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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必须坚定地走“内生性循环”之路，做大本土市场，做强本土企业，像当年的美国一样，依靠中国国民收入倍增、消费升级，来培育和养活中国自己的高端制造产业链，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循环向上、生生不息。
一个四年前的传闻在最近得到证實。不久前，运动服装巨头阿迪达斯决定关闭其在华唯一一家直属工厂，迁往东南亚。这家工厂位于苏州工业园，是阿迪达斯集团100％的全资子公司。它的离去，或将牵涉到中国300家代工厂的生存。
这并非个例。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中国2011年全年實际使用外资(FDI)同比增长9.72％，而在2010年，这一数据为17.4％。2012年7月，中国接受外商直接投资年比下降8.7％，而6月FDI下降幅度为6.9％。中国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中国银行系统的外汇占款余额减少了38亿元。外国资本撤离中国正在加速。
在中国逐渐成为各品牌销售的重要市场的同时，中国制造正从各品牌制造商中逐渐退出。
金融危机以来，制造业重新成为各国争抢的香饽饽。在这场争夺制造业的竞赛中，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中国制造将走向何方?
外资撤离是“大转移和大转型”的信号
阿迪达斯集团总部位于德国赫佐格奥拉赫地区，其近些年来在中国不断扩张，仅去年就在中国新开1175家分店，目前拥有6700个销售点。公司此前表示，阿迪达斯集团将继续进行投资，希望2012年能够在中国创造新的销售纪录。目前阿迪达斯集团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超过10亿欧元，市场占有率位列第二。
即便如此，阿迪达斯仍然选择撤离中国。中国服装协会秘书长王茁指出，“在中国劳动力价值、生产成本、周边成本不断上涨的趋势下，像阿迪达斯这样国际化运作的企业选择东南亚一些用工成本较低的国家建厂是符合国际大环境和企业需求的。”
鉴于纺织服装业是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像阿迪达斯、耐克、彪马等服装企业对于劳动力成本都是比较敏感的，在压缩成本方面更看重人工成本，一般企业会把劳动力成本控制在20％至30％之间。王茁介绍，只有在低成本的环境下阿迪达斯这类企业才能有竞争力。“你可以看到在过去的20、30年，阿迪和耐克的生产基地就像候鸟一样，根据各地生产成本的变化，不断地关闭和迁移”。
阿迪达斯的生产基地最早设立在欧洲，随后转战至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日本，然后是韩国和中国台湾，然后又是中国，经历了候鸟一样的迁徙路径，“如今随着中国用工成本的上升，他们的工厂又将转至柬埔寨、越南、孟加拉等东南亚国家”。
据统计，以制造业人员平均工资为例，目前越南大约是每月1000元人民币，印度大概是600元，而中国东部沿海已经达到2500元至3000元。典型案例是，中国一度是耐克品牌最大的全球制造基地，生产了40％的耐克鞋，但目前越南超过中国成为耐克最大生产基地。
出于成本考虑，目前，Clarks、K-Swiss、Bakers等国际鞋业巨头已纷纷增设在越南、印尼的生产线。今年6月份，包括著名的天虹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在内的13个中国的纺织公司向印度尼西亚派遣代表，寻找合适的建厂地点。
体育产业独立评论人马岗表示，这是一个“大转移和大转型”的信号，阿迪达斯在这个节点宣布撤出，是市场的规律和产业的周期所致。“人口红利时代的结束，使得服装加工类的企业都面临转型选择，ODM(原始设计制造)是中国最有基础和最为實际的一个选择。”
“中国再也不是几年前人工成本低廉的国家了。”一位业内人士如是感叹。
代工企业是时候思考今后的出路了
阿迪达斯们可以为寻找成本更低的代工抽身而去，但被迫“断粮”的中国代工厂们却身陷窘境。在此次被终止合同的300家代工厂中，有些工厂100％的产能都依附于阿迪达斯，基本没有接触其他客户，如果短期内找不到新订单，只有关厂一条路。
事實上，遭遇大品牌代工之痛的不仅仅是阿迪达斯的300家代工厂，订单主动或被动外流正导致越来越多的代工企业面临倒闭的风险。代工相对密集的“珠三角”地区，正在受到这样的冲击。
杭州一家飞利浦代工起家的灯具企业就正面临自成立以来的最大危机。企业连年来代工情况逐步恶化，随着飞利浦订单的萎缩，该公司的出口量进一步下降，今年上半年出口量只有117万美元，仅为2010年同期的4％。
凡客总裁陈年日前也表示自己发现有些企业的未来布局正悄然发生变化——2015年左右会把50％的产能都搬到越南去，20％以上去印度或斯里兰卡，中国剩下不足30％。
业内人士认为，伴随着经济持续发展，人口、资源、环境等都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市场无法再延续低廉成本优势，而国内代工厂如果无法借此机会转型成功，就必然要面临来势凶猛的倒闭危机。对代工厂商们而言，能与大品牌合作并进行专门的服务是不可多得的“依山傍水”，但事實证明，那不是山也不是水，只是一棵树，也有倒的时候。
发达国家将重构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奥巴马总统以及许多美国企业家，都在呼吁要“重新回归制造业”，并宣称未来20年将通过发展高端制造业，重构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他们开出的药方是：由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化制造武装美国企业，以使美国制造可以和中国劳工竞争。
受欧债危机影响，欧盟区成员国在紧迫形势下就“再工业化”也正在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塔加尼最近说，欧洲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要把这次危机转化成机遇，就必须重振欧洲工业，因为工业是實体经济的主要贡献者。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杨建文认为，发达国家终于搞明白了，高新技术和金融虽然能赚钱，但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而且门槛较高，因此广大的社会中下层难以从经济发展中获益，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失业率高，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与动荡。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外包”的全球化分工，也逐渐显露弊端。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生产虽然造就了“世界工厂”，但低工资运行的模式越来越走不下去了，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凸显。
“外包”模式同时激化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矛盾，提高收入成为各国民众的共同诉求。但是，受制于人力成本的限制，发达国家显然不可能重新拿回那些“低利润环节的制造业”，他们必须继续“向高端进军”，通过颠覆性的技术革新，把那些流失的传统制造业“抢回来”。 “这将对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形成围堵之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在此前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欧美等国正在借“再工业化”重新搭起贸易壁垒，并且通过碳税、劳工标准、社会责任等规则，重夺国际产业竞争主导权。
他认为，前有发达国家抢占高端制造业，后有新兴国家承接中低端制造业转移，“中国制造”长期依赖的低成本的比较优势逐步削弱，新的竞争优势却尚未形成。
中国制造向何处去?
国内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公司已经宣布，将在3年内启用100万台工业机器人，主要目的是用于控制成本。据分析，富士康目前使用的“低端机器人”——机械臂，每个成本在10万元人民币以上，这种机械臂能够24小时连续工作，工作时间是普通工人的三倍。按照富士康普通工人年薪约为3万元－4万元算，机械臂的成本，相当于雇用三个普通工人一年的成本，这样一年就可以收回成本，之后就能创造利润。
“中国要成为制造业王国，成败之举在于把人口红利变为头脑红利。”郭台铭公开表示，随着机器人的投产使用，人力将被转移到更高的附加值上，那些不喜欢枯燥劳作的80后、90后年轻员工，会去学习操控机器人软件、应用和维修，并变为机器人的应用工程师和软件工程师。
美欧“再工业化”以及智能机器人的应用，已经发出信号，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处于大爆发的前夜。
在这一大转型的历史时刻，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如果赶不上，其经济崛起进程很可能被中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贾根良认为，中国必须下定决心自主研发核心和关键性技术，不能寄希望于依靠别人，要利用好庞大的国内市场，让它成为中国自主技术和产业得以孵化的土壤。
他表示，“基于此，我们必须要摆脱目前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的控制，通过建立独立自主的产业链高端环节，打造国家产业价值链。”
“金融危机前的全球化分工是畸形的，落實到中国就是，农村生产补贴城市，城市生产补贴老外”，经济学家李才元说，如今，美欧的“再工业化”战略，本身就意味着要“关起门来扶植和培育自己的新兴产业”，各种类型的市场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发生是必然的，美欧的高科技很难换得来，中国对此应有清醒认识。
李才元认为，中国必须坚定地走“内生性循环”之路，做大本土市场，做强本土企业，像当年的美国一样，依靠中国国民收入倍增、消费升级，来培育和养活中国自己的高端制造产业链，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循环向上、生生不息。
一个四年前的传闻在最近得到证實。不久前，运动服装巨头阿迪达斯决定关闭其在华唯一一家直属工厂，迁往东南亚。这家工厂位于苏州工业园，是阿迪达斯集团100％的全资子公司。它的离去，或将牵涉到中国300家代工厂的生存。
这并非个例。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中国2011年全年實际使用外资(FDI)同比增长9.72％，而在2010年，这一数据为17.4％。2012年7月，中国接受外商直接投资年比下降8.7％，而6月FDI下降幅度为6.9％。中国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中国银行系统的外汇占款余额减少了38亿元。外国资本撤离中国正在加速。
在中国逐渐成为各品牌销售的重要市场的同时，中国制造正从各品牌制造商中逐渐退出。
金融危机以来，制造业重新成为各国争抢的香饽饽。在这场争夺制造业的竞赛中，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中国制造将走向何方?
外资撤离是“大转移和大转型”的信号
阿迪达斯集团总部位于德国赫佐格奥拉赫地区，其近些年来在中国不断扩张，仅去年就在中国新开1175家分店，目前拥有6700个销售点。公司此前表示，阿迪达斯集团将继续进行投资，希望2012年能够在中国创造新的销售纪录。目前阿迪达斯集团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超过10亿欧元，市场占有率位列第二。
即便如此，阿迪达斯仍然选择撤离中国。中国服装协会秘书长王茁指出，“在中国劳动力价值、生产成本、周边成本不断上涨的趋势下，像阿迪达斯这样国际化运作的企业选择东南亚一些用工成本较低的国家建厂是符合国际大环境和企业需求的。”
鉴于纺织服装业是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像阿迪达斯、耐克、彪马等服装企业对于劳动力成本都是比较敏感的，在压缩成本方面更看重人工成本，一般企业会把劳动力成本控制在20％至30％之间。王茁介绍，只有在低成本的环境下阿迪达斯这类企业才能有竞争力。“你可以看到在过去的20、30年，阿迪和耐克的生产基地就像候鸟一样，根据各地生产成本的变化，不断地关闭和迁移”。
阿迪达斯的生产基地最早设立在欧洲，随后转战至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日本，然后是韩国和中国台湾，然后又是中国，经历了候鸟一样的迁徙路径，“如今随着中国用工成本的上升，他们的工厂又将转至柬埔寨、越南、孟加拉等东南亚国家”。
据统计，以制造业人员平均工资为例，目前越南大约是每月1000元人民币，印度大概是600元，而中国东部沿海已经达到2500元至3000元。典型案例是，中国一度是耐克品牌最大的全球制造基地，生产了40％的耐克鞋，但目前越南超过中国成为耐克最大生产基地。
出于成本考虑，目前，Clarks、K-Swiss、Bakers等国际鞋业巨头已纷纷增设在越南、印尼的生产线。今年6月份，包括著名的天虹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在内的13个中国的纺织公司向印度尼西亚派遣代表，寻找合适的建厂地点。
体育产业独立评论人马岗表示，这是一个“大转移和大转型”的信号，阿迪达斯在这个节点宣布撤出，是市场的规律和产业的周期所致。“人口红利时代的结束，使得服装加工类的企业都面临转型选择，ODM(原始设计制造)是中国最有基础和最为實际的一个选择。”
“中国再也不是几年前人工成本低廉的国家了。”一位业内人士如是感叹。
代工企业是时候思考今后的出路了
阿迪达斯们可以为寻找成本更低的代工抽身而去，但被迫“断粮”的中国代工厂们却身陷窘境。在此次被终止合同的300家代工厂中，有些工厂100％的产能都依附于阿迪达斯，基本没有接触其他客户，如果短期内找不到新订单，只有关厂一条路。
事實上，遭遇大品牌代工之痛的不仅仅是阿迪达斯的300家代工厂，订单主动或被动外流正导致越来越多的代工企业面临倒闭的风险。代工相对密集的“珠三角”地区，正在受到这样的冲击。
杭州一家飞利浦代工起家的灯具企业就正面临自成立以来的最大危机。企业连年来代工情况逐步恶化，随着飞利浦订单的萎缩，该公司的出口量进一步下降，今年上半年出口量只有117万美元，仅为2010年同期的4％。
凡客总裁陈年日前也表示自己发现有些企业的未来布局正悄然发生变化——2015年左右会把50％的产能都搬到越南去，20％以上去印度或斯里兰卡，中国剩下不足30％。
业内人士认为，伴随着经济持续发展，人口、资源、环境等都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市场无法再延续低廉成本优势，而国内代工厂如果无法借此机会转型成功，就必然要面临来势凶猛的倒闭危机。对代工厂商们而言，能与大品牌合作并进行专门的服务是不可多得的“依山傍水”，但事實证明，那不是山也不是水，只是一棵树，也有倒的时候。
发达国家将重构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奥巴马总统以及许多美国企业家，都在呼吁要“重新回归制造业”，并宣称未来20年将通过发展高端制造业，重构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他们开出的药方是：由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化制造武装美国企业，以使美国制造可以和中国劳工竞争。
受欧债危机影响，欧盟区成员国在紧迫形势下就“再工业化”也正在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塔加尼最近说，欧洲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要把这次危机转化成机遇，就必须重振欧洲工业，因为工业是實体经济的主要贡献者。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杨建文认为，发达国家终于搞明白了，高新技术和金融虽然能赚钱，但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而且门槛较高，因此广大的社会中下层难以从经济发展中获益，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失业率高，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与动荡。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外包”的全球化分工，也逐渐显露弊端。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生产虽然造就了“世界工厂”，但低工资运行的模式越来越走不下去了，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凸显。
“外包”模式同时激化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矛盾，提高收入成为各国民众的共同诉求。但是，受制于人力成本的限制，发达国家显然不可能重新拿回那些“低利润环节的制造业”，他们必须继续“向高端进军”，通过颠覆性的技术革新，把那些流失的传统制造业“抢回来”。 “这将对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形成围堵之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在此前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欧美等国正在借“再工业化”重新搭起贸易壁垒，并且通过碳税、劳工标准、社会责任等规则，重夺国际产业竞争主导权。
他认为，前有发达国家抢占高端制造业，后有新兴国家承接中低端制造业转移，“中国制造”长期依赖的低成本的比较优势逐步削弱，新的竞争优势却尚未形成。
中国制造向何处去?
国内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公司已经宣布，将在3年内启用100万台工业机器人，主要目的是用于控制成本。据分析，富士康目前使用的“低端机器人”——机械臂，每个成本在10万元人民币以上，这种机械臂能够24小时连续工作，工作时间是普通工人的三倍。按照富士康普通工人年薪约为3万元－4万元算，机械臂的成本，相当于雇用三个普通工人一年的成本，这样一年就可以收回成本，之后就能创造利润。
“中国要成为制造业王国，成败之举在于把人口红利变为头脑红利。”郭台铭公开表示，随着机器人的投产使用，人力将被转移到更高的附加值上，那些不喜欢枯燥劳作的80后、90后年轻员工，会去学习操控机器人软件、应用和维修，并变为机器人的应用工程师和软件工程师。
美欧“再工业化”以及智能机器人的应用，已经发出信号，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处于大爆发的前夜。
在这一大转型的历史时刻，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如果赶不上，其经济崛起进程很可能被中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贾根良认为，中国必须下定决心自主研发核心和关键性技术，不能寄希望于依靠别人，要利用好庞大的国内市场，让它成为中国自主技术和产业得以孵化的土壤。
他表示，“基于此，我们必须要摆脱目前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的控制，通过建立独立自主的产业链高端环节，打造国家产业价值链。”
“金融危机前的全球化分工是畸形的，落實到中国就是，农村生产补贴城市，城市生产补贴老外”，经济学家李才元说，如今，美欧的“再工业化”战略，本身就意味着要“关起门来扶植和培育自己的新兴产业”，各种类型的市场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发生是必然的，美欧的高科技很难换得来，中国对此应有清醒认识。
李才元认为，中国必须坚定地走“内生性循环”之路，做大本土市场，做强本土企业，像当年的美国一样，依靠中国国民收入倍增、消费升级，来培育和养活中国自己的高端制造产业链，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循环向上、生生不息。