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4岁从印尼回国，曾任摄影记者。“文革”、高考、改革开放都是他54年来镜头里的故事
　　顾城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而摄影师翁乃强则用这样一双眼睛，来寻找时代的印记。
　　现年81岁的翁乃强，已背着照相机打量这个世界逾半个世纪。双腿由于常年负重行走，有些变形。“年轻的时候，我到哪儿都背着3个相机，拍黑白的、彩色的、120大片子的，加起来好几十斤。当年毛主席坐着检阅车从劳动文化宫出来，沿着长安街走，我就在后面追，一直到北京饭店，最后跑到胃痉挛，蹲在地上动不了。但那个时刻太重要了，群众高涨的热情感染了我。‘拼命了’，我心里想，于是站起来继续追，直到毛主席回到天安门城楼上。”
　　翁乃强拂开茶几上数沓厚厚的胶卷底片，翻开一本名为《彩色的中国》的书，里面是他早年拍摄的老照片。配着一句“跨越30年的影像历史”的提示语，新中国成立后的重大历史时刻一幕幕还原：“文革”、打倒“四人帮”“高考”“改革开放”……许多不曾公开的照片和故事慢慢揭开，这也是翁乃强的人生轨迹和缩影。
　　“马虎进食”换来珍贵照片
　　《环球人物》记者跟翁乃强的交谈始于一顿午饭，准确点说，是一碗面。他吃面很快，筷子起落间，一碗热气腾腾的面便一根不剩，只留下一碗清汤。“你慢慢吃，不用急，一般跟人吃饭都是我等人。”说话时，他的眼睛一直盯着进出顾客。
　　“吃这么快是为了找题材？”记者打趣。
　　“职业病了。”翁乃强收回眼神笑道，“人家说我吃东西囫囵吞枣，可当摄影师就是要吃得快，因为很难说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赶上了就要马上过去拍照。我当摄影记者的时候，从来不吃有骨头的菜，因为剔骨头麻烦，嚼两下就能吞进肚子里的食物是最好的，吃完就走。”正是这种“马虎进食”的习惯，换来他的无数独家又珍贵的照片。
　　虔诚与热情，真纯与狂热，压抑与冲动，沉默与暴力，在翁乃强的照片里，那个特殊年代的氛围、声音和情调被刻画得淋漓尽致。艺术家三宝评价道：“好像有一股力量要把你拽向时间的黑洞，你仿佛又重新摸到了那些历史的痕迹。那山呼海啸般的呼喊声，那一片片绿色的军装，那一张张亢奋的脸庞……让人产生一种梦幻的现实感，仿佛看到某种历史的真实。”这些照片集结成册，便有了《彩色的中国》。
　　书中的第一张照片，名为《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是翁乃强的成名作。这张照片用色夸张、对比鲜明，整版几乎被大红与蔚蓝平分。细看去，红色的是天安门城墙，蔚蓝的是晴天，城楼上两边红旗招展，毛泽东在城角手举军帽向城楼下欢呼的群众致意，看上去就像在船头指挥航行，故得此名。翁乃强盯着这张照片回忆道：“1966年8月18日，密密麻麻的群众，每个人都高举着红宝书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也脱帽回应‘人民万岁’。红墙、白云、蓝天，领袖与群众，看着这一幕，我的手便不自觉地往快门上按了下去。没有构思，只能说是情之所至。”
　　翁乃强的第一张照片，则要追溯到他28岁的时候。那年，他还是《人民中国》杂志的一名小记者，组长给他分派了一项任务：去积水潭给一位大夫拍照。这组名为《积水潭医生》的照片刊登出来后，标志着翁乃强正式“入行”。往后，他的摄影之路便一发不可收了。
　　拍照不是当导演
　　在翁乃强的书房里，除了照片，就是底片，但不论怎么找，也找不到他自己的肖像照。他说：“我长得不好看，也没有劳动人民伟大，不值得拍。”
　　“别人想给您拍，也怕班门弄斧。”
　　“不要摆拍就行。”翁乃强笑道，“以前，我的老师叶浅予最讨厌摆拍，人家给他拍照，让他坐这坐那，他就不高兴了，他说你们干吗呢，事儿这么多。不要去摆布人、导演人，要自然流露。我们那时候的农民，下田劳作穿得破烂，记者就不拍，非让他们换的确良的新衣服下水田，日本人一看就说是假的，哪有穿新衣服种地的？照片是有内涵的，要让读者从中读到时代的真实故事。”
　　上世纪50年代，中国推行“乒乓外交”，在日本国际乒乓球赛后，中国队邀请了多国乒乓运动员来华访问，唯独没有美国。这引起了翁乃强的注意。“后来，美国有个叫科恩的乒乓球运动员上错了车，庄则栋正好在车上，科恩便跟他搭讪起来。這则消息传到了毛主席耳中，他决定邀请科恩，这是修复中美关系的重要举措，‘小球转动了大球’。”美国队抵京时，翁乃强前往拍摄。在清华大学，他拍下科恩与校长钱伟长交谈的画面。此后，中美故事不断，先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与毛泽东一起在天安门观礼，再是基辛格秘密访华，后来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直至中美建交。
　　翁乃强抽出一组模糊的黑白照，那是1977年在北京举行的一场球赛，看台上人声鼎沸，纷纷朝着入场口挥动双手，如果不细看，很难发现从那里走出的一个人。“当时球赛已经结束，看台却突然骚动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感觉有大事要发生，立马拍了照，连光线也没调整，所以照片很模糊。结果是什么？邓小平复出了，入场口走进来的那个人正是他。这就是历史的瞬间。所以别看一张照片里的画面是小事，它能提供很多信息，要细心敏锐地抓住它。”
　　看着如今强大的中国，翁乃强在欣慰之余又心生忧虑：“拜金主义、‘向钱看’多了。”他拿起过去拍摄的农民照片说，“他们修水渠、造农田，到地里挖坑，在里面吃住，从不讲钱。荷兰纪录片导演伊文思说，只有中国才能做这样的事，才能这么勤劳勇敢、吃苦耐劳。不吃苦怎么行？不吃苦就要挨打。我也当过‘亡国奴’，日本人南侵时我就在印尼。上学时，学校里每天早晨都要排队，对着东方唱日本国歌《君之代》，然后敬礼，不然就打你、踢你，我挨了不少打！中国不正是通过吃苦耐劳改变了这种情况吗？要自强不息！”
　　“强儿存阅，为人民服务”
　　翁乃强看着窗外，阳台上有着印尼风情的风铃随风轻响。他从书柜里拿出一本白封皮的画册，翻开画册，首页写着一行字：“强儿存阅，为人民服务。”
　　“这是我从印尼回国时，爸爸送给我的画册。他知道我爱画画，希望我回国后学以致用，报效祖国。”翁乃强轻轻说道。
　　翁乃强的父母是福建人，随着南洋潮跑到印尼谋生，开了家照相馆，这是翁乃强摄影起步的地方。“爸爸很爱国，虽然家在印尼，抗战时仍为祖国捐款，因此被日军抓到集中营，差点没死掉。集中营的门很大，门上还有一个小门，妈妈带我去探监时，爸爸就露出一个脑袋来看我。”他拿出一张照片，那是他的全家福，背景是家中大门，贴着“大日本军接收”的封条，“日军把我家封了，把我们赶跑了”。
　　15岁回国前，翁乃强一直在印尼的一所进步华侨学校念书。“那里有很多地下党，鼓励我们回国，我两个哥哥先后回国。新中国成立后，爸爸让我回国建设。我跟一群同学乘船回国时，正值抗美援朝，好多华侨在船上发起捐款，把携带的首饰、药品都捐了，我也把外婆送我的金戒指捐了出去，上面还刻着我的名字。”
　　“那时候没有几个国家承认新中国，我们坐的是一艘荷兰船，船到香港公海便不能行驶，等中国的船把我们带回去。到了新加坡，我们老远就听到港口有汽车‘滴滴答答’的声音，可他们就是不让我们进港。直到来了一艘叫‘石门轮’的中国船，才将我们沿着珠江带走。”
　　在翁乃强的记忆里，那时候的北京还是老北京，天安门小小的，城楼上还长着树和草，墙也是裂开的。“没有漂亮的灯光和大厦，也没有那么多人。有轨电车在前门‘咣当咣当’都要散架了。”他笑道，“当时的北京什么都没有，现在的人哪儿知道它到底什么样子？”他挑出两张在北京同一地点、不同时期拍摄的照片说：“旧照是资料，新照是我后来拍的。看金鱼胡同的新旧对比，这个房子原本是个酒店，现在拆了；黄包车变成了小轿车；小辫子也变成了各式发型。”
　　看着照片上的时代变迁，翁乃强深切地体会到中国的发展，更坚定了自己工作的意义：“把我看见的拍下来，留存下来，让后世了解这段历史。把‘记录时代’定为我一生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