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为科学家，陈宜瑜在自然科学基金建立之初，就开始参与项目的评审工作，曾多年担任生命科学领域的评审专家组长，对科学基金可以说了如指掌。2003年12月被任命为基金委主任，陈宜瑜在这里已工作了5年。
5年的时间硕果累累。
陈宜瑜是官员，也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他属于那种外在和内在均风平浪静的人，就如对“禅”悟得很深的佛家之人，提及自己的成长历程，哪一段是挫折，哪一段是成功，对他而言都是人生之正常组成。他是一个心态异常平和的官员。
他的命运和中国的政治命运一样几经风雨，但他却不认为这是挫折
陈宜瑜9岁升入中学，15岁考上了大学，有一个不寻常的童年，称得上是神童。但是对此，陈宜瑜却无奈了笑着摇摇头说，那是一个特殊年代制造出来的传奇经历。
他在大学里专攻“海洋生物”，这是厦大最具特色的学科。大学的熏陶使陈宜瑜逐渐“开窍”，五年的大学生涯带给他知识的同时，身心也健康成长，完成了一个懵懂玩童向积极上进的青年的蜕变。
1964年大学毕业后，陈宜瑜被分配到武汉的中科院水生物研究所工作。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陈宜瑜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坚信自己能成为一位出色的鱼类学家。但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被卷入到了中国阶级斗争的漩涡中。在四清运动的第三期，他被任命为一个大队“四清”工作组副组长，22岁的他学会了管理生产队，学会了从事农村的劳动，样样工作干得有声有色。这是一段那个年代的人都经历过的“命运多舛”，他的命运和中国的政治命运一样几经风雨。那时的陈宜瑜静下心来看了很多书，即便是在被关进“牛棚”期间他也在思考许多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他笑着说：“这一段经历真是丰富极了，真是一个社会大学校，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我以后的人生成长，影响还是相当大的。”回首走过的人生之路，陈宜瑜说他从来不会感到哪一段经历是挫折，也不会后悔哪一段可能是失意的经历，他说，人的一生都是由不同阶段组合而成，每一段都很有意义。
1969年，从“牛棚”被“解放”出来不久，陈宜瑜参加了湖北省渔业调查。调查组中有著名的鱼类生态学家和实践经验丰富的养殖学家。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和这些专家朝夕相处，跑遍了湖北的知名养殖场。一路下来，陈宜瑜学到了很多东西，学到了老百姓创造的新的养殖模式，包括从苗种繁育、饲养技术和捕捞加工的全过程。虽然很快调查组就解散了，但他却很认真地将调查的情况写成了一个报告，这个密密麻麻逐字逐句修改而成的报告成为他学术生涯的起点。
对淡水鱼类分类和系统进化的研究成果，弥补了国内外的空白，他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大大提升。虽已功成名就，但陈宜瑜从来就没有忘记在科研之路上老师和同仁对他的帮助，他特别难忘的是手把手引导他走上鱼类学研究之路的启蒙导师——著名动物学家、鱼类学家、线虫学家伍献文先生。
对导师伍献文先生的感恩之情
1973年，陈宜瑜在供职的水生物研究所鱼类学研究室见到了时年已73岁的伍先生。伍先生一直都很看好这位好学、踏实、认真的年轻人，是老人家亲自把陈宜瑜要来的。伍先生当时正在致力于《中国鲤科鱼类志》的编撰。他对陈宜瑜说：“你试着把鲤科的鳅亚科完成吧。”
在陈宜瑜眼中，伍先生是一位从不发脾气的老人，他总是很和蔼地告诉陈宜瑜研究工作的基本规律、如何查文献、如何判断特征。在伍先生的指导下，陈宜瑜很快完成了鳅亚科的整理工作。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在整理工作中，一直在认真琢磨许多学术问题，这为他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77年，凝聚着伍先生心血的《中国鲤科鱼类志》下卷出版了，该书是研究中国淡水鱼类的必备文献，也是研究全世界鲤科鱼类的重要资料。在这个基础上，伍先生又提出了一个新目标：一直以来中国人在鱼类的分类研究方面采用的都是外国科学家的系统，中国有这么丰富的资源，应该拿出我们对鲤形目或鲤科鱼类分类系统的新观点。
就这样，在伍先生的带领下，陈宜瑜等立刻开始了这个方面的研究。也是因为这项研究的开展，陈宜瑜他们很快发现，“文革”十年中，国外关于鱼类的分类和研究，甚至整个生物系统发育理论的研究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形成了比较完备理论框架体系，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些新的理论和全新的概念。而当时我国这方面还根本没有起步，我们根本看不懂国外的许多理论，有些关键性的词条在字典里也找不到，更不要说理解其意思和概念。为了深化对国外专家著名理论关于生物系统发育新理论和新概念的理解，陈宜瑜组织学术研讨会讨论，并请国外专家来讲学，对当时中国生物学界起到了启蒙教育的作用，对推动国内整个生物系统学的进步有很大意义。
陈宜瑜克服各方面困难多次深入青藏高原腹地，对那里的鱼类进行广泛深入的科学考察。记得1976年他参加青藏科考队藏北分队的科学考察，前往海拔4500米的羌塘无人区，汽车在荒无人烟的山上颠簸而行，汽车终于陷进土里开不动了，只好找来牦牛驮着给养和设备，后来草料没有了，牦牛也给饿死了。盛夏的6、7月份，高原上却下起了大雪，半夜里把帐篷都压垮了。由于条件艰苦，不少人只得先期结束考察回内地，到达昆仑山时，出发时28人的科考队只有15人坚持了下来。他通过对裂腹鱼类的起源和演化的分析，探讨了青藏高原隆起的时代、幅度和形式，证明青藏高原在第三纪晚期以后曾经历过三次急剧上升和相对稳定的交替阶段，并推测了三次隆升的幅度，推动了我国生物地理学从描述向解释发展。他系统地研究了泸沽湖和程湖的鱼类区系形成历史，提出了可用以解释云贵高原特定湖泊区系起源的同域成种进化模式，及边域快速成种的实例，在实践中丰富了进化理论。这些鱼类进化以及这种演化与高原发育关系的新学说，大大超越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伍先生对陈宜瑜无私地培养，让陈宜瑜终身难忘，他们在多年的共事中不仅只是师生情，俨然更有一种亲情了。后来伍先生病重在床，陈宜瑜也一直陪在他身边，直到老人驾鹤离去。虽然伍先生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但陈宜瑜至今谈起来仍是眼圈红红的。他说伍先生不仅给予了他知识，让他走上了科学家之路，伍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和高尚的人品更是深深地影响了他做人做事的标准。
上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后做的第一件事
当时的陈宜瑜作为年轻科学家，被许多老一辈的科学家所看好，并认定他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将会在科学领域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但是，他日后却走上了仕途。
那一年是1991年，作为中科院院士的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当时，许多朋友都劝陈宜瑜不要走这条路，因为他是一个出色的科学家。陈宜瑜是这样一种人，不管干什么工 作，既然选择了，就会一门心思地干好干出成绩，所以走上管理岗位后，年轻时代就有的领导才干被充分发挥出来，而且管理方法还颇具特色，他将科学家的缜密和管理者的宏观思路巧妙结合在一起。1995年，陈宜瑜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克服重重困难学习大量相关的知识，白天工作很繁忙，为了不耽误晚上的学习时间，他干脆就住在科学院招待所里，一住就是一年多。
2003年12月，陈宜瑜被任命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这是一次让他意外的任命，原本他想就在中科院一直干到退休，毕竟在中科院系统工作已经整整40年，一生中最黄金的年华都献给了科学院。虽没有思想准备，但这个任命令他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一个令许多科学家很信任的地方。
陈宜瑜介绍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成立的那段令人难忘的历史。
1985年7月6日，邓小平同志会见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李向邓小平同志谈到了自然科学基金制度的重要性，最后他建议尽快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邓小平同志当即表示赞同这事。邓小平说，这是个新生事物，先干起来再说。1986年2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系国务院直属的事业单位，原挂靠在科技部，2001年开始独立运作。经费来源主要是中央财政科学事业费预算拨款，面向全国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通过自主申请和专家评审，择优支持科学家开展基础研究。
因为自然科学基金，许多科学家如虎添翼。陈宜瑜举例说，荣获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刘东生院士，是我国地球环境科学研究领域的专家，他的突出贡献之一是把黄土高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科学宝库，使中国的黄土学研究在国际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2002年他获得了有“环境诺贝尔奖”之称的国际环境科学最高奖——“泰勒环境成就奖”。这是中国大陆学者在国际上获得的最高科学奖。刘东生院士就曾得到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项总计500余万元的资助。许多科技工作者都把自己能获得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当成是一种崇高的荣誉。国家对自然科学基金的财政投人也是逐年增加，从最初的8000万元到2004年的22个亿，约占全国基础科研投入的22％。
陈宜瑜上任基金委主任之时，正逢科学基金成长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在良好的工作基础之上开创科学基金工作的新局面，是他需要细细琢磨的事情，他很快就梳理出未来两年的工作思路。
上任伊始，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2004年确定为基金委的“政策调研年”。他提出要：“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研究完善资助格局的举措，探讨加强管理能力建设的思路”。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明确了科学基金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支持基础研究，坚持自由探索，发挥导向作用”的战略定位，提出了“尊重科学，发扬民主，提倡竞争，促进合作，激励创新，引领未来”的新时期工作方针。这个定位和工作方针为科学基金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思想认识上的基础，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重视人才的培养
陈宜瑜非常重视对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对年轻科研人员的培养。在他看来，对颇有成就的科学家的科研要资助，对还在成长中的年轻的“小人物”也要资助。他说，科学基金工作始终坚持让最优秀的科学家、最好的创新思想得到支持。
陈宜瑜说，培养将才和帅才与扶持“小人物”之间并没有矛盾。将才和帅才不是天生的，除了本身要有较好的素质、具备相当的发展潜能、有多学科的熏陶等因素以外，还要靠培养。要为他们营造成才的科研环境。今天的“小人物”可能就是明天的将才和帅才。陈宜瑜介绍说，科学基金主要包括三大系列，即研究项目系列、人才项目系列及环境条件项目系列，每个系列又有不同类型的项目。这是根据基础研究和人才成长的规律不断理顺和完善的。人才项目系列中，有基础人才培养基金、青年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基金等。青年科学基金是给35岁以下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起步基金”。也许他们中有些人以后不再从事基础研究，甚至可能转到企业生产领域去，但这段经历和基础研究的训练，可以影响他们未来的创新活动和创新思想，这也是更广义上的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对象为国内及尚在境外即将回国工作的45岁以下的优秀青年学者，旨在培养造就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带头人。一批批“小人物”通过科学基金各类项目的资助，成长为学术骨干和学术带头人，近年新当选的院士大部分都得到过科学基金的资助。
陈宜瑜喜欢跟青年科技工作者交流、沟通。他发现，青年科研人员要在科研上有所发展，面临的另一个普遍问题，是如何处理好与上一代人的关系。他说，老一辈和年轻一代应该是相互提携、帮助的关系。大家应该思考如何为科学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而不是单纯考虑个人利益。现在论资排辈的现象比较严重，影响到两代人的和谐相处。
据了解，国家自然基金委未来的改革设计是，科研人员的项目资助申请书只需要写明以前做过什么，将来准备做什么，而不必要求写明将来直接的科研结果。
此外，对于专业领域内大多数专家不赞同的项目，即“非共识性项目”，国家自然基金委还要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陈宜瑜解释说，比如，一个科研项目，5名专家，可能只有两人认为创新性强非常好，而另外3人可能认为风险太大不赞成资助，越是这样的项目我们越要关注，因为争议越大，出成果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我们鼓励和保护的，是一种科学创新的思想和精神，不能因为专家的看法不一致而扼杀青年人的才华”。
当然，申请资助时激烈的竞争过程，也是青年科研人员必须经历的。陈宜瑜认为，竞争可以使青年人不断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更加珍惜获得的机会，不断突破自我。不久前，国家自然基金委公布了对科研工作者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结果，一些青年科研人员因为弄虚作假、谎报自己的学位、学历受到严厉处罚。陈宜瑜有些惋惜地说：“如果申报项目就开始作假，将来怎么搞科学研究?青年科研人员必须讲诚信，这是一个基本认识，所有青年人都必须注意。”
文字编辑：孙聚成
5年的时间硕果累累。
陈宜瑜是官员，也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他属于那种外在和内在均风平浪静的人，就如对“禅”悟得很深的佛家之人，提及自己的成长历程，哪一段是挫折，哪一段是成功，对他而言都是人生之正常组成。他是一个心态异常平和的官员。
他的命运和中国的政治命运一样几经风雨，但他却不认为这是挫折
陈宜瑜9岁升入中学，15岁考上了大学，有一个不寻常的童年，称得上是神童。但是对此，陈宜瑜却无奈了笑着摇摇头说，那是一个特殊年代制造出来的传奇经历。
他在大学里专攻“海洋生物”，这是厦大最具特色的学科。大学的熏陶使陈宜瑜逐渐“开窍”，五年的大学生涯带给他知识的同时，身心也健康成长，完成了一个懵懂玩童向积极上进的青年的蜕变。
1964年大学毕业后，陈宜瑜被分配到武汉的中科院水生物研究所工作。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陈宜瑜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坚信自己能成为一位出色的鱼类学家。但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被卷入到了中国阶级斗争的漩涡中。在四清运动的第三期，他被任命为一个大队“四清”工作组副组长，22岁的他学会了管理生产队，学会了从事农村的劳动，样样工作干得有声有色。这是一段那个年代的人都经历过的“命运多舛”，他的命运和中国的政治命运一样几经风雨。那时的陈宜瑜静下心来看了很多书，即便是在被关进“牛棚”期间他也在思考许多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他笑着说：“这一段经历真是丰富极了，真是一个社会大学校，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我以后的人生成长，影响还是相当大的。”回首走过的人生之路，陈宜瑜说他从来不会感到哪一段经历是挫折，也不会后悔哪一段可能是失意的经历，他说，人的一生都是由不同阶段组合而成，每一段都很有意义。
1969年，从“牛棚”被“解放”出来不久，陈宜瑜参加了湖北省渔业调查。调查组中有著名的鱼类生态学家和实践经验丰富的养殖学家。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和这些专家朝夕相处，跑遍了湖北的知名养殖场。一路下来，陈宜瑜学到了很多东西，学到了老百姓创造的新的养殖模式，包括从苗种繁育、饲养技术和捕捞加工的全过程。虽然很快调查组就解散了，但他却很认真地将调查的情况写成了一个报告，这个密密麻麻逐字逐句修改而成的报告成为他学术生涯的起点。
对淡水鱼类分类和系统进化的研究成果，弥补了国内外的空白，他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大大提升。虽已功成名就，但陈宜瑜从来就没有忘记在科研之路上老师和同仁对他的帮助，他特别难忘的是手把手引导他走上鱼类学研究之路的启蒙导师——著名动物学家、鱼类学家、线虫学家伍献文先生。
对导师伍献文先生的感恩之情
1973年，陈宜瑜在供职的水生物研究所鱼类学研究室见到了时年已73岁的伍先生。伍先生一直都很看好这位好学、踏实、认真的年轻人，是老人家亲自把陈宜瑜要来的。伍先生当时正在致力于《中国鲤科鱼类志》的编撰。他对陈宜瑜说：“你试着把鲤科的鳅亚科完成吧。”
在陈宜瑜眼中，伍先生是一位从不发脾气的老人，他总是很和蔼地告诉陈宜瑜研究工作的基本规律、如何查文献、如何判断特征。在伍先生的指导下，陈宜瑜很快完成了鳅亚科的整理工作。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在整理工作中，一直在认真琢磨许多学术问题，这为他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77年，凝聚着伍先生心血的《中国鲤科鱼类志》下卷出版了，该书是研究中国淡水鱼类的必备文献，也是研究全世界鲤科鱼类的重要资料。在这个基础上，伍先生又提出了一个新目标：一直以来中国人在鱼类的分类研究方面采用的都是外国科学家的系统，中国有这么丰富的资源，应该拿出我们对鲤形目或鲤科鱼类分类系统的新观点。
就这样，在伍先生的带领下，陈宜瑜等立刻开始了这个方面的研究。也是因为这项研究的开展，陈宜瑜他们很快发现，“文革”十年中，国外关于鱼类的分类和研究，甚至整个生物系统发育理论的研究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形成了比较完备理论框架体系，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些新的理论和全新的概念。而当时我国这方面还根本没有起步，我们根本看不懂国外的许多理论，有些关键性的词条在字典里也找不到，更不要说理解其意思和概念。为了深化对国外专家著名理论关于生物系统发育新理论和新概念的理解，陈宜瑜组织学术研讨会讨论，并请国外专家来讲学，对当时中国生物学界起到了启蒙教育的作用，对推动国内整个生物系统学的进步有很大意义。
陈宜瑜克服各方面困难多次深入青藏高原腹地，对那里的鱼类进行广泛深入的科学考察。记得1976年他参加青藏科考队藏北分队的科学考察，前往海拔4500米的羌塘无人区，汽车在荒无人烟的山上颠簸而行，汽车终于陷进土里开不动了，只好找来牦牛驮着给养和设备，后来草料没有了，牦牛也给饿死了。盛夏的6、7月份，高原上却下起了大雪，半夜里把帐篷都压垮了。由于条件艰苦，不少人只得先期结束考察回内地，到达昆仑山时，出发时28人的科考队只有15人坚持了下来。他通过对裂腹鱼类的起源和演化的分析，探讨了青藏高原隆起的时代、幅度和形式，证明青藏高原在第三纪晚期以后曾经历过三次急剧上升和相对稳定的交替阶段，并推测了三次隆升的幅度，推动了我国生物地理学从描述向解释发展。他系统地研究了泸沽湖和程湖的鱼类区系形成历史，提出了可用以解释云贵高原特定湖泊区系起源的同域成种进化模式，及边域快速成种的实例，在实践中丰富了进化理论。这些鱼类进化以及这种演化与高原发育关系的新学说，大大超越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伍先生对陈宜瑜无私地培养，让陈宜瑜终身难忘，他们在多年的共事中不仅只是师生情，俨然更有一种亲情了。后来伍先生病重在床，陈宜瑜也一直陪在他身边，直到老人驾鹤离去。虽然伍先生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但陈宜瑜至今谈起来仍是眼圈红红的。他说伍先生不仅给予了他知识，让他走上了科学家之路，伍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和高尚的人品更是深深地影响了他做人做事的标准。
上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后做的第一件事
当时的陈宜瑜作为年轻科学家，被许多老一辈的科学家所看好，并认定他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将会在科学领域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但是，他日后却走上了仕途。
那一年是1991年，作为中科院院士的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当时，许多朋友都劝陈宜瑜不要走这条路，因为他是一个出色的科学家。陈宜瑜是这样一种人，不管干什么工 作，既然选择了，就会一门心思地干好干出成绩，所以走上管理岗位后，年轻时代就有的领导才干被充分发挥出来，而且管理方法还颇具特色，他将科学家的缜密和管理者的宏观思路巧妙结合在一起。1995年，陈宜瑜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克服重重困难学习大量相关的知识，白天工作很繁忙，为了不耽误晚上的学习时间，他干脆就住在科学院招待所里，一住就是一年多。
2003年12月，陈宜瑜被任命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这是一次让他意外的任命，原本他想就在中科院一直干到退休，毕竟在中科院系统工作已经整整40年，一生中最黄金的年华都献给了科学院。虽没有思想准备，但这个任命令他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一个令许多科学家很信任的地方。
陈宜瑜介绍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成立的那段令人难忘的历史。
1985年7月6日，邓小平同志会见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李向邓小平同志谈到了自然科学基金制度的重要性，最后他建议尽快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邓小平同志当即表示赞同这事。邓小平说，这是个新生事物，先干起来再说。1986年2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系国务院直属的事业单位，原挂靠在科技部，2001年开始独立运作。经费来源主要是中央财政科学事业费预算拨款，面向全国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通过自主申请和专家评审，择优支持科学家开展基础研究。
因为自然科学基金，许多科学家如虎添翼。陈宜瑜举例说，荣获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刘东生院士，是我国地球环境科学研究领域的专家，他的突出贡献之一是把黄土高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科学宝库，使中国的黄土学研究在国际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2002年他获得了有“环境诺贝尔奖”之称的国际环境科学最高奖——“泰勒环境成就奖”。这是中国大陆学者在国际上获得的最高科学奖。刘东生院士就曾得到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项总计500余万元的资助。许多科技工作者都把自己能获得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当成是一种崇高的荣誉。国家对自然科学基金的财政投人也是逐年增加，从最初的8000万元到2004年的22个亿，约占全国基础科研投入的22％。
陈宜瑜上任基金委主任之时，正逢科学基金成长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在良好的工作基础之上开创科学基金工作的新局面，是他需要细细琢磨的事情，他很快就梳理出未来两年的工作思路。
上任伊始，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2004年确定为基金委的“政策调研年”。他提出要：“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研究完善资助格局的举措，探讨加强管理能力建设的思路”。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明确了科学基金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支持基础研究，坚持自由探索，发挥导向作用”的战略定位，提出了“尊重科学，发扬民主，提倡竞争，促进合作，激励创新，引领未来”的新时期工作方针。这个定位和工作方针为科学基金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思想认识上的基础，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重视人才的培养
陈宜瑜非常重视对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对年轻科研人员的培养。在他看来，对颇有成就的科学家的科研要资助，对还在成长中的年轻的“小人物”也要资助。他说，科学基金工作始终坚持让最优秀的科学家、最好的创新思想得到支持。
陈宜瑜说，培养将才和帅才与扶持“小人物”之间并没有矛盾。将才和帅才不是天生的，除了本身要有较好的素质、具备相当的发展潜能、有多学科的熏陶等因素以外，还要靠培养。要为他们营造成才的科研环境。今天的“小人物”可能就是明天的将才和帅才。陈宜瑜介绍说，科学基金主要包括三大系列，即研究项目系列、人才项目系列及环境条件项目系列，每个系列又有不同类型的项目。这是根据基础研究和人才成长的规律不断理顺和完善的。人才项目系列中，有基础人才培养基金、青年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基金等。青年科学基金是给35岁以下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起步基金”。也许他们中有些人以后不再从事基础研究，甚至可能转到企业生产领域去，但这段经历和基础研究的训练，可以影响他们未来的创新活动和创新思想，这也是更广义上的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对象为国内及尚在境外即将回国工作的45岁以下的优秀青年学者，旨在培养造就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带头人。一批批“小人物”通过科学基金各类项目的资助，成长为学术骨干和学术带头人，近年新当选的院士大部分都得到过科学基金的资助。
陈宜瑜喜欢跟青年科技工作者交流、沟通。他发现，青年科研人员要在科研上有所发展，面临的另一个普遍问题，是如何处理好与上一代人的关系。他说，老一辈和年轻一代应该是相互提携、帮助的关系。大家应该思考如何为科学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而不是单纯考虑个人利益。现在论资排辈的现象比较严重，影响到两代人的和谐相处。
据了解，国家自然基金委未来的改革设计是，科研人员的项目资助申请书只需要写明以前做过什么，将来准备做什么，而不必要求写明将来直接的科研结果。
此外，对于专业领域内大多数专家不赞同的项目，即“非共识性项目”，国家自然基金委还要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陈宜瑜解释说，比如，一个科研项目，5名专家，可能只有两人认为创新性强非常好，而另外3人可能认为风险太大不赞成资助，越是这样的项目我们越要关注，因为争议越大，出成果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我们鼓励和保护的，是一种科学创新的思想和精神，不能因为专家的看法不一致而扼杀青年人的才华”。
当然，申请资助时激烈的竞争过程，也是青年科研人员必须经历的。陈宜瑜认为，竞争可以使青年人不断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更加珍惜获得的机会，不断突破自我。不久前，国家自然基金委公布了对科研工作者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结果，一些青年科研人员因为弄虚作假、谎报自己的学位、学历受到严厉处罚。陈宜瑜有些惋惜地说：“如果申报项目就开始作假，将来怎么搞科学研究?青年科研人员必须讲诚信，这是一个基本认识，所有青年人都必须注意。”
文字编辑：孙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