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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志怪在中国文学史上由来已久，虚幻的妖鬼成为叙写的主题。蒲松龄与鲁迅同为短篇小说的圣手，写妖写鬼各有特色，但殊途同归，都借写妖鬼刻画人性，针砭社会时弊，警醒世人。
关键词 妖鬼 志怪 蒲松龄 鲁迅
自古而今，鬼神志怪在中国小说中多有涉及。战国有《山海经》、魏晋有《搜神记》、宋《太平广记》中的40卷、明的《封神传》等。明朝《封神传》之外，又一志怪的名篇即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及至现代，纯粹的志怪小说已罕见，但在一些名家名篇中，鬼神精怪时常出现，作为现世人对来生的寄托，在文学史中意义非凡，如鲁迅的小说。
一、妖鬼的心理意义
鬼，《说文》释为“人所归为鬼”，《论衡·订鬼》释为“鬼者，老物之精也。”现代汉语字典则谓之“某些宗教或迷信的人所说的人死后的灵魂”。从心理学的层面来说，鬼是人们受睡梦中，潜意识里以及传统文化的影响对无法用科学原理进行的现象的一种归类，是人们对害怕，压抑等负面情绪的一种掩饰。妖，异于常态而害人者。无论是妖是鬼，都与生命相关，鬼为生命所归之物，妖为祸害生命且易于常态之物，这正是常人惧怕妖鬼的真正原因。蒲周作品与妖鬼密不可分，两家对生命的重视可见一斑，这重视是对生与命的尊重，是对生命自然状态的珍视，是现实世界不伸之志于虚妄的寄托。
此说恰合蒲周之生活事实。“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语出鲁迅《呐喊自序》，结合鲁迅诸多作品可以推断，在鲁迅眼里，大概世人的真面目要比令人惧怕的妖鬼可怖的多。然而由小康坠入困顿的又何止鲁迅一个，“穷神穷神，我和你有什么亲，你怎么整天寸步不离地跟着我，我就是你一个护院的家丁，我就是你护驾的将军，你也得放我几天假呀，但是你一步不放松，好像是两个缠热了的情人？”便是出身商贾之家的蒲松龄对穷困生活的质问。
鉴于此，蒲周两家发现，原来世人的真面目远比让人可怖的妖鬼要凶恶许多，妖鬼至多要命，但现世给予蒲周两人的折磨远比要命沉重。
二、蒲周两家小说之“异曲”
虽然蒲周生活境遇如此相似，且文章都中意写妖鬼，但两家“妖鬼”却有不同。
（一）蒲松龄的“妖鬼”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中国情致。鲁迅的“妖鬼”虽出自中国，但内里却沾染了日本和西方文化因素，这表现在鲁迅描述其“妖鬼”时诡异的情致和嬉戏的态度。
蒲松龄的“妖鬼”是中国的鬼，中国鬼只在夜间出现，且中国鬼是属于他界的东西，因此，《聊斋志异》里的“妖鬼”都是夜行昼伏，有着统一的行动规则和秩序。蒲对“妖鬼”也有统一的态度标准，即善则近，恶则远。
鲁迅的“妖鬼”虽然出自于中国，但更接近于日本的妖鬼。鲁迅笔下典型的妖鬼都以浙东驱邪的社戏形式出现，而鲁迅对社戏中妖鬼的描写隐约透着歌舞伎般的神秘与诡异。
（二）蒲松龄笔下妖鬼同性，皆有人情，而鲁迅笔下的“妖鬼”泛且乱。蒲松岭的文化思想单纯完整且执着，所以，蒲笔下纷纭的妖鬼共同体现蒲对善与恶的泾渭分明地判断。
这种多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使得鲁迅与王国维类似，在现实和文化的驱使下变成了一个撕扯着的矛盾，都在现实与理想、欲清醒和欲混沌、中国与西方的思想碰撞中挣扎，这与当时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事实不无关系。鲁迅胜于王国维之处在于鲁迅在诸多矛盾中站偏了一点点，偏向了现实和清醒一点点，正是这一点点造成了鲁迅一生的纠结和苦痛，也正是这一点点让鲁迅没有像王国维一样选择终结挣扎。
三、蒲周两家小说之“同工”
（一）蒲松龄与鲁迅的创作皆以短篇见长，能在有限的篇幅内完成主题的铺陈，可见两家笔力之深厚。虽都是一介书生文人，但洞世事如观火，深谙人情，纤笔一支，却如尖刀入骨三分。
蒲的《聊斋志异》被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中给予了“最有名”的评价，鲁迅的文章也被后人奉为经典，根本原因在于蒲周两家对人性的认识。正如温如敏教授所言：鲁迅对人性的了解也是最深的，很敏锐，有时候会觉得他批判性太强，说话很难听，甚至有点过，但有一条，读鲁迅能让我们读懂中国，知人论世，了解国情，了解国民。
（二）蒲周两家都善于使用假借手法，通过写鬼狐精怪批判社会抨击时弊。在批判社会抨击时弊并不直抒胸臆，而是正面话反面讲，颠倒事颠倒说。
《聊斋志异·小翠》“异史氏曰：‘一狐也，以无心之德，而犹思所报；而身受再造之福者，顾失声于破甑，何其鄙哉！月缺重圆，从容而去，始知仙人之情亦更深于流俗也！’”蒲松龄以赞狐而贬人，无心之德，一狐犹思所报，何况人乎？“但是，和无常开玩笑，是大家都有此意的，因为他爽直，爱发议论，有人情，——要寻真实的朋友，倒还是他妥当。”
（三）冷嘲热讽是两家文章主调。通过嘲讽，讲出道德人心，恶鬼有情，人却无德。“诸戚闻拾得贫家儿作新妇，共笑姗之；见女皆惊，群议始息。”通过对众亲戚见小翠前后态度的变化，讽刺世人以贫富识人。
“当没有开场之前，就可看出这并非普通的社戏，为的是台两旁早已挂满了纸帽，就是高长虹之所谓“纸糊的假冠”，是给神道和鬼魂戴的。所以凡内行人，缓缓的吃过夜饭，喝过茶，闲闲而去，只要看挂着的帽子，就能知道什么鬼神已经出现。”二十年代，高长虹与鲁迅争论时，高长虹给鲁迅贴了一个标签，“鲁迅遂带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纸糊的假冠”在鲁迅叙述“女吊”时被顺便提到，起到了讽刺和幽默的效果。
（作者单位：山东体育学院体育社会科学系）
关键词 妖鬼 志怪 蒲松龄 鲁迅
自古而今，鬼神志怪在中国小说中多有涉及。战国有《山海经》、魏晋有《搜神记》、宋《太平广记》中的40卷、明的《封神传》等。明朝《封神传》之外，又一志怪的名篇即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及至现代，纯粹的志怪小说已罕见，但在一些名家名篇中，鬼神精怪时常出现，作为现世人对来生的寄托，在文学史中意义非凡，如鲁迅的小说。
一、妖鬼的心理意义
鬼，《说文》释为“人所归为鬼”，《论衡·订鬼》释为“鬼者，老物之精也。”现代汉语字典则谓之“某些宗教或迷信的人所说的人死后的灵魂”。从心理学的层面来说，鬼是人们受睡梦中，潜意识里以及传统文化的影响对无法用科学原理进行的现象的一种归类，是人们对害怕，压抑等负面情绪的一种掩饰。妖，异于常态而害人者。无论是妖是鬼，都与生命相关，鬼为生命所归之物，妖为祸害生命且易于常态之物，这正是常人惧怕妖鬼的真正原因。蒲周作品与妖鬼密不可分，两家对生命的重视可见一斑，这重视是对生与命的尊重，是对生命自然状态的珍视，是现实世界不伸之志于虚妄的寄托。
此说恰合蒲周之生活事实。“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语出鲁迅《呐喊自序》，结合鲁迅诸多作品可以推断，在鲁迅眼里，大概世人的真面目要比令人惧怕的妖鬼可怖的多。然而由小康坠入困顿的又何止鲁迅一个，“穷神穷神，我和你有什么亲，你怎么整天寸步不离地跟着我，我就是你一个护院的家丁，我就是你护驾的将军，你也得放我几天假呀，但是你一步不放松，好像是两个缠热了的情人？”便是出身商贾之家的蒲松龄对穷困生活的质问。
鉴于此，蒲周两家发现，原来世人的真面目远比让人可怖的妖鬼要凶恶许多，妖鬼至多要命，但现世给予蒲周两人的折磨远比要命沉重。
二、蒲周两家小说之“异曲”
虽然蒲周生活境遇如此相似，且文章都中意写妖鬼，但两家“妖鬼”却有不同。
（一）蒲松龄的“妖鬼”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中国情致。鲁迅的“妖鬼”虽出自中国，但内里却沾染了日本和西方文化因素，这表现在鲁迅描述其“妖鬼”时诡异的情致和嬉戏的态度。
蒲松龄的“妖鬼”是中国的鬼，中国鬼只在夜间出现，且中国鬼是属于他界的东西，因此，《聊斋志异》里的“妖鬼”都是夜行昼伏，有着统一的行动规则和秩序。蒲对“妖鬼”也有统一的态度标准，即善则近，恶则远。
鲁迅的“妖鬼”虽然出自于中国，但更接近于日本的妖鬼。鲁迅笔下典型的妖鬼都以浙东驱邪的社戏形式出现，而鲁迅对社戏中妖鬼的描写隐约透着歌舞伎般的神秘与诡异。
（二）蒲松龄笔下妖鬼同性，皆有人情，而鲁迅笔下的“妖鬼”泛且乱。蒲松岭的文化思想单纯完整且执着，所以，蒲笔下纷纭的妖鬼共同体现蒲对善与恶的泾渭分明地判断。
这种多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使得鲁迅与王国维类似，在现实和文化的驱使下变成了一个撕扯着的矛盾，都在现实与理想、欲清醒和欲混沌、中国与西方的思想碰撞中挣扎，这与当时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事实不无关系。鲁迅胜于王国维之处在于鲁迅在诸多矛盾中站偏了一点点，偏向了现实和清醒一点点，正是这一点点造成了鲁迅一生的纠结和苦痛，也正是这一点点让鲁迅没有像王国维一样选择终结挣扎。
三、蒲周两家小说之“同工”
（一）蒲松龄与鲁迅的创作皆以短篇见长，能在有限的篇幅内完成主题的铺陈，可见两家笔力之深厚。虽都是一介书生文人，但洞世事如观火，深谙人情，纤笔一支，却如尖刀入骨三分。
蒲的《聊斋志异》被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中给予了“最有名”的评价，鲁迅的文章也被后人奉为经典，根本原因在于蒲周两家对人性的认识。正如温如敏教授所言：鲁迅对人性的了解也是最深的，很敏锐，有时候会觉得他批判性太强，说话很难听，甚至有点过，但有一条，读鲁迅能让我们读懂中国，知人论世，了解国情，了解国民。
（二）蒲周两家都善于使用假借手法，通过写鬼狐精怪批判社会抨击时弊。在批判社会抨击时弊并不直抒胸臆，而是正面话反面讲，颠倒事颠倒说。
《聊斋志异·小翠》“异史氏曰：‘一狐也，以无心之德，而犹思所报；而身受再造之福者，顾失声于破甑，何其鄙哉！月缺重圆，从容而去，始知仙人之情亦更深于流俗也！’”蒲松龄以赞狐而贬人，无心之德，一狐犹思所报，何况人乎？“但是，和无常开玩笑，是大家都有此意的，因为他爽直，爱发议论，有人情，——要寻真实的朋友，倒还是他妥当。”
（三）冷嘲热讽是两家文章主调。通过嘲讽，讲出道德人心，恶鬼有情，人却无德。“诸戚闻拾得贫家儿作新妇，共笑姗之；见女皆惊，群议始息。”通过对众亲戚见小翠前后态度的变化，讽刺世人以贫富识人。
“当没有开场之前，就可看出这并非普通的社戏，为的是台两旁早已挂满了纸帽，就是高长虹之所谓“纸糊的假冠”，是给神道和鬼魂戴的。所以凡内行人，缓缓的吃过夜饭，喝过茶，闲闲而去，只要看挂着的帽子，就能知道什么鬼神已经出现。”二十年代，高长虹与鲁迅争论时，高长虹给鲁迅贴了一个标签，“鲁迅遂带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纸糊的假冠”在鲁迅叙述“女吊”时被顺便提到，起到了讽刺和幽默的效果。
（作者单位：山东体育学院体育社会科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