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一词有两层意思，一为朴学，即汉代儒生创立的考据训诂之学，是与崇尚义理的“宋学”相对应的名称。二是外国人称有关中国的学问为汉学，这里引申为外国人研究中国社会文化的学问。
　　“汉学”，响当当的两个字，以辉煌无比的华夏五千年古文明作内涵，对刚走出中世纪的欧洲人来说，不啻如雷贯耳。那精美绝伦的中国瓷器、丝绸、工艺品，美味可口的大米、茶叶，2000年来源源不断流向西方，加之那颇具象征意味的方块字、中国人历来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激发了西方人对东方古代文化的浪漫情思。于是，就有了印度僧侣、波斯商人、马可·波罗们相继踏上中国的土地，最终掀起了明清之交强劲的西学东渐的浪潮。
　　为了叩开这广袤的神秘土地的大门，西洋传教士蜂拥而至，希图借助于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传播而倾销其宗教文化。此时的华夏帝国除了古老文化发出熠熠余辉，国势已经无可挽救地衰败了。在一批有识之士和个别英明帝王匆匆忙碌一阵、学到少许西方科学知识以后，封建末世的昏庸君主们便迫不及待地关闭了中国的大门。即便开风气之先的人们，因为历史条件的局限，对西方科学知识的汲取也有限得很。徐光启、李之藻们虽不遗余力译介了《几何原本》、《同文算指》等近代科学的奠基之作，但从未想到要掌握外语、直接研究西方原著。康熙皇帝虽然能邀请法国传教士西晋、张诚入内廷讲授声光电化，却从未考虑过派遣子民出海留学、考察欧洲。去西天取经的胆识和气魄只能产生在大唐盛世，保留在吴承恩的著作中。
　　然而，就在西方近代科学传入中国之时，华夏文化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对欧洲大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把那辉煌的过去与遥远国度的精神财富理想化并倾心相爱，是人类精神世界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对于人类童年时代文化的迷恋情结。对于那些文明起源较晚、发展时期较短的国家的人来说，此种倾向尤为明显。他们因此生出殷切的希望：把古老的华夏文明当作理想的文化模式加以研究借鉴，创建自己的文化体系。以这种观念为基础，欧洲人发展了汉学研究的文化传统。于是，在往返于欧亚大陆的东印度公司商船上，出现了前往中国考察社会和植物生态的学者，在茫茫的大海上，出现了一批批探险家的大骆驼队。李希霍芬、斯文赫定、伯希和、安特生，他们的双足走进了“北京人”居住的周口店山坡洞穴，踏上了一处处仰韶文化遗址，走向黄土高原的敦煌洞窟和沙海中的楼兰古城……以考古和探险为发端，古代文化各个领域逐渐受到中外学者的普遍重视，同时，无数珍希宝物通过无休止的任意发掘和廉价收购，流进了西方国家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的展厅。
　　近一百年里，富有冒险精神的欧洲人却已经涉猎了汉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从甲骨文、青铜器到南北朝佛雕，从诸子百家、今文经学到现当代文学创作领域，都留下了相当的成果。他们力图解开一个个东方文化之谜，逐渐认识汉民族的国民性格，并不失时机地在汉学研究文化传统上衍生出一个政治传统。从汉伯格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详细报道，到理庸斯泰特爵士对澳门真实历史的揭示，都表露出瑞典知识分子对中国人民政治命运的热切关注。
　　世界在了解中国，中国也开始了解世界。为了文化上的借鉴和政治上的实用，西方学者几百年来从未中断过汉学研究，中国学者是否了解西方汉学研究的整个发展过程和未来趋向呢？因为语言障碍和客观条件所限，中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过去几乎是空白。可喜的是，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做这方面的工作了。张静河，一个普通的访瑞学者，以三年的时光，承受着物质上和感情上巨大压力，在北欧的书斋里爬罗剔抉，勾沈稽古，写出了这部《瑞典汉学史》。他的目的，是要借助于对海外一个主要的汉学中心几百年来成果的综合剖析，探讨西方社会汉学研究的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向。
　　当世界众多国家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相互对话时，中国与西方的交往变得如此热烈而接近，产生了许多新的文化现象。学者们倘能进一步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与现状，对于帮助国人知己知彼、了解世界，对于促进中国和西方在政治文化诸方面对等交往，定然不无裨益。
　　(《瑞典汉学史》，张静河著，安徽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六月版，1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