着道德的。面对道德败坏和趣味堕落的社会现状，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给出的不仅是愤怒和同情，还有焦虑。在苦苦思考后，孔子终于认识到社会问题的核心是文化出了问题，一个没有文化核心价值的民族注定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于是孔子给出了解决之道——诗教！
《诗经》的最大特点是“诗教也”。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何谓“兴于诗”？《论语集解》中引包咸注曰：“兴，起也。言修身必先学诗。”孔子把《诗经》的教化作用排在首位，是因为孔子编录《诗经》的核心要义是“思无邪”，就是指思想纯正而不歪邪，这是儒家的道德标准。《诗经》里的情感都是纯真而适度的，读来有澄清心灵的功效。在孔子看来，面对“礼崩乐坏”和社会道德、社会秩序的普遍缺失，诗作为教化的工具是为最佳良策。孔子的诗教作用是巨大的，意义是长远的——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汉代《诗大序》：“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诗。先王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思无邪，乃是要使人读诗人思无邪也。诗，善为可法，恶为可戒。故使人思无邪也。”甚至，《毛诗序》对《关雎》之义作了如此定义：“《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诗的国度才是文明的国度！“《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经》产生前中国已有的诗当然不止三百，为什么孔子只选了这三百首？孔子就是要以诗这种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来传达正直、朴素、温和，以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 一个“士”字，折射的是孔子对社会乱象的拨乱反正；以诗正德，这是孔子对女子遭弃这一社会事件的理性回复。
二、女子并不难养：这不仅是一次社会事件，还是一份女权宣言
《氓》中女子被弃，有人归因为春秋时期，身处夫权社会，妇女社会地位卑下是女性被弃的根本原因。而现实中人们又习惯于把“男尊女卑”信为孔门儒家主张。说是儒家主张不为过，但如果说是孔子主张，实则是太过了。
作历史考证，“男尊女卑”一语源出于战国时期的《列子·天瑞篇》。类似说法的历史延续有：法家韩非主张“家无二贵”；东汉班固集诸儒见解编录的《白虎通》中提出“三纲五常——夫为妻纲”；东汉班昭在《女诫》中说“妇德，不必明才绝异也”；宋代《宋刑统》中妾媵制度（男子多妻制）规定“五品以上有媵，庶人以上有妾”；宋代案例汇集《清明集》中规定“夫有弃妻之理，妻无弃夫之条”；明代文人陈继儒更是直言“女子无才便是德”。而孔子则从没有讲过，相反，如果认真查查儒家典籍，就会发现夫子主张的恰恰是“男女同尊卑”和敬妻之道。
我们可以从被誉为“孔子研究第一书”的《孔子家语》中看到孔子对女性的尊重：孔子始终认为敬妻子，敬身为大。《孔子家语·大婚解第四》中谈到孔子同鲁哀公谈论做人的道理时，孔子曰：“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盖有道焉。妻也者，亲之主也。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与？是故，君子无不敬。敬也者，敬身为大。身也者，亲之支也，敢不敬与？不敬其身，是伤其亲；伤其亲，是伤其本也；伤其本，则支从之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以修此三者，则大化忾乎天下矣，昔太王之道也。如此，国家顺矣。”这里孔子虽然是喻指治国之道，但言语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孔子强调了婚姻的重要性，明确表达了他对女子、妻子的态度。夏商周三代的圣明君主是孔子的偶像，他们不仅有敬妻的态度，还有敬妻的方法。孔子认为敬妻、敬身为大，孔子的理解是：妻子是其父母的支脉，敬妻之身的本质是敬其父母双亲，这是一名夫君最起码、最基础的责任和担当。夫妻相互爱护，彼此尊重，就是孝的延伸，也将回到孝的根本。何况，孔子三岁丧父，非常敬爱含苦茹辛培育自己成长的寡母，泛泛贬低一切妇女，甚至与小人相提并论，这是背离孔子的一贯思想和基本常识的悖论。
如此，孔子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男权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是一个妇女弱势群体的同情者。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如果是孔子促成了男尊女卑，那么孔子还会以《氓》等大量弃妇诗入《诗》，来进行美教化、移风俗吗？
唯一被人们认为孔子歧视妇女的一句话出自《论语·阳货》：“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前一句话“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几成至理名言，而后一句话却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实这是典型的脱离语境断章取义。孔子说的“女子”，并不等同于像《氓》中这样的广大女子，只是妇女中“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者。并非所有的女子都难养，只是“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的“女子”难养。也就是说，孔子决非泛论一切妇女，只是专指妇女当中弄权肇祸的特定对象，是在特定语境下的有感而发。
对于孔子这句话，国学大师钱穆在谈齐家之道时有一番阐释：“此处女子、小人指家中仆妾言。孔子这句话是针对如何处理同仆妾之间的关系。妾视仆尤近，故女子在小人前。因其指仆妾，故称养。待之近，则狎而不逊。远，则怨恨必作。善御仆妾，亦齐家之一事。白话的意思就是：先生说，只有家里的妾伺和仆人最难养。你若和他们接近了，他将不知有逊让。你若和他们远了，他便会怨恨你。”而上海作家沈善增在说治国之道中也有类似的观点：女、子、小人为三股政治势力。“女”指的是君主的妻妾，“子”指的是君主的儿子，“小人”指的是君主周围的宠臣、佞臣、优伶、宦官之类。从先秦典籍文献中看，君主的妻妾参政，就是为了自己生的儿子当继位者。所以伙同儿子，与近臣相勾结，争夺继承权。这是当时经常发生的事情，也是政治家非常关心的问题。《韩非子》论“八奸”，头三条，“一曰同床”，即指“女”；“二曰在旁”，指“小人”；“三曰父兄”，指“子”。“女”“子”“小人”三者勾结起来，乱政篡权，是当时引发政治动乱的主要根源，因此，也是政治的首要问题。
如此，多相借鉴，断章取义的说孔夫子蔑视全体女性的确是有失偏颇的。
其实，春秋时期，社会发展进步带来男女分工变化以及社会地位的差异，并不意味着“男尊女卑”有理，更不容歧视妇女。《周礼》中将妇女纺织生产称为“妇功”，并将之与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和农夫并列，这说明了纺织业在经济生产中的地位和女子在社会中的地位相当重要。《周易·序卦》把天地、阴阳、男女（公母）作为自然界的始基，夫妇作为社会的始基，是统一体相反相成的两翼，缺一不可，属于同一层次，因此男女本来平等，“父母共为一家之长”。《中庸》也有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意为谈论孝道应是父母并列。《释名》曰：“妻，齐也。”《说文》曰：“妻，妇与夫齐者也。”父权社会中，许多明君名臣都有良母贤妻教导和襄助，如周文王之妻，武王之母，西伯治外，文母治内，德政流布，风化大兴等，更是不争的事实。
女子并不难养！男尊女亦不卑！考证历史，让我们看到了孔子对待女性的同情、理解、尊重和以《氓》入诗的真实目的；为孔子正名，也让我们看到了孔子除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等之外的另一个柔软的面孔：一个真实的女权主义者！
三、孔子有爱：这不仅是女权宣言，更是一种生命关怀！
王充在《论衡》中说：“天文人文，文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然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亚里士多德也说：“在一切的科学和艺术里，其目的都是为了善。”如果深入探究，我们还可看到《氓》更深层次的精神内蕴。
《氓》中女子，婚后，日夜操劳，但她对爱的守护对爱的忠诚不变！曾以为可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却不曾想最终还是被始乱终弃弃之如履。既然这样，那就一刀两断！ 对这位卫国女子的悲戚、愤怒和反抗，有人却斥她为奔女，认为这是遇人不淑应自食其果，朱熹就说：“妇人无外事，难以贞信为节，一失其正，则余无可观尔。”但无疑，孔子却不这样认为。
翻翻《诗经》，很多的诗句不是在限制女子的人生自由和对其社会地位进行限高，相反却是极力赞美女子的爱情追求以及对被弃妇女的同情。如《诗经·野有死麕》：“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如《邶风·静女》：“静女其殊，俟我于城隅。”每一个爱情场面，都优美奔放，健康自然。再如《召南·江有汜》《邶风·日月》《邶风·终风》《邶风·谷风》《王风·中谷有蓷》《郑风·遵大路》《小雅·我行其野》《小雅·谷风》《小雅·白华》等，每首诗对妇女被弃都充满了深深的同情，如《小雅·我行其野》中男子喜新厌旧，女子决绝地返回故乡，并怒斥男子“成不以富，亦祗以异”；《王风·中谷有蓷》女子被薄幸丈夫抛弃，她不是一昧地怨天尤人，而是痛定思痛，得出了“遇人之艰难”、“遇人之不淑”和“何嗟及矣”的结论。这是对自己过去生活的小结，也是对今后生活的警诫。吟唱出来，当然是对更多已婚未婚妇女的提醒和劝告。就是《氓》，女子被“二三其德”的氓抛弃，她不是委屈地自怨自艾、以泪洗面，而是愤怒地喊出：“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看清氓是一个品质卑劣之徒之后，女子没有疑惧，没有彷徨，而是理智、坚定地选择离他而去。如果当时的礼教确是给了婚后女子过多的道德约束，女子火山一般的愤怒不是更预示着强烈的抗争吗？就是到了汉代，《孔雀东南飞》中一句“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也足以表明刘兰芝不是被弃，而是主动要求被弃。
透过《氓》，我们能够明显地看到：哀伤怨恨的背后是男子的负心薄幸、家暴和男尊女卑的不公社会；勇于诀别的背后是对氓不良行径的痛斥与厌恶；爱情伤痛的背后是女子生命的颤动，灵魂的呼叫；以自身经历告诫其他女子的背后是这位卫国女子对社会道德的勇敢审判。可以说，在这位被抛弃的妇女身上，仍然保留着妇女自重自觉的品格，这正是她灵魂中清醒而坚强的一面。
好的文学要用富于创造性的形式表达普遍的人性，表达带有普遍性的人生之思，而这种人性和人生之思常常是超越道德之上的。《氓》给我们呈现了在世间最美好的感情——爱情面前的个人道德丑陋和社会行为丑陋，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古代女子对追求爱和理想生活姿态的强烈诉求。人的自然性情是压抑、扼杀不了的，在某些道德教化眼中的淫奔之诗，恰恰是追求自由恋爱、抒发自然情性的绝唱。而孔子正是以此启迪人们——人活着不只是一种物质存在，更是一种精神存在，精神的美在于真诚和率性，而任何破坏这种美的必然是丑恶的。
《诗经》就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而一篇《氓》折射的分明就是孔子对生命的最真实关怀。何谓真实关怀？孔子对女性的怜悯是普泛的，他在写这些女子的时候，并不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施以微薄的同情，而是设身处地为这些苦命女子着想，对于女子们的痛他总是能够感同身受，真心同情她们。《诗经》中女性意识的朦胧觉醒主要靠的是他的一颗悲悯之心以及女性应有的独立的社会地位的责任思考，以至于倾一己之力和一生之力去改变和重构某些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在这一点上，足见孔子的远见卓识和大爱之心。
不仅如此，如果作历史纵深思考，我们会发现：孔子对生命的真实关怀在今天还在延续。童话中公主和王子幸福地结婚了，是故事的美好结束，但在现实中这种情节却常常是悲剧的开始。关照历史纵深，我们会发现：古代女子追求爱情的足迹，一路走来，留下的都是泪水和悲剧。只羡鸳鸯不羡仙的白娘子，不要金榜题名只要和元稹相伴一生的崔莺莺，死后化蝶的祝英台，自挂东南枝的刘兰芝，永不原谅的霍小玉，自沉江水的杜十娘，等等。遇人不淑是女人最大的不幸，而识人不明更是主动犯下的错。问世间情为何物？这都是爱情惹的祸！
我们不禁要问：爱情的喜剧都去哪里了？这是一个历史话题，也是一个至今都应思索的社会话题。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从某种程度上说，女子嫁人，就是嫁给了一种命运。女性命运的枷锁背后昭示的依然是女性的不独立。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还有“宁在宝马车上哭，不在自行车上笑”的惊人观念存在着的原因。
席慕容有首诗：假如爱情可以解释，誓言可以修改，假如相遇可以重新安排，那么，生活就会比较容易。是的，《氓》这首吟唱了三千年的歌谣，时至今日，只要我们用心去听，还会听到文字背后的欢笑和哭泣！情是诗的内核，三千年，还被感动着，说明：文字的温度还在，孔子的生命关怀还在，孔子的爱还在！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对孔子的评价，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说：“东方找到了一位智者。”英国学者李约瑟说：“孔子是无冕皇帝。”美国文艺复兴领袖爱默生说：“孔子是哲学上的华盛顿。”而《史记·孔子世家》最后司马迁这样评价孔子，“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一个人的精神发展史就是阅读史。阅读古典，就是在文学的山岗上采撷一些美丽，来装点自己人文精神的宫殿，来释放自己内心精神的自由，从而以文学滋养文学，以文学滋养人生。
孔子已去，《诗经》还在。时隔三千年，面对经典，让现代的纷扰从身周流过，与君溯流而上，褪去烦扰与痴怨，着素衣，撷芳兰，咏古调，再听一曲上古遗音。
[作者通联：南京市玄武区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