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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校长室设在现王季玉塑像南的二层小楼，我让杨滨、姚文两位慈祥的长者，教育部的巡视员走在我的前面。杨斌显得高挑些，含着慈祥的笑容，姚文瘦小些，干练硬朗，都是六十上下的人了，都很精神。走在小楼狭窄的木楼梯上，杨斌微弯着腰，右手撑在右膝盖上，借力让腿直起来。杨滨说：“骨刺，腿疼。”我要扶她一把，她还是执意自己手撑着膝盖上楼。
就在二楼的小会议室里，我向两位部里来的巡视员汇报了学校语文教改的一些做法和想法。自己的本专业，都是自己和老师们做过的、正在做的，或者是正打算做的，两位长辈又不时即兴插话，表示赞同，一些对于教学，尤其是语文教学改革的看法彼此是那么一致，我们就像是一个教研组、一个备课组正在讨论一次教学活动的实施方案，我全然忘了自己只是一个三十出头的青年教师，而面对的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的建议和推荐下，教育部四位巡视员老大姐中的两位。杨滨，文革前就被北京四中师生称为“延安来的老校长”，之后的教育部师范教育司司长；姚文，从《人民日报》社社党委办公室主任、政治部副主任岗上调任教育部的巡视员，也是从延安来的老同志，之后任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
那个春天，我与部里来的老首长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下午。两位巡视员听汇报，提问题，进课堂，听了秦兆基老师的一堂课。
在学校长达图书馆，杨滨用商量的口吻问我图书馆有没有复份的民国国语教材、建国前的国外教学书，她想用些图书交换。在请示校长后我即去图书馆挑书，所幸两种书都有多种版本，且都有复份。登记完毕，我将书送到正在校长室休息的杨滨老师手里。杨滨老师翻看着，满意地点着头，表示日后送一些书给学校。
之后不久的“五一”节后，杨滨老师请苏州国际旅行社的人员从北京带来一批书，回赠给学校。附言请人带交，不便多带。我请图书馆的老师列专柜保存。
当年秋天，也就是1978年11月，杨滨、姚文老师给了我们一个去东北师范大学附中参加语文教学研讨会的机会，这次会议正是全国中语会的预备会。我与钱振邦老师赴长春参会，有机会接触了全国语文教改的精英，聆听了霍懋征、章雄等教育大家谈语文教改。归途中，又应北京景山学校校长之邀，前往观摩取经。景山学校教学楼每一层楼道里，满墙订满了密密层层的优秀作文，孩子们攀登作文山的气势感染着我，这大概正是我日后的作文教改不满足于小打小闹理念与精神的源头所在。
两位老同志深入基层，不尚空谈的作风，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为人，深深感染了我，教学之余，我常常想着，两位老同志又去哪一站了，杨滨老师脚上的骨刺好些了吗？之后我了解到，她俩都是1938年在延安入党的，都是延安时期的老校长。文革后期，受到严重破坏的教育亟待恢复，为此，1977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与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提出：“要健全教育部的机构。要找一些四十岁左右的人，天天到学校里去跑……要像下连队当兵一样，下去当‘学生’，到班里听听课，了解情况，监督计划、政策等的执行，然后回来报告。这样才能使情况反映得快，问题解决得快。可以先跑重点大学，跑重点中学、小学。这些就是具体措施，不能只讲空话。”于是，1978年初，在王震副总理的建议和点名下，王季青、苏灵扬、姚文、杨滨四位延安时期就从事教育的老同志来到教育部任巡视员。王季青是王震夫人，延安时期三五九旅家属学校校长、建国后北京女八中（现为鲁迅中学）校长；苏灵扬是周扬的夫人，《晋察冀日报》社编辑、北师大女附中校长；杨滨延安时在绥德师范任党支部书记兼教员时就是齐心的级任老师，她从“抗大”、陕北公学起，直至建国后的北京女一中、北京四中黨支部书记兼校长，40余年的革命生涯全都贡献给了教育事业；姚文，曾在延安中央组织部训练班、中央党校、女大从事教育工作，建国后曾任北京市教育局、市第六女中视导员、书记、校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宣传部副部长等职，战争年代就在陇东报社、《晋察日报》长期当战地记者、编辑，直至《人民日报》记者、编辑、社党委办公室主任。我光知道两位巡视员是代表教育部来视察的，我不曾想到，她们是带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令脚踏实地考察教育、督导教育。也不曾知道，杨滨老师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与晁涌光、王季青、苏灵扬就被人们称为北京中学界的“四大校长”。姚文、杨滨两位老同志为基层带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教育的关注与支持，带来了教育改革的全新理念，带来了延安的精神和传统。
第二年秋日，杨滨又一次来到苏州，托人带信让我去她下榻的南园国宾馆。下班后，我如期前往。步入套间，只见办公桌上是翻开的书、书写得密密麻麻的簿册、削好的红蓝铅笔……杨滨老师招呼我坐下，取过几本厚厚的字典，打开，签上字，一边递给我一边说：“我总觉得应该送几本工具书。”我接过书，看着杨滨老师明显消瘦了不少的脸，感到这几本词典显得格外沉重。杨滨老师的先生时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党组书记，延安时期任绥德县委书记时，习仲勋时任绥德地委书记，正是他的上级。两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公干来苏，还特意给我们学校带上厚厚的书，实在让人感动。看着桌上的书和本子，面对两位延安走来的老前辈，我不忍打扰，竟没有与杨滨老师多交谈几句，多聆听她的教诲便匆匆告别。杨滨老师依在门上目送我上路，一抹斜阳的余晖照在她身上，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我最后一面见到尊敬的杨滨老师。这次分别后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她太累了，1981年5月27日，因癌症晚期，结束了年仅64岁的生命。
离开了杨滨老师更走近了您！
——您年轻时就从家乡滨州阳信县雷家乡前杨家村走出，考入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多次参加抗日救亡学生运动，1938年经八路军办事处介绍于2月到延安，3月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任延安女子大学教务处教育干事兼秘书，9月入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2月任中共三五九旅卫生队党支部副书记，1938年，一个21岁的滨州姑娘在延安留下了足以让家乡人骄傲的光辉足迹； ——1947年春延安保卫战打响后，您主动要求留在前方，参加支前、土改及收复区的复仇清算工作，您毅然将出生不到三个月襁褓中的儿子宋心鲁放在老乡家，直至解放初期才领回；
——1980年您赴美欧教育考察，到法国、联邦德国、美国等国考察了几十所大中小学，回国后与他人合写的考察观感《他山之石》，发表在1981年第二期《人民教育》杂志上，对当时的普通教育改革起了指导和推动作用，原来您来我们学校寻找建国前的国外课本时就有了研究国外教育的动议；
——您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临终前半年多的日子里，您全然不顾自己的健康，坚持到四川、湖北调查贯彻全国师范工作会议精神的落实情况，竟病倒在半路上，回京后被诊断为肝癌晚期；
——您一直召集人员到您病床前谈工作，从不顾问自己的病情，惟有一次，当王季青和齐心陪同吴阶平院长来看望，回忆起延安的生活，谈到延安老区同志反映延安地区生活状况仍很贫苦，民办学校的教师无法转正，不能按时拿到工资时，您突然转向吴阶平大夫问：“我的病还能治好吗？吴大夫，请您一定想想办法，您听到了，还有好多事等着我们去做啊！”
国家教育部撰写的悼词中称誉您为“终生从事教育事业的优秀教育家”，您的追悼会上，200多位您当年在延安的学生从各地赶到北京八宝山为您送行……
——您在生命的晚期还考察了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教育工作，您的心中唯独没有自己，诚如赵朴初先生1981年6月4日在《人民教育家杨滨同志挽辞》中所写：“病中无一语，言及自身者，所思惟教育”“鞠躬以尽瘁，死而后已也”“人民教育家，宜为世所法”。
离开了苏州十中，您热情推介苏州十中语文教改的做法。您向东北师范大学附中介绍苏州十中，您在赠书中寄语十中的师生。
在东北师大附中语文教育研讨会上，我们联系上了华东师大附中，参与“初中三年语文基本过关”的实验。归途中，年过半百的老教师钱振邦突然发病，附一院的救护车在苏州火车站接站，胃出血的钱老师在担架上向校长请命：“我要上试点班！”
回校后，我與同事一心扑在初中语文试点班的工作上。两个试点班在初二结束，用当年苏州市中考试卷考核，送市里统一阅卷，我们初二学生的平均分比全市中考语文平均分高14分。路漫漫其修远兮，试点还在进行，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教学改革的路很长，我们想再积累一些经验，再攻克一些难关，多带一些问题向敬爱的杨滨老师求教，然而，怎能相信，杨滨老师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
……
2019年初，我又一次与杨滨老校长在苏州教研部门退休的侄子宋心初先生会面，并相约了当年开课的秦兆基老师，杨滨老校长当年听课后就让当教研员的侄子与秦老师多交流。年届八旬的宋先生打开纸包，里面是刊登纪念杨滨专稿的《人民教育》杂志以及我回忆杨滨老师文章的剪报。几位老人又一次缅怀从延安来的老校长。宋心初先生告诉我们，她的堂弟、战争年代寄养在老乡家的杨滨之子宋心鲁，后来出任联合国高级官员，他将多年积蓄捐给杨滨担任过校长、也是心鲁的母校北京四中，建立“杨滨教育基金”奖励优秀教师和学生。
杨滨同志带来的是延安精神，杨滨同志传承的是为教育献身的精神！
杨滨同志，延安来的老校长，教育战线的标杆，红色基因的传承人！
二
朋友，如果您没有记住欧阳儒秋这个名字的话，您是否记得影片《月亮湾笑声》中的兰花妈、《巴山夜雨》中那位深情、刚强的子弟兵母亲。再远一点，是老一辈人心目中的形象，欧阳儒秋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东北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新中国早期那些有影响的影片，如《光芒万丈》《赵一曼》中都担任过角色。这就是欧阳儒秋，100年前诞生在萧县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电影教学家欧阳儒秋。
我有幸与欧阳儒秋见过面，相处了整整一天美好的时光。
那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影片《月亮湾的笑声》在苏州东山拍摄，我曾专程去拜访该片副导演、赵丹的长子赵矛。经赵矛介绍，我认识了饰演兰花妈一角的欧阳儒秋，在戏中是仲星火的老伴。当欧阳儒秋得知我所任教的苏州十中其前身正是她寻找已久的母校振华女中时，当即约定，拍好戏专程回访母校。银杏叶铺满校园小道，欧阳儒秋一袭浅黄色的长风衣，轩昂地站在了离别了40余年的母校，站在了依然巍峨挺拔、玲珑多姿的端云峰前。
欧阳儒秋告诉我，她从老家萧县走出，在振华女中上过一段学后又转徐州读书。抗战爆发后，高中还没有毕业的她成了一名抗日战士，在抗敌演剧队演出《壮丁》《八百壮士》等抗日戏剧。当年去延安时途径武汉北上，国民党查得很紧，她舅在国民党内任要职，她说，人生就这么一步，她没有去投靠在武汉的舅，毅然突破封锁，北上奔赴延安。说这一切，语气依然平淡，而眼中始终闪烁着坚毅的光。她是1941年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任演员的。
欧阳儒秋说，在延安，他们演出《夫妻识字》，演出《血泪仇》。面对这位为毛主席、朱总司令演过戏，1945年在延安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我肃然起敬。而这一切，欧阳儒秋在与学生的见面会上只字未提。
同学们好奇地围着欧阳儒秋，光知道面前这位慈祥而又坚毅的老奶奶是电影演员，在刚刚拍摄结束的电影《月亮湾的笑声》中扮演兰花妈，却并不知道她是新中国第一代电影演员，更不知道她曾导演过苏联译制片《被开垦的处女地》《顿巴斯矿工》《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而这些片子的名字对我们父辈来说都是如雷灌耳。欧阳儒秋也只说她现在在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当老师，却并不告知，她1955年入中央党校学习后，1956年北京电影学院成立即在电影学院表演系任教。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重建，担任学院领导小组成员，全面主持表演系工作。
在西花园寻觅年少时的足迹，在办公楼讲述从事表演艺术的体验，课堂里聆听孩子们琅琅的书声，伟绩碑前和师生们留下珍贵的合影……一天的时间就这么仓促，我们分坐两辆三轮车直赶火车站，深秋的寒风中，站台并不明朗的灯光下，老人向我一招手转身跨上车厢。寒风中，留下的背影成了我永恒的记忆，透过这飘飞的白发，飘飞的长风衣，一双慈祥而又坚毅的眼睛让人难忘。
之后的市报刊登了我撰写的《兰花妈回娘家》，而这，也正是这位跨出了中学门就奔赴抗战前沿的老战士，这位投身革命文艺一辈子的老艺术家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回娘家。
欧阳儒秋的平易近人让人难忘，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我问：“欧阳老师，您先生……”“死了，《上甘岭》导演。”在之后的日子里，我才知晓，她的丈夫沙蒙是新中国早期著名导演，史诗式战争片《上甘岭》的导演，曾在影片《夜半歌声》《十字街头》中演角色，1944年后任延安鲁艺教员，实验剧团团员，正是在延安时期，他们俩结成伉俪，新中国成立前夕，夫妻双双一起来到长春，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顶梁柱。这一时期，沙蒙担任影片《赵一曼》《上饶集中营》《上甘岭》导演，1957年错划为右派，1964年英年早逝。正是这条硬汉子，是他请了乔羽，乔羽请了郭兰英，唱响了“一条大河”。在一次采访问及中国最好的导演时，这位一直低调的老太太的回答是：“我的丈夫！”她的回答一如既往地干净，利落，坚毅。
欧阳儒秋生于1918年10月，回母校那一年当已60岁了。
2007年12月27日，著名表演艺术家、电影教学家欧阳儒秋因病逝世，享年89岁，她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她在电影《光芒万丈》《赵一曼》《葡萄熟了的时候》《巴山夜雨》《月亮湾的笑声》以及电影剧《金午》《母亲》中饰演性格各异的老年妇女，尤其因《巴山夜雨》子弟兵母亲的形象，1981年获得了首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女配角集体奖。一代老太太已离我们而去，她的银幕形象永放光辉。
安徽萧县、苏州、徐州、延安、长春、北京……她把生命的足迹留给坚实的大地……
——选自《苏州日报》
校长室设在现王季玉塑像南的二层小楼，我让杨滨、姚文两位慈祥的长者，教育部的巡视员走在我的前面。杨斌显得高挑些，含着慈祥的笑容，姚文瘦小些，干练硬朗，都是六十上下的人了，都很精神。走在小楼狭窄的木楼梯上，杨斌微弯着腰，右手撑在右膝盖上，借力让腿直起来。杨滨说：“骨刺，腿疼。”我要扶她一把，她还是执意自己手撑着膝盖上楼。
就在二楼的小会议室里，我向两位部里来的巡视员汇报了学校语文教改的一些做法和想法。自己的本专业，都是自己和老师们做过的、正在做的，或者是正打算做的，两位长辈又不时即兴插话，表示赞同，一些对于教学，尤其是语文教学改革的看法彼此是那么一致，我们就像是一个教研组、一个备课组正在讨论一次教学活动的实施方案，我全然忘了自己只是一个三十出头的青年教师，而面对的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的建议和推荐下，教育部四位巡视员老大姐中的两位。杨滨，文革前就被北京四中师生称为“延安来的老校长”，之后的教育部师范教育司司长；姚文，从《人民日报》社社党委办公室主任、政治部副主任岗上调任教育部的巡视员，也是从延安来的老同志，之后任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
那个春天，我与部里来的老首长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下午。两位巡视员听汇报，提问题，进课堂，听了秦兆基老师的一堂课。
在学校长达图书馆，杨滨用商量的口吻问我图书馆有没有复份的民国国语教材、建国前的国外教学书，她想用些图书交换。在请示校长后我即去图书馆挑书，所幸两种书都有多种版本，且都有复份。登记完毕，我将书送到正在校长室休息的杨滨老师手里。杨滨老师翻看着，满意地点着头，表示日后送一些书给学校。
之后不久的“五一”节后，杨滨老师请苏州国际旅行社的人员从北京带来一批书，回赠给学校。附言请人带交，不便多带。我请图书馆的老师列专柜保存。
当年秋天，也就是1978年11月，杨滨、姚文老师给了我们一个去东北师范大学附中参加语文教学研讨会的机会，这次会议正是全国中语会的预备会。我与钱振邦老师赴长春参会，有机会接触了全国语文教改的精英，聆听了霍懋征、章雄等教育大家谈语文教改。归途中，又应北京景山学校校长之邀，前往观摩取经。景山学校教学楼每一层楼道里，满墙订满了密密层层的优秀作文，孩子们攀登作文山的气势感染着我，这大概正是我日后的作文教改不满足于小打小闹理念与精神的源头所在。
两位老同志深入基层，不尚空谈的作风，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为人，深深感染了我，教学之余，我常常想着，两位老同志又去哪一站了，杨滨老师脚上的骨刺好些了吗？之后我了解到，她俩都是1938年在延安入党的，都是延安时期的老校长。文革后期，受到严重破坏的教育亟待恢复，为此，1977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与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提出：“要健全教育部的机构。要找一些四十岁左右的人，天天到学校里去跑……要像下连队当兵一样，下去当‘学生’，到班里听听课，了解情况，监督计划、政策等的执行，然后回来报告。这样才能使情况反映得快，问题解决得快。可以先跑重点大学，跑重点中学、小学。这些就是具体措施，不能只讲空话。”于是，1978年初，在王震副总理的建议和点名下，王季青、苏灵扬、姚文、杨滨四位延安时期就从事教育的老同志来到教育部任巡视员。王季青是王震夫人，延安时期三五九旅家属学校校长、建国后北京女八中（现为鲁迅中学）校长；苏灵扬是周扬的夫人，《晋察冀日报》社编辑、北师大女附中校长；杨滨延安时在绥德师范任党支部书记兼教员时就是齐心的级任老师，她从“抗大”、陕北公学起，直至建国后的北京女一中、北京四中黨支部书记兼校长，40余年的革命生涯全都贡献给了教育事业；姚文，曾在延安中央组织部训练班、中央党校、女大从事教育工作，建国后曾任北京市教育局、市第六女中视导员、书记、校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宣传部副部长等职，战争年代就在陇东报社、《晋察日报》长期当战地记者、编辑，直至《人民日报》记者、编辑、社党委办公室主任。我光知道两位巡视员是代表教育部来视察的，我不曾想到，她们是带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令脚踏实地考察教育、督导教育。也不曾知道，杨滨老师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与晁涌光、王季青、苏灵扬就被人们称为北京中学界的“四大校长”。姚文、杨滨两位老同志为基层带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教育的关注与支持，带来了教育改革的全新理念，带来了延安的精神和传统。
第二年秋日，杨滨又一次来到苏州，托人带信让我去她下榻的南园国宾馆。下班后，我如期前往。步入套间，只见办公桌上是翻开的书、书写得密密麻麻的簿册、削好的红蓝铅笔……杨滨老师招呼我坐下，取过几本厚厚的字典，打开，签上字，一边递给我一边说：“我总觉得应该送几本工具书。”我接过书，看着杨滨老师明显消瘦了不少的脸，感到这几本词典显得格外沉重。杨滨老师的先生时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党组书记，延安时期任绥德县委书记时，习仲勋时任绥德地委书记，正是他的上级。两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公干来苏，还特意给我们学校带上厚厚的书，实在让人感动。看着桌上的书和本子，面对两位延安走来的老前辈，我不忍打扰，竟没有与杨滨老师多交谈几句，多聆听她的教诲便匆匆告别。杨滨老师依在门上目送我上路，一抹斜阳的余晖照在她身上，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我最后一面见到尊敬的杨滨老师。这次分别后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她太累了，1981年5月27日，因癌症晚期，结束了年仅64岁的生命。
离开了杨滨老师更走近了您！
——您年轻时就从家乡滨州阳信县雷家乡前杨家村走出，考入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多次参加抗日救亡学生运动，1938年经八路军办事处介绍于2月到延安，3月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任延安女子大学教务处教育干事兼秘书，9月入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2月任中共三五九旅卫生队党支部副书记，1938年，一个21岁的滨州姑娘在延安留下了足以让家乡人骄傲的光辉足迹； ——1947年春延安保卫战打响后，您主动要求留在前方，参加支前、土改及收复区的复仇清算工作，您毅然将出生不到三个月襁褓中的儿子宋心鲁放在老乡家，直至解放初期才领回；
——1980年您赴美欧教育考察，到法国、联邦德国、美国等国考察了几十所大中小学，回国后与他人合写的考察观感《他山之石》，发表在1981年第二期《人民教育》杂志上，对当时的普通教育改革起了指导和推动作用，原来您来我们学校寻找建国前的国外课本时就有了研究国外教育的动议；
——您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临终前半年多的日子里，您全然不顾自己的健康，坚持到四川、湖北调查贯彻全国师范工作会议精神的落实情况，竟病倒在半路上，回京后被诊断为肝癌晚期；
——您一直召集人员到您病床前谈工作，从不顾问自己的病情，惟有一次，当王季青和齐心陪同吴阶平院长来看望，回忆起延安的生活，谈到延安老区同志反映延安地区生活状况仍很贫苦，民办学校的教师无法转正，不能按时拿到工资时，您突然转向吴阶平大夫问：“我的病还能治好吗？吴大夫，请您一定想想办法，您听到了，还有好多事等着我们去做啊！”
国家教育部撰写的悼词中称誉您为“终生从事教育事业的优秀教育家”，您的追悼会上，200多位您当年在延安的学生从各地赶到北京八宝山为您送行……
——您在生命的晚期还考察了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教育工作，您的心中唯独没有自己，诚如赵朴初先生1981年6月4日在《人民教育家杨滨同志挽辞》中所写：“病中无一语，言及自身者，所思惟教育”“鞠躬以尽瘁，死而后已也”“人民教育家，宜为世所法”。
离开了苏州十中，您热情推介苏州十中语文教改的做法。您向东北师范大学附中介绍苏州十中，您在赠书中寄语十中的师生。
在东北师大附中语文教育研讨会上，我们联系上了华东师大附中，参与“初中三年语文基本过关”的实验。归途中，年过半百的老教师钱振邦突然发病，附一院的救护车在苏州火车站接站，胃出血的钱老师在担架上向校长请命：“我要上试点班！”
回校后，我與同事一心扑在初中语文试点班的工作上。两个试点班在初二结束，用当年苏州市中考试卷考核，送市里统一阅卷，我们初二学生的平均分比全市中考语文平均分高14分。路漫漫其修远兮，试点还在进行，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教学改革的路很长，我们想再积累一些经验，再攻克一些难关，多带一些问题向敬爱的杨滨老师求教，然而，怎能相信，杨滨老师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
……
2019年初，我又一次与杨滨老校长在苏州教研部门退休的侄子宋心初先生会面，并相约了当年开课的秦兆基老师，杨滨老校长当年听课后就让当教研员的侄子与秦老师多交流。年届八旬的宋先生打开纸包，里面是刊登纪念杨滨专稿的《人民教育》杂志以及我回忆杨滨老师文章的剪报。几位老人又一次缅怀从延安来的老校长。宋心初先生告诉我们，她的堂弟、战争年代寄养在老乡家的杨滨之子宋心鲁，后来出任联合国高级官员，他将多年积蓄捐给杨滨担任过校长、也是心鲁的母校北京四中，建立“杨滨教育基金”奖励优秀教师和学生。
杨滨同志带来的是延安精神，杨滨同志传承的是为教育献身的精神！
杨滨同志，延安来的老校长，教育战线的标杆，红色基因的传承人！
二
朋友，如果您没有记住欧阳儒秋这个名字的话，您是否记得影片《月亮湾笑声》中的兰花妈、《巴山夜雨》中那位深情、刚强的子弟兵母亲。再远一点，是老一辈人心目中的形象，欧阳儒秋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东北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新中国早期那些有影响的影片，如《光芒万丈》《赵一曼》中都担任过角色。这就是欧阳儒秋，100年前诞生在萧县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电影教学家欧阳儒秋。
我有幸与欧阳儒秋见过面，相处了整整一天美好的时光。
那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影片《月亮湾的笑声》在苏州东山拍摄，我曾专程去拜访该片副导演、赵丹的长子赵矛。经赵矛介绍，我认识了饰演兰花妈一角的欧阳儒秋，在戏中是仲星火的老伴。当欧阳儒秋得知我所任教的苏州十中其前身正是她寻找已久的母校振华女中时，当即约定，拍好戏专程回访母校。银杏叶铺满校园小道，欧阳儒秋一袭浅黄色的长风衣，轩昂地站在了离别了40余年的母校，站在了依然巍峨挺拔、玲珑多姿的端云峰前。
欧阳儒秋告诉我，她从老家萧县走出，在振华女中上过一段学后又转徐州读书。抗战爆发后，高中还没有毕业的她成了一名抗日战士，在抗敌演剧队演出《壮丁》《八百壮士》等抗日戏剧。当年去延安时途径武汉北上，国民党查得很紧，她舅在国民党内任要职，她说，人生就这么一步，她没有去投靠在武汉的舅，毅然突破封锁，北上奔赴延安。说这一切，语气依然平淡，而眼中始终闪烁着坚毅的光。她是1941年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实验剧团任演员的。
欧阳儒秋说，在延安，他们演出《夫妻识字》，演出《血泪仇》。面对这位为毛主席、朱总司令演过戏，1945年在延安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我肃然起敬。而这一切，欧阳儒秋在与学生的见面会上只字未提。
同学们好奇地围着欧阳儒秋，光知道面前这位慈祥而又坚毅的老奶奶是电影演员，在刚刚拍摄结束的电影《月亮湾的笑声》中扮演兰花妈，却并不知道她是新中国第一代电影演员，更不知道她曾导演过苏联译制片《被开垦的处女地》《顿巴斯矿工》《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而这些片子的名字对我们父辈来说都是如雷灌耳。欧阳儒秋也只说她现在在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当老师，却并不告知，她1955年入中央党校学习后，1956年北京电影学院成立即在电影学院表演系任教。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重建，担任学院领导小组成员，全面主持表演系工作。
在西花园寻觅年少时的足迹，在办公楼讲述从事表演艺术的体验，课堂里聆听孩子们琅琅的书声，伟绩碑前和师生们留下珍贵的合影……一天的时间就这么仓促，我们分坐两辆三轮车直赶火车站，深秋的寒风中，站台并不明朗的灯光下，老人向我一招手转身跨上车厢。寒风中，留下的背影成了我永恒的记忆，透过这飘飞的白发，飘飞的长风衣，一双慈祥而又坚毅的眼睛让人难忘。
之后的市报刊登了我撰写的《兰花妈回娘家》，而这，也正是这位跨出了中学门就奔赴抗战前沿的老战士，这位投身革命文艺一辈子的老艺术家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回娘家。
欧阳儒秋的平易近人让人难忘，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我问：“欧阳老师，您先生……”“死了，《上甘岭》导演。”在之后的日子里，我才知晓，她的丈夫沙蒙是新中国早期著名导演，史诗式战争片《上甘岭》的导演，曾在影片《夜半歌声》《十字街头》中演角色，1944年后任延安鲁艺教员，实验剧团团员，正是在延安时期，他们俩结成伉俪，新中国成立前夕，夫妻双双一起来到长春，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顶梁柱。这一时期，沙蒙担任影片《赵一曼》《上饶集中营》《上甘岭》导演，1957年错划为右派，1964年英年早逝。正是这条硬汉子，是他请了乔羽，乔羽请了郭兰英，唱响了“一条大河”。在一次采访问及中国最好的导演时，这位一直低调的老太太的回答是：“我的丈夫！”她的回答一如既往地干净，利落，坚毅。
欧阳儒秋生于1918年10月，回母校那一年当已60岁了。
2007年12月27日，著名表演艺术家、电影教学家欧阳儒秋因病逝世，享年89岁，她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她在电影《光芒万丈》《赵一曼》《葡萄熟了的时候》《巴山夜雨》《月亮湾的笑声》以及电影剧《金午》《母亲》中饰演性格各异的老年妇女，尤其因《巴山夜雨》子弟兵母亲的形象，1981年获得了首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女配角集体奖。一代老太太已离我们而去，她的银幕形象永放光辉。
安徽萧县、苏州、徐州、延安、长春、北京……她把生命的足迹留给坚实的大地……
——选自《苏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