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0日，阿根廷女总统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卸任。她与继任者马克里爆发了口水仗，并拒绝出席马克里的就职典礼。这一幕，让人联想起40年前阿根廷女总统庇隆夫人的黯然退场。
　　阿根廷前总统胡安·庇隆一生有3位夫人，第一位叫迪松，是庇隆的贤内助，庇隆曾称与她在一起的时光最令人怀念，可惜她1942年患癌症病逝;第二位叫艾薇塔，也就是电影《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女主人公的原型，她辅助庇隆于1946年登上总统宝座，但1952年患白血病去世;第三位叫伊莎贝尔，她在庇隆去世后接任总统，是世界首位女总统。
　　伊莎贝尔的总统任期只有两年，却饱受争议。她奉行庇隆主义，有心建设一个民主富强的阿根廷，却被扯进反复无常的历史漩涡。罢工、通货膨胀、暗杀等不断出现。批评家们称，在她当政的两年间，以民粹主义为基础、反对暴力法西斯主义的庇隆主义在倒退，只剩下专制与暴政。最终，她的政府在1976年被军人集团推翻，她被监禁5年后，流亡西班牙。
　　从舞女到庇隆夫人
　　在遇上庇隆之前，伊莎贝尔只是一名普通的舞女。1931年，她出生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西北部拉里奥哈省一个银行职员家庭，原名玛丽亚·马丁内斯。由于受家庭条件限制，加上7岁时父亲去世，玛丽亚只读到了小学。但她喜欢音乐和舞蹈，从小的梦想是做一名舞蹈演员。20岁那年，她被塞万提斯国家芭蕾舞剧团看中，开始了舞蹈生涯，并给自己取了个艺名——伊莎贝尔。
　　1956年初，伊莎贝尔随团辗转中美洲多国演出。她跳舞自成一派，在团里小有名气。在巴拿马一家夜总会演出时，庇隆注意到了舞姿出众的她。当时，庇隆政府刚被军人集团发动的政变推翻，流落海外，第二任妻子艾薇塔已去世4年，正处在孤独、寂寞之中。伊莎贝尔燃起了他对生活的热情。他几乎每天都去夜总会看歌舞，只为与伊莎贝尔相见。两人很快熟络起来。
　　伊莎贝尔爱上了庇隆。她放弃了舞蹈梦想，留在巴拿马追随庇隆，给他当秘书，打印书稿，整理文件，有时还充当信使。但这样的生活没几天，因为美洲国家总统会议要在巴拿马举行，身为“敏感人物”的庇隆被迫离开，转往尼加拉瓜、委内瑞拉等国。
　　这期间，阿根廷军政府派杀手一路追杀，庇隆的流亡之旅凶险频现。但伊莎贝尔一直追随着他。1960年1月，两人到了西班牙，在独裁者弗朗哥保护下暂时安定下来。第二年，30岁的伊莎贝尔嫁给了66岁的庇隆。
　　被丈夫扶上高位
　　作为庇隆夫人，伊莎贝尔开始涉足政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阿根廷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剧烈，民众对执政当局不满。庇隆看到了自己的机遇，让伊莎贝尔回国联络各方势力，为其重返阿根廷铺路。
　　在民意压力下，军政府宣布于1973年恢复宪政，但不准庇隆参选。这一年3月，庇隆的忠实拥护者坎波拉当选总统。6月，庇隆回到阿根廷。一个月后，坎波拉辞职，以便让庇隆参加9月的再度大选。伊莎贝尔以庇隆竞选伙伴的身份伴随左右。在决定副总统人选时，庇隆选择了她。当时庇隆认为，国内左右两派势均力敌，无论选哪派的人当副总统，都会惹来另一派不满，不如让伊莎贝尔出马，一碗水能端平。9月23日，庇隆毫无悬念地当选总统，随后，伊莎贝尔也顺利当选副总统。
　　在阿根廷，副总统一职本无太多实权，但78岁的庇隆年迈体衰，患有支气管炎、心脏病、血液循环系统不畅等疾病，大多数时间无法在办公室办公，公务基本由伊莎贝尔处理。1974年6月，庇隆染上流感，引发心脏病，病情危急。
　　当时，伊莎贝尔正在欧洲访问，得到丈夫病危的密电后，火速回国。她知道，这不仅是赶回去见丈夫最后一面，还有更大的事要办。见面时，庇隆已是奄奄一息。根据阿根廷宪法，在总统生病、死亡等情况下，行政大权由副总统行使。庇隆决定在死前将权力交到妻子手中。于是，他召集了一场秘密会议，在各部部长、三军司令和最高法院院长见证下，签署了移交总统权力的证书。看到伊莎贝尔宣誓就任总统，庇隆在7月1日放心地咽了气。
　　一周后，伊莎贝尔出现在首都大教堂。她穿着一身黑色的丧服，依旧是娇小的身材，唱诗班男童般的短发。不同的是，她身上佩戴着蓝白两色总统绶带，手中握着胡桃木权杖，十分自信地向民众挥手。人群中爆发出欢呼声，人们把对庇隆的崇拜转到了她身上，对她的执政充满期待。

　　极右势力的傀儡
　　庇隆留给伊莎贝尔一个总统宝座，也留给她一副烂摊子。那是阿根廷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左右两派势力分歧越来越大。伊莎贝尔执政后的15个月，两方相互残杀，政治暴力升级，银行、饭馆、公共汽车上……任何地点都有可能成为他们半夜火并的场所。而在国际石油危机的影响下，通货膨胀暴增，国内投资减少，外债增加，经济也陷入崩溃之中。 　　虽然伊莎贝尔在从政路上展现出女强人的一面，但艺人出身的她，毕竟缺乏政治见识。她说：“凡是庇隆认为合适的，我也认为是合适的。”除了完全奉行丈夫所实行的所有政策，她也拿不出别的办法。她渴望有所作为，又缺乏能力，这让她倒向了极右势力领导者雷加。
　　伊莎贝尔与雷加是旧相识。1965年，她作为庇隆的代表回到阿根廷，结识了当时还是一名警察的雷加。两人都对占星术十分感兴趣，又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相见恨晚，相交甚厚。雷加后来跟着伊莎贝尔到了西班牙，成为庇隆的私人秘书。
　　庇隆当总统后，任命雷加为社会福利部部长。雷加利用这一职务，在身边聚集了大量极右分子，并建立了一个以反对阿根廷共产党为目标的非法组织3A党。
　　在伊莎贝尔执政两年间，雷加把持政府。伊莎贝尔成了雷加的“一粒棋子”。她曾签署一个法令，允许“采取包括军事措施在内的一切手段消灭所有潜在颠覆分子”。这成了雷加铲除异己的尚方宝剑。3A党在这段时期也由非法组织渐渐合法化，甚至得到了国家资金支持。他们大开杀戒，两年内杀害了2000多名异见者。
　　为稳定经济，伊莎贝尔换了几任经济部长，不断采取休克疗法，但通货膨胀还是无法抑制，一度达到700%，外债增加了75亿美元。1975年，又一位新经济部长上台，实施货币贬值政策，并提高燃料和电力的价格。这导致了阿根廷历史上第一次反庇隆主义政府的罢工游行，雷加被迫辞职，逃往西班牙。而反对声浪仍未止住，民众希望军队发动政变来结束乱局。媒体甚至公开倒数军事政变可能发生的日期。伊莎贝尔意识到情况不妙，想用提前大选来度过危机。但已来不及了。
　　1976年3月23日深夜，结束一天工作的伊莎贝尔为她的助手开了一个生日宴会，随后登上专用直升机离开总统府。但直升机没有将她带回总统官邸，而是降落在豪尔赫纽伯瑞国际机场附近的空军基地，在那里她被逮捕并监禁。军事政变的领袖和她谈了一夜，劝她辞职，但遭到她的拒绝。军政府未经任何审判，一直将她软禁在一所乡间小别墅里。
　　留下模糊的背影
　　伊莎贝尔虽然倒台，但她代表的庇隆主义，仍在民众中有一定影响力。如何消除她的余温？军政府开始“找茬儿”。他们指控伊莎贝尔曾于1975年将一张75万美元的受贿支票存入庇隆账户，而她是账户的唯一受益人，还指控伊莎贝尔将100万美元的善款用作私人用途。最终，这两项罪名成立，伊莎贝尔于1976年被判8年徒刑。被囚禁5年后，伊莎贝尔未再服刑，于1981年6月6日被假释。
　　伊莎贝尔选择到西班牙度过余生。她住在当年和庇隆在马德里的公寓中，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除了偶尔和朋友玩玩纸牌，几乎没有任何交际活动。
　　但是，麻烦还远远没有结束。
　　近些年，阿根廷政府对军事独裁时期侵犯人权行为的调查，延伸到了1976年政变前。也就是说，伊莎贝尔执政时期雷加等人所干的那些恐怖暗杀活动，也要把账算在她头上。前总统基什内尔就是在那个时期两度被捕入狱，他一直主张对当年的案件展开深入调查：“在历史事实面前，任何人都不会享有豁免和特赦。”
　　2007年1月，阿根廷地方法院向国际刑警组织提交国际通缉令，以反人权罪要求逮捕伊莎贝尔。她被指控对一名叫加列戈的学生遭秘密绑架并失踪事件负责，因为有关法令是她签署的。通缉令发出后，伊莎贝尔一度被捕。考虑到她已76岁高龄，西班牙政府允许她保释。尽管阿根廷启动了引渡程序，但由于伊莎贝尔拥有阿根廷与西班牙的双重国籍，该程序十分复杂。至今，此案还没有明确的结果。
　　从一名舞女到一国总统，从总统到阶下囚，伊莎贝尔的故事成了一出经典的悲喜剧。她原想如艾薇塔一样，做个受人爱戴的第一夫人，但历史将她匆忙间推上前台。几十年过去了，她在阿根廷的历史上留下一个模糊而尴尬的背影。她是女强人吗？论她的地位和权力自然无可非议;但她又在命运颠簸中显得那么脆弱，只是一个强作镇定的女人。人们在回忆起伊莎贝尔时，除了她标志性的波波头、小身材，还能想起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